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引领风骚的文化研究

文艺理论扩大到对文化的关注，并在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可喜的实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文化诗学”在20、21世纪之交几乎成了文艺理论的代名词，文化研究竟然成了20世纪末的显学。对于文艺理论而言，文化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是对文学的宏观考察和跨学科的研究。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文学理论功能的变化有关。文学理论的功能近年来有新的扩展，进入了诸如影视、网络文化等领域。同时，文艺学扩大到对文化的关注，不仅注意中国文化，而且对“文明的冲突”等问题作出回答。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艺学更加关注社会热点问题。随着社会生活的改变，文艺学对现实的关注应该更广、更深、更超前，从而服务于社会。经世致用是三千年来中国文学的一个优秀传统。[1]而文学的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外部研究”已显示出广阔前景。

社会变革所带动的文化转型，冲击了既有的文化稳定性与文化传播方式，它必然深刻影响作为整体文化一部分的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文化的外求、互补已成为一种全球性趋势，因此，把文学置于文化的背景下观照，对形成多重对话与交流、扩展当前文学研究路径很有裨益。正如叶舒宪所指出的，“文化”概念已经昭示促使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沟通对话的现实和前景，文学研究者应充分认识它的学科冲击力，敢于走出旧有的狭隘学科界限，从更宏观的文化视野透视和发掘文学的文化本质。[2]与文化研究同时崛起的“文化批评”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人们甚至将文化批评的一些尝试上升到了方法论的高度，认为它一方面从宏观的经济、文化、宗教等角度整体性地观照文学，另一方面又从微观上把文学批评分成一个个单元来作对应性透视，发现了以往未能发现的许多新质；此外，文化批判还缩短了我们同世界文化的距离，架构了中西方文论对话的桥梁，不仅如此，文化批评作为一种策略，还可以营造一种相对宽容的语境，从而摆脱我们过去急功近利的批评追求。[3]当然，学术界对文化研究的理解各不相同，对文化批评的具体应用更是各行其是。例如，王耀辉从文学艺术的文化本质和文学批评的哲学出发，在两个层面论证了建立文学批评文化视界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并从“文化观照的整体性原则”“理性观照的批判性原则”“面向未来的前导性原则”三个方面，探讨了建立文学批评文化视界的方法与原则，这一类的探索颇有建设性意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文化研究已呈现出多层面展开的态势。“文化分析”“文化阐释”“文化诗学”“文艺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等一系列概念、方法的运作，使文学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文化分析在文学研究中的效用、文学与文化沟通研究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限度等问题的研究颇有创获，气象日新。尤其是在世纪之交，不少学者积极从事文化批评的探讨与实践，在研究中注意把文艺创作、文艺理论置于文化的观照之下，以文化视角、文化意识开掘它们的文化内涵与文化精神特征，如周宪、潘知常的审美文化研究，蒋述卓“第三种批评”的提出和“文艺文化学”的建构，黄修己对创立“城市诗学”的现实性和成熟的商业文明建立的可能性研究，罗成琰的“中国作家与传统文化”研究，李运抟的文化本性归属对文学分期的框定意义研究，王一川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中“语言狂欢节”的研究，徐岱从价值论的角度对文化诗学的思考和“诗学何为”的再追问，陶东风的“西方话语与中国语境文艺研究”等，都堪称“文化诗学”研究领域的富有个性色彩的优秀篇章。

文化研究在古代文学领域已十分流行且硕果累累，如漆绪邦的《道家思想和中国古代文论》、孙昌武的《佛教与中国文学》、张法的《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等，都是从文化学角度探讨中国古典美学与相关文化关系的力作。又如梅琼林的《文化本义的追溯：论诗经学民俗文化研究倾向》、王齐洲的《论文学与文化》、向天渊的《“文史互通”与“诗史互证”》、张颐武的《超越文化论战——反思90年代文化的新视点》、王耀辉的《文学批评的文化视界及其方法论意义》等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文化研究在文学研究中的可行性和优越性。

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文学已经不仅仅是所谓的文本分析的对象，而是上升为一种泛化的文化理论，文化身份问题已经成为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心范式。在王岳川看来，从纯文学研究模式中，转向种族、性别、阶级、民族性、差异性、社区文化、媒介文化、女性文化和后殖民文化等问题的新的理论范式；从新型的学术研究转型中，形成关于性别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种族文化差异研究、当代影视文化研究、跨国资本运作研究、现代消费文化研究等多种研究意向；在不断置换的问题和话题中，文化研究改写着这个时代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进而改变着整个文化的基本走向。[4]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丛书、文化研究专刊、文化研究专著纷纷问世，例如，金元浦主编的“当代文化批评从书”，其中包括陈晓明的《移动的边界：多元文化与欲望的表达》、王岳川的《目击道存：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散论》、周宪的《崎岖的思路：文化批判论集》、王一川的《杂语与沟通：世纪转折期中国文艺潮》、程光炜的《雨中听枫：文坛回忆与批评》、周宁的《永远的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等，这些都是当年风头正健的文论家和批评家有关文化批评的重要成果。众多文艺研究译著也是走红一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至今已经出版了21种，这套自1996以来几乎是独步天下的文化研究译丛，到2000年遇到了众多新的“伙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传播与文化译丛”、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大众文化研究译丛”、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性研究译丛”和“文化和传播译丛”等，这些令人眼界大开的“译丛”，使文化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勃兴之势。李陀主编的《视界》和陶东风主编的《文化研究》等作为专门性的学术刊物，将中外前沿学者的有关文艺/文化问题的思考与研究的新成果集中推出，在当时的学术界明显地起到了引领风气的作用。

由于文化研究“广泛包括文学、艺术批评、大众文化、媒体研究、跨文化交流、女性主义、殖民主义、晚期资本主义、全球化研究……等等，其包罗万象的开放性主题，似乎在宣告传统的学科边界正在消失”。几乎突然之间，文化研究被注入了崭新的内容，变得生机勃勃。所以，陈晓明断言：“现在已没有人能否认它已经成了大学的一门显学。”[5]

当然，也有人对文化研究提出不同意见。如J.希利斯·米勒就公开对文学的文化研究表示怀疑。吴元迈对文论关注的领域越来越广却似乎偏偏不再关注文学现实本身表示担忧，他认为，脱离创作实际的文论是不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的。如果文艺理论“言必称文化”，那实际上也是文艺理论工作者某种意义上的失败和不幸，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研究的勃兴实际上是文论危机的重要表征之一。就在文化研究大行其道的那些年，有不少学者对文艺理论的“文化化”倾向表示出了应有的警觉和忧虑。例如，钱中文指出：“文学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被理论家们移入各种文化领域，或者是说，各个人文科学的领域深深地渗入了文学理论，这使我们刚刚表现出了一些自主性的文学理论一下就面对极为复杂的情况。文化诗学、文化批评是必然的，并且将会更加活跃起来，但是像西方的文化诗学那样，建构得太泛，文学的特征也就模糊不清了。”[6]因此，有学者呼唤“文论回归”，即希望文学的文化研究回到文学自身。毕竟，文化批评无法取代尊重文学特性的批评，文学批评必须释放文学内部的能量以实现自己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