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研究范畴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的不同学派对翻译理论的迅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此之前，翻译一直被认为是一种语言的文本材料对另一种语言的文本材料的等值替换。《大英百科全书》将翻译定义为“用另一种语言或符号系统来转换一种语言或符号系统的行为过程”。也就是说，翻译传统上被认为是对源语文本的一种等值复制。因此，千百年来，翻译的目的一直都是竭力实现两种语言的文本之间的完美对等，当然，结果肯定也不尽如人意。目前，已经有学者指出，在某些翻译实践中，完全的对等不仅不可能实现，而且有时也是不必要的。准确地说来，译者所做的是在接受了发起人（initiator）的翻译纲要（brief）之后，“从源语提供的信息（源语文本诉诸源语读者）中选取一定内容，并加工成目标语信息供给读者，而目标语文化读者又从中选取对自己有意义的部分信息”。这样一来，我们关注的焦点就从对忠实性及对等的评价转到了对目标语文本在其新语境中的接受情况的考量。

随着从源语文本（ST）到目标语文本（TT）的理论关注的转移，源语文本原先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可避免地有所下降。相反，目标语文本及其在目标文化中的地位成为翻译研究的重点，而源语文本只能占据从属的地位，成为翻译行为中的一个环节。

翻译研究学者已经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翻译主要受到意识形态、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这些因素从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来限制和引导译者的翻译行为。当语言与意识形态发生矛盾时，往往是语言做出让步。将翻译与意识形态，尤其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作为本书研究的重点，除了作者个人的学术兴趣之外，主要还是因为政治及政策确实对翻译活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具体来说，本书在从翻译研究背景中寻求理论支撑，如多元系统理论、改写理论、目的理论等的同时，从史料中挖掘案例支持。

本书将研究焦点从翻译的政治延伸到翻译政策，以国家和政府及其机构为研究对象，强调特定社会、文化、经济尤其是政治条件下如何影响翻译活动，决定翻译产品的生产及在目标语文化中的接受等，并对政策的形成及其影响进行描述和客观评价。作为研究对象的翻译活动，不是仅包括翻译理论中普遍关注的文学翻译，而是包括所有类型的翻译现象及翻译行为。虽然具体的翻译活动本身肯定会涉及某些特定译者或译本，但是由于本书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系统中某些历史阶段翻译活动与政策之间的关系，所以视野不会局限在某些特定文本、作者或译者身上，也不会只关注某一特定文本在目标语系统中的生产、接受与传播。也就是说，“翻译”被视为一个复杂的交际系统，其每一方面都值得研究，翻译文本也不会仅仅被当做文本来考量。同理，本书也不会局限于某一特定源语文本与译本的关系，因为无论是文本还是译者，都不能游离于整个目标语社会系统之外存在。

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现当代中国的翻译政策。“政策”这一术语有多种定义，但在本书中，政策是指由政府或政府机关制定的决议或据此采取的行为。这一定义至少可以引申出两种内涵：一是本书不仅关注政策决议本身，而且关注由政策引出的政府行为；二是所谓“政策”，是指一个机构所做的所有决定或行为中（可能有时会不一致甚至冲突）最重要的一个或几个，我们还需认识到不同级别或类别的机构也可能会因工作范畴、层次或利益的差别而会做出不同的决定，因而会有不同的“政策”。

当然，本书的研究范畴还存在一定局限性。第一，本书所涉及的主要是中国现当代的翻译活动。从翻译方向来说，这些翻译活动中虽然也包含汉译外，但主要还是外译汉，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选择，最直接的原因是从译作数量而言，外译汉的数量远远超于汉译外；同样，从事外译汉的译者数量也远远多于汉译外的译者。正如何刚强所言，“一部中国的翻译史，就其主流而言，是一部外译汉的历史。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出现了众多的译坛高手，产生了无数的上乘译品，也形成了相当丰富而又系统的外译汉的理论、原则与方法。相形之下，汉译外则一直处于次要的地位，无论是译品还是译手都要少得多。”

第二，由于复杂的社会及历史原因，本书主要涉及除香港、澳门、台湾之外的中国大陆地区的翻译活动。

第三，本书所研究的翻译政策，仅限于涉及汉语与外国语言之间翻译的政策，不包括汉语与中国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翻译政策。

第四，本书并非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翻译政策的比较研究，虽然文中会涉及发生在国外的翻译活动来作为比较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