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人际距离问题研究的高峰期

从20世纪70年代一直到80年代，关于个人空间及人际距离行为的研究进入蓬勃发展时期。无论从研究者的人数，还是从研究者所设计的测量方法和建立的理论模式而言，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规模。Altman（1975）赋予“个人空间”（[英]personal space）、“领域性”（[英]territoriality）和“拥挤”（[英]crowding）等空间行为方式一个统领概念：“隐私”（[德]Privatheit）。他认为隐私是一个有非常细微差别的动态过程，从功能角度而言，“个人空间”是“在隐私领域运行的、目的在于调整人际边界使之与社会互动的全部层次协同一致的行为机制（[英]behavior mechanism）”[26]。Patterson（1976）基于归因理论（[德]Attributionstheorie）创立了“人际亲密激发模式”（[英]Arousal Model of Interpersonal Intimacy），按照该模式，在一个互动交往中人际距离的改变意味着亲密度的改变，并激发一种情感评价。消极评价（如愤怒、不快、困惑）引起平衡反应（如拉大距离或将视线移往别处），积极评价（如喜悦、爱恋、轻松）引起交互反应（如进一步接近或微笑）。Patterson（1982）继续将该模式发展为“非言语交际的结果功能模式”（[英]Sequential Functional Model of Nonverbal Exchange）。根据该模式，非言语行为不仅具有亲密度调节功能，而且还有获取信息、调节互动、社会控制等其他功能。后来他（Patterson，1995）进一步将该模式发展为“平行过程模式”（[英]Parallel Process Model）。[27]

为了对个人空间或人际距离现象进行科学、系统的观察，研究者设计了各种不同的方法，Hayduk（1983）将这些方法归为两类：“投射法”（[德]projektive Verfahren）和“非投射法”（[德]nicht-projektive Verfahren），前者如“科特感觉人像放置法”（[英]Kuethe's felt figure placements）、“彼得森剪影放置法”（[英]Pedersen's Silhouette placements）以及Duke & Nowicki的“适宜人际距离量表”（[英]Comfortable Interpersonal Distance Scale，简称CID）；后者如Kinzel的“止步距离法”（[英]Stop-Distance-Method，[德]Stop-Distanz-Methode）、自然观察法或录像分析法等。[28] 非投射法测量的是交往者之间的实际空间距离，而投射法测量的则是“再现距离”（[德]reproduzierte Distanzen）；非投射法由于是在接近真实生活的情境下采用，所以，人际距离的调节是无意识的，而投射法则需要认知活动，即在注意力控制下对情境的思想再现。我们在实证研究的问卷调查和访谈中采用的主要是投射法（参见第四章和第五章）。无论是投射法还是非投射法，都因各自某些方面的不足而受到研究者的批评。[29]

在关于个人空间及人际距离的大量实证研究中，有一小部分研究将空间行为视为自变量（[英]independent variable，[德]unabhängige Variable），考察某一特定的距离行为对经验和行为的影响，[30] 而大部分研究将人的空间行为视为因变量（[英]dependent variable，[德]abhängige Variable），这些研究所关注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哪些因素对人际距离产生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发现可谓汗牛充栋，Hayduk（1983）对此做了梳理与综述。从迄今的研究结果来看，影响人际距离的因素中既有个体变量（性别、年龄、个性），也有关系—情境变量（态度、情境）和社会—文化变量（地位、文化）。下面笔者将相关变量的研究概述如下：[31]

（1）个体变量对人际距离的影响，如性别、年龄、个性因素。

性别因素的研究中又分为男女性个人空间的比较研究（如Heshka &Nelson，1972；Evans & Howard，1973）、男女性人际距离的比较研究（Thomas，1973）、男女性体触行为的研究（Patterson & Schaeffer，1977；Henley &LaFrance，1984；Lewis，et al.，1995）等，其他涉及性别变量的研究还有Altman（1975）、Henley（1977）、Argyle（1979）等。

在有关年龄因素对人际距离影响的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Argyle（1988）等。

涉及个性因素对人际距离影响的研究有 Sommer（1969）、Duke &Nowicki（1972）、Cappella &Greene（1984）、Buller &Burgoon（1986）等。

（2）社会—文化变量对人际距离的影响。其中，涉及社会地位、权势等因素的研究有 Adler & Iverson（1974）、Henley & LaFrance（1984）等；涉及文化因素的研究有Argyle（1979）、Sussman & Rosenfeld（1982）、Sanders，et al.（1985）等。

（3）关系—情境变量对人际距离的影响。其中，涉及态度因素的研究有Bailey，et al.（1972）、Heslin & Boss（1980）、Argyle（1988）等；对情境因素的研究分为三类：涉及情境主题和任务的研究有Worchel（1980）等；涉及情境中互动群体的结构的研究有Knowles（1973）、Edney & Jordan-Edney（1974）、Byrn & van Vleck（1980）等；涉及空间环境的研究有Sommer（1969）、Worchel（1986）等。

钱敏汝曾指出：距离“也具有一个体系”[32]，它是各个行为特征及其变体的多维度综合体。正是由于人类距离行为这个体系的复杂性，由于影响人类距离行为的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任何一项研究，如果只孤立地涉及其中某一个变量，而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那么，其研究结果的信度与效度就很难保证；而且，将各个变量截然分开做孤立的观察与分析也不符合事实，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指导意义不大。笔者将相关变量的研究进行归类，并不意味着某项研究仅仅涉及某一个变量。实际上，上面这些研究大多都同时考虑了多个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