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家庭创业回报的实证考察

2.4.1 家庭创业的货币回报

这里使用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模型分析创业对家庭货币性回报的影响，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Y指代本章分析中使用的收入、消费和财富等的创业货币性回报指标。为了消除变量分布的非正态性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回归分析中使用的是各指标的对数变换形式。Entrepreneurship为家庭创业参与变量。β1为相应的回归系数，代表创业对家庭货币性回报的边际效应。X为其他控制变量。ε为随机扰动项。考虑到居住在同一区（或县）的家庭的创业回报可能存在相关性，估计结果中报告的是区（或县）层面集聚（Cluster）的标准误。

表2-18中报告了创业对家庭货币性回报影响的估计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最小二乘模型的估计结果与上文描述性统计结果基本一致。估计结果表明，参与创业对工商业外家庭总收入、家庭总消费、家庭净财富和工商业外家庭总资产的影响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创业发挥了其对家庭经济的补充作用，显著为家庭带来了积极回报，提高了家庭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财富积累。这一发现强烈暗示了家庭作为一个商品和服务生产单位的潜在恢复力，同时也拓展了文献中关于“创业回报之谜”的探讨，为理解创业回报提供了新的视角。

收入、财富和消费反映的是家庭经济福利的不同方面。首先，创业对家庭收入水平的正向促进作用支持了创业为家庭提供额外生计这一观点，创业所带来的收入水平的提高会进一步提高家庭的消费水平和财富积累。其次，创业促进家庭财富积累这一发现对于经济增长和贫困削减具有重要意义。主要有两点原因：①财富积累的增加促进了可贷资金供给的增长，从而可能会促进投资增长。这将有利于创业良性循环经济的形成，即财富积累促进创业参与，参与创业进一步促进财富积累。②财富积累代表着家庭经济福利的长期保险，其相对于雇佣工作而言更加稳定，特别是在雇佣工作是非正式或临时性工作时。此外，创业虽增加了家庭经济风险暴露，但也通过多元化家庭经济活动降低了家庭经济脆弱性，使家庭财富水平更高。

考虑到家庭创业类型的差异性，这里我们进一步从创业动机和雇佣员工情况两个维度分析不同类型创业的货币性回报差异。首先，按照家庭的创业动机，我们将创业划分为机会型创业、生存型创业和其他类型创业。从表2-19中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均可以显著提高家庭的财富水平和消费水平，但机会型创业对家庭财富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机会型创业可以显著提高家庭的收入水平，但生存型创业对家庭收入水平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机会型创业的货币性回报最高，其他类型创业的货币性回报次之，再次是生存型创业的货币性回报。因而，与生存型创业相比，机会型创业对家庭福利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

Astebro等（2011）指出劳动力分工导致规模经济效应，因而雇佣员工的创业者可能比个体创业者更具有生产力，收入水平也可能会更高。因此，这里还将创业划分为“自我雇佣”和“自己是老板”两种类型，并分析对比两种类型创业所带来的经济回报的差异。“自我雇佣”型创业多是因找不到其他工作机会而不得不创业，其创业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就业求生存。“自己是老板”型创业多是因发现新的商业机会而进行创业，其创业的主要目的是开发新的商业机会、实现经济价值。这里我们按照企业雇佣员工数量划分，将没有雇佣员工的创业定义为“自我雇佣型”，将有雇佣员工的创业定义为“雇佣员工型”。表2-20中报告了相应的估计结果。从结果可以看出，与没有参与创业家庭相比，雇佣员工型创业和自我雇佣型创业均可以显著提高家庭的收入水平、财富水平和消费水平。从系数对比来看，雇佣员工型创业比自我雇佣型创业对家庭货币回报的促进作用更大。

2.4.2 家庭创业的非货币回报

接下来，实证考察家庭参与创业的非货币性回报。这里使用主观幸福感作为对非货币性回报的衡量。由于主观幸福感是取值为1到5的离散变量，因此将使用Ordered Probit模型分析创业对家庭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Happy =5，如果Happy*＜c1；

Happy =4，如果c1≤Happy*＜c2；

Happy =3，如果c2≤Happy*＜c3；

Happy =2，如果c3≤Happy*＜c4；

Happy =1，如果Happy*≥c4；

其中，Happy*代表家庭的主观幸福感，为取值1到5的离散变量，1表示非常幸福，5表示非常不幸福。Happy*低于临界值c1时，受访者会感到“非常不幸福”；高于临界值c1但低于临界值c2时，受访者会感到“不幸福”；以此类推，当高于临界值c4时，受访者会感到“非常幸福”。虽然Happy*是潜变量（Latent Variable），这些临界值是观测不到的，但我们能够得到受访者的回答，即回答“非常不幸福”时取5，回答“非常幸福”时取1。在上述模型中，随机误差项ε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用ϕ（.）表示正态分布的累计分布函数，则被解释变量Happy的分布可以表述如下：

依据上述分布，构造受访者对每一种回答的似然函数，并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进行模型估计。表2-21中报告了相应的估计结果。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参与创业显著增加了家庭认为“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可能性，同时显著降低了家庭认为“一般”“不幸福”和“非常不幸福”的可能性。这表明，参与创业显著提高了家庭的主观幸福感。

考虑到不同家庭创业动机的不同，这里进一步分析不同创业动机的创业参与对家庭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差异性。表2-22中报告了相应的估计结果。从结果可以看出，机会型创业和其他类型创业均显著增加了家庭认为“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可能性，同时均显著降低了家庭认为“一般”“不幸福”和“非常不幸福”的可能性。这表明，机会型创业和其他类型创业显著提高了家庭的主观幸福感。从估计系数对比可以看出，机会型创业对家庭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大于其他类型创业。然而，生存型创业显著降低了家庭认为“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可能性，同时显著增加了家庭认为“一般”“不幸福”和“非常不幸福”的可能性。这表明，生存型创业反而显著降低了家庭的主观幸福感。这可能与生存型创业对家庭收入水平的提升作用不明显有关。

考虑到家庭创业规模的差异性，这里还进一步对比分析了自我雇佣型创业和雇佣员工型创业对家庭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差异性。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自我雇佣型创业和雇佣员工型创业均显著增加了家庭回答“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可能性，同时显著降低了家庭回答“一般”“不幸福”和“非常不幸福”的可能性。这表明，自我雇佣型创业和雇佣员工型创业均显著提高了家庭的主观幸福感。从估计系数对比可以看出，雇佣员工型创业对家庭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显著大于自我雇佣型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