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石叻纪事

古代新加坡的地名

古代南海是中国海上对外交通的重要区域。元代以前中国史籍将南中国海以南通过海路可能到达的地方统称为南海。元代又有东西洋之称。古代南海的范围，实际上包括了今天的东南亚及由此而西到印度沿岸的广大地区。要研究这一地区的古代历史和航海史，必须借助于中国史籍中的资料，这是世界各国学者一致公认的。但是如何应用这些史料，也是学者们必然会遇到的难题。因为中国史籍中虽载有大量南海地名，但南海范围广大，涉及语言甚多，古地的考证，殊非易事，至今尚有许多地名，无从查考，有些地名，众说纷纭，聚讼不已。换句话说，历史地名的考证问题，是研究该地区历史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986年5月，在中华书局（北京）编辑部的大力支持下，《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终于出版了。这本书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由陈佳荣、谢方编撰。他们两人花了几年的时间，检阅数百种中国古籍（上起汉代，下迄清初），将有关南海地名尽量辑录出来，注明出处，并在综合各家说法的基础上，做出简明的考释；第二部分是外文古籍中出现的南海古地名，转为汉译，加以考释，由陆峻岭编撰。这项整理与汇总的工作，不仅为研究中外关系史和亚洲古代史的学者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估计在国际上也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引姚楠教授《弁言》中语），其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为了让读者了解中国古籍中有关新加坡的记载，我检阅了《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中的新加坡古地名，计有下列这些。

皮宗

《汉书》卷二八下，“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二）月，到日南、象林界”。其故地有如下数说：指马来半岛西南岸外的皮散岛（Pisang，马来语意为香蕉），或泛指马来西亚的柔佛（Johore）及新加坡一带；或指今泰国北大年一带。

蒲罗中

又作蒲芦中，或略为蒲罗。《通典》卷一八七，“又《扶南土俗传》云：拘利东有蒲罗中人，人皆有尾，长五六寸，其俗食人。按其地并西南蒲罗，盖尾濮之地名”。《太平御览》卷七八七《扶南土俗》曰：“拘利正东行，极崎头，海边有居人，人皆有尾五六寸，名蒲罗中国，其俗食人”。或谓蒲罗为马来语Pulau（岛）的译音，中为Ujong（尽头、海角）的译音，合起来意为（马来）半岛尽头的岛，指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柔佛一带。一说为Prathom的对音，指泰国的佛统（Nakhon Pathom）。也有的认为在泰国的北大年（Patani）或万伦（Ban Don）湾一带。

莫诃信洲（即摩诃新）

《唐会要》卷一〇〇: “金利毗迦，……行经旦旦国，诃陵国、摩诃国、新国、多萨国、者埋国……乃至广州。”据《太平寰宇记》卷一七七《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摩诃”下的“国”字系衍文，摩诃国、新国，即摩诃新国之误。或谓即11世纪印度尼西亚爪哇碑铭中Mahasin一名的对音，在爪哇岛西部，一说在新加坡。也有的认为是加里曼丹岛南部属辰（Bandjarmasin）一名后半部的译音。

多摩苌

又作多摩长，或讹为多摩、多靡长、多縻长。《唐会要》卷一〇〇: “多摩苌居于南海岛中。显庆四年（659年）二月，朝贡使主。”《通典》卷一八八，“多摩长国居于海岛，东与婆凤、西与多隆、南与羊支跋（华言五山也）、北与诃陵等国接。其国界东西可一月行”。在今马来半岛，或位于泰国高头廊（Phatalung）府的塔莫特（Tamaut）一带。一说又作堕婆登，在克拉（Kra）地峡。此外尚有泰国的洛坤（Nakhon Srithamarat）及新加坡等说。

罗越

《新唐书》卷四三下：“（陆真腊）其南水真腊。又南至小海，其南罗越国，又南至大海”, “（军突弄山）又五日行至海峡，蕃人谓之质，南北百里，北岸则罗越国、南岸则佛逝国”; 《新唐书》卷二二二下云“罗越者，北距海五千里，西南哥谷罗。商贾往来所凑集，俗与坠罗钵底同。岁乘舶至广州，州必以闻”。一般认为其故地在马来半岛南部，今马来西亚的柔佛州一带，或指新加坡海峡一带，质即马来语Selat（义即海峡）的简译。或谓该地的雅贡（Jakun）族又称Orang Laut（马来语义为海人），罗越即Laut的对音，也有的认为唐代罗越国辖境包括整个马来半岛。

凌牙门（又作龙牙门，龙牙山门）

《诸蕃志》卷《上三佛齐》: “在泉之正南，冬月顺风月余方至凌牙门，经商三分之一始入其国。”《岛夷志略》《龙牙门》（见图1）: “门以单马锡番（蕃、藩）西山相交若龙牙，门中有水道以间之。”《元史》卷二九：“［泰定二年（1325年）五月］癸丑，龙牙门蛮遣使奉表贡方物。”《瀛涯胜览》《满剌加国》: “自占城向正西，好风船行八日到龙牙门，入门往西行，二日可到。”《郑和航海图》: “吉利门五更船用乙辰及丹辰针取长腰屿，出龙牙门，龙牙门用甲卯针五更船取白礁。”龙牙门或指岛屿，或指海峡。作为岛屿名的龙牙门，如《郑和航海图》，一般认为指印度尼西亚的林加（Lingga）岛，但也有的认为某些载籍的龙牙门应指新加坡。至于作为海峡名的龙牙门，所指则往往因时代或载籍的不同而异。一说指新加坡海峡，或专指新加坡和绝后岛（Blakang Mati）之间的石叻门，即岌巴港（Keppel Harbour）。一说指林加海峡。也有的主张宋、元时的龙牙门指新加坡海峡，明以后则指林加海峡。也有的认为最初仅指石叻门，后来才成为新加坡海峡主峡及其南的广阔海峡的泛称（龙牙门见图1）。

麻里予儿

《元史》卷二一〇: “以暹人与麻里予儿旧相仇杀，至是皆归顺，有旨谕暹人，‘勿伤麻里予儿，以践尔言’。”或谓即马来人自称Malayu的译音，《马可·波罗游记》作Malajur。其故地一般均认为在马来半岛南部一带，一说指马六甲（Malacca），一说指新加坡或柔佛。

单马锡

或误为牛单锡。《岛夷志略》道：“近年以七十余艘来侵单马锡，攻打城池，一月不下。”一般均认为即《爪哇史颂》中Tumasik的译音，新加坡出土的13世纪的碑铭作Tamasak, 《马来纪年》作Temasek，为新加坡的古名。也有的认为指马来西亚的柔佛，或兼指新加坡、柔佛。该名之来众说纷纭，一说源自马来语tasek或tasik（意为海），一说起于梵文tamarasa（意为黄金），也有的认为系受圣经中大马士革（Damascus）地名的影响，或因马来半岛南部民族Orang Tambus而名。

淡马锡

出自《郑和航海图》（见图2），一般被认为是新加坡的古名。也有的指马来西亚的柔佛，或兼指新加坡、柔佛。

淡马锡门

《来西洋考》卷九：“罗汉屿（有浅宜防，往来寻白礁为准。往满剌加从北边过船，用庚酉，五更，入龙牙门）龙牙门（……中打水三十托，北二十托，南八九托。又过淡马锡门，用庚酉及辛戌针，三更，取吉里问山了。”应指整个新加坡海峡的中段，位于新加坡南面，或指石叻门和新基水道（Selat Sinki）。也有的认为指柔佛海峡西部Tanjong Tuas和Tanjong Bulus之间的通道。

长腰屿

《郑和航海图》: “吉利门五更船用乙辰及丹辰针取长腰屿，出龙牙门，龙牙门用甲卯针五更船取白礁。”一般均认为在今新加坡海峡，有柯奈（Coney）岛、安乐岛（Senang）、绝后岛（Blakang Mati）即今圣淘沙、新加坡东北角的樟宜（Changi）乃至新加坡岛等说。但依《郑和航海图》针路，长腰屿当在卡里摩（Karimun）群岛东南面，且龙牙门或指林加（Lingga）海峡，故有的认为此航路似未经过新加坡海峡，长腰屿应在廖内（Riau）群岛求之，指苏吉（Sugi）岛或布朗岛（Bulang），也有的认为指林加岛或宾坦岛（Bintan）。

星忌利坡

《南洋蠡测》: “南洋之间有万里石塘，……塘之西为白石口，附近有一埠，四面皆山，一峡通进。……十余年前（英）咭（吉）利据此岛，名之曰星忌利坡”，即今新加坡。

息力（又作昔里、息辣）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三三麻剌甲：“又南端一小岛，旧名息力，英人名曰新加坡，……亦古通道也。”《海录》卷上旧柔佛：“旧柔佛在邦项之后，番人称其地为息辣，闽粤人谓之新州府。”一般均认为指今新加坡。息力是马来语Selat（海峡）的译音，源自柔佛海峡的马来名Selat Tebrau。也有的认为《海录》中的新州府，是兼指马来西亚的新山（Johore Bahru）。

旧柔佛

《海录》卷上旧柔佛：“由邦项东南行约日余，复转西入白石口，顺东南风约日余则到旧柔佛。旧柔佛在邦项之后，陆船约四五日可到。……本柔佛旧都，后徙去，故名旧柔佛。嘉庆年间咭利于此辟展土地，……遂为胜地矣，番人称其地为息辣，闽粤人谓之新州府。”一般认为指新加坡，按旧柔佛原指Johore Lama，位于马来半岛南部柔佛河上游，16世纪柔佛王国建立后建都于此，后遭葡萄牙人毁，曾屡屡迁都，今哥打丁宜（Kota Tinggi）等处及印度尼西亚的宾坦岛（Bintan）、林加岛都一度成为该国建都之所。唯新加坡似未闻为柔佛王国的都城，况据《海录》所记自彭亨陆路可达，故此处旧柔佛虽非指Johore Lama，恐亦非专指新加坡，它包括哥打丁宜和新山一带。

新加峡

又作新加步峡、新加步辣峡。《职方外纪》卷一，即今新加坡（Singapore）海峡。

新加坡

又作新加坡、星嘉坡。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三三、三三八、三三九，《清史稿》卷一三六、一五三、五二七，即今之新加坡，该名源自梵文的Sinhapura或Singapura，意为“狮子城”。

上述只是中国史籍上记载的新加坡古地名，收录在《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的第一部分。至于第二部分则是外文古籍和拉丁文字还原的南海地名。有关新加坡的古名称，只有Tumasik一条，其释文如下：

书名是《爪哇史颂》，马来语曰Temasek，其语源皆出于Tajik，马来语“大海”也。唐宋载籍中有数处之大食，疑而其对音。《岛夷志略》龙牙门各之单马锡，喃巫哩条作牛单锡，应为单马锡之误；《郑和航海图》《东西洋考》西洋针路条；《顺风相送》之淡马锡，皆其音译。即今马来半岛南端之新加坡。“新加坡”一名，盖梵语Sinhapura转为Singapore之对音，义为“狮城”。此名最早见于我国（指中国）载籍为清道光十年陈乃玉《噶喇吧风》论中，有新加坡之名。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四作星加坡、新嘉坡。

由于《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一书在编写过程中，第一、第二两部分是分别独立编撰的，事先并没有协商过，因此内容不免有重复的地方。上引第二部分的Tumasik条与第一部分的单马锡、新加坡条重复，即其例。不过，这两部分无论在编写体例和方法上，还是在文字和内容上，都各具特点，把它们合在一起，可以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由上举数则有关新加坡古地名的考释，读音或许可略窥《古代南海地名汇释》一书的体制了。

中国人之认识新加坡，是在莱佛士开埠以后。最初译名尚不统一，或作星忌利坡，或作息力，或作息辣，或作新州府，或作旧柔佛，最后始定名新加坡。清廷出使外国经过新加坡时，都有记述，如郭嵩焘的《使西纪程》、曾纪泽的《使西日记》、薛福成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等。1887年，李钟珏著有《新加坡风土记》一书，所志较明确。南洋名士邱菽园在1898年主编《天南新报》时，又给了新加坡一个雅号“星洲”，沿用至今。

从对新加坡古地名的考证，我联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古籍中虽载有不少开埠前的新加坡历史点滴，但皆未成定论。有些地名如蒲罗中、罗越等，都还不能具体确定就是指今日的新加坡。甚至与《马来纪年》（Sejarah Malayu）中所载的“信伽补罗”（Singapura）对音相近的名称，也未能在中国的古籍中发现，这就苦煞了研究古代新加坡历史的学者们。本地史学界前辈韩槐准、陈育崧、许云樵等在考证方面均有卓越的贡献。年青一代的学人更应再接再厉，秉承前辈们的钻研精神，为重建新加坡的古代史，略尽绵力。

（原载新加坡《早报星期天》1988年1月3日，署题《新加坡在古代有过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