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　“大学文化育人”研究述评

狭义的育人，一般来说与教书相对，其指向为思想教育。本书的大学文化育人指向的是广义的育人，也就是培养和造就学生全面有效发展的社会活动。由于本书的主题是“大学文化育人”，因此重点就“文化育人”做一解析。

“文化育人”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在学界文化研究热潮下，教育理论界开始触及教育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研究。1990年4月，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源潮在讲话中指出：“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步，文化育人的特征越来越明显。”

20世纪90年代中期，叶连荪等人在《华东经济管理》发表了《浅论大学文化的育人作用》，这是首次在学术文章中论述大学文化育人。从1995年开始，以华中科技大学等为代表的众多高校率先对学生进行了文化素质教育，得到了学术界、教育界以及社会的积极评价与充分认可。

另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大学文化育人研究的相关著作陆续问世。杨叔子的《杨叔子教育雏论选》，张应强的《大学的文化精神与使命》，蔡红生的《中美大学大学文化比较研究》，董云川、周宏的《大学的文化使命——文化育人的彷徨与生机》，欧阳康的《大学•文化•人生》，王冀生的《大学文化哲学》，眭依凡的《大学的使命与责任》以及蔡劲松的《大学文化理论构建与系统设计》等著作对大学文化育人都有各自的真知灼见。

对于文化育人，学者们的观点各有不同。学者宋惠平认为，文化育人就是以文化培养人，广义来说就是文明的继承与传播，狭义来说就是人在修养、学问、人品等方面的养成教育。学者杭品厚认为，在知识教育中贯穿文化育人，通过学校的师德师风、教风学风、文化活动、校园环境等影响教育学生，使其达到“文而化之”的教育目的。学者刘克利持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就文化育人而言，提升与凝练文化的整合能力更为重要，这点是与知识教育不同的，文化教育更强调文化整合能力的提升与凝练，而且文化的整合能力会内化为学生的心理结构，从而塑造学生自己的人格特质。

众多学者发表了对“大学文化育人”的观点，对于其基本构成，学者们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认为大学文化育人主要包括育人过程与各种方式方法。袁贵仁教授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大学即文化。大学的教育教学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文化过程。所谓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说到底都是文化育人。”(9)这种认识强调了大学文化育人的工具理性，即大学文化是育人的手段、途径、工具、机制与体制。

第二，认为大学文化育人是育人的价值指向。学者王明清认为，在大学的四大职能中，文化传承与创新占据主导地位，文化价值，即文化的价值理性是大学基本理性，处在引领地位，文化作为育人的主导力量，成为大学建设与发展的引领者与基本力量。学者张影认为，大学的基本任务就是传承文化与创造文化，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文化育人担负着育人的终极意义和价值诉求。

第三，认为大学文化育人既是有效手段又是目标指向。学者王冀生便持这一观点，他认为文化育人就是“以文化人”，文化育人既是育人的价值指向也是育人的有效途径。

对于文化育人存在的问题，杨郧生提出其具体表现为“重知识传播，轻人文关怀；重制度约束，轻人格建构；重课堂教学，轻行为养成。”杨叔子将其归纳为“五重五轻”，即重理工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重书本轻实践、重共性轻个性、重功利轻素质，精于科学荒于人学、精于电脑荒于人脑、精于网情荒于人情、精于商品荒于人品、精于灵性荒于人性。

综观中国大学文化育人的相关研究，作者通过查阅文献，发现有以下欠缺：

一是关于大学文化育人的概念、内涵、特点、外延说法不一。例如，孟娜、李忠云认为大学文化是从三方面促进大学人的全面发展进而来实现教育功能的，这三方面包括大学精神、大学制度和大学环境。而杨叔子则把文化育人分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个方面。

二是很多学者的文章局限于大学内部，仅就大学教育论述大学教育，就大学文化论述大学文化，就大学自身看待大学自身，而没有看到大学是一个开放组织，无时无刻不与社会、外界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等方面的交换，教育学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人才培养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大学的有效运转更是一个经济学问题，所以说大学文化研究、文化育人研究需要多学科、全方位、多角度。很多学者的研究还混淆了知识教育与文化育人的概念与范畴，“眉毛胡子一把抓”，更加造成了文化育人研究的乱象。

三是由于“文化育人”是一个本土概念（刘献君），因此研究者对国外相关理念研究的比较和借鉴较少。

四是很多已有研究把“文化育人”单纯看作是学生“受育”的被动过程，忽视了这其实也是一个“双向建构”的过程。

五是学者们对有关大学文化育人具体的实践个案更多的关注点在国内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985”名校身上，而数量庞大的地方大学、应用型本科院校则少有人问津。而且大多数研究侧重于理论研究，实践研究不够，研究方法单一，可操作性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