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文学研究学术体系建设的思想基础

文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同时，马克思主义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在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社会现实，这是七十年来中国文学研究学术体系建设的思想基础。

一百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七十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经历了从理论探讨到社会实践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可以指导、解答中国的现实问题，这已为历史事实和社会实践所证明。同样，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可以为中国文学研究指明方向，并据此认识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这已为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研究实践所证明。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一百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不仅迫切渴望先进的技术，更需要思想的蜕变、理论的创新。用什么样的理论引导我们的发展方向，这是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也是决定中华文化基本走向的核心问题。

19世纪末，在外国列强的入侵下，已经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这激起了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强烈民族意识。一时间，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法国大革命思想、叔本华、尼采的哲学以及俄国革命思想等先后在中国登陆。在众多思潮中，进化论对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影响最为强烈。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指出：“近七八年前，侯官严氏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出，一新世人之耳目……是以后，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2]他也以进化论作为指导思想研究中国戏曲史，充分肯定了宋元戏曲的价值。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翌年改名《新青年》），广泛传播俄国十月革命的积极成果，掀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倡导文学革命，将通俗文学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随后，陈独秀在该刊2卷6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总之，20世纪初叶的文化先驱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的感召下，深刻地理解了进化论学说的意义，逐渐摆脱厚古薄今的束缚，积极倡导大众文学，开启白话文运动。

进化论思潮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中国思想界的革命，其积极意义不可否认。但是，文化的发展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优胜劣汰的进化过程。进化论并不能为文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所有复杂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恪守进化论的观点，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在理论探索过程中，中国文学研究工作者逐渐从“进化论”质变到“反映论”，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郑振铎是新文学运动中“文学研究会”的发起者之一，他将“文学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原则带到文学研究活动中。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与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救亡日报》，和胡愈之、许广平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联共党史》《列宁文选》等。在此过程中，他逐渐放弃了早期接受的进化论思想，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角度理解文学与社会的关系，阐明文学史的意义。他在《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中明确指出，撰写文学史，原则之一就是要充分认识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就是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影响到上层建筑的改变。文学史就是记录和表现这些历史时代的变化过程。撰写文学史的原则之二，就是要注意到一个国家发展所走的独特道路以及文学反映各自历史的特殊性。这个看法，注意到决定文学艺术发展的经济、社会的普遍因素，又注意到一个国家、民族文学发展的特殊性，见解更加圆融深刻。[3]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让郑振铎的文学研究开辟出一个更广阔的领域。在他的主持下，文学研究所明确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对中国和外国从古代到现代的文学的发展及其主要作家主要作品进行有步骤有重点的研究、整理和介绍”的建所方针和任务，在文献资料整理、文学史撰写、教材编写、学术著作译介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接续“五四”时代对旧文化“从何处来”追问的同时，对新文化“往何处去”作了明确的回答。

美学家蔡仪在20世纪40年代就发表了《新艺术论》《新美学》等论著，以“反映论”与现实主义为核心主张，倡导在文学研究中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原则和思想方法，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理论体系建构中发挥了奠基性的作用。他主编的《文学概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批规范的高校文科教材，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专著。在他的影响带动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与传播，成为文学研究所的学术传统，该所出版了《文学原理》系列专著，包括《发展论》《作品论》《创作论》以及《美学原理》《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史》等，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深化。

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事物的发展自有其内在规律，文化研究，包括文学研究在内，应当以此为研究重点，探索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形态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根据这样的思想方法，主要由文学研究所科研人员参加编写的《中华文艺思想通史》，没有简单地用政治制度史来划分文学思想史的发展阶段，而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维度，在探讨文学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的同时，更加注重把文学史与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把各个不同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凸显出来，将各种社会形态转变的内在原因以及过渡时期的历史特点呈现出来，从而揭示出决定不同时代文学艺术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

当前，中国文学研究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经济市场化的压力以及科技信息化的冲击。有人说，在大数据时代，凡是过去，皆为序曲。[4]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文字载体的变化，必将导致阅读方式、研究方法乃至学术流派发生根本性变化。纸张取代简帛，文化得到普及，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地位的迅速逆转，此消彼长。雕版印刷，特别是活字印刷的发明，阅读已非难事。于是，人们不再迷信博学多识，心性之学由此盛行。[5]当今，信息技术高歌猛进，各种新媒体不断翻新，由此催生出许多新的文学现象和新的研究课题。中国文学研究如何顺势而为，如何在市场中求生存，在竞争中求发展，如何化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所有这些，都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亟待解决的问题。

纵观七十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由新世纪再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应对挑战的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文学研究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坚守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必须立足于中国当代现实需要，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