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迈向护国公制
也只有奥利弗·克伦威尔，他以文治武功的巨大影响力，才让这些甚嚣尘上的不安想法有了些许平复。
——大卫·休谟
1649年1月30日那个阴沉寒冷的清晨，“血腥”的查理一世在白厅前的广场被推上断头台。至此，国王和军队以及议会之间的惨烈较量终于宣告结束，这场争斗引爆了英国两次内战，成千上万人因之惨死。正像他的政敌宣告的那样，查理一世落得这种下场是“命定如此”。行刑的那天，广场上聚满了想一睹查理一世人头落地的看客，他们面色阴沉，沉默而茫然。为了御寒，国王特意穿着两件白衬衫走向断头台，免得老百姓误以为他是因恐惧而瑟瑟发抖。查理一世以国王陛下的身份接受了审判，受审时，他身上多了一种过去统治时少有的威严。他不失体面地坦然受死，并选择宽恕那些送他上断头台的人，因为他坚信，君主制不会就此在英国大地上永远消亡。
不久，英国坊间出现了一本以查理一世口吻写成的书，题为《国王的圣像》，这本书融祷告和辩护于一体，算是他的精神自传。对那些幻想着有朝一日恢复君权神授的人来说，这本书自然也就成了竞相购买的畅销作品a。彼时，王权陷落，英国已变得不像以往那样气派威严，而这一转变的标志就是矗立在伦敦皇家交易所的国王塑像，悄然间被换成了正门上一句平实的铭文：“暴君已逝，王政亦终”。查理一世被处决后的第二天，克伦威尔的宗教指导者约翰·欧文宣教说：“上帝的审判临近了，天穹与大地将为之震动，尘世的一切，都要为上帝之国的建立避让，只有蒙恩者才能进入这神圣的国度。”1颇受军队欢迎的特遣牧师约翰·坎恩宣称，查理一世的死是“奉上帝的旨意”。现在是基督和他的圣徒再次降临人间的时候，他们将“荡平欧洲一切王权统治”2。
议会在战争中的胜出具有决定性意义，这场战争和黑死病一道，把不列颠和爱尔兰搅得昏天黑地，或许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样的惨况。英国议会“新模范军”的“圣徒”业已证明，他们自己就是被赋予庄严使命的上帝选民：以英国为榜样，把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他们之所以能在内战中所向披靡，正是他们内在恩典向外分赐的结果。在这支队伍中，最耀眼的人物当属奥利弗·克伦威尔，一位出身中等贵族家庭的草莽军人。他在一生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都默默无闻，但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登上历史舞台，屡建奇功，盖过所有前人。他果敢地率领“铁骑军”冲锋在前，对神圣的天意拥有无比坚定的信念：“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仁慈，而不是出于人的意志。”3
这场革命以国王的死而告终，最大的获胜方却是一个很小的派系，其虽然取得巨大成功，但代价却极为高昂，它以人民赢得尊严的光辉掩盖了整场革命的非法性。随后的发展证明，他们在毅然决然地做出这个决定后便束手无策，和平之路注定要遭遇更大的险阻。英国人生性固执，很难做出改变。绝大多数英国人固守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新教教义，坚定奉行“祈祷书”宣扬的慈爱温和。“祈祷书”将加尔文宗神学和用无与伦比的、简洁而美丽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天主教仪式混合在一起，既迷人，又实用。还有极少一部分英国人（不到英国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属于“真正的”天主教徒，他们人数虽少，却构成了贵族的主体，这些少数分子不断受到指责，说他们与被称为“平等派”的激进反对团体沆瀣一气。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构陷实在站不住脚。毕竟，平等派呼吁实现男性公民的普选，而一旦普选，势必导致国王重新执政，但这种提议是不大可能被采纳的。此外，当时还有为数不少的寡廉鲜耻、放浪形骸之人，他们与上帝的旨意背道而驰，经常出入酒馆（这些酒馆十有八九是无照经营的）、赌场和妓院。克伦威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人“就像被施了割礼，天生就这副德行”4，这句话可谓惊世骇俗。在英国，至少有些人带有属于上帝挑选的基督教新教徒的痕迹。但是，根据加尔文的预定说，除了极少数人被上帝选中而得救，绝大多数人甚至未能证明自己真正配得上上帝之名。这些被上帝选中的人，怎样才能选出这个国家的领导者呢？
克伦威尔已经把各路竞争派系治得服服帖帖，即便有的对手表面逢迎，实则嫉妒得咬牙切齿，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克伦威尔已经成为英国最有权势的人物。毋庸讳言，费尔法克斯在名义上仍然凌驾于克伦威尔之上，但一连串促成国王被处决的事件让他变得心神不宁。费尔法克斯遁入了阴影之中。然而，现实情况并不容乐观，就算把克伦威尔自己的军队和议会的剩余兵力凑在一起，在力量对比上他也是小巫见大巫。虽然克伦威尔一方在军事上十拿九稳，但他们却面临着政治上的不确定性，而且长老派内部也存在宗教上的分歧，一部分长老派成员像克伦威尔本人一样，希望能顺应潮流，使政治和宗教达成统一，建立英国的民族教会并谋求独立；而另一部分长老派成员寻求更大的宗教自由。尽管存在这样的分歧，双方还是一如既往地强烈反对天主教。对那些公开声称支持建立新共和政体的政治家，他们需要军队保卫共和国的存续，包括他们自己的性命。在整个17世纪50年代，军队把他们扶上台，也只有军队才能保证他们执政。历史后来证明，试图解决与代表平民的平等派之间的争议，只不过是那个年代扣人心弦的一场闹剧而已，最后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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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被处决后，1649年5月19日，爱尔兰和英格兰随即正式废除了君主制。按照残缺议会b（当时只有五十名活跃的议员）的说法，君主制“对人民的自由、安全和公共利益一无是处，反而构成了沉重的负担和威胁，根本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英国的上议院也因为被认定为“毫无用处”并存在危险，一同被废除。君主政体下的行政权被转交到新成立的“国务会议”手中。国务会议每年选举一次，成员不少于十三人，不超过二十一人（事实上从未超过十八人）。议会政治取代了王室统治。就在这年的5月，议会还通过法令，宣布英国及其自治领成为一个“英格兰联邦和自由的国家”。国王死后将近一年，所有成年男性公民都被迫“宣誓”效忠英格兰联邦，随后英格兰联邦便成立了。如果有谁胆敢忤逆英格兰联邦，就会被扣上叛国者的帽子。
残缺议会旋即开始对外交政策和对外事务发力。自从1641年爆发内战以来，一方面，爱尔兰被克伦威尔军队的马蹄彻底夷平，爱尔兰人对1649年克伦威尔发动入侵自然能忍则忍；另一方面，掌控苏格兰的加尔文教徒虽然更热衷于放手一搏，但他们在英格兰人眼里无非是一个忍辱偷生之辈，不足挂齿。因此，爱尔兰和苏格兰都将被纳入英国的掌控之下。1651年，克伦威尔领导的英吉利共和国议会通过了《航海法案》，该法案试图遏制荷兰的贸易活动，虽然荷兰人同样信奉新教，但其海上力量和商贸活动都对英国造成了威胁。但在对国内事务的处理上，残缺议会的分歧则要多得多，而且这种状况将一直持续下去。1650年9月，议会通过了《宽容法案》，这项法案的颁布意味着异教徒不必再定期到教区教堂做礼拜，教区制度仍然得以维系下来，尽管其本身一直是宗教改革激进派的铲除目标。大法官马修·黑尔领衔对英国的法律制度进行改革，他素以保持中立和客观著称，曾为国王首席顾问托马斯·温特沃思·斯特拉福德伯爵c及没站在议会一边的劳德大主教辩护，但最终还是没能保住他们的性命。黑尔的改革提议非常坚决彻底，但因遭到残缺议会为数众多律师的抵制（他们把自己的私利摆在首位）而最终流产。
残缺议会发挥的作用日益萎缩，“勉强在那维系着”。克伦威尔对议会的无能感到非常愤懑。1651年9月3日，克伦威尔率军在伍斯特取得对查理·斯图亚特的决定性胜利，这场天意使然的战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赏赐冠冕的慈悲”，极大地巩固了他的威望。克伦威尔第二天便直抒胸臆：也许议会现在该“按上帝的意志行事了吧，因为上帝已经表明了他的意志”。至于上帝的意志到底是什么，这让人不禁迫不及待地循着克伦威尔的人生轨迹一路探究下去，可越往后，绝望也越大，最后彻底灰心。
残缺议会没能给出这个答案，而且克伦威尔和很少在议会大厅露面的奥利弗·圣约翰强迫残缺议会确定履职日期，过了这个期限便自行解散。1651年11月3日，残缺议会同意将在三年内自行解散，这也就开启了寻找继任者的大幕。军队想要的是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案，主张议会应该成为“虔诚而忠诚”的自留地。对克伦威尔来说，这并不是他最后一次充当军队和议会之间的仲裁者。但是，随着对胜利的回味渐渐远去，克伦威尔熠熠生辉的形象似乎正在淡出人们的视野。四分五裂的英国太渴望“安定下来并休养生息”了，可是，直到1651年即将翻篇，一切似乎仍是照旧。12月，克伦威尔召集了一次会议：
会议在议院举行，与会方包括议会各派议员以及军方主要将领。既然这么多人到场，他向众人提议，国王已被斩首，王子也被打败，他认为是时候坐下来解决国家的问题了。
其中有一派我们姑且将其简称为“文官派”，主要由法官和律师组成，这一派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另一派由军人组成，他们主张建立共和国。著名大律师布林斯东·怀特洛克提议，是否可让查理的小儿子格洛斯特公爵亨利（当时他已成年）登基加冕，但君主的权力受宪法节制，从而引领国家建立有限的君主政体。克伦威尔认为这个想法实现起来“难上加难”。然而，克伦威尔也承认，接受“某种程度的君权，这不失为一种很好的”解决方案。英国就此埋下了一颗日后结出苦果的种子。
最后，到了1653年4月，克伦威尔自视已经撮合双方达成一致，于是成立了一个由军官和议员共同组成的委员会。鉴于残缺议会已经自行废止，议员将通过该委员会重新进行选举，将那些敌视英格兰联邦的人排除在外。可出乎克伦威尔意料的是，残缺议会竟然退出协议，决定立即自行组织选举，这让克伦威尔深感受挫，怒火中烧。
1653年4月20日，对议会一次又一次大失所望的克伦威尔率领一队士兵向威斯敏斯特进发，用他那句虽有争议但最有名的话向残缺议会大声宣布：“你们在这个位子上太久了，很久都没有什么贡献了。走吧，我说！我们已经受够你们了。以上帝的名义，赶紧离开这里！”这句话将在1940年5月英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再一次回荡在议会大厅d。克伦威尔声称，他解散残缺议会凭借的是“上帝赐给他的力量，完全符合天意”5。可在批评者看来，用“图自己方便”来代替所谓的“天意”，或许再恰当不过了。
到了1653年的春天，随着残缺议会被废除，克伦威尔登上了权力的巅峰，到目前为止，英国历史上还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一样。克伦威尔认为，残缺议会已经无法“履职，它辜负了上帝、他的子民和全国人民的殷切希望”6。克伦威尔终将一次次把他的信任托付给上帝（和干火药），而不是议会和人民。从现在的眼光看，尽管克伦威尔算不上一个独裁者——早期的现代国家由于缺乏基础设施，加之通信手段也有限，根本就无力推行极权统治，不管其个人野心有多大——但他的独裁倾向却显露无遗。早在1647年7月，克伦威尔就注意到，政府在施政时最好是“为人民谋福利，而不是取悦人民”。如果一个议会尸位素餐，罔顾上帝传达给他们的旨意，那就必须抛弃这个议会。议会存在的终极理由是让英国人敬畏上帝，使整个国家上升为上帝的选民。归根结底，克伦威尔的最高抱负更多的是在神学方面，而不是在政治方面。就此而言，他的盟友比他更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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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改变统治方式的下一项实验求助于托马斯·哈里森少将，他认为这是“一位诚实之人”，但饱受“情绪急躁”7的困扰。作为一名律师出身的军人，哈里森是第五王国派的领袖，第五王国派是一个支持宗教确定性的激进的千禧年教派。第五王国派真诚地相信，在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这前四个帝国灭亡之后（第五王国派同时也承认罗马帝国与教宗之间存在衔接性），以基督为王的千年第五王国即将降临人间，而英国将孕育这个第五王国。和内战中几次让他扬名立万的作战表现一样，哈里森在和平环境下依然急躁不安。相比之下，克伦威尔虽然在军事上干脆果断，但在政治上将被证明是一个搪塞推诿者，这个人将三番五次地躲进祈祷中缄默不语，在与上帝的对话中不断寻求指引e。哈里森秉承宗教的确定性，这让他对优柔寡断全无概念，也不知道中途停下来思忖一番。
然而，当时间指向1653年7月4日，克伦威尔创立了“提名议会”，或称之为“贝尔朋议会”，这成为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一件事。“贝尔朋”是批评者嘲讽这个议会时给它起的绰号，这个绰号来自议会中一位更虔敬的议员的名字，他是伦敦城的皮革商人，名叫“赞美-上帝·贝尔朋”（全名：若非-耶稣-基督-替你-受死-你-早就-下地狱了·贝尔朋）。“提名议会”倾注了哈里森的心血，这种圣人政治以古犹太最高评议会兼最高法院的犹太公会为蓝本，想借鉴《旧约》中的摩西律法来实现对英国的治理。克伦威尔宣称：“这是上帝在召唤你们来做这件事，我觉得这凭借的是空前的天意（我指的是军事胜利），上帝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让他的子民获得了这样的旨意。”他们因为“上帝的明智意志”而集合在一起，所以必须“承认上帝对他们的召唤”。克伦威尔曾说，提名议会的成立“迫在眉睫”8，国家马上就要进入非常时期。
一百四十名议员组成的贝尔朋议会应该由英格兰和爱尔兰的独立公理派教会“提名”——这个议会的官方名称就是这么来的。但在现实中，议员主要是由军队的军官委员会遴选，他们相中的人“骨子”里要具备这样的品性：敬畏上帝且是“公认的忠诚老实之人”。贝尔朋议会只运行了五个月就被解散了，用克伦威尔自己的话讲，这个议会就是“异想天开，完全是我自己的软弱和愚蠢造成的”。就像残缺议会一样，它也因难以处理宗教和法律问题而失败。
贝尔朋议会因为被人认为没起到什么作用以及议员出身卑微而备受讥讽，当时的一份报纸大幅刊文，驳斥他们是一群“卑劣的讼棍、旅店老板、低贱的技工、卖袜子的小贩”9。然而，这个议会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不堪，从成立之日起，它一共通过了三十项法案，覆盖社会和经济领域一系列问题。实际上，贝尔朋议会的议员也不是一群原教旨主义者。哈里森领衔的第五王国派在议会运行中起到的作用相对较小，况且议会班子成员绝大多数的出身都符合传统，他们中既有贵族，也有不少士绅，就算大部分士绅的地位并不高，也绝对不能说他们是“卑劣的讼棍、旅店老板、低贱的技工和卖袜子的小贩这样的乌合之众，根本不用指望他们配得上大陪审团成员的名号”。即便如此，他们当中律师出身的议员——在克伦威尔成立的所有议会中，律师议员都是一支能起到稳定作用的力量——还是着实大吃一惊，因为他们的提案竟然被那些妄图取消衡平法院以及打算大幅压缩英国普通法条款的人以多数票给否决了。贝尔朋议会以微弱多数票通过废除教会什一税法案后，由于被更激进的议员彻底激怒，大约八十名温和派议员——重要人物包括查尔斯·沃尔斯利爵士、威廉·西德纳姆、吉尔伯特·皮克林爵士、爱德华·蒙塔古、菲利普·琼斯、安东尼·阿什利－柯柏伯爵、亨利·劳伦斯以及约翰·德斯伯勒——举行了一场祷告会，同意“把他们从克伦威尔将军那里得来的权力交还给他”。于是，1653年12月12日，他们便向克伦威尔呈递一份署名文件，陈述说：“根据今天在下议院提出的一项动议，按照现在议员的组成，本届议会再继续运行下去，将不利于英格兰联邦的利益。”与此同时，戈菲上校和怀特中校率领火枪部队进入议会，驱散了那些仍在下议院逗留的议员。不管克伦威尔是否提前知晓这一计划，历史学家布莱尔·沃登一针见血地指出，克伦威尔“按照什么都不知道处理一切”10——他急不可耐地就接受了解散议会的结果。贝尔朋议会对军队不怀好意，这让克伦威尔和他手下的军官很担忧，毕竟军队仍然是左右国家的力量。特别是，议会对每月国家财政支出的审批百般推诿，卡住了军费来源，这已经对国家政权的运行造成掣肘。最恶毒的议员甚至还抛出这样一项提案，军队的某些更高级军官应无薪服役。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掌握在军队自己手中，尤其是其中一位显赫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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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兰伯特少将时年三十多岁。这个人自视甚高，野心勃勃，不欠任何人人情，是唯一一个能与克伦威尔争权的劲敌，或许只有他才有能力接任克伦威尔。1650年9月3日，兰伯特这位高明的骑兵军官不惜一切代价，凭借近乎鲁莽的进攻战术在邓巴战役中大获全胜：大卫·莱斯利率领的苏格兰保王派军队被一举击溃——苏格兰“不顾上帝的一系列旨意，放弃秉承上帝绝妙安排的荣耀”11，打着查理二世的旗号挑起战事，寄希望于查理二世能在整个英国推行苏格兰长老会制定的宗教解决方案，邓巴战役给了苏格兰当头一棒。英格兰军队——在克伦威尔眼里，这就是一支纯粹的有宗教信仰的军队——高级军官在发表的《穆塞尔堡声明》中正式宣布，他们“是在为摧毁敌基督而战，推动耶稣基督王国的建立……不管苏格兰和任何其他国家怎么说，你们会说什么？”
在圣徒的神话里，邓巴战役的重要性怎么形容都不为过。在反思这场战役时，克伦威尔回忆说：“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明白，我们之所以能赢得这场战役，以及所有其他战役，都是出于上帝的慈爱，而非出于人。”12圣徒不过是“上帝的工具”。在邓巴战役中，英格兰军队仅仅牺牲了二十人，这奇迹般的战果证明了上帝之手正指引着清教徒的大业。正如克伦威尔看到的，他用欢快的话语这样说道：
正因为他们兵力占优，占尽优势，无比自信，也正因为我们处于劣势，困难重重，所以我们才能在上帝的山上，见证上帝的神迹……上帝会为我们找到解救之路，上帝会让我们得救——实际上，我们确实得到了安慰和希望。
在邓巴，克伦威尔被深深打动，正如一名战争亲历者在获胜后说的：“他放声大笑，就像喝醉了酒一样，他的眼中闪烁着信仰的光芒。”13
更值得一提的是，1651年7月，兰伯特率军深入以前从未有人踏足的法夫王国，在因弗基辛摧毁了约翰·布朗爵士的盟军：两千名苏格兰人被歼灭，一千四百人被俘。9月，兰伯特在伍斯特战役中将他的英勇展露无遗，当时，他身下的战马被子弹射中——兰伯特是这场战役后期的重要指挥官，他的英勇表现甚至盖过了克伦威尔将军。到目前为止，克伦威尔和兰伯特在战场上断断续续厮杀已近十年，在这期间，他“没有一次败绩”14。
在英国议会议员看来，邓巴大捷和因弗基辛大捷是天意的安排——他们能取胜，确实是仰仗道义，而这只有借助“以色列的战车和马兵”才有可能。随着胜利的到来，克伦威尔致信未来的下议院议长威廉·伦索尔，他做出了一个预言，为这个政权的外交政策提供建议：
如果说是上帝让你的军队更有战斗力，那么请你一定要对这些事情上心，以彰显上帝的荣耀以及英格兰联邦的荣耀。除了令英国从中受益，你还应该把这种荣耀播撒到其他国家，这些国家也应该效仿这种模式带来的光荣，并且通过上帝的力量取得同样的成绩。15
换言之，努力建设一个彰显上帝荣耀的联邦，普天之下都应以此为目标。
克伦威尔从来没有输掉任何一场战役，他在上阵时通常都把兰伯特带在身边。兰伯特是唯一有资格在克伦威尔白厅办公室召开议会会议的议员；兰伯特也是克伦威尔唯一一位会登门拜访，或者邀请他以及他的妻子弗朗西丝·利斯特共同进餐的人。而且，兰伯特可以比肩克伦威尔，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他才成为最有可能挑战克伦威尔地位的人，并最终接替克伦威尔。因为已经有迹象表明，克伦威尔离开人世的日子不远了。在写给妻子伊丽莎白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克伦威尔把他的妻子看作自己最挚爱的人），他提到当他身体状况日渐糟糕时——“我变老了，明显感到病痛正在掏空我的身体”——自己“孱弱无力的信仰是怎样得到了维护”。当克伦威尔在远征苏格兰期间病倒时，有关他死亡的谣言甚嚣尘上。事实上，克伦威尔3月初就康复了，但更让他担心的是，军队查处了一桩保王党阴谋，叛徒布朗·布谢尔上尉因此被处决。当议会向克伦威尔颁发勋章，以嘉奖他在邓巴战役取得不可思议的奇迹时，据说他因为自己蓬头垢面的军人形象而不敢上前受奖。护国公时期发行的硬币将带有更多的帝国色彩。克伦威尔继续保持相对简朴的形象，尽管此时他已经不再是那位曾经敢于打破传统的革新者。克伦威尔甚至当选为牛津大学的校长。用历史学家威尔伯·科尔特斯·阿伯特的话说就是，在兰伯特的辅佐下，“他稳扎稳打地获得各种头衔，日益成为三个王国的核心人物与领导人”16。
击败查理·斯图亚特（即后来的查理二世）后，虽然兰伯特没有担任任何正式职务，但他是国务会议的成员，负责管理苏格兰和爱尔兰事务。1652年1月，亨利·艾尔顿去世后，兰伯特被任命为爱尔兰总督，但被查尔斯·弗利特伍德给顶替了，弗利特伍德娶艾尔顿的遗孀、克伦威尔的大女儿布里奇特为妻。克伦威尔是否参与了这出荒唐的闹剧，已不得而知。现在看来，贝尔朋议会的组建对兰伯特不啻为一记重击，但对他的对手哈里森来说则是一场胜利——据1653年11月24日的一份报告透露，“兰伯特将军和哈里森后来开始交恶”17。兰伯特很少在议会任职，相反，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温布尔登的庄园里度过，在那里，兰伯特起笔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政府约法》，这部宪法和所有新的成文宪法一样，倾向于当时政府的施政目标和意识形态。随着贝尔朋议会的解散，践行《政府约法》的机会终于来临了。
兰伯特试图将国王、贵族和下议院构成的古老“三位一体”宪政改造为由国王、国务会议和议会组成的新宪政，并为拟议的护国公制提供坚实的基础。《政府约法》和它的起草者一样，处处体现着精明。在这样的建构下，人们将看不到克伦威尔的独裁：立法权和行政权相互独立，立法权掌握在护国公和议会手中，而护国公和他的国务会议则负责行政权。国务会议的顾问官的薪俸为每年一千英镑，这么高的薪俸自然引起了争议，但考虑到国务繁重，也不是无法接受。新组建的国务会议将被赋予相当大的权力，这是查理一世时期的枢密院远远比不上的。议会休会期间，国务会议实际上全盘接手议会的职权。克伦威尔被迫要听从国务会议的建议，而且只有在国务会议大多数成员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发动战争。国务会议负责政府的运行，维护国家法律和秩序，管理税收，处理贸易纠纷以及收集情报。国务会议还负责指定克伦威尔的继任者，当时几乎没人敢考虑这种处理危机的方式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历史会证明，这样的疏忽代价高昂。
因此，兰伯特通过努力夯实这个政权的根基来给克伦威尔救急，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这样做。1653年12月16日，《政府约法》被正式采纳。按照《政府约法》，“最高立法权应由一个人和议会共享”。这套约法体系受以前军队提出的国家治理纲要启发并以它们为蓝本，比如1647年提出的《建议提纲》（兰伯特同样参与了这部提纲的起草），以及两年后军队向议会提交的《人民公约》。克伦威尔批准了《政府约法》，以此为手段推进“上帝子民享有的公正自由以及人民在这些国家享有的正当权益”。一位通信者从1653年12月截获的一封信中判断，克伦威尔对此很满意，“兰伯特的目标已经实现了”。对克伦威尔而言，《政府约法》概括的宗教信仰自由是一项基本原则。克伦威尔的许多支持者对此持反对态度，随着护国公制向前推移，这种反对也日益明显。对大多数支持这个政权的人，特别是那些支持单一国教的长老派成员来说，宗教信仰自由远不是他们优先考虑的事项，排在前面的有两个最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按照《政府约法》，政府会回归一个更传统的立场。《政府约法》提议，克伦威尔应加冕为国王，这样才能巩固这个政权并按传统方法（即古代宪政方法f）指定继承人。但是，不论这种提议的实质还是国王的头衔，克伦威尔都无法接受。明确拒绝后，克伦威尔被授予终身“护国公”的崭新头衔。这次他接受了，1653年12月16日，克伦威尔在威斯敏斯特大厅正式出任护国公。从那天开始直到1658年9月逝世，克伦威尔成为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的权力根据需要受国务会议制约，国务会议由文官和军人组成，兰伯特排在国务会议成员的前面，至少在开始是这样。按照克伦威尔的说法，他成为护国公“符合上帝的旨意以及国务会议的期许”。虽然克伦威尔要“全方位”听取国务会议的建议，但谁才是“第一元老”不言自明。正如路易十四的首相，枢机主教儒勒·马扎然观察到的，克伦威尔“对所有事都了如指掌”18。国务会议主席的任命、国务会议成员薪俸的规定、外交官的任免以及国务会议正式会议的召开，统统都是克伦威尔说了算。克伦威尔从来没有反对过自己一个人做主；表达了自己的意志后，剩下的事无非就是等国务会议盖章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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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3年12月16日，在克伦威尔出任护国公的就职典礼上，兰伯特和伦敦市长伴驾左右，兰伯特手持国剑。护国公刻意没有穿着代表王权的皇家服饰，在这个算不上华丽的场合，他身着一件套装，肩披最朴素的清教徒黑斗篷，“丝毫不见正式场合的袍服”g。宣誓忠于《政府约法》后，克伦威尔发表了就职演讲（按他的标准，这次演讲时间并不长），在演讲中，他要求属下官员为今后的长期艰苦工作做好准备：“这不过是站在了希望的门口，从此你们将蒙上帝的祝福，有朝一日尽享安宁与和平。但现在你们还没有进入这个境地。”
事毕，克伦威尔和他的一行随从返回白厅的国宴厅，聆听清教徒神学家托马斯·古德温的布道，布道的主题并不陌生：和以色列人的迦南之旅一样，到达上帝应许之地前，他们也要在荒野之中艰难前行多年。这群英国新晋精英头顶上方的顶棚留有一幅君主时代的画作——彼得·保罗·鲁本斯绘制的精美绝伦的《尊奉詹姆斯一世》，它见证了当年发生的一幕，查理一世在它的俯视下穿过巨大而空旷的宴会厅走向刑场。与白厅内稀稀拉拉的人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宴会厅一屋子神情严肃的议员：这里没有任何喧嚣，大多数伦敦人根本没有意识到正在举行的仪式。
没过多久，反对护国公制的抱怨声就冒出来。克伦威尔就职典礼结束两天后的一个星期天，千禧年教派牧师克里斯托弗·费克和他的威尔士再洗礼派同僚瓦瓦苏尔·鲍威尔，以充满火药味的腔调发声，谴责克伦威尔是一个“最善于掩饰作伪证的恶棍”，两人因此被短暂监禁。1654年5月，身为诗人、政论家和小册子作者的约翰·弥尔顿，也是现政权的批判性友人以及截至当时对这个政权最雄辩的辩护者，提出了警告：
人们都认为这世上还没有什么人比他（克伦威尔）更公正、更神圣、更优秀，但是，如果他反过来开始颠覆自己捍卫的自由，那么，他的这种行为势必会危及自由本身以及所有事关美德和虔诚的事业，其带来的后果几乎是毁灭性的。
追随弥尔顿的激进分子，比如亚瑟·黑塞尔瑞格、亨利·范恩和约翰·布拉德肖，他们对护国公这种准君主职务的设立感到错愕不已。在他们看来，国务会议根本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府约束部门，反倒是一个“毫无主见的附庸，只会按照某个人的喜好见风使舵”19。这并不是一种国务会议在前、护国公在后的政府，而是“一种护国公排在第一位、国务会议排在第二位的政府”。在查理一世统治时期，他们曾经认为，国王是被议员引入了歧途；现在看来，是不是护国公牵着国务会议的鼻子走呢？这就是对以后为人们渐渐所熟知的“古老而美好事业”的背叛。但是，只要克伦威尔有军队的支持，他们便无能为力。
用前朝忠诚的资深议员埃德蒙·勒德洛的话说就是，虽然没有发生流血事件，但护国公制及其宪法（《政府约法》）这种“暗无天日的制度”是被刀尖推上台的。这一切全拜军队所赐，它在设计上就是为了竞逐野心。特别是，这种制度突出了对军队的两个根本要求：首先，军队应保证宗教信仰自由，当然，这里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指的是“信仰耶稣基督的自由”（判断信仰耶稣基督的标准并不同，既可以依据公开宣扬的教义，也可以通过公开礼拜或严守的行为准则），信仰圣公会和天主教肯定是不包括在内的；第二，军队应保证资金筹措，维持军队时刻离不开军费，历来都是如此。自始至终，克伦威尔的权力完全依赖军人的意志以及供养军队和保证军队忠诚的价码。照此下去，不消一年，政府就将出现近七十五万英镑的财政赤字，这还是考虑了加重民众税收方案后得出的结果（比如增加消费税和直接入息税）。压缩军队规模是减轻财政负担最有效的手段，可现实却不允许这样做：克伦威尔和他最亲密的政治与军事盟友担心国内外敌人会出现反扑。最终，三个王国的“一万龙骑兵以及两万步兵”由国家财政永久供养。此外，每年还要追加二十万英镑的政府行政开支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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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护国制议会计划在1654年9月召开会议；要到那个日子，克伦威尔和他的国务会议才能名正言顺地颁布法令，当然，这些法令需要事后通过议会的批准。他们马不停蹄地通过了将近两百项法令，其中就包括第一次面世的联合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三个王国的法令，以及成立高等法院的法令。克伦威尔最关心的要数“控制宗教资格许可证的实体”以及“执事纪律之官职”的设立，这是他施展“提高宗教指导效力”这一抱负的重要手段。前者为一个国家机构，负责监督新任牧师在宣扬教义上是否称职；后者以郡县为基础，有权弹劾不称职的牧师和教师，这里所说的不称职指的是牧师或教师在研习教义和传教布道时“有失德行，蒙昧无知，能力匮乏”。事实证明，两个计划相比，前者比后者更成功。
克伦威尔从未像议会开幕时那样热情洋溢，在那个场合，他的每句话无不昭示着希望对经验的胜利。1654年9月4日，第一届护国制议会正式开幕，克伦威尔发誓要维护《政府约法》，并发表了一个按照他的标准很简短的演讲，在演讲中，他表达了希望他的追随者为未来疾风暴雨的形势做好充分准备。克伦威尔宣布说，只有成立议会，“英联邦共和国这艘船在它的指引下才有可能驶向安全的港湾；而我敢向你们保证，如果没有国务会议以及你们提供的建议，这一切就不会圆满实现”h。新议会要做的所有工作就是接受《政府约法》，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一个星期后，议会通过投票认为，政府施政的本质应“在一个议会和一个人的框架内进行，并受到议会认为合适的限制和约束”。几天后，议会中的传统议员抨击了兰伯特的新宪法以及宗教宽容这一敏感话题；议会试图削弱激进派的势力，计划成立一个由反对宗教自由的长老派成员组成的“宗教会议”。
护国公用长篇讲话做出回应，讲话的内容可概括为四个基本原则，他明确表示，这些基本原则不容议会或任何其他人质疑：第一，议会不能一成不变，必须经常举行重新选举；第二，政府应受“一个人和一个议会”控制；第三，宗教信仰自由是被赋予的；第四，军队应由护国公和议会共同控制。原则就摆在这，任何想进入议会的人都必须承认这些原则。
凡是不同意这四项基本原则的人都在军队的“请求”下退出了议会，最后清理出去五十多名议员，其中就包括1649年以枢密院议长身份审判查理一世的约翰·布拉德肖以及亚瑟·黑塞尔瑞格，他们始终认为，克伦威尔为了一己权势的扩张而背叛了“古老而美好的事业”，他应该为自己的罪行负责。革命后出现的激进宗教团体，比如贵格会、第五王国派和浸礼宗，它们在军队有很深的根基，尽管其致力于宗教自由，但也感到被议会抛弃了。寻求男性公民更广泛选举权的平等派也同样感到不满。不论是谁，只要想继续留在议会当中，都被要求签署一份支持现政权的文件，有些人拒绝答应这样的无理要求。通过果断采取行动，克伦威尔摆脱了那些非常难缠的反对派，但是，想让议会批准《政府约法》依然困难重重，议会各方对该宪法的条款争吵不休，抓住不起眼的一点就不依不饶。11月10日，德斯伯勒少将i质问议会为什么如此“不愿意相信护国公，协助他治理国家的议会人员已经减半，而就在不久以前还是满员，况且以后可能再也不会有什么反对者了”，他的这种干涉笨拙而蹩脚，给他日后的政治生涯蒙上了污点。德斯伯勒提醒议会——他并不是有意这样做，但如果议会真的需要有人提醒，他自然会站出来——克伦威尔和军队才是这片土地上的实权派，议会只有听命的份儿。德斯伯勒提醒人们注意下议院的权力限制，这显得很不谨慎，特别是因为下议院恰好有权将政府财政支出限制在每年略高于一百万英镑，而这仅为维持军队目前状况所需资金的一半。
尽管受到克伦威尔的训斥，第一届护国制议会还是继续像制宪会议那样运行，想方设法起草一份新宪法，力图削弱护国公及其国务会议的权力，增加议会的权码。这份宪法法案坚持主张议会的权力，非经议会本身同意，他人无权解散议会，且议会必须对军队拥有更大的控制权。由于议会中长老派成员占主体，议会同时还希望强化国家教会的地位，约束“无神论、亵渎上帝和可恶的异端”以及比比皆是的“教皇主义、高级教士、纵欲放荡和渎神行为”。种种挑衅、对立和矛盾的存在表明，第一届护国制议会不太可能持续下去。根据《政府约法》，议会的最短任期为五个月。这里，一个月通常按日历月计算，而不是较短的朔望月。但是，克伦威尔恨不得马上就能摆脱这个议会，因此，他不顾国务会议的建议，自行其是地按朔望月数着议会到头的日子。不出所料，到了1655年1月22日，克伦威尔如愿以偿，按他的标准，这一天可能是满五个月的最早日子了。当天，克伦威尔对这个注定要解散的、充斥着分歧和满腹牢骚的议会轻蔑地说道：“我有责任告诉你们，你们继续留在议会对国家没有任何好处，也不适合再为人民和公共利益服务。”20英国护国公狠狠地表达了他的失望之情：
你们在位的这五个月比过去几年中的任何时候都要糟糕，在你们治下，国家满目疮痍，杂草丛生，荆棘遍地……争端和分裂，怨愤和不满，加之其对全民带来的实际危险，所有这些无不成倍地增加。
克伦威尔认为，他的反对者都是一些“心中没有上帝的人，他们与上帝分道扬镳，不知道祈祷或信仰是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是上帝的回报，什么是与圣灵对话”。他们有谁会称“他发动的革命是为了人类大业”？他们有谁会洞察他的愤世嫉俗中蕴含的精神？“我代表上帝发声，而不是代表世俗之人说话。”克伦威尔提醒他们，这个政权上台执政靠的是“上帝的旨意”，它的存在只依赖上帝的宠爱和仁慈。
由于国内的形势悬而未决，克伦威尔身边有些亲信盘算着挥师海外，并对这个计划寄予厚望——这是一次军事上的冒险，将带领英国重温神圣的伊丽莎白时代以及他们自己在内战中取得胜利的辉煌岁月。这样的胜利会再次使他们确定自己是被上帝选中的。要想消除人们对短期挫折和受阻的疑虑，需要来自耶稣基督最高权威的长远保证。
注释
a 《国王的圣像》极有可能出自约翰·高登之手，他以前是沃里克伯爵的牧师，但对沃里克伯爵并不是十分忠诚，复辟时期成为埃克塞特的主教。
b 残缺议会是指1648年将英国长期议会中反对审判查理一世的激进议员驱逐以后的英国议会。
c 斯特拉福德伯爵于1641年5月12日被处决，该处决得到了查理一世的同意，这成了国王痛苦自责的源头。临到自己被推上断头台，查理一世说道：“现在我受到不公正的判决，这是我自作自受。”劳德大主教于1645年1月10日被处决。
d 1940年5月，当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遭受了一系列军事和海上的重创之后，里奥·艾默里议员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痛斥内维尔·张伯伦首相领导的英国政府。在那次演讲中，他引用的就是克伦威尔当年驱散议会时说的这句话。
e 要想理解克伦威尔，最有价值的资料就是他与上帝的对话，剧作家霍华德·布伦顿在其2012年出版的作品《五十五天》中对此进行了精彩绝伦的想象。
f 用约翰·皮姆的话来说，古代宪法是由“撒克逊人政体中那些法律的朴素而浅白的内容组成……其为威廉一世征服英国提供了范围和限制”，并“传给了他的王位继承人”。古代宪法规定的权利和自由在1215年颁布的《大宪章》等文件中得到了确认。然而，保王党将查理一世和他的继承人视为自由的捍卫者，并坚持认为一个不加约束的议会对自由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g 不无讽刺的是，由于当时染色工艺成本高昂，黑色衣物价格不菲。
h 这句话预见了一个隐喻，现代保守主义哲学家迈克尔·欧克肖特引用过它。同时代的人认为，这是用比喻来指代国家之船，而被引向礁石的水手有权发起反叛，这种观点我觉得应该归功于乔纳森·希利。
i 约翰·德斯伯勒是国务会议的成员之一，他娶了克伦威尔的妹妹简为妻。
注释
1.Richard L. Greaves, Glimpses of Glory: John Bunyan and English Dissent (Stanford, 2002), p. 64.
2.Canne’s polemics at this time include The Discoverer and Wherein is set forth (both 1649).
3.Letter from Cromwell to Speaker William Lenthall, 21 July 1651.
4.Cromwell’s speech to the First Protectorate Parliament, 4 September 1654.
5.Cromwell’s speech to the First Protectorate Parliament, 12 September 1654.
6.Declaration of the Lord-General and his Council of Officers, 22 April 1653.
7.Mercurius Elencticus, no. 58 (26 December 1648–2 January 1649), p. 551.
8.Speech in the Council Chamber 4 July 1653.
9.Clarendon, quoted in Austin Woolrych, Commonwealth to Protectorate (Oxford, 1982), p. 165.
10.Blair Worden, ‘Cromwell and the Protectorate’, collected in Worden, God’s Instruments: Political Conduct in the England of Oliver Cromwell (Oxford, 2012), p. 230.
11.Cromwell’s ‘queries’ to the Governor of Edinburgh Castle, 12 September 1650.
12.Quoted in Worden, God’s Instruments, p. 42.
13.Charles Carlton, Going to the Wars: The Experience of the British Civil Wars 1638–1651 (Abingdon, 2004), p. 191.
14.Edward Hyde, Earl of Clarendon, The History of the Rebellion and Civil Wars in England, vol. 2, p. 871.
15.Letter from Cromwell to Speaker William Lenthall, 4 September 1650.
16.W. C. Abbott,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Oliver Cromwell, vol. 2 (Oxford, 1989), p. 386.
17.Clarendon Manuscript 47, folio 113.
18.P. A. Chéruel, Lettres du Cardinal Mazarin (Paris, 1872–1906), vol. 6, p. 464, quoted in Blair Worden, ‘Oliver Cromwell and the Council’, in Patrick Little (ed.), The Cromwellian Protectorate (Woodbridge, 2007), p. 94.
19.Peter Gaunt, ‘“The Single Person’s Confidants and Dependents”:Oliver Cromwell and his Protectoral Councillors’, in Cromwell and the Interregnum (Oxford, 2003), p. 96.
20.See David L. Smith, ‘English Politics in the 1650s’, in Michael Braddick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Oxford, 2015), pp. 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