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固守静态比较优势使我国分工锁定和经济持续发展难以为继

在我国，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在政策层面，在强化现有比较优势还是重点培育动态的潜在比较优势之间经常存在争论。我们认为，发挥现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国际竞争能力的提高，促进当前经济和就业的快速增长，但是如果在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上，恪守静态比较优势，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分工锁定状态。以下的实证分析表明，过去一段时期，我国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缓解了就业压力，但是，相对固化在劳动密集型分工部门和劳动密集型环节，也使得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呈现出难以持续的困境。

（一）我国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特征分析

1.分享了全球化利益，我国对外贸易高速增长，并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年均增长9.9%的骄人业绩，2010年与1978年相比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36339万人，年均增长4.5%。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我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分享了全球化利益分不开的。在此期间，货物出口增长了160.8倍，年均增长17.2%，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达到4.4%；2010年出口依存度（出口额与GDP比值）达到26.7%。

2.我国贸易结构高度化名义上提高较快而实际上不足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出口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数量增长来实现的，出口结构也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固化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能源消耗比较多的加工制造环节的特征，表现为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名义上提高较快而实际上不足。

贸易结构高度化名义上提高较快，主要是出口结构实现了从过去以纺织服装为主向以机电产品为主的转变。2010年商品出口总额中机电产品占60%，高新技术产品占到31%。根据Rodrik研究，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复杂程度与人均收入比中国高3倍的国家相当（Rodrik Dani，2006）。Schott认为，中国和OECD国家出口商品的相似程度高于相近发展水平的国家27%～39%（Schott P.K，2006）。这也使得以传统标准来衡量，我国产业结构朝着高度化方向演变。按现价计算，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36%提高到2007年的47%；在制造业内部，交通运输设备、机械、电子等高加工度行业和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上述比重均大大高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

然而，上述结构高度化只是名义上的或部门比例上的，而从实际技术含量、实现效益和机会成本等角度来看，呈现出固化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劳动密集型环节的特点，实际高度化与名义高度化呈现出明显的背离，我国经济增长尤其是外贸增长所付出的代价也很大。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国内基本上都是采用OECD的行业分类结果，将其定义的高技术、中技术、低技术产业移植到国内。根据这一分类，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呈现上升的趋势（郭克莎等，2007）。然而，简单套用这一分类方法显然不能反映当前全球化过程中，国际分工从产业间、部门间分工向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转变的趋势。我国高技术产品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提高，但主要集中在高技术产品中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环节类产品，其占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的90%以上，按实际水平不过是中度劳动技术密集型行业，而需要高端专业技能、复杂技术和供应网络的产品所占比重下降；[5]中技术产品中，主要是生产环节易于分解的机电产品的比重稳步提高，而可以反映一国技术深度的自动化产品的比重却在下降。表1-2所示的进出口价格比较表明，技术含量越高的产品，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与进口的差距越大。所谓技术密集型产品如机床，也不过是承担光机生产和利用进口数控系统组装而已，这就决定了其附加值差距悬殊。这一特征使得我国在产业结构名义高度化之下实际分享贸易高速增长的利益有限。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等所谓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总资产贡献率和销售收入利润率甚至低于纺织、服装行业。

（二）价格贸易条件持续恶化，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被严重高估

在理论上，人们通常用贸易条件来分析贸易增长背后的交换利益，包括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收入贸易条件指数和要素贸易条件指数。其中，价格贸易条件指数表示一国每出口一单位商品可以交换获得多少单位的进口商品，收入贸易条件指数表示一国用出口支付进口的能力，要素贸易条件指数是考虑了生产率上升对产品价格下降的支撑作用以后的贸易条件。[6]绝大多数研究认为，尽管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而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但我们的研究发现，所谓收入贸易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被严重高估，而要素贸易条件得到改善是误判。我国出口收入增长完全依靠出口数量的扩张，出口价格的下降并没有被生产率上升所弥补。

1.价格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单位出口产品对进口产品的相对购买能力大幅度下降

尽管立足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能够提高效率和国际竞争能力，促进增长，但如前所述，在国际分工中经常存在不平等交换，影响发展中国家国民福利提高。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近乎完全竞争，甚至是过度竞争，而发达国家含有技术创新的产品在国际市场处于垄断地位。这种不对称会导致国与国之间竞争和交换的不平等，使得发展中国家尽管参与国际分工水平得到提高，但其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状况没有改变，不过是随着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产品的变化，从过去的初级产品，延伸到制成品而已。我国也是如此，尽管我国出口商品中制成品比重达到95%，但2009年与1980年相比，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下降了32.1%，也就是说，2009年我国单位价值的出口产品对进口品的购买能力只相当于1980年67.9%（见表1-3）。研究还表明，出口增长和收入贸易条件增长越快的行业，其价格贸易条件下降幅度越大，我国工业行业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与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年均变动速度之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

2.名义上的收入贸易条件快速增长，而实际上被严重高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的高速增长是依靠数量扩张而实现的，似乎是通过“薄利多销”而使得我国国民福利增加了。但是，上述收入贸易条件中的“收入”是出口额，而不是国民收入。在出口额转换成国民收入时，要有两方面的减扣：一是要减扣中间投入（包括能源、原材料消耗，甚至生态环境影响等）；二是要减扣外资所得。这通常被以往研究贸易条件的学者所忽视。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上述两方面的因素的影响都很大，使得我国实际收入贸易条件被大大高估。

（1）减扣中间消耗因素以后的收入贸易条件指数明显缩水。根据联合国统计数据，1995～2007年间，[7]中国出口价值指数为812.9（以1995年为100），收入贸易条件指数为600.8（以1995年为100）。但是，由于上述数据中外贸收入是出口额，而不是增加值，其中包括了中间消耗。根据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1995年中国产业中间消耗率为62.02%，2007年上升到67.51%。据此对出口价值指数和收入贸易条件指数进行修正，修正后的出口价值指数为695.4，收入贸易条件指数为542.6。也就是说，考虑到中间消耗上升因素以后，1995年到2007年间的出口收入由名义增长712.9，下调为按增加值增长595.4，收入贸易条件指数由634.3下调为542.6。

（2）外资在出口中的高比重使得收入贸易条件被高估。我国收入贸易条件改善被高估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外资企业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很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计算，2007年“三资企业”占全部出口额的55.4%，而1995年仅为31.0%。根据“三资企业”比重变化，对出口价值指数和收入贸易条件指数进行修正，修正后的出口价值指数为525.5，收入贸易条件指数为410.0。也就是说，扣除“三资企业”在出口中比重上升因素以后，1995年到2007年间的内资企业出口收入增长425.5%，收入贸易条件指数比修正前的634.3减少了224.3。如果考虑三资企业并不是全都是外方所得，外资资本所占份额为22.7%，但外方对企业的控制和所得不但与出资比例有关，还与技术控制、销售渠道控制有关，假定外方所得占50%以后，那么根据国内所得对出口价值指数和收入贸易条件指数进行修正，修正后的出口增长为595.6，收入贸易条件指数为542.4。

综合中间消耗率上升和外资因素，修正后的收入贸易条件指数为350.8，只相当于原来名义收入贸易条件的58%（其中，中间消耗率上升和外资影响力程度相当）。如果考虑到对土地、资源、工资等要素成本的低估和环境软约束，以及外资企业的价格转移等因素，国民福利流失的幅度则要大得多，而国民所得远远低于出口收入所表现出来增幅。研究发现，在28个制造行业中，修正后的收入贸易条件低于名义收入贸易条件80%的行业多达22个，其中以机电产品为主的中度技术劳动密集型行业收入贸易条件下调幅度最大。

3.要素贸易条件被误判，生产率上升并不能弥补出口价格下降

严格来说，价格贸易条件下降，虽然降低了对进口产品的购买能力，但如果由于生产率提高、出口产品价格下降，也有可能使得出口规模扩大，出现薄利多销而带来出口总收入的上升和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因此，关键要看出口产品价格下降是生产率提高带来成本降低的结果，还是不平等竞争的结果，即要看要素贸易条件是恶化还是改善。如果生产率提高使得成本率下降的幅度高于价格的降幅时，要素贸易条件得到改善，便能获得更大利益；但当价格下降的幅度超过了成本下降的幅度时，要素贸易条件恶化，贸易利益就会受损。但在具体实证分析时，国内外学者现有测算的要素贸易条件（本研究称之为“名义要素贸易条件”）都是采用劳动生产率来代替要素生产率或成本变动率指标。根据这一方法，我国名义要素生产贸易条件是显著上升的。然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装备水平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并不能反映总体成本的变动。[8]计算表明，1996～2007年，我国以劳动生产率为基础计算的名义要素贸易条件得到大大改善，增长了2.94倍，年均增长13.28%；但以总成本率变动为基础计算的实际要素贸易条件却是恶化了52%，年均下降6.47%（见表1-4）。分行业来看，而且几乎所有行业以成本效益衡量的实际贸易条件都显著低于以生产率衡量的要素贸易条件。可以说，居高的名义要素贸易条件掩盖了生产成本快速上升、实际要素贸易条件恶化的事实。

（三）固化分工模式带来比较突出的问题

我国出口增长并没有像经典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所描述的那样，比较优势部门的出口，实现在海外市场获取更高的价格和利益，而是，由于固化静态比较优势和过度依赖价格竞争，使得我国出口商品海外价格甚至低于国内，以至于遭致很多国家对我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的诉讼；也使得出口企业利润微薄，工人收入增加缓慢，还加剧了资源、环境矛盾突出、成本上升等多重压力，这表明恪守既有比较优势、单纯依靠价格竞争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1.出口企业效益差，工人收入增长缓慢

固化比较优势虽然带来了名义上的出口额和就业的增长，但也使得工人收入增长缓慢。在全球分工中，我国主要集中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依靠廉价要素驱动经济增长和以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形成了技术进步对降低成本的路径依赖，决定了收入水平增长空间有限。很多企业通过压低工资等要素成本来保持竞争力，使得东部地区外来民工工资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得到提高[9]。

下面的公式推导表明，成本变动率取决于增加值率变动与工资率变动，而与劳动生产率并没有简单的线性关系。

从上式可以看出，要降低总成本率可以有三个途径：一是提高产品附加值和价格，降低成本所占比重；二是降低中间消耗率（提高增加值率）；三是降低工资率。我国实际情况如何？首先，我国出口商品很多出口价格低于国内，没有出现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降低总成本率。也就是说，我国出口企业以基于价格竞争的战略，加上市场势力很弱，产生了对降低要素投入成本和降低工资率的路径依赖，而不是设法提高出口产品价格、增加附加值。第二，1992～2007年，我国中间投入使用率虽然经历过一个阶段的下降，但总体来看是有所提高，从1997年的0.6212，提高到2007年的0.675；制造业从0.7239提高到0.786。第三，根据上式，由于产品价格下降、中间消耗率上升，因此，要降低成本率就只可能通过降低单位产量的工资率来实现。当然，降低单位产量的工资率，并不等于降低工人工资，可以通过提高装备水平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事实上，我国也正是按照这一路径来实现的，即呈现出明显的资本深化、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工资率下降的特点。[10]这就使得我国陷入这样一种两难困境，即：提高竞争力要求降低工资率以降低成本，而提高收入有可能导致总成本的上升，企业效益下降。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我国尽管出口增速很快，但企业效益很差、工人收入增长缓慢。数据表明，我国出口率越高的行业，其利润率越低。如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出口率在60%以上的行业，其销售收入利润率只有3.6%，出口率在40%～60%之间的行业为4.8%，出口率在20%～40%之间的行业为5.5%，出口率在20%以下的制造行业为6.7%。从行业来看，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业虽然取代纺织服装成为出口主导，但其总资产贡献率和销售收入利润率却低于纺织、服装行业。[11]

2.贸易摩擦增加，贸易环境严峻

固化既有比较优势，采取“薄利多销”的方式，依靠降低价格来扩大市场占有率和出口规模，一方面，价格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对外贸易的增长完全靠数量增加来弥补；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制造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承担分工的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凸显，也使得中国的出口贸易成为众矢之的，贸易摩擦显著增加，许多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对华反倾销，我国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国际贸易环境。我国遭遇国外贸易救济调查数量已经连续16年列全球第一。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国际上贸易保护倾向加强，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进一步增多。但凡反倾销、反补贴被判成立，则我国企业几乎退出该国市场。[12]

3.能源资源和环境问题突出，可持续发展压力增大

相对于产业链两端的高端环节，一般加工制造环节具有能源、资源消耗比较多、环境污染比较重的特点。因而，固化在一般加工制造环节参与国际分工，进一步加重了我国的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在能源、资源方面，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除了煤炭等少数矿种外，多数大宗矿物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比较高。而国际市场供给却由少数几家公司垄断，即使是在当前世界经济处于缓慢恢复过程之中，但出于对中国等新兴国家进口的预期，跨国公司和国际炒家利用垄断和炒作，石油和铁矿石等价格仍呈现快速拉升的态势。过高的能源、原材料价格已经成为我国工业化发展的沉重负担。

在环境方面，虽然大力推进节能减排，但环境问题并没有多大改善。地表水污染严重。农村环境问题日益加重，饮水安全存在一定隐患，呈现出污染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态势。近两年来，情况虽然有所改善，但这一问题仍比较突出。

4.成本快速上升，面临产业转移的压力

在国内外能源、原材料价格和国内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同时，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水平的快速提高，正成为我国出口市场的强力竞争者。同时，因劳动条件较差、工资过低引起的社会冲突正在增加。2010年深圳富士康“几连跳”事件和佛山本田工人罢工要求加薪等事件，就是这些矛盾冲突的典型代表。与此同时，国际上以保护环境、劳动条件和劳动权益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责任标准（SA8000）正在得到强化。这表明廉价劳动时代已不再适合我国当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我国单纯依靠价格竞争的廉价生产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总的来看，固化比较优势和强化成本价格竞争模式，不但导致企业效益差、收入增长缓慢，加剧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也使得依靠差异化、服务化等非价格竞争的活动很少，研发、设计、营销、品牌等具有服务特征的高附加值环节缺失，反过来也制约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纺织、服装等行业的调研表明，那些在研发、设计及产品差异化等方面走在前面的明星企业，则在国际竞争中显现出更强的适应性。[13]

（四）制约我国培育动态比较优势的主要因素

1.全球范围内产业分工模式的变化所形成的制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国际分工不断深化，产品生产按照技术复杂程度被拆分为多个独立的节点在全球范围进行布局。这样发达国家就将重点放到研发设计、品牌和营销渠道等高附加值环节，而将关键部件和设备的生产放到韩国、台湾等比较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承担劳动密集型环节或部件的加工组装。在此条件下，国别之间的分工，便由过去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初级产品、进口发达国家的制成品的产业之间的分工，转变为制成品内部不同要素密集的部件或生产环节之间的分工，产业升级不仅仅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和产业链的升级，还表现为从贴牌生产（OEM）到原始设计生产（ODM）再向自主品牌生产（OBM）的功能升级。在此过程中，跨国公司或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不仅整合全球资源，促进按要素禀赋进行分工，还利用其在技术、营销渠道、供应链管理、品牌甚至是矿石原料等产业链两端方面所形成的市场势力，并促使我国企业之间以及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不断扩大产能和加快工艺升级，达到降价和获取超额利润的目的。[14]在这种分工模式治理之下的市场结构中，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所承接的加工制造环节，由于进入门槛低，产能扩张很快，在价值链中的地位也越来越低；而发达国家或地区所占据的产业链、价值链两端，则有着较高的利润率，形成所谓“微笑曲线”。[15]

2.我国企业过度依赖价格竞争

产业战略学家波特将竞争战略区分为成本领先、差异化和细分市场，并认为当今国际竞争的重点由企业的竞争转向产业价值链的竞争（波特，1988）。而价格战仍是我国企业竞争的主要方式。最典型的是2005年我国出口到美国的纺织品价格，在取消配额限制后平均降幅达53%。[16]虽然对单个企业而言，采取什么样的竞争战略，这是微观问题。但如果绝大多数企业都主要依靠价格竞争，并带来要素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和突出的能源资源环境问题，那就演变为需要借助国家战略和相关体制与政策进行调整的宏观问题。这是因为竞争战略与发展方式和技术进步方向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如果竞争战略定位于追求低成本、低价格，那么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将沿着按规模化、标准化的路径，靠大规模的自动化设备更新来实现；在政策上，也将产生不断降低资源要素价格的诉求。如果竞争战略立足于差异性、个性化的需求，则需要靠研发、设计、市场调研、响应速度等能力建设和无形资本投资来实现。也就是说，是普遍采取价格竞争战略还是普遍采取非价格竞争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也决定了发展方式的转变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能否实现。因此，如果我国企业不改变固化比较优势，就不能实现由以价格竞争为主向以非价格竞争为主的转变，难以摆脱传统发展方式、分工方式和技术进步对大量使用低廉要素投入的路径依赖。

3.追求数量增长的体制机制环境所形成的制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了有利于依靠要素投入实现数量增长的制度环境，维持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但这一制度环境也为我国企业固化比较优势、陷入价格竞争、形成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和当前的结构性缺陷埋下了伏笔。

一是政绩考核体系还不尽科学合理。追求GDP增长和外贸增长成为事实上的政绩目标，使得各级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和政策，在降低要素投入成本方面进行招商引资。特别是在过去的一个时期，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更是不惜以减免税收，以及在土地、能源、资金、用工等方面实行优惠政策。同时，为鼓励出口，即使是我国出口商品价格很低，而且呈现不断降低的趋势，也仍然采取出口退税的办法，进一步强化既有比较优势商品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虽然实现了GDP和外贸收入的高速增长，但是，在国家税收和国民所得等方面却是增长缓慢。

二是扭曲的资源要素价格与环境的低约束，强化了要素密集型产业和粗放型增长，造成了对资源要素的过度需求和浪费。另一方面，对低要素成本和低价格竞争的路径依赖，而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营销、品牌培育等关键环节的滞后，还导致了我国用工主要集中于对较低文化素质劳动者的需求，而大学生等较高文化层次劳动者就业困难。

三是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和诚信体系缺失，缺乏足够的向依靠品牌、服务、质量等非价格竞争转变的外部环境。尽管当前无论是消费需求，还是生产需求越来越转向品牌、质量和服务，但是，一方面，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仿冒成本过低；另一方面，由于诚信体系不健全，制约了那些企业向依靠品牌、质量和服务转变的企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