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5年，宣和七年，12月28日。
新领导赵桓上台。
李纲获得了一次跟新领导的谈话机会（李纲《靖康传信录》：“二十八日，有旨召对延和殿”）。
这次见面，在李纲的人生历程中是非常重要的。李纲做了充分地准备，讲述了对金的策略。
在李纲看来，此次金国入侵，大概有5方面的诉求：一是上尊号；二是归朝人；三是增岁币；四是求犒师；五是割疆土。说白了，就是政治上要面子，经济上得实惠，领土上要割地。
李纲分析后认为，面子随他去，经济要把牢，领土不能让（李纲《靖康传信录》：“臣窃料之，大概有五：欲称尊号，一也；欲得归朝人，二也；欲增岁币，三也；欲求犒师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称尊号，如契丹故事，当法以大事小之义，不足惜。欲得归朝人，当尽以与之，以昭示大信，不足惜。欲增岁币，当告以旧约，以燕山云中归中国，故岁币增于大辽者两倍，今既背约自取之，则岁币当减，国家敦示和好，不校货财，姑如原数可也。欲求犒师之物，当量力以与。至于疆土，则祖宗之地，子孙当以死守，不可以尺寸与人。愿陛下留神于此数者，执之之坚，无为浮议所摇，可无后艰”）。
从事后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李纲的分析基本是正确的。如果真能按照李纲的想法去实践，靖康之难或许可以避免。
历史没有“如果”，只有“必然”。
经济学上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同样适合于历史发展规律。到了一定的临界点，同样的行政管理手段或者说官场套路的效果会越来越差，最后病入膏肓。
在生死存亡关头，赵桓似乎是听进去了，表示认可，毕竟现在肯担当的官员并不多。
第二天就升了李纲的官，任兵部侍郎（李纲《靖康传信录》：“上皆嘉纳。翌日，有旨除兵部侍郎，日下供职”）。
1126年，靖康元年，1月4日。赵桓召集班子开紧急会议。会议的主题是金军即将兵临城下，如何应对？
其实说穿了就两条路：逃还是守？
李纲本来是没有资格参加这种高级别会议的，但大敌当前，他听闻宰执们在忽悠赵桓出逃，感到事态紧急，主动要求参加廷辩（毕沅《续资治通鉴》：“时从官以边事求见者，皆非时赐对。纲侍班延和殿中，适宰执奏事，议欲奉銮舆出狩襄、邓。纲语知东上閤门事朱孝庄曰：‘有急切公事，欲与宰执廷辨。’孝庄曰：‘旧例未有宰执未退而从官求对者。’纲曰：‘此何时，而用例也！’孝庄即具奏。诏引纲立于执政之末”）。
人的一生，会见无数个人，参加无数个会，发无数个言，但对个人真正重要的往往只有几个。
1126年1月4日的这次廷辩，对李纲而言是最重要的辩论，而且李纲事先并没有准备。
当历史把你推到了某个历史的节点，肯定不是享福的好事。刘邦当初被推举为义军首领，不是他能力有多强，而是当时义军很弱小，失败的风险很大。而且叛乱首领目标太大，是要灭族的，其他人不想干，就推举刘邦做了首领。刘邦硬着头皮一条路走到黑，最后才成功了。后来的朱元璋、洪秀全都差不多。
怕死是人的本性，特别是当富人有了地位、财富，就会比一般人更怕死。他们更倾向于保持现状或者朝有利于现状的方向努力。
穷人要逆天改命，在历史上留下一笔，不能瞻前顾后、犹豫不决，要比富人付出千倍万倍的努力，突破人的本性，在历史机遇的档口奋勇一搏。
富烧香穷搏命，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李纲不是穷人，但他是个不按套路出牌的倔种，在和平时期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大概率做官做到太常寺卿就退休了。《宋史》上也不可能有列传，最多在宋钦宗本纪中会提上一笔，知道有这么个人，在官场上到处怼人，惹是生非。
李纲后来被称为抗金英雄，甚至比王禀还要出名，就源于上面的那次廷辩。
李纲首先问：“如果陛下出逃，赵家的祖坟、宗庙怎么办？你老子赵佶传位给你，不就是让你来守住宗社的吗？”
赵桓沉默无言（李纲《靖康传信录》：“自启奏曰：‘闻诸道路，宰执欲奉陛下出狩，以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太上皇帝以宗社之故，传位陛下，今舍之而去，可乎’上默然”）。
经历过上次挫折之后，李纲明显成熟了，一开始就上纲上线，以政治正确性来堵宰执们的嘴。
太宰白时中一看不对，马上问到：“都城守得住吗？”
白时中的话很简单，意思就是漂亮话谁不会说？你要看实际情况呀？宋金双方实力差距那么大，怎么守？皇帝出了事谁来承担责任（李纲《靖康传信录》：“太宰白时中曰：‘都城岂可以守’”）？
李纲针锋相对：“都城，是国家的象征。天底下有哪个城池像都城这样有政治图腾？只要意志坚定、激发将士斗志，肯定能守住”（李纲《靖康传信录》：“余曰：‘天下城池，岂复有如都城者且宗庙、社稷、百官、万民所在，舍此欲何之若能激励将士，慰安民心，与之固守，岂有不可守之理’”）。
当然，打仗单靠意志肯定不行。此时，内侍陈良弼领着京城所的人报告了一个实际问题：“京城高台楼橹（城墙上的用于防御的木质塔楼，主要功能是瞭望敌情）年久失修，十存一二。城东樊家岗护城河深度不够，成为防守最大薄弱点（毕沅《续资治通鉴》：“时内侍陈良弼领京城所，自内殿出奏曰：‘京城楼橹创修，百未及一二。又，城东樊家冈一带，濠河浅狭，决难保守，愿详议之’”）。
这里提到了楼橹，有必要讲一下东京城的相关结构。
当时的东京城，包含内城和外城两座城墙。内城，修建于唐朝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周长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外城，修建于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周长四十八里二百二十三步。
在宋朝太祖时期，曾对东京城进行过一次大的改造。改造的图纸最初由宰相赵普设计，仿造唐朝建筑设计风格，城市街道横平竖直，坊市晏然。但宋太祖不喜欢，让赵普重新设计，最终的定稿图上城墙、街道弯弯曲曲，十分不规则。宋徽宗赵佶即位后，讲究美学艺术。从审美的角度将东京城进行了大改造，将原来不平的地方拉直，并扩大了城墙范围，外城周长扩大到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
根据记载，东京城的内城墙一共开了十二个门，东城墙三门：靠北的叫望春门（旧曹门），往南分别是丽景门（旧宋门）、角门子；南城墙三门：中间的叫朱雀门，东面的叫保康门，西面崇明门（新门）；西城墙三门：从南往北分别是宜秋门（旧郑门）、角门子、阊阖门（梁门）；北城墙三门：中间景龙门，西面天波门（金水门），东面安远门（旧封丘门）。
外城墙则更加复杂，一共十二个陆门和八个水门，陆门分别是：东城墙两门，南朝阳门（新宋门），北含辉门（新曹门）；西城墙三门，南顺天门（新郑门），中开远门（万胜门），北金耀门（固子门）；南城墙三门，中南薰门，东宣化门（陈州门），西安上门（戴楼门）；北城墙四门，从东往西分别是长景门（陈桥门）、永泰门（新封丘门）、通天门（新酸枣门）、安肃门（卫州门）。
外城由于有三条大的河流贯穿，又形成了八个水门，供货物进出，每个水门里都有铁闸，随时可以放下，防止外面的敌人偷袭。其中汴河上水门分成南北两个，称为大通门和宣泽门，下水门南北分别称为上善门和通津门，惠民河上水门叫普济门，下水门叫广利门，广济河上水门叫咸丰门，下水门叫善利门。
为了御敌，外城的城门大都带有三层瓮城，扭头开门。所谓瓮城，就是指一个城门不是一道单门，而是在城门位置修建一个与城墙同高的围子（即瓮城），围子上开两个门，一个门对着城内街道，一个门对着城外，人们要从城内出到城外，要先经过内门进入围子里，再从围子经过外门到达城外。敌人来进攻，即便攻破了外门，也只是进入围子里，反而更容易被守军从瓮城城墙上瓮中捉鳖发动攻击。
针对内侍陈良弼提出的问题，赵桓叫李纲和蔡懋、陈良弼一起去现场查勘。
蔡懋就是前面说到的蔡渭，蔡确的儿子。蔡确平反后，蔡懋攀附蔡京一路高升，这时已经是同知枢密院事，军事这块工作他负责，因此赵桓叫他也一起去。
李纲一行查勘后，觉得虽有瑕疵，但没大的问题（毕沅《续资治通鉴》：“帝顾纲曰：‘卿可同蔡懋、良弼往观，朕于此候卿。’纲诣东壁观城濠，回奏延和殿，帝顾问：‘如何？’纲曰：‘城坚且高。楼橹诚未备，然所以守不在此。濠河唯樊家冈一带，以禁地不许开之，诚为浅狭，然可以精兵强弩据也’”）。
赵桓接着问：“既然防守战是可以打的，那如何进行战备？”
这些平时善于高谈阔论的宰执们沉默了（毕沅《续资治通鉴》：“帝顾大臣曰：‘策将安出？’皆默然”）。
嘻，手握大权的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棁这些重臣，你让他们斗倒一个人，那他们擅长；你让他们谈谈如何养生，那他们擅长；你让他们说说京城中哪个勾栏的妓子多才多艺，那他们擅长。
国家危难之际，你让他们组织军民抗击金军入侵，那他们不擅长。到了自己利益要受损的时候，就是一个字——躲。
李纲一看，没人吭声，这样下去皇帝恐怕又要没信心了，上前说到：“现在之计，最好的办法就是领导带头身先士卒，整顿军备，激励军民，死守东京城，以待各地的勤王军队前来救援”（毕沅《续资治通鉴》：“纲进曰：‘今日之计，莫如整厉士马，声言出战，固结民心，相与坚守，以待勤王之师’”）。
赵桓一听，有道理啊。接着问：“那谁可以为将？”
谁来领这个头呢？
李纲答道：“朝廷以往高官厚禄供养着的这些重臣们，是时候发挥作用了。白时中、李邦彦虽然是书生，但职位在那里，这个时候应该站起来，组织军民抗金”（毕沅《续资治通鉴》：“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禄富养大臣，盖将用之于有事之日。今白时中、李邦彦等，虽书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号，抚驭将士以抗敌锋，乃其职也”）。
这句话是不是很耳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