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农村社会资本与参保决策理论基础

第一节　农村社会资本理论和分析框架

一　农村社会资本的概念

本书要探究农村社会资本对农民参保决策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需要对农村社会资本概念进行界定。布尔迪厄、科尔曼、帕特南、奥斯特罗姆等从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从自己的知识背景和研究兴趣入手，对社会资本概念做了不同的诠释。布尔迪厄强调了社会网络的重要性，可以视为社会网络观[1]；科尔曼则强调功能的重要性，可以视为功能观[2]；帕特南强调了社会资本的主体是社区，可以视为社区观[3]；波茨则是嵌入（理性嵌入、结构嵌入）观[4]；福山是规范（信任）观[5]；林南是资源观[6]；奥斯特罗姆则是互动模式观[7]。为了简明地看到社会资本概念的演变，本书绘制了社会资本概念演变表，见表2—1。通过比较发现，社会资本概念在从社会学到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其研究视角也完成了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

从上述种种社会资本的概念来看，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从特定的研究目的出发给出了不同的界定，不同学科分别从自身关注的视角来界定社会资本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资本概念的混乱。分析发现，学界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有明显的学科痕迹：社会学倾向从微观视角界定社会资本为社会网络，发现社会资本能够提供资源，从而有助于个体实现一定的目标；政治学则从宏观视角界定社会资本为一个地区的网络、信任、互惠和规范特征，发现社会资本能够提高制度的绩效；经济学延续了宏观视角的研究，从更宽泛的视角来理解社会资本，发现其能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

如前所述，学界对社会资本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分析层次和研究目的不同，概念的界定就不同，这为本书界定农村社会资本概念提供了依据。本书对农村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原则：（1）农村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取决于研究目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青木昌彦在其著作《比较制度分析》中，针对学界对于“制度”一词的种种定义曾经发表过这样的看法：“关于制度的定义不涉及谁对谁错的问题，它取决于分析的目的，什么是制度，我们能不能把制度等同于法律条文、非正式、组织、合同、人们的意识或所有这些因素的部分或全部的组合，给诸如‘制度’之类的任何概念下一个合适的定义将取决于分析的目的。”[8]（2）农村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要区分分析层次。忽略研究对象的层次会造成农村社会资本概念的混乱。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可以把农村社会资本的种种定义总结为两大类——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和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3）农村社会资本概念是多维度的。已有文献表明，社会网络（社团参与、非正式互动）、信任、互惠和规范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无论是微观层次还是宏观层次，农村社会资本对金融参与或者金融发展的影响都是通过社会网络等结构性社会资本和信任等关系性社会资本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4）农村社会资本概念的本身和后果必须区分。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不区分社会资本本身和后果招致了很多批评。如当运用农村社会资本范式来解释农民的政治参与或者经济行为时，农民的政治参与或者经济行为是农村社会资本的结果而非社会资本本身。（5）农村社会资本概念界定必须考虑到我国农村社会文化的特殊性。我国农村社会文化重视集体和家庭在个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对家庭、血缘和姻亲等初级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十分强调。其他社会关系是在血缘和姻亲关系的基础上扩展而来，是基于地缘、业缘和趣缘等次级关系衍生而成的。而西方社会重视正式社团在个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基于社团身份的社会关系在个体的生活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家庭和姻亲关系在个人生活中的地位并非是最主要的。

本书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分析农村社会资本对农民参保决策的作用。具体来说，先以农民个体为分析单位，将农民个体置于村域社会网络和社会交往中考察农民的社会互动以及形成的信任、互惠、规范关系特征如何作用于农民的信息搜寻、参与指数和参保行为决策；再以村域社区为分析单位，考察村域的社会资本含量（网络参与、互动、信任、互惠和规范）如何影响村域社区整体的参保决策过程。参照帕特南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经典论述，根据本研究的目的和以上概念界定的原则，本书把农村社会资本概念界定为嵌入在农村社会关系或者社会网络结构中的主体（农民个体或者村庄）在长期的互动中形成的关系特征，诸如信任、互惠和规范，嵌入社会关系或者网络结构中的主体可以通过这种关系或者网络结构及其关系特征来实现自身目标或者集体行动。这个概念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微观（个体）社会资本，指农民个体自我嵌入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诸如血缘、地缘、业缘或者趣缘关系等，通过长期的互动形成稳定的关系特征，农民个体可以通过这种关系及其特征实现自身的目标；另一个层面是宏观社会资本，指村域社区内的结构化网络以及通过长期互动形成的稳定的网络结构特征，诸如信任、互惠和规范，村域社区可以通过这种网络结构与关系特征提升集体行动水平。本书对农村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既考虑到了研究目的和分析层次，又综合了社会资本的不同维度，避免了概念内涵的割裂。

二　农村社会资本的属性

确定社会资本的属性是理解社会资本概念和理论的关键。从已有文献来看，几乎所有社会资本的研究者都对社会资本的属性做过表述。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对社会资本的特性做出了四点概括：“社会资本会因为不用而枯竭；社会资本难以测量；社会资本不容易通过外部干预而形成；全国和区域性政府机构影响着个人追求长期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本。”[9]燕继荣在《投资社会资本：政治发展的一种新维度》中认为社会资本具有无形资产、公共物品、外部性和自我积累性四大属性。第一，无形资产。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中，是一种无形资产。社会资本是无形的，它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内生在人们的关系结构中。社会资本看不见也摸不着，是难以观察和度量的。第二，公共物品。当社会资本的拥有者是群体或者组织时，它就具备了供给的连带性和非排他性。帕特南阐释过社会资本因其公共物品的特性而导致供给不足的难题，社会资本常以其他社会活动的副产品形式出现。[10]第三，外部性。外部性指个体的行为对其他人产生了好的或者坏的影响，但行为者不会得到补偿或者付出代价的现象。一般而言，社会资本具有积极和消极两种外部性。第四，自我积累性。社会资本是人们在社会网络中反复博弈的结果，一旦形成就具有稳定性和良性互动的效果，反复使用会增加供给，搁置不用则会减少供给。[11]

对农村社会资本属性的认识和解析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农村社会资本概念的内涵。对农村社会资本属性的认识应该从三个层面来确定。首先，农村社会资本具备资本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最早对资本的特征进行了深刻表述，即资本本身具有生产性、增值性和过程性，那么农村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形式也具备这三个特征。其次，农村社会资本具备社会资本的一般属性。社会资本具有无形资产、公共物品、外部性和自我积累性四个特征，农村社会资本也具备这四个特征。最后，农村社会资本具有区别于城市社会资本的具体属性。

农村社会资本的本质属性。农村社会资本的本质属性是指其具有资本的基本属性，即生产性、增值性和过程性。社会关系网络并不完全是自然赋予的，需要通过投资于团体关系制度化的战略来加以构建。农村社会资本的生产性需要拥有者花费时间、精力和财力去投资维持社会关系，去认同和维护各种规范。就农民个体社会资本而言，农民需要通过人情往来、互惠互助等途径来形成或者维持社会关系，而这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物质和精神成本。就村域社区社会资本而言，村委会需要组织各种形式的活动促进村民之间的互动，也可以通过组织宣传和教育等手段向农民灌输普遍信任和互惠等非正式规范。农村社会资本的增值性指的是农村社会资本一旦存在就会产生一定的正外部性，会给投资者带来经济或者社会收益。就农民个体社会资本而言，个体社会资本有助于农民的心理健康、摆脱贫困、提升社会地位等。就村域社区社会资本而言，村域社区社会资本可以促进村域集体行动，增进村域社会关系的和谐。农村社会资本的过程性指的是农村社会资本和所有的物质一样，具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就个体社会资本而言，农民个体有建立、维持、动员和脱离关系网络的过程；就村域社区社会资本而言，村域传统文化通过沉淀、变迁和消亡等形式表现出过程性。

农村社会资本的一般属性。农村社会资本的一般属性指的是农村社会资本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特殊形式，应具备社会资本的四大属性。首先，农村社会资本是一种无形资产。就农民个体社会资本而言，农民之间的关系和蕴含在关系中的信任、互惠和规范都是隐形的，但却又在农民需要时发挥作用。就村域社区社会资本而言，村域内部的网络结构关系和关系特征也是无形的，难以观察的。其次，农村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当农村社会资本的主体为农民个体时，农村社会资本是一种私有物品，具有不可让渡性和排他性。而当农村社会资本的主体为村域社区时，其具有公共物品性。这种公共物品类似空气和自然环境是村域中每个农民的福利品。每个农民都可以顺利获得村里其他人的各种帮助。尽管他可能抱着投机的心态，但他去寻求物质或者精神帮助时，很少遭到拒绝。当然这种环境对投机行为的约束力和惩罚性更强，投机行为几乎是行不通的。再次，农村社会资本具有外部性。从农民个体来讲，当农民通过社会资本谋取一个在城市务工就业的机会或者获得创业资助款时，农村社会资本带来了正外部性；而当一个农民为了交情而包庇一个罪犯时，农村社会资本带来了负的外部性。从村域社区来讲，当村域和谐的社会关系给社区内部带来安全秩序时，农村社会资本的正外部性显现；而当村域中的农民结伙在外贩卖假货或者组织成一个盗窃团伙时，农村社会资本的负外部性显现。最后，农村社会资本具有自我积累性。从农民个体来讲，农民只有不断地使用其已有的社会关系，信任、互惠和规范才能保持、积累和增加，而长时间闲置已有的关系，信任、互惠和合作规范会逐渐消失殆尽。村域社区社会资本亦是如此。

农村社会资本的具体特征。农村社会资本的具体特征来源于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的区别。我国城乡二元格局的状态使得农村社会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农村社会的制度、结构和文化等要素与城市社会的有很大区别，这导致农村社会资本与城市社会资本有很大的差别。首先，从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来看，农村社会资本的社会关系和规范以关系网络和非正式制度为主要表现形式，而城市社会资本则以法人组织和正式制度为主要表现形式。其次，从社会资本的稳定性来看，农村社会资本具有同质性和稳定性，而城市社会资本则具有异质性和易变性。再次，从社会资本的分化程度来看，农村社会资本内部分化小，而村域之间分化大；城市社会资本内部分化大，而城市之间分化小。最后，农村社会资本主要建立在血缘和地缘等初级关系的基础之上，而城市社会资本主要建立在业缘和趣缘等次级关系的基础之上。

三　农村社会资本的分析层次

个体和群体分析层次。以林南和波茨为代表的学者分析社会资本的焦点是关注个体如何投资社会关系，并如何从社会关系中获取资源以实现自己的目标或者利益。他们界定社会资本概念时，其观察对象是行动者个体，他们主要关注个体是如何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如何获取关系资源和各种利益的。以布尔迪厄、科尔曼、帕特南和福山为代表的学者分析社会资本的焦点是关注某些群体如何维持社会资本作为集体资源，这些集体资源如何增加成员的生活机会。他们界定社会资本概念时，其观察对象是群体，这种观点的兴趣是探索群体中社会资本的创造和维持过程。个体和群体只是学者们在分析社会资本概念时对社会资本主体的界定不同。不管是从个体还是从群体层次来考察社会资本，学者都认同下述观点：群体成员的互动使社会资本的积累成为可能，也就是说，网络成员的互动是社会资本的基本要素，厄普霍夫将其称为“结构性社会资本”[12]。不同的是，以个体为观察对象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似乎不太强调网络互动过程中的关系特征，即厄普霍夫所说的“关系性社会资本”。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些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以社会关系网络定义社会资本，与“社会资本”相比，林南、波茨等人用“社会网络”似乎更能准确地指称其研究对象[13]，这实质是对个体层面社会资本概念只强调结构性社会资本而忽略关系性社会资本的一种批评。个体社会资本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结构性社会资本或者网络互动，互动中形成的关系特征也应该成为个体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只强调网络互动或者结构特征是偏颇的，网络结构和关系特征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社会资本概念。因此，本书在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中，不管是农民个体社会资本还是村域社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基本要素都由两部分构成，即结构性社会资本和关系性社会资本，在相互作用中讨论个体和社区社会资本对参保决策的作用。

微观、中观和宏观分析层次。布朗把社会资本的分析层次归纳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并对三个层面进行了理论剖析。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分析的是嵌入自我的观点，关注的是个人行动如何嵌入特定的社会结构中。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分析的是结构的观点，研究的是特定社会网络的结构化，关注的是社会网络自身的特征和形成。宏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分析的是嵌入结构的观点，关注的是社会资本的网络如何嵌入在较大的政治系统或文化系统之中，外在的政治系统或者文化系统是如何影响社会资本的。布朗认为这三个层面的分析并不互相排斥，它们相互作用。一个分析层面出现必然会带出另一个分析层面。任何给定的问题都需要在三个层面上进行分析，以便对作为社会结构主要过程的社会资本有个全面的了解。[14]本书尽管没有从中观层面考察社会网络的结构化过程以及自我之间的联系，但分别从农民微观角度和村域宏观角度对社会资本进行分析和考察，并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视角考察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参保决策的作用。

内部和外部社会资本分析层次。阿德勒等采取了一种两分的分类方法，他们将微观层次和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合称为“外部社会资本”，而宏观社会资本是“内部社会资本”。[15]微观和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产生于某一行动者的外在社会关系，其作用是帮助行动者获取资源以实现个体目标，称为“外部社会资本”。外部社会资本属于个人而且服务于个人利益，是一种“私人物品”。而宏观社会资本形成于群体内部的关系，其作用是提升群体的集体行动水平以实现群体目标。它属于某一群体或者团体而且服务于该群体或团体的公共利益，因此它是一种“公共物品”。从阿德勒的观点来看，农民个体社会资本是外部社会资本，帮助农民获取信息等各种资源；村域社区社会资本是内部社会资本，有助于提升村庄的集体行动水平。

本书对农村社会资本理论的解析必须要考虑到农村社会资本的分析层次，这有助于把握农村社会资本的属性，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农村社会资本分析框架。依据社会资本理论，结合我国农村社会现实，把农村社会资本划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农民个体社会资本和村域社区社会资本。根据农村社会资本拥有主体的不同，可以将农村社会资本分为农民个体社会资本和村域社区社会资本。农民个体社会资本指的是农民个体拥有的可以用来实现自身目标的社会资源，包括农民个体的社会关系、成员资格及附于关系之上的各种规范。它意味着农民的社会关系规模越大，关系质量越高，个体社会资本的含量就越高。村域社区社会资本指的是村域所具有的追求团体目标、实现集体合作的组织资源，包括正式与非正式的关系网络及其关系特征。它标志着一个村域的凝聚力，意味着村域内部横向网络越密集，成员之间的关系质量越高，文化价值观念越是一致，村域的集体行动能力越强。本书对农村社会资本分析框架的建构就是依据这种分类标准进行的，将农村社会资本划分为农民个体社会资本和村域社区社会资本。

农村正式社会资本和农村非正式社会资本。根据农村社会资本规范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正式社会资本和非正式社会资本。农村正式社会资本是由政府和法律提供的正式规范，它可以对农民的行为加以约束和指导，促成农民通过合作实现集体行动。农村非正式社会资本是农村自发形成的类似于信任和互惠等道德资源。它具有非正式性，其作用类似于法律等正式社会资本，同样可以对农民的行为加以约束和调节，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和促进集体行动。本书认为政府社会资本等农村正式社会资本也是影响农民参保决策的重要因素，如政府的威信和办事效率。但本书并没有考察政府社会资本对农民参保决策的影响，只是考究民间社会资本等非正式社会资本在其中的作用。

农村结构性社会资本和关系性社会资本。农村结构性社会资本和关系性社会资本是从社会资本形式特征的角度来区分的。不管是农民个体还是村域社区社会资本，都包括结构性社会资本和关系性社会资本。前者指农民个体的社会关系、社团身份或者村域内部网络结构，这些关系是以社会互动为基础的，是可以观察到的，有形的，可以测量的。后者指附着于农民个体社会关系或者网络结构之上的关系特征，如信任、互惠和规范等，它标志着关系质量的高低，是无形的，难以观察和测量的。举例来说，我们很容易观察到一个农民和邻居之间互相来往频繁，却很难知道他们之间是否互相信任，尽管二者通常是一种正相关关系。本书依据厄普霍夫的分类法，将微观个体和宏观村域社会资本都区分为两种类型，即结构性社会资本和关系性社会资本。前者指有形的社会结构，如社团参与、社会互动，而后者指网络中的关系特征，如信任、互惠和规范。

四　农村社会资本分析框架

本书研究的具体问题是农民参保决策，解释农民参保决策的理论视角并非唯一，而本书选择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试图对农民参保决策做出一个独特的解释。一个有效的研究视角应包括对特定研究问题“逼近”的思路，这种“逼近”的思路就是“研究框架”。研究框架主要揭示从哪些层面入手来分析之前设定的具体问题。具体到本书来讲，本书研究的具体问题是农民参保决策，理论视角是社会资本，研究框架就是如何以社会资本理论为研究工具来剖析农民参保决策的问题。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农村社会资本在农民参保决策中的作用如何，需要建构农村社会资本分析框架。

本书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建构农村社会资本分析框架。农村社会资本的纵向维度是指农村社会资本有农民个体和村域社区两个主体，可以分为农民个体社会资本和村域社区社会资本。前者指微观社会资本，后者指宏观社会资本。农村社会资本的横向维度是指农村社会资本有结构性和关系性两种类型，前者指网络结构和社会互动等客观联系，后者指信任、互惠和规范主观价值。本书认为不管是微观还是宏观层面，探讨其对金融或者经济发展的作用时，都应包括结构性社会资本和关系性社会资本，只不过二者在农民个体和村域社区社会资本上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尽相同。据此，本书建构了农村社会资本分析框架。表2—2展示了农村社会资本分析框架。

从表2—2可以看出，本书中农村社会资本的分析单位有两个：一个是农民个体，一个是村域社区。不管是微观还是宏观层面，农村社会资本都包括了结构性社会资本和关系性社会资本。农民个体社会资本和村域社区社会资本在具体表现形式上的区别不大，所不同的是，在测量社会资本内涵时，指标指代的层次不同。比如说，在测量中都通过社团参与来衡量农民个体和村域社区社会资本的状况，但二者指代的层面不同。农民个体社团参与指农民个体参与社团的类型和数量，反映农民个体情况，其分析单位是个体；村域社区社团参与则指村域内社团数量，反映的是村域社区社团分布情况，其分析单位是村域。其他所有测量指标均有农民个体和村域社区之别，具体农民个体社会资本和村域社区社会资本的指标及其测量会在下文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本书要弄清楚农村社会资本对农民参保决策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为达到这一研究目的，需要从农村社会资本的两个层面展开论述。一个层面是从农民个体社会资本出发，在界定农民个体社会资本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农民个体社会资本的维度和测量方法，对农民个体社会资本的含量、维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然后，在定量认识农民个体社会资本的基础上，实证分析农民个体社会资本对其参保决策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具体来说，在控制有关变量的情况下，分别检验农民个体社会资本对信息搜寻、参与指数和参保行为的作用。另一个层面是从村域社区社会资本出发，在界定村域社区社会资本概念和梳理社区社会资本相关测量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村域社区社会资本概念的维度和测量指标，并对村域社区社会资本的含量、维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然后，在定量认识村域社区社会资本的基础上，实证分析村域社区社会资本对村域层面信息搜寻、参与指数和参保率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