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当前，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既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时代推动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要求。本项目将致力于对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加以拓展和深化，旨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经验与借鉴。

一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时代推动力

20世纪以来，各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主体，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运用到本国实践，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在各自国家的不同形态和特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共产党相继创建了苏联、中国、越南、古巴、朝鲜、老挝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经济文化的实践道路，取得了辉煌，也经历了挫折，积累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虽然尚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在领导工人运动和其他社会运动的过程中，对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途径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促进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做出了努力，并能反观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对未来社会主义提出构想。总之，处于不同国度的共产党人一个多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探索，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贡献。

苏东剧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但无论执政还是非执政的共产党都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追求。以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越南、古巴、老挝和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经受住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格局大变动背景下的强烈震动，并在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中表现出色，经济增长率普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很多发达国家，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马克思主义与拉美地区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方兴未艾，对“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形成强烈冲击，为发展中国家寻求独立自主发展道路树立了样板。在当今资本主义陷入新的结构性危机，世界格局处于大变动、大调整的时刻，能否抓住历史机遇，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低谷，这是世界各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共同问题。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表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一般过程就是各民族国家寻求民族解放与国家发展的过程。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经受的诸多失败与挫折，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制度根本对立和矛盾运动的表现。各国各地区百年来的实践已证明，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发展仍然没有越出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基本规律。尽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历曲折后，尚未走出低谷，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始终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1]能够继续为当代人解决当代问题乃至后世问题提供基本的思想和方法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在各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历史进程具有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为此，总结20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探求苏东社会主义的兴衰、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因素的消长、拉美新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等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关系，不仅能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借鉴，而且有助于我们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新社会主义实践路径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明晰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探讨。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发展需求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科学指南。我们党的历代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问题。早在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苏共二十大给我们的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2]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中，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这些论述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会失去生命力。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4]胡锦涛同志也强调：“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同时，马克思主义只有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更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5]“应该尊重各国根据各自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6]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强调：“我们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享受尊严，‘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7]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实践层面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逐步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初期实际相结合，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实践中探索并回答了如何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如何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问题。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而根本的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世界和中国变化发展了的实际相结合，进一步探索并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社会主义本质论，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道路等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带领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治国理政新思想，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深刻回答了如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何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等问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

在新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业不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它一方面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自身的领导和执政能力，不断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际，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需要我们放眼于国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原苏东地区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古巴、朝鲜、老挝四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拉美地区与欧洲国家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历史进程中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借鉴，不仅有助于推动这一伟业的顺利前行，而且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三 弥补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的不足

目前，国内学界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十分稀缺。其中有两方面的原因。原因之一是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谨慎态度。赵康太等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比较研究》一书中指出：很长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概念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其本身就是国际主义理论，而“民族化”则易于被理解为民族性，甚至同民族主义画等号，“本土化”也易于被理解为地方性，同地方主义相提并论。[8]因此，在中国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前，学者们对此持谨慎态度，相关研究也难以展开。原因之二在于：从事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研究，不仅要具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还需要有其他学科知识，尤其是要具备国际视野、多种外语能力等条件，这样才能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指导下具体深入考察世界各国各地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创新，因此难度很大。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国内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目前已有成果主要涵盖如下几个方面。

关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直接采用“本土化”的表述，这是近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广而逐渐被大家所关注的一个概念。与此相关，近年来国内学界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概念，如“时代化”“民族化”“本国化”“具体化”等。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赵康太等著《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1月版）；赵明义等著《理论与实际结合：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当代化与本国化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版）；林建华的《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本土化与中国化》（《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4期）；张燮的《浅谈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经济与法》2010年第4期）等。其中，最早讨论科学社会主义的“当代化”和“本土化”的专著是赵明义等著《理论与实际结合：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当代化与本国化研究》。这是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基地设立的重大课题——“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各国实际相结合”的最终成果。据介绍，该课题的名称有个变化过程：2000年申请课题的名称是“科学社会主义当代化与本国化”；批准该课题时，名称改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各国实际相结合”；在撰写的过程中，课题组经多次研究，认为还是把二者结合起来，将成果名称定为“理论与实际结合：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当代化与本国化研究”。该书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涉及当代化、本国化或本民族化问题，科学社会主义是时间性、空间性、条件性的有机统一。可见，该项研究还只是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的本土化”问题。赵康太等著《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比较研究》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问题。该书较为全面地概括和比较了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异同，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和民族化的基本内涵、实现形式、代表人物、历史进程、基本途径、基本规律、文化背景与当代走向等问题。这些成果为本项目开展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总体来说，上述研究主要侧重于从理论逻辑上进行分析，对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历史沿革和理论创新，尤其是实践成果的介绍不够全面。

关于苏东地区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目前国内外关于苏东社会主义成败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视角去探寻苏东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成果凤毛麟角，只有少数学者对列宁和斯大林践行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经验进行了考察。例如，王浩斌在其《试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践诠释》和《试论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践诠释》两篇论文中认为，列宁和斯大林在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践中形成了“列宁主义理论体系”和“斯大林思想”；姚雪萍在其论文《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发展的践行典范——列宁新经济政策解读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中强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建设设想框架的突破。此外，还有学者在相关著作中从不同角度考察了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形态，如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和“斯大林模式”，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论，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思想，“走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思想，以及民主德国的“新经济体制”，“匈牙利模式”等，但这些研究在总结和归纳苏东国家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走向终结的根源和历史教训方面尚不够系统。而国外关于苏东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其代表作有赫伯特·马尔库塞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和莱谢克·科拉柯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也疏于对苏东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视角进行系统分析。

关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探索与启示。国内对越南、古巴、朝鲜、老挝等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以其改革的实践和最新发展动态为主，其中又以对越南的研究居多，其中不少是本课题组成员的研究成果。例如：潘金娥著《越南政治经济与中越关系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2月版）；郑一明、潘金娥主编《中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4月版）；潘金娥等著《越南革新与中越改革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5月版）；毛相麟著《古巴社会主义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10月版）；贺钦的《古巴革命的历史特点与意义》〔《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金祥波著《朝鲜对外战略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7月版）；沈志远的《“朝鲜式社会主义”的若干理论观点》（《国外理论动态》1995年第11期）；崔桂田著《当代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比较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版）；柴尚金著《老挝：在革新中腾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月版）；冯颜利等著《亚太与拉美社会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等。这些成果主要研究了各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及外交战略调整变化等，其中部分研究谈到各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但尚未有专门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视角进行综合考察的专著。

关于拉美与欧洲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研究。尽管国外学者对拉美马克思主义思潮早有关注，如1990年我国曾出版了美国学者谢尔顿·利斯所著的《拉丁美洲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林爱丽译，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但国内学者对拉美左翼思潮尤其是21世纪社会主义的研究刚刚起步，近几年出版了徐世澄主编的《拉丁美洲现代思潮》（当代世界出版社，2010年10月版），刊发了袁东振的《拉美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基本特征与主要趋势》（《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第3期）、王鹏的《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讨论会综述》（《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等论文。这些成果对“拉美地区21世纪社会主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形成的历史条件、现状和发展前景的阐释，缺少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视角所进行的研究。而目前国内对欧洲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研究，则是少之又少。在这方面，本项目尝试进行一些弥补。

本书将对上述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吸收和借鉴，而目前国内外学界在上述问题研究中鲜有涉及的部分，正是本研究着力突破和创新之处。经过三年的研究积累，项目组目前已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研究成果。例如：潘金娥所写的《越南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路径与成果》（《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6期）、《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理论沿革及其与中国的比较》（《科学社会主义》2015年第2期）；潘西华所写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基本概念及相关问题》（《长江论坛》2014年第1期）、《时空性：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研究的切入点》（《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2期）；康晏如所写的《国内苏联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研究现状》（《人民论坛》2014年11月）；贺钦所写的《试析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源流及其本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3期）等。本项研究的最终成果，是对上述课题成果的深化和全面总结。我们期待本项研究成果能够为丰富我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研究成果做出一定的贡献，为学者们今后更加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提供较为全面新颖的第一手材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国际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