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与土地市场制度关系变迁分析

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人类在历史中形成的社会演变方式直接由制度变迁来决定，可以说制度变迁是理解人类社会变迁的关键因素。⁽¹⁾土地承载万物，为人类提供了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一切人类活动的物质基础。因此，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受到土地市场制度变迁的直接影响。我国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情况和土地市场制度变迁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并在实践中不断更新和完善。

按照W?A?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的分析，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是指人口由传统农业生产部门向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部门进行转换，一般以两个部门的边际生产力率作为转换速度的主要参考指标。当农业生产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与城市工业生产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相等时，农村劳动人口与城市劳动人口便会出现自由平等流动⁽²⁾，此时便会呈现城乡一元结构，即城乡一体化结构。

一般来说，由于我国城乡关系转换的特殊性，会出现农村劳动力进城却不能享受跟城市居民同等的城市待遇的情况，而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福利保障，此时农民便不愿放弃土地。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主要体现在农民劳动的边际产量，当前农民在土地上的劳动边际产量要低于进城务工边际产量，城市居民生活水平高于农民生活水平，二元社会结构存在，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土地市场化受到严重阻碍。建立健全土地市场制度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是我国根据不同历史阶段城乡发展实践的需要提出的改革与发展战略目标和部署，是将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理论”⁽³⁾，斯大林“城乡一体化理论”⁽⁴⁾与我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成果，符合我国新时代的发展实际。

本章梳理了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以及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变迁过程，重点把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与土地市场制度变迁结合起来，尝试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制度演变梳理成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1978年，此阶段城乡关系波动复杂，二元结构矛盾凸显；第二阶段为1978—1984年，此阶段城乡改革发展，二元结构有所松动；第三阶段为1984—2002年，此阶段城乡差距扩大，二元结构固化影响持续；第四阶段为2002—2012年，此阶段城乡差距逐渐缩小，二元结构逐步转向一体化；第五阶段为2012年至今，此阶段城乡关系出现新局面，全面向城乡一体化发展迈进^{(5)(6)(7)(8)(9)}。在不同的阶段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改革的重点不同，因而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与土地市场制度关系也存在较大差异，土地制度不断变化的过程能够对城乡互动关系的变迁进行很好的阐释，并且能够揭示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与土地市场制度变迁的内在联系、规律及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