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浙大岁月

张哲民（1940届，土木）

1935年秋，我17岁时考入国立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那时的浙江大学在江南一带享有功课好、校风好的盛名，是我唯一选考的大学，如果考不取，我就进报送的东吴大学。哪知这时的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正在推行野蛮的军事管理制度，对全校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在军训中宣传蒋介石的“训示”，不准学生有自己的社团组织（包括学生自治会），而由军训教官借用防空演习名义把全校学生组织成半军事化的队伍。对我们这一届新生实施了更为严格的军事管理，过兵营式生活，一律穿兵式制服，早列队升旗、晚列队点名、还要排队进食堂，外出要请假，路见校长早十步前就要立正敬礼，待他过后才能放下手。郭校长还分批召见我们新生训话，摆出掌官对小兵的架子，显示威严。尤其使我们反感的是那些不学无术又盛气凌人的军管训导员，常常在列队点名时训话，随时进学生宿舍查看学生的书信行装，实行思想控制。这种法西斯式的教育，不但为广大学生所厌恨，也为多数爱国正义教授所反对，许多知名教授愤而辞职离校。

我是从民主自由空气较好的东吴附中来到这里的，特别感到难以忍受。不久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处在反对校长压力下的浙江大学学生却反应特别神速。12月10日午前从《东南日报》看到北平消息，当晚就开了全校学生大会，组成了新的学生自治会机构（原来被校方取缔了），通宵行动，发动全市大中学校，11日下午即在湖滨体育场开了杭州市大中学生近万人的大会，举行了全国最早且规模最大的响应北平学生的示威大游行。继而组成全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准备发动全市大中学生去南京请愿。这些活动极大地震动了浙江大学校方和浙杭当局。20日深夜，就在浙江大学学生准备赴京请愿的前一夜，大批军警突然包围了浙江大学校园，武装警察由学校军管训导员带领，按照校长郭任远提供的名单，进学生宿舍抓捕了学生会代表十余人。学生会主席施尔宜机智，从华家池到大学路常换住处，军官员不知，未被抓，他即爬上土山急打乱钟。同学们从睡梦中惊醒，立刻与军警抢夺被捕的同学，未果，继而在校学生一面向大门佯攻，一面从一扇久未使用、军警不知的校门溜出，穿越小巷、小道冲上了城外铁路轨道，沿轨道前进占领了车站，站立铁轨上，要求当局派车去京请愿。在雨雪、饥饿和上千军警的机枪威胁下，八九百同学没有退却，以歌声、口号从凌晨一直坚持到下午。经历了十多小时的斗争，浙杭当局终于释放了全部被捕的学生，并由省府秘书长代表当局表示歉意，承认学生的爱国行动，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种进校抓人行动。同学们乃整队返校，发现校园里贴出了开除学生会主席施尔宜、副主席杨国华学籍的布告，激愤情绪转向了反动校长郭任远，全体学生开会决议罢课驱郭。12月27日，大学部暨高工高农全体学生，共计750人，都在一份誓书上签名盖章，表示决心。

1934年入学的钱克仁学兄是浙大“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分子，曾担任送信、寄信工作。为了避开杭州邮局检查，专门去嘉兴投递散发罢课驱郭的宣言。他长期珍藏着一张14厘米×9.5厘米大小的，当年全校学生立誓驱郭签名的照片，74岁高龄时用放大镜将照片上的签名一一辨明清楚，写在一张大纸上，1997年我与黄继武编印《求是精神与浙江大学“一二·九”运动》小册子时用上了。

由于学生会组织严密，全校学生团结一致，争取到爱国正义教授们的支持，又广发声明材料，派出代表向有关机关诉述，包括寒假不离校。驱郭学潮惊动了蒋介石，但他认为“此风不可长”，于1936年1月22日，春节前一天，带着大批人马来到浙江大学，召集全体学生训话，胁迫同学复课。大家不理他，既不说话，又不表态，弄得蒋介石没有办法了，他已明白这个郭校长确实失去民心了。第二天，学生会一致议决继续罢课，顶住威胁。以后，可能是明智大员劝告蒋介石改变方针，我们又坚持了两月时间，终于取得罢课胜利，国民政府发文撤换了郭任远，浙江大学迎来了爱国民主的著名学者竺可桢校长。

从迅速响应北平学生起到罢课驱郭成功，这场浙江大学的“一二·九”运动，完全是学生自发起来的，那时浙江大学没有共产党的组织，也未与党组织有直接联系，一些有进步思想的同学被选为学生会骨干，被公举为学生会主席的施尔宜也非共产党员，但思想进步，胆识过人，蒋介石来浙江大学召集知名教授谈话后也召见和威胁他，他敢于当面辩论，赢得了全校同学的衷心拥护。这场运动使全体同学都受到了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教育。我也是满腔热血地参加了上述活动，受益匪浅，从此以后，我开始阅读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这类刊物了。

1936年暑期，浙江大学大一学生奉命在当地集中军训一个半月，最后去南京接受蒋介石检阅。在烈日下操练和打野外是很苦的，但爱国抗日之心使我乐于接受。蒋介石利用集中军训灌输抗战必需“一个领袖”的思想，令唱“大哉中华，代有贤能，蒋公中正，今日救星”的歌。我由于历来有着“我国一盘散沙”的忧虑，对蒋也产生了一定的幻想。我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日，是有可能参加复兴社的。只因我是东吴附中毕业的，更喜欢林肯的演说。当军训教官进一步宣传盲从领袖时就反感起来了。一次教官以“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以盲从为美德”为题目，要大家作文，我凭着已有的民主自由思想进行驳斥。从此被打入另册，给我“穿小鞋”（如一次假日返队略迟几分钟即被罚站等）。集训结束前统计一百多人中仅有十来人被吸收加入秘密的复兴社，以服从最高领袖蒋介石为准则，我自然不是他们的吸收对象。哪些人参加了，我迄今未确知。以后得知其中的六人，都是真心爱国的，功课也不错，其中程羽翔和洪鲲二人在抗战后期就转向共产党了。

竺可桢来浙江大学后，实行民主办学方针，提倡“求是”精神，允许学生创办社团。“一二·九”运动中的进步学运骨干，陆续成立了时事研究会、黑白文艺社和黎明歌唱队。黎明唱歌队队长周存国是我的同班同学，我应他的鼓动也参加了，但缺乏音乐天赋，只能滥竽充数，跟着练唱《松花江上》、《五月的鲜花》、《热血歌》等，也颇感兴趣，胸中热腾起来。

以上是抗战前我在学校中所得到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加上当年社会上的爱国抗战运动，如多次掀起的抵制日货运动、支援十九路军抗战、七君子入狱、悼念鲁迅、西安事变等等，都给了我爱国的积极影响，但脑子里主要想的仍是为个人前途而读书，如果抗战迟爆发两年，还会遵照父亲为我所做的安排，去国外留学，走上另一条人生之路。总的看来，在国难当头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大都爱国心较重，又重视人格，并具有敬业精神。

1937年爆发七七事变时，我还未意识到这是日寇全面侵略的开始。八一三事变时，我在苏州家中度暑假。事变后不几天，日机即来苏州轰炸，全家惊慌不堪，即举家迁去南浔老家。

初期战事相对稳定，浙江大学照常开学，我即从南浔去杭州。但开学后常常躲空袭警报，难以正常上课了。10月5日，日寇在金山卫登陆，逼近杭州，浙江大学即匆匆撤至杭州西南的建德上课。这时，我与家庭失去联系，估计苏州、南浔已沦陷，焦急万分，无心上课。我随即参加了当地的壮丁训练工作，用上了集中军训时学到的东西。

当看到有些同学离校投奔抗日，我也动了心。12月24日杭州沦陷，浙江大学又开始撤向江西吉安。这时我心中矛盾不堪，是继续留校读书，还是离校参加抗战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机械系的许懋勋同学在浙江的兰溪乘上了竺可桢校长、胡刚复院长两家眷属的船，并权充船上“警卫”，因而认识了两位师母和他们的子女们，他们都那么的朴实和热诚。途中几次见到竺校长和胡院长。他们二人一起非常辛苦地奔波于西迁大队的前前后后，呕心沥血地为着浙大的事业和全校师生的安全而操劳。随学校大队辗转到了江西樟树时，我决定不再南下去吉安，约好两个同学一起去长沙寻找抗战工作。

在长沙找了不少有关单位，同去的一个学机械的同学进了装甲兵的修理部。我和另一个学电机的同学又去了武汉。当时武汉的抗战气氛甚浓，到处标语、歌声，书店里满桌红色小册子，宣传八路军的游击战、平型关大捷等等，读了很受鼓舞。在住处又遇到了一个热情的青年作家正在等待介绍关系，准备奔赴延安，二人相谈投机，我也有去延安的念头，觉得既要抗战，就该到最艰苦、最坚决抗战的地方去。那时八路军办事处设在离市中心较远的旧日租界，我前后去过两次，均被婉辞拒绝。一次是边章五将军接见的，我从红色小册子上看到他的名字，知道他是延安警备区司令。两次接见说法相同：去延安的青年学生已经很多了，容量有限，在国统区一样可做许多抗日救亡工作。我推测那时已是1938年1月下旬，去的人确已很多，但主要原因猜想是他们看出我缺乏进步思想基础和进步活动经历，怕我去了以后不适应。我去不成延安，怎么办？同去武汉的那位学电机的同学找到亲戚长辈，已被劝返浙江大学继续读书了，我不想回学校，想起在长沙时听到的工兵学校正在招收学土木的大专学生，清华大学已去了一些学生，我就从武汉返回长沙，去工兵学校驻湘办事处报名，顺利地办好了入学手续，就先去江西吉安，领取行李，告别师友。临行前，竺校长、竺师母和亲密同学都给我写了热情鼓励的送别词句。竺校长赠言写道：

我们称受教育的人为“读书人”，这名称误尽苍生。书本子的教育不过教育的一部，所以袁志才有诗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信哉言乎！书赠哲民同学

竺可桢 二七·二·十

我珍藏着他的赠言数十年，最后捐赠给浙江大学竺可桢纪念馆。

我带着豪情于2月初进入设在江西清江的工兵学校。哪知实际情况与长沙招生所宣传的及我想象的很不同，校方把招到的大专、中专学生49人合编成一个学生队，先进行为期半年的工兵基本训练。

1939年3月，工兵学校毕业，一小半人留校当预备教官，其他分配去工兵部队。我自然被分配去工兵部队，等待部队来人接去。此时，我对国民党军队的腐朽情况已有所体验，想开小差。开小差是要被通缉的，会有一定风险，我与两个知心队友私下商量，他们劝阻我，我考虑再三，终于下定决心开小差。我向往延安，但苦于没有引路人，只好先回母校浙江大学再说。1939年4月，我来到广西宜山浙江大学，竺可桢对我表示同情，答允如接通缉令可即先通知我逃离。我被批准中途插入大三下学期班，但对国家前途深感忧虑，心情苦闷，不安心于校内的功课，课余孜孜于读我路过桂林时买到的一批进步书刊。

回浙江大学复学后，因怕通缉，我不敢住集体宿舍而在近郊农家租住一间小屋。一天晚上，同班的周存国来看望我，看到我正在阅读进步书刊，就深谈起来，越谈越投机，以后他就介绍我参加了他发起成立的进步学运组织，从此我与他密切合作，直至毕业离校。

周存国原是浙江大学“一二·九”运动时的学运骨干，1936年冬参与创建进步学生团体——黑白文艺社，1937年春以他为主创建了黎明歌唱队。1937年8月抗战爆发后他辗转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被派任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翻译，随她去了山西八路军总部和延安党中央等处，1938年夏又随史沫特莱离开延安，根据当时我党要开展大后方群众工作的精神，1938年秋他回浙江大学复学。那时浙江大学已迁于广西宜山。浙江大学由于一再撤迁，途中历时较长，原来的学运骨干又纷纷离校，原有的进步学生团体陷于停顿。周存国怀着强烈的使命感，返校后立即约集积极成员，恢复了黑白文艺社和黎明歌唱队，又组织了一个十余人的秘密小组，名“拓荒社”，起着学运的核心作用。抗战前期广西政治比较开明，对学生救亡运动不加干涉，当地的新知书店可以出售多种书刊。周存国租住在城内民房，屋里的几个书架上堆满了理论的、文艺的进步书刊，有文艺、中学、社会科学、马列原著以及《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1940年以后浙江大学迁至遵义，政治环境恶劣，由专人隐蔽保管一大批书刊，被称为“黑白”地下图书馆），他自己爱读书，又有文艺才华，善于为不同对象推荐阅读不同类的进步书刊，结合讨论阅读心得，进行思想影响工作，每天晚上都有几人来这里同他交谈思想。“拓荒社”这个名字是他提出的，意为把思想荒漠开拓成进步思想的园地。

在宜山，有家新知书店开在西一街乐群社西首钱宝琮教授家楼下，专门出售进步书刊，我们黑白社的不少图书是从新知书店获得的。后来我从钱克仁那里知道这家书店的老板叫陈敏之。他当时才19岁，受地下党组织委派到宜山。陈敏之晚年做了一件大好事，把他哥哥顾准的杰出思想公开出来，现已为广大知识界所认识和肯定。我也读了陈敏之编辑的《顾准文集》和《顾准日记》，听说还有《顾准传》和《顾准寻思录》，那是其他人写的，我没有精力去读了。20世纪50年代，我见过顾准，听到的反映是顾准为人骄傲。一个有独立思考、有超前认识的人，往往会被平常人，尤其官僚主义的领导人认为骄傲，他在“三反五反”时挨整，就因为“骄傲”。我没有和他个别谈过，即使谈过，以我的愚钝，也不会感觉到他的睿智的。他的夫人汪璧，我接触多些，是一位十分忠厚、儒雅的女同志，印象很好。她自杀时我也在挨斗，被禁中。顾准去世过早，他的卓越思想对钻研现实的问题，还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取得明确的结论。我很希望有人能继承顾准的思想和愿望，对我国的现实问题写出有力的论述。

吸收加入“拓荒社”的同学一般是黑白文艺社的骨干分子，志愿学习马列主义，在学生救亡运动中起带头作用，做同学的思想影响工作，并严守社的保密纪律，有些同学把入社看成入党，怀着虔诚的准备牺牲的思想。黑白社是公开的，其活动分两组，一是文艺组，主要学习鲁迅、高尔基等作品，交流诗歌创作，举办朗诵会；二是哲学组，学习哲学和社会科学，举行小型的座谈，讨论人生观、哲学问题，进行马列主义理论的启蒙教育，也举行读书讨论会。“黑白”还办了一个壁报，名《卫星》。那也是周存国创办起来的，每期由他画报头，由我、周邦立和潘际炯负责约稿、编写。潘不太积极，实际是我与周邦立在操办。到遵义后还办过两三期，后交给学生会《生活壁报》。黎明歌唱队后改组为“大家唱”歌咏队，广泛吸收同学参加。“黑白”和“大家唱”是拓荒社成员经常活动的场所。拓荒社还通过学生自治会发起举办民众夜校和救亡宣传工作。当年浙江大学还没有中共党员组织和党的领导关系，拓荒社自觉地学习中共报刊和可得到的内部文件，接受党的政治思想领导，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全民抗战、反对片面抗战的主张，通过“黑白”、“大家唱”和学生会，开展了许多抗日救亡工作和学生自我教育工作。

我1939年4月回浙江大学，那时拓荒社早已成立数月，社员中有活跃的高昌瑞，他原是上海交通大学学生会主席，因学运被交通大学除名而转来浙江大学的，1939年夏末毕业离校。我自从参加黑白社后，接触到周存国、高昌瑞等一批非常热诚、苦学苦干的学运积极分子，很受鼓舞，原有的苦闷情绪一扫而光，立即十分兴奋地投入他们的各项活动中去，很快被吸收加入了这个秘密小组——拓荒社，并被推举为社的三个干事之一。我即从乡间小屋迁入周存国城内的小屋与他朝夕相处，以他为主，一起策划组织了许多活动。周存国思想深邃，善于抓住时机，提出新的要求。但他不愿意出头露面，推出钱克仁当学生会主席，滕维藻当黑白文艺社社长。那段时间，我们做了不少实际工作，如举办民众夜校、义卖捐献等。

1939年11月，南宁失守，危及广西中部，浙江大学师生人心惶惶，学校当局积极筹划再次西迁，周存国认为这是我们组织救亡工作的最好时机，我们就通过学生自治会很快发起组成了一个30多人的步行宣传队，历时7天走了6个乡镇，参加者情绪甚高，思想上颇有收获，返后写出一大批壁报，在广大同学中起了很好的影响。我们立即提出了一个更高要求，仍通过学生会发起组织战地服务团去宾阳前线搞宣传和伤兵服务工作，报名者十分踊跃，除了进步社团的同学外，我们有意鼓动平时埋头读书的和政治观点正统的同学和一年级新生参加，共约80人（约占全校学生的1/10），其中，女同学17人，我记得有周瑞华、姚凤仙、朱萼芬、陆曼琦、钱炜、何琏玉、王蕙、周敏先和龙雅娱等。当时庞曾漱很想参加，周存国不许可，要她趁此时间用功读马、列、毛的书。我们选举一位政治观点中间的正直的同学潘家苏当团长，拓荒社成员庄自强当副团长，陶光业、梁德荫、张泽琏等为领导成员。周存国因患肺病不能参加，由我和庄自强、周邦立及拓荒社的一个女同学周瑞华组成秘密小组，起策划与联系促进作用。“战团”出发前积极练唱救亡歌曲，包括对敌宣传的日语歌《日本兄弟呀》，排演短剧，练习包扎救护技术，准备简单行装、臂章和队旗，不参加战团的同学也都积极为出发的同学忙这忙那。一时间，全校的气氛大变，到处是激昂的歌声和畅谈全民抗战必胜的信念。竺校长很支持，1940年1月8日，“战团”列队出发，他亲自授旗送行，做热情洋溢的讲话，勉励大家。战地活动一个月，正是学校停课迁移时期。到宾阳前线后，一半人服务伤兵，代士兵写信，一半人搞宣传，战地慰问演出。生活很艰苦，全是背小包长途步行，夜间在农家泥地铺上稻草，多人挤卧在一起，粗简饭菜是自烧共餐，许多同学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生活，又常遭到敌机袭击，但目睹长官欺压士兵和老百姓，尤其伤兵的惨痛，加上团内常开生活检讨会，思想大变，过去不同院系、不同班级、不同政治观点的团员之间建立了极其亲密的友情，大家觉得参加这次活动很有意义。日子过得很快，但即将结束战地工作，准备集中返回时，战况突变，在前面土洞里躲飞机的团员突然听到逼近的机枪声，看到远处有太阳旗和日兵，就惊呼着死里逃生，我们连续跑了三天三夜，才搭上军车回到了宜山，好在那队日军只负责突击一番，即后退，我军前线阵地仍坚守着。战团在宜山清点队员只缺戴行均一人。那时宜山校内已无主管人员，都已撤往贵州。我们只能分散行动，设法搭乘各种车辆陆续抵达浙江大学新址遵义。

1939年2月中旬，全体战地服务团团员在遵义集会总结，总结稿是我起草的。大家都认为经过这次不平凡的活动，思想上收获极大，决心要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继续推进救亡工作。竺可桢校长亲自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并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充分肯定了“战团”工作，希望我们继续做下去。团员们写出了一大批文章，组成大版壁报，又在当地剧院举行了两场汇报演出，一场为本校师生，一场为当地民众，影响极大。拓荒社在这次活动中开展思想影响工作，结交了不少新朋友。我有意结识一年级新生张宣三、吴作和、金礼楠、陈立等数人，其中一人张宣三，我与他在行军中边走边谈，谈得很投机，他告诉我前年在家乡当小学教师时已入了党，因为上级遭破坏，现失去关系，希能在浙江大学解决组织问题。我只能如实告他浙江大学还没有党组织。后来我把他介绍给陈天保，并让他加入了拓荒社。我与张宣三的知交关系一直保持到现在。1999年，他写的一篇题为《我国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长文，李锐、李慎之、王若水等同志看了很赞赏，并经他们转送徐雪寒、任仲夷，也获得了好评。我和他，还有陈耀寰三人合作撰写过纪念竺可桢校长的文章。

战团团员戴行均未归，全校极为忧急，洪鲲和陆道邦积极性很高，主动担起了重返前线寻找的重任。他俩到了一个乡村，发现一具尸体，已经腐烂，面容模糊不清，误认为就是戴行均，就地妥善埋葬，返校后同学们召开了一次隆重的追悼会，挽联上写着：无言的号召。一年后戴行均回到了遵义，因为他那时没有向后撤离，而是往东跑了，一直跑到了广东，又到香港，得到家人、亲戚资助后才返回了学校。

拓荒社在一年级新生中发展成员，以期这个秘密小组能持续下去。1940年夏，核心成员周存国、钱克仁和我毕业，准备离校，周存国提议，拓荒社由陈天保、周嘉鹏、庞曾漱成为新“核心”，拓荒社改名为“马列主义小组”，一直持续到1944年。这个秘密小组未被特务发现，因为他们只看到黑白文艺社，曾抓捕了黑白社社长何友谅和积极分子王蕙。在遵义，拓荒社依靠“战团”的积极影响和新结交的积极分子，扩大了黑白社和“大家唱”的队伍，又发起成立了铁犁剧团和塔外画社，当时参加进步社团和社会工作的同学不下200人，约占全校同学的20%。学生自治会的多个实职部门都为进步同学所掌管，黑白社的壁报《卫星》以后改为学生会的《生活壁报》，继续宣传“全民抗战”和民主政治，反映学生对国是的意见。遵义的政治环境恶劣，但在崇尚民主自由、热爱祖国的竺校长领导下，倡导求是精神，学生中进步力量较强，学生会工作始终为进步学生所掌握，校园里各种壁报琳琅满目，爱国民主气氛一直较浓。我毕业离校后，1942年初爆发了全校学生“倒孔祥熙”示威游行，1945年春全校学生发表了《国是宣言》，反对一党专政。

我们拓荒社组织的上述实践，使同学们接触了社会，切身感受到广大劳苦大众的苦难，激发起救国救民的责任感。1940年春夏之际，我们又发起组织了两次参观访问，一次是去军用机场了解民工被打被罚站木笼的实情；一次是参观小煤窑的非人劳动。去参观的同学无不痛心。遵义街上参见到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壮丁们被连串捆绑着押送过去。我不顾自己笔拙，把看到的上述惨状写了几篇文章发表在壁报上，边写边流泪，心中想着自己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

我还想讲一下我们拓荒社的战友——庞曾漱。我与曾漱的交往从1939年春在“拓荒社”认识起，到她去世整整58年。她出身于苏州一个富裕、有名望的家庭，才貌双全。曾漱1937年从苏州振华女中毕业，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由于抗战爆发，来不及去杭州入学，跟随家人辗转九江、汉口、长沙而至香港，浪费了一年时光，于1938年由香港去江西泰和入学。她一年级成绩斐然，但为了加强拓荒社在文学院的影响，她主动转入外语系。由于她学习认真，进步很快，颇受外语系教授们的赞许。1942年，曾漱从毕业后去重庆，她父亲让她住在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洪兰友家里，又托洪代作女方家长，安排了一场颇为体面的婚礼，新郎就是我们拓荒社的老社员高昌瑞。我们将此事报告了中共南方局，徐冰同志认为这样可开拓社会关系，有利于地下工作。婚后，洪愿为曾漱介绍优越的工作。但曾漱决意去远郊区生活十分艰苦的育才学校，这个学校就是陶行知先生开办的。可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曾漱因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海外关系而遭到歧视、排挤、委曲，以至“文革”中受尽屈辱、折磨，她从无怨言。和我交往谈话中从不提这些，问她时只轻描淡写几句。她在困难的环境中，仍勤勤恳恳、忘我奉献了一生。这是最为难能可贵的。

曾漱颇有才华，又颇有思想深度，但她很谦逊，在聚会和叙谈中，从无豪言壮语或长篇大论，却往往有精辟的见解使人得到启发。曾漱去世后，施雅风学兄来京开会时向我谈起：几年前他与曾漱一次叙面谈到当前形势，曾漱只说了“反腐败、争民主”六个字，给他很深的印象。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和曾漱间的来往虽不算少，但深谈却不多。她参与编辑的《校史一叶》书中，有一篇她与钱克仁通信选辑《忆往谈故录》。其中有一段署名钱兄的文字写得特别好。我曾给钱兄去信，表示赞赏。钱复信说该文他主要提供素材，那段话全是曾漱写的。

我毕业后到重庆参加革命，得知在重庆以郭沫若、夏衍为首的民主救亡思想界视西南联大和浙江大学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有两次大运动，一次是西南联大发起、浙江大学响应的“倒孔”运动，一次是浙江大学发起、西南联大响应的“国是宣言”，两校都牺牲了一位教授，浙江大学是费巩，联大是闻一多。两校都死了学生，不同的是昆明的龙云不是蒋介石嫡系，蒋派去的特务只能明杀，遵义是蒋直接管辖的地方，可明关，也可暗杀。何友谅死得极惨，竺校长曾多方设法营救他，未能成功。何友谅对浙江大学学运是有大贡献的，拓荒社没有吸收他入社，只是因为他不会保密，但很重视他，连续多届选任他为黑白社长。为了确认何友谅为烈士，庞曾漱等花了极大的精力，在1993年请苏步青等四大教授和前校长杨士林、前学生会主席周勤文联名向中央组织部报告申请，又要何家乡鄞县政府专门派出两人来北京查看敌伪档案，查清了何友谅的进步情况，确认何友谅被三棱尖刀活活扎死，浙江省政府追认何友谅为革命烈士。1995年，我与张宣三、庞曾漱等编辑了《校史一叶》一书，以纪念何友谅烈士和我们的黑白文艺社。1998年，我又发起施平、张直中、施雅风、黄宗甄、谢学锦、钱人元、张素诚、方淑姝、朱兆祥、戚叔纬、刘茂森、荣励坚、周志成等老校友写联名信给浙江大学，建议在浙江大学校园设立何友谅烈士纪念设施。我还让老同学钱克仁给苏步青写信，请苏老在克仁信上批注敦促校领导抓紧办理。校方很重视苏老的意见和我们的建议，2001年4月，在浙江大学104周年校庆之际，“黑白文艺社暨何友谅烈士纪念碑”终于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落成。

我自参加拓荒社后，自认为参加了革命。因周存国患有肺病就代替他做了拓荒社内部的联系工作和“黑白”的组织工作，又参与编辑《卫星》壁报，夜以继日地忙着，在热情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社友们之间得到鼓励，同时自己也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和阅读革命文学作品，读了艾思奇、胡绳、苏联米丁的哲学著作，何幹之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钱俊瑞的中国农村问题，沈志远和苏联里昂捷夫的政治经济学，李达的社会学，啃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初步认识了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劳苦大众被压迫被剥削的根源，社会发展的规律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从量变到质变，我们的任务是从具体的思想舆论工作和广交朋友做起，积蓄力量，最后总会发生革命突变。那时最使我激动的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这是两份桂林朋友传来的内部材料，时间约在1939年秋，在拓荒社内部传阅。我读后兴奋不已，通宵未能成眠，犹如在黑暗的洞穴里看到了光明的出口，深信只要按照文中指明的路努力奋斗，抗战必胜，且能迎来民主的新中国。在文学书中，最使我感动的是高尔基的《母亲》和伏尼契的《牛虻》，使我决意学习书中的革命知识分子，站在劳苦大众这一边，推翻反动势力。那时拓荒社内部常常谈论人生观问题，在毕业前的一段时间里议论今后走什么路，做什么样的人。部分社友愿在共产党领导下发挥技术专长，做红色工程师，部分社友决意寻找共产党，做党指派的革命工作。我原是带着苦闷的心情回浙江大学的，无意学技术找出路，自加入拓荒社后更加把技术功课抛在脑后，上课只是应付，经过这一年多时间的进步社团活动和革命书刊的学习，参加革命的决心更加坚定了，毕业后一定要找到共产党，做一辈子的职业革命者，把自己的一生乃至生命奉献给伟大的革命事业，不计革命何时成功。

与我相交的同学知道我的志愿，临别前给我赠词热情鼓励我。

周存国抱病写道：

那丰饶的远方我已经不能去了。

一天你走到那里

请为我在那土地上多插一枝香柏

也算作我到过那地方……

别再管我，扔下我吧，快赶你自己的路！

拓荒社社友庄自强写道：

……

标营的草场上

我们躺着

晨风吹着你清亮的言语

进我的记忆

我的胸开舒而热辣了

侧耳听

龙江的水声

不断地流去。

那时

我曾私愿：

时光停止吧

让我长享

这严肃而缓和的友情

可是

祖国在呼唤你

神圣的斗争在呼唤你

我只有惊失于这洪亮的号召

但我

让你去吧

你是一切苦难者的所有

……

黑白社女社友陈履寿写道：

来自

伏尔加河的青年

终究成了年轻人的灵魂

在这里

我们的意志亦获得了

中心

一群丽洁的星星将

永远地环绕着你

这样

崇高的朋友

你可以安心地走了

隐蔽着的力量

在你的心里

显示了我们的誓言：

“永远

我们将靠近着你”

虽然我们留恋着你

那边未经开辟的荒地却正期待着你

去吧！

纵使更辽远的地方

需要你

我们亦决没有眼泪

（2015年夏至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