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时代的学生怀念费巩教授

施平（1936届，农艺）

我从上海赶来参加费巩烈士纪念会，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我们学校刚好举办校庆，进行全校学术报告会，所以确实是很忙。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放下学校的工作，来参加这个纪念会。为什么呢？头一点我觉得，我应该代表我们当时的学生。我是1931年进浙大，1936年2月毕业。进来是“九一八”，出去是“一二·九”。这一段时间，是两个运动之间。费先生到了浙江大学以后，在整个的学生运动当中，我们都认识到费先生是一位进步的老师。我今天来参加这个纪念会，首先就是要作为当时的学生，来证实费先生他的崇高的品质，同他对革命事业的支持。在“一二·九”的时候，这个运动，在我们学校是搞得很好的。大家知道，这一次运动，我们当时占领了学校，接管了学校，组织纠察队，坚持罢课，并且占领了杭州车站，后来，弹劾郭任远，赶走郭任远。最后，使得浙江省国民党的省政府、省党部都没有办法，蒋介石他就亲自来学校镇压。最终是我们学生取得了胜利。郭任远刚下台，根据我们的条件，国民党聘请了竺可桢先生来当我们的校长。我们当时的斗争取得这样的胜利，而且这次斗争确实有很大影响。“一二·九”学生运动，我们杭州是最早响应北京的。北京于12月9日举行示威，在10日上午杭州报纸是登的，国民党的报纸登的。我们要看上海报纸，上海报纸是中午到。中午到了以后，我们晚上全校就开紧急大会，就复电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并且在11日下午就举行全市学生的示威游行，这在全国是最早的、最快的。当时，除了我们浙江大学之外，在其他地方最早的大约是天津。“九一八”时，冲到南京去请愿，也是我们浙江大学的学生代表带着全市的学生一起去的。那个时候，全国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那样全市学生冲到南京去。我们学生取得这样大的胜利，到后来把郭任远赶走，我们的后面有很大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一些进步教师团结着全校的教师，给我们的支持。我们当时搞运动，把这个学校占领下来以后，赶走郭任远，没有一个教师出来说，学生做得不对。当然，当时的情况不是现在这样简单，当时是白色恐怖统治之下。进步老师还不能站出来大声地支持我们，当时是无言地支持，无言地行动。我们赶走郭任远，教师不反对。残暴的反动派——南京政府要开除我和杨国华同志的学籍。我是学生会主席，他是副主席。杨国华同志现在在美国了。学校里没有一个老师出来要求开除我俩，行政上也没有人赞成开除。因为，那个时候，教务长郑晓沧老师，他还是在学校里主持的，郭任远被赶到外面去，学校秩序是由他负责的。南京政府没有办法，只得由南京政府教育部打电报开除我们两个学生。可以看出，全体老师对我们的支持。这个支持，就是我们进步老师团结着全体老师给我们无声的支持，很大的支持。所以，这次学生运动才能取得那样大的胜利。我觉得，我们在今天纪念费巩烈士，是有很重要的意义。我想，我也可以以当时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江大学学生会主席的名义，代表当时全体学生今天来悼念费巩烈士，向他致敬。向他的家属和他的全家表示深切的慰问和敬意。

今天纪念费巩烈士，我觉得，联系着现实，也受到很大的教育。为什么费巩烈士这个纪念会在今天才召开？为什么不是更早一点？我们解放战争取得胜利，革命取得胜利，毛主席早就讲过了。毛主席在延安时说，假如没有知识分子入党，和大批知识分子入党，中国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又说过，中国革命靠两支军队，一支文化军队，一支武装军队，文化军队是指知识分子军队。没有这支文化军队，革命也不可能取得胜利。周总理完全执行中央的这个指示，在重庆，团结那么多知识分子，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他在知识分子中有那么高的威望。通过这些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教授、学者，来团结许许多多的学生和知识分子。这一支强大的文化军队，支持着我们。所以我们解放战争取得胜利，也同周总理在重庆团结这一支军队是分不开的。总理在重庆做工作，把费先生、闻一多先生等这些知识分子都争取到党的这方面来。哪一个政党是革命的，它取得胜利，它一定取得知识分子，一定要有一支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知识分子有一定的历史作用，谁要是不认清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想要消灭知识分子，他一定要受到历史的教训。“四人帮”就是这样的。把知识分子叫作“臭老九”，进行打击、迫害，结果是怎样呢？结果他自己彻底垮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所以，我们一定要坚信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认真地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还希望我们的老师一起来努力，来贯彻知识分子政策。我们要像费巩烈士那样坚信真理，坚信党，而且做到不懈的努力。我觉得我来参加这个纪念会，在这方面也是受到很大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