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本书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一　研究背景

社会学家从一开始就关注经济问题的研究，并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经济问题。以《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问题》一书的问世为标志，格兰诺维特确立了新经济社会学的学科地位。格兰诺维特开创性地运用嵌入、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等分析工具来解释个体经济行为，提出了社会结构对个体经济行为有重要影响的观点。新经济社会学分析个体经济行为的常用理论工具就是社会资本。帕特南指出社会资本与制度一样具有“协调行动”的功能，社会资本实际上是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一种非匿名的资本，它的主要形式是在一定社会空间内部的关系网络、信任、互惠和规范。20世纪90年代以来，运用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经济发展的成果层出不穷。金融参与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路易吉·圭索（Guiso Luigi）和哈里森·洪（Hong Harrison）等人开创性地分析了社会资本对金融参与的影响。前者从信任视角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地区金融发展和个体金融参与的推动作用，后者实证分析了社会互动对金融参与的显著性作用。他们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社会互动通过内生互动和情景互动影响个体的金融决策，内生互动促进了个体的金融参与，而情景互动对个体金融参与具有正负两种效应；社会信任通过降低金融契约的交易成本，增加个体投资收益的期望值，从而促进个体的金融参与。

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农民参保决策。跟金融决策行为一样，参保也是一种经济决策行为。新古典经济学提供了个体经济决策行为的解释工具——理性选择范式。理性选择范式把分析个人在既定环境中的选择和行为动机作为解释的重点，把个人看成是纯粹的经济理性，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对个体需要的解读单一化、自然化。为弥补理性选择范式的缺陷，社会学把制度和文化引入到个体行为动机的解释框架中，把“经济人”还原为“社会人”，认为个人是在宏观文化和制度背景之下做出行为决策的，这就是社会资本范式。理性选择范式和社会资本范式对农民经济行为解释的分歧表现为理性小农和生存伦理之争，即波普金—斯科特命题。波普金主张理性小农，认为农民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斯科特用生存伦理假说否定理性小农假说，认为生存伦理取向的农民宁愿选择回报较低但较稳定的策略。无疑，社会资本理论对生存伦理假说有一定的兼容性，社会资本理论视野下的农民是有限理性的，它考虑到农民经济行为背后的非市场机制因素，农民的经济决策行为并非直接接受价格机制的安排，农民在村域中的互动及关系特征对其经济决策行为有直接的影响。社会资本理论提出了解释农民参保决策的新视角，本书试图分析农村社会资本对农民参保决策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

三农保险不仅可以促进金融等经济资源向农业和农村流动，推动农村的生产型消费，保护农村生产力，而且可以优化财政支农的方式和途径，实现财政投入的放大效应，有效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推动三农保险市场发展是我国统筹城乡发展，改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提升农业、农村再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支持下，尽管我国农村保险市场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总体而言，我国农村保险事业还比较落后。我国三农保险市场发展滞后的本质是农村保险潜在需求巨大与实际参保率低的矛盾。三农保险参保率低阻碍了我国保险业的发展，阻碍了新农村建设的脚步，也不利于农村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形成，更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因此，分析农民参保决策的影响因素显得非常迫切和具有实际意义。

二　研究意义

党中央、国务院为促进三农保险的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2002 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并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2004年到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2009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决定在全国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工作。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提出：积极扩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品种和区域覆盖范围，加大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保费的补贴力度；鼓励各地对特色农业、农房等保险进行保费补贴；发展农村小额保险，健全农业再保险体系，建立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2012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工作，新农保制度实现全覆盖。新农保是中央政府主导和地方政府参与，基于自愿参与的农民养老风险分担制度，是我国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大决策。2014年2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宣布将新农保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两项制度合并实施，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以看出，国家对三农保险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在不断加强。三农保险在推动我国农村地区的发展方面具有重大意义，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最终取决于农民参保决策。因此，在自愿参与的前提下，研究农民参保决策的影响因素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书从农民是村域社会人的角度寻找答案，致力于对影响农民参保决策的非经济因素的分析，解释部分农民、地区拒绝“参保”的社会原因，从而制定相应对策促进农民参保。

以往对农民参保决策影响因素的研究中，通常以理性小农逻辑给出一个经济因素的解释。本书突破学界从经济因素解释农民参保决策的局限，认为农民是社会人，其参保决策嵌于社会结构之中。农村社会资本对农民参保决策给出了一个可能的解释，它通过多种机制影响农民参保决策。农村社会资本是信息传播的重要工具，从而降低了搜寻信息成本；社会互动通过情景互动和内生互动两个机制使得农民参保决策出现示范效应和伙伴效应；农村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内含于人际之间的信任，可以增进农民对保险的信赖，降低制度交易成本；互惠规范对农民参保决策产生“挤入”和“挤出”两种效应，在“挤出”效应被冲淡的前提下，互惠对参保决策有正效应；“规范”调节了农民的行为，使潜在参保农民做出与已参保农民一致的决策行为。农村社会资本是农民参保决策背后的非经济原因，农民参保决策受到农村社会结构和关系特征的制约。本书在建构农村社会资本与农民参保决策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拓展了当前的理论领域。

路易吉·圭索和哈里森·洪突破了以往金融参与研究拘泥于经济学范式的局限，分别从关系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性社会资本视角实证分析了金融参与的影响因素，开辟了金融参与研究的新视角。但是已有文献分别从社会资本的结构性和关系性维度对金融参与进行研究，而没有将二者放入同一个理论框架进行实证分析，这无法排除它们和金融参与之间存在虚假因果关系的可能，因为结构性社会资本和关系性社会资本之间是一种正相关关系。国外学者季米特里斯（Dimitris）和帕西尼（Pasini）的研究弥补了已有文献在这方面的不足，他们验证了结构性社会资本和关系性社会资本对股市参与的促进效应。国内学者李涛在社会资本理论框架下实证分析了城市居民商业保险购买行为，弥补了国内研究的不足。但国内外已有研究都只探讨了社会资本对城市居民金融参与的影响，极少触及农村居民的金融参与特别是保险参与。本书首次将结构性社会资本和关系性社会资本放入同一个理论框架，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民参保决策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以期弥补以往文献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