第一部 分生态系统的变迁

斯科特在其关于道义的研究中为东南亚小农塑造了一种规范体制，这种体制产生于他们的“存在环境”，包括生态环境、技术环境以及社会政治环境，这些“存在环境”决定了小农以生存理性组织其行为，进而形成了该地的“道义经济”的社会规范。斯科特的“存在环境”显然可以理解为一个整体性的生态系统。而吉尔茨则指出，应从“人类社会和文化明确界定”的文化生态角度考虑“殖民主义耕作系统”及其带来的技术改进对当地农业内卷化的影响。这启示我们在考察生态系统时不应仅仅考察自然环境直接与农民经济构成影响的层面，也要考察权力对自然资源的获取和支配以及近代农业技术与当地固有的环境与资源状况产生相互作用过程等层面。安富步和深尾叶子在研究近代东北经济时指出，东北地区近代空间的形成是一个近代要素介入并改变原有生态系统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不能仅仅被理解为该地地区自然环境的改变，而是一个政治、经济、自然、社会等诸方面要素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巨大“旋涡”, “被作为清代皇产而被保留下来的森林和马”等生态要素的存在构成了“近代满洲社会形成的背景”。多样要素相互促进并急速成长，以此为动力形成了20世纪初期满洲社会的变动。“严寒的冬季、大豆、长白山的阔叶林、蒙古马、土匪、华北移民的压力等要素各自独立且所引起的变化都不大。华北的移民在东北逐渐地增加，与华北同样的社会结构缓慢地形成。然而，铁路铺设这样的要素加入进来以后，情况完全改变了。马车的货运在全满盛行，将长白山的阔叶林广泛地连接起来，马车在冬季冻结的大地上飞驰，直接连接了铁路站和腹地，县城经济由此形成。铁路向港口往中国本部、日本、欧洲运输大豆，并换回了巨额的外汇。资金又反过来支持了铁路的修建，强化了权力，招引来了更多的移民。随着开垦区域的推进，大豆的生产随之被扩大。一个巨大的旋涡由此生成。无数的中国人、日本人、俄罗斯人投身其中，促使了漩涡急剧扩大。俄国作家深爱的 ‘林海’被大面积砍伐，森林中的生命被大量屠戮，标志漩涡的真正形成。近代的满洲也由此形成。”可见，东北地区农村社会近代化的过程亦可以理解为一场猛烈的生态变迁。该地社会经济的诸多要素都被囊括在这一生态系统中，并被卷入这场变迁的巨大“漩涡”之中。生态对于农民来说意味着可利用资源的变化。从这个角度出发，笔者将近代东北农民所处的生态系统划分为三个诠释农民与自然环境互动关系的层面来分别对其加以考察，即环境生态、权力生态和技术生态。环境生态所包含的是自然环境直接与农民经济构成影响的层面。近代东北地区的移民多来自该地区南部的山东和河北等省，如人地关系情况、地力情况、自然灾害情况等。所谓权力生态可以理解为权力对自然资源的获取和支配，是权力存在于一定生态系统中并确立以资源掌控为主的生态价值的行为系统。东北地区农民经济的变迁中，市场化与帝国主义因素一直是以往学者研究的重点。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两个问题不应割裂开来考虑。东北地区的资源流动虽然看似通过市场机制进行，实际上却从未超越权力的维系，市场机制在近代东北地区农村中扩张的过程，也是权力通过市场逐步深入获取资源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将上述问题从一个生态史的视角加以考察似乎更为恰当。技术生态则强调近代农业技术与当地固有的自然环境与资源状况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往的农业科技研究，多是仅仅考察某项技术在当地的推行情况，而笔者认为，从生态分析视角出发，探析近代技术的传播与当地资源、自然环境对近代技术的适应或承受的情况，对于本文研究的主题显然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