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史”丛书序言

黄国信 温春来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套丛书，最终以“新经济史”命名，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也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以“新”来命名历史学或者历史学相关学科，实在缺乏表现力；更糟糕的是，“新经济史”本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中以数量分析而著名的经济史流派。这两个因素，足见以“新经济史”来命名一套丛书，绝非明智之举。但我们最终仍然行此下策，是希望能赋予这一概念某种新义。我们所谓的“新经济史”，是结合经济史中的历史学派与计量学派的学术理路，以中国社会经济史传统为学术传承，以历史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密切联系的各要素的整体组合为思考依据，从历史过程的内在逻辑出发，以阐释学术意义上的中国传统经济体系为旨归，力图据此与相关社会科学展开对话，推动基于中国历史经验的经济史解释模式学术理路的形成与发展。

学界通常所说的“新经济史”，兴起于1950年代的美国，是计量方法与历史主义方法竞争的结果。受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的影响，1880年代以后，历史主义一直是美国经济史研究的主流方法，研究者并不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指导，而是强调历史文献和历史数据统计，意图从描述史料和统计数据中形成理论。然而，1950年代开始，经济学在美国全面数学化。在一般均衡原理得到数学的严格证明后，1957年在美国经济史协会的专题学术会议上，有学者正式提出，同样可以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解释历史上的因果关系，这成为美国新经济史的宣言，计量方法开始挑战历史主义方法，并逐步成为美国经济史研究的主流。

在此背景下，1964年，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 Fogel）出版了《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计量经济史论文集》一书，成为美国新经济史的代表作品。该书以新古典理论为指导，意在基于计量，精确地对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予以新解。此前，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Walt W. Rostow）认为，铁路是美国经济起飞的重要动力，铁路降低了运输成本，扩大了国内市场，并且带动了煤、铁和现代工业的成长。这一观点得到经济史学界的广泛认可，成为经典论述。不过，福格尔认为，这一论述缺少足够的数理支持，只能视为一种假说。因此，在缺乏直接数据的情况下，福格尔极有创意地采用了反事实推定法，他推算如果没有铁路，美国的经济增长会受到多大影响。为此，他设定了一系列指标，并用线性规划模型，据已有数据创造数据，计算出1890年铁路带来的货物运输的社会节约是5.6亿美元，仅为当年GDP的4.7%，铁路建设对钢铁、机械、木材等产品的购买量为3211万美元，仅占制造业总额的3.94%。综合两个数据后，他觉得罗斯托关于铁路是美国经济起飞重要动力的结论，是有问题的。

福格尔新论一出，引起了美国经济史学界的强烈关注，支持者众，批评者亦不少。但他把由直觉推论得到的结论，置于科学主义的计量分析之下，具有极大魅力。由此开始，以计量为主要方法、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指导的“新经济史”在美国蓬勃兴起。1968年，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的《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发表。该文用每吨货物的平均海洋运输成本来衡量海洋运输生产率，认为1600年至1850年轮船代替帆船之前，货物的平均运输成本下降，海洋运输生产率提高。而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不在众口一词的海洋运输技术进步，而在海洋运输的安全性加强和市场经济规模扩大。而后者的动力，来自制度的变革。诺斯的研究，把新经济史的计量分析演化成经济学史上的新制度学派，制度从经济分析中的常量，一跃成为内生变量，“新经济史”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实际上，比“新经济史”在美国的兴起稍早，在法国，计量方法也在历史研究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法国年鉴学派大约从1930年代起，逐步将计量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他们首先利用计量开展价格史研究，并逐步将其发展为“系列史”。所谓系列史，就是将一组同质的事实材料，尤其是数字材料，排成一个序列，以分析其在特定时间范围内的变化，既包括价格、税收等经济史数据，也包括宗教文书、建筑等同质数据。在系列史中，过程成为研究对象，时间的同质性被消解。由此，最终发展出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历史非连续性论断。此后，年鉴学派又将计量方法引入心态史研究，推动历史学的计量化，比美国“新经济史”走得更远。

凭借计量的科学感、制度分析的魅力，法国年鉴学派和美国新经济史学派引领了大批学者进入历史计量分析行列。虽然由于历史上的统计数据常常残缺，难以直接计量，但具备良好数理逻辑思维的研究者，总可以将许多并非数据的史料，通过赋值转化成数据史料来利用。比如，可以将黄河决堤理解为水量增加，把沿海动乱看成海盗活动，并将其赋值，进而进行计量分析。经过赋值，历史计量可能性变大，研究领域大幅扩展。由此，计量方法不仅在经济史研究中广泛运用，而且被推广到历史学其他领域，形成了全球性的“计量历史学”热潮，以《计量历史学》为名的教科书应广泛的市场需求而产生。与此同时，经济学家也从史料中寻找数据源，努力创新经济理论，诺斯还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新经济史”和计量历史学以其模型化和计量化，把不可计量的内容变成可计量，反对“从直感得到推论和综合”的历史学，得到了作为社会科学家的经济学家们的认可，他们甚至期待这一方法可以将历史学彻底“科学化”。不过，这也激起了一批经济史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广泛批评，其要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计量数据与历史语境的抵牾性。以“新经济史”为代表的计量历史学以统计分析为基本手段，数据是其根本基础。然而，不少计量历史学研究者利用数据时，缺乏良好的历史学素养，不了解既有数据的语境，将其视为当然，直接使用，难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须知历史数据与其他史料一样，必须置于其语境中去考察，否则就可以根据清前期田赋额较低，而推断当时国家能力孱弱了。既有数据之外，对非数据史料赋值，更需要良好的历史感，符合历史学的基本原则，不然就可以根据史料中盗贼出现的次数，来推断农民起义爆发的次数了。计量经济史学家认为，推动经济学学理意义上的学术进步，才是计量经济史学的重点，在这一目标之下，某些数据错误并不影响计量结论。诚然，如果经济数据的性质早已得到广泛认可，数据的大小有偏差，并不影响逻辑结论，比如清嘉庆年间，中国的GDP占全球30%还是35%，的确不影响宏观结论，但如果得出宏观结论本身所依据的数据有错误，则跟物理实验材料用错性质相同了。所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早就指出过，“新经济史”虽然可促进历史学者清晰思考，但它把终结历史神话的历史学家变成算术工具，失去对史料的掌控和驾驭，严重伤害了历史学。第二，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差异。历史学是典范的人文学科，关注行动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重视具体场合所发生事情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人们做出决策的机制非常复杂，在人的复杂决策机制中选择一两项作为变量而将其他视为常量或者外生变量，显然会背离事实。进而言之，历史是在无数人的合力推动下演变的，较之于个体，变量尤其复杂多歧，虽然康德、黑格尔、恩格斯等先哲早就表述过，无数个体的激情与意图所造成的偶然性，无损于历史总体内在的合规律进程，但如果研究者不是从这种历史哲学出发去阐明整个人类历史演变的宏观模式，而是致力于实证性的经验研究，就不得不面对人心易变且变量变化可能杂乱无序的状况。这就需要以整体史观作为研究的理论指导，以人为思考的中心，尽量关注到各种变量，并且要注意变量的突变，即同一个或一群人决策时，变量从A突然跳跃到B的情况（诸如有人开始以经济理性做决策，突然又转变到为宗教理性所左右）。此外，相当多的历史学者，和不少经济史家一样，明确表示无法接受历史研究的反事实推定，他们认为假定即虚构，由此构建的数据与事实无关。而一批有良好历史感的经济史家，则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新经济史”构建的历史模型，控制变量太多，自变量太少，结论可信度大有问题。第三，经济理论不像自然科学公式那么有效，只能是经济和经济史分析的工具，不能直接套用。它不是经济史的源头，反而经济史才是经济理论的来源之一。凯恩斯（John M.Keynes）指出，经济理论只是人们思考和理解经济问题的工具，并不具有普适性，不能与自然科学的公式相提并论。韦斯利·C.米切尔（Wesley C. Mitchell）同样认为，如果将理论当作公式分析历史数据，则不仅可能违背历史逻辑，更会遗漏发明经济理论的可能机会。第四，某些计量经济史研究不过是用一些漂亮的模型来表达一些历史学习以为常的结论。虽然经济学家可能认为这是将历史学结论从假定变成了科学验证的结论，但是，批评者仍然认为，这种研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知识，是无意义的重复劳动，对历史研究并无帮助。

计量历史学的种种缺陷，使当初曾雄心勃勃想以之改造历史学的学者们的意图彻底落空，甚至有的主要倡导者也很快改弦易辙。1967年，著名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的代表之一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放言：“未来的历史学家要么就是一个程序员，要么就不是历史学家。”然而，仅仅8年后，他的代表作《蒙塔尤》出版，这部享誉世界的史学经典，回归到传统史学的叙事，与计量毫无关系。1970年代后，计量历史学逐渐衰落。近年来，计量历史学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有复兴趋势，这有着计算机算法进步、云计算与大数据时代来临的背景。一些计量历史研究和“新经济史”也号称大数据，但事实上，许多计量历史研究，无论是在基本理念、数学模型还是数据规模上，都与六七十年前的第一代计量历史学没有多大区别，体现不出多少新意，失误的类型也如出一辙，唯一的区别可能只是史料获取更为方便了。

“新经济史”和计量历史学受到的批评，除了数据的语境之外，主要是经济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学科差异造成的，双方都有自己的学理依据，都觉得有必要去改造对方。但是，对双方来说，这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毕竟双方学科的基本逻辑不一样。因此，提出“看得见的手”的著名企业史家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认为，与其让双方不停相互指责，不如让双方各守本业。

我们认为，固然双方都有自己的学科本位，但中间亦存在着沟通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基于此，本丛书希望在传承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就此开展一些探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有着近百年的时间纵深，自诞生起，它就坚持历史学的严谨考证方法，注重史料语境，强调史料利用的可靠性，并在此基础上，引入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分析方法，揭示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所蕴含的意义。梁方仲的明代中国商业经济“一马当先”论、傅衣凌的资本主义萌芽于山区论、吴承明的二元经济论和广义经济学，均是此类研究的经典和代表。在他们开创的学术道路上，近年来刘志伟提出贡赋经济体系，系统解释了传统中国商业的高度活跃与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构建了经济史研究的“中国模型”。

本丛书倡导的“新经济史”，希望循着既有的研究路径，坚持历史学本位，以社会科学视野为观照，探析传统中国经济史的可能路径，既注重史料的语境及其可靠性，讲求历史过程的内在逻辑，也注重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和模型化的思维方式，进一步推进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中国经济史文献中，叙述性史料浩如烟海，占据着主导地位，它们难以被数量化，但又是我们理解传统经济运行机制的凭借，也为相关数据性史料提供了语境。基于此，必须高度重视叙述性史料，但除了利用考据、编年等传统史学方法对之进行解读外，还必须以建构模型的视野来分析之，并且要考虑更多变量。我们也高度重视数据史料，既重视数据本身，也重视其生产过程与文本意义，回归历史场景和历史内在逻辑来建构数量关系模型。此外，我们对通过赋值来产生数据的方法持谨慎态度，不会轻易将复杂的历史现象归结于一两个简单的指标以创造数据。作为历史学者，我们深知，稍有不慎，看似科学、客观的赋值数据就会变成研究者的主观臆断，千疮百孔，破绽百出。总之，我们希望可以建构一套宏观理解传统中国经济体系的模型，以此为指导，结合扎实的描述史料和数量分析，具体展现财政、盐政、矿政、马政、市场以及其他领域的经济运行机制。我们希望本丛书倡导的新经济史在方法论上有下述特点。

第一，坚持历史学的基本原则，但对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保持开放性。研究对象本身并不意味着学科属性，研究取向才真正决定学科性质。对过去的人与社会的研究，可以是历史学，可以是人类学，也可以是经济学，或者其他学科，但如果不遵守历史学的史料处理原则，不遵从历史过程的内在逻辑，就意味着无论研究的时期为何，都不能被视为史学研究，而只能是其他学科的研究。从历史学的立场出发，无论是文字史料、数字史料还是非文字史料，都应该当作文本看待，史料是生产于具体语境之中的，脱离语境，必将误读史料。建立在误读史料基础上的研究，无论描述如何精彩，统计如何“精确”，模型如何优美，都只是一种背离史实的智力游戏，很容易就被大量的史料与史实所证伪，不可能令历史学者满意，更不要说试图以此来改造历史学了。

但是，经济史研究也应超越美国历史主义经济史传统，不要认为只能从历史中产生理论，而不能用经济理论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来分析历史现象、历史数据和历史材料。我们认为，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概念和方法，有助于理解、分析和把握历史时期的经济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很多时候，凭借这些理论、概念和方法，研究者往往能够事半功倍地穿透纷繁复杂的历史文献资料，看到意义，抓住要害，发现历史的内在逻辑，并使分析明晰化。

社会科学是在近代西方发展起来的，中国史研究对其保持着开放性，必然会涉及本土经验与西方理论的调适问题。我国史学界存有一种观念，认为西方理论产生于西方土壤，应用于中国历史，难免水土不服。然而，理论本就是对经验现象的简化与抽象，因此一定是与现实不完全吻合的，古今中外的任何理论莫不如此。简化与抽象的角度不同，针对同一现象的理论之间甚至可能势若冰炭。若说西方理论符合西方经验，那就不至于基于同一西方经验现象，却产生出层出不穷的西方理论了。理论的意义不在于完全符合现实，而在于提供一种观察视角与分析工具，而不同的人类社会虽然存在着差异，但或多或少有相通、相似之处，因此来自异域的分析工具，往往有可利用之处。只是任何理论，不管是来自本土还是异域，都不能简单套用，否则就是将工具等同于现实了。

本丛书倡导的“新经济史”，希望立足于本土经验，并认为传统中国的经济史有自身的历史逻辑，并非可以由现有的任何理论模式轻易阐释。近年来贡赋经济、帝制农商社会等理论，虽然在逻辑的自洽性以及与西方理论对话的能力上，并非完全等同，但都是立足本土经验并积极放眼国际学术所发展出来的经济史理论，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

我们相信，异域经验不仅可以作为研究中国经济史演进的对照与参考，而且从异域经验出发产生的经济学理论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很多也能作为中国经济史分析的工具。众多西方的大师级学者中，有的甚至关注过中国，他们高屋建瓴的理论建构以及对中国本土经验的抽象概括，令人叹服，已经成为中国研究的宝贵学术积累。因此，无论是他们理论模型中的中国经验，还是他们产生于中国经验之外的理论架构与概念方法，均可以在切实弄清其语境和中国的历史情境之后，判断是否可加以利用。例如，近年来明清社会经济史学界日益认识到，传统中国赋役、财政与市场之间紧密结合的情形，与习俗经济、命令经济、再分配经济等来自异域的、与市场相关的西方理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利用与对话的可能，从这里出发，我们有可能更深入地认识传统中国独树一帜的经济体系与别具一格的国家治理模式，并进而提出相应的概念范畴与理论体系。

第二，坚持整体思维的基本原则，但不避讳模型思维。鉴于计量经济史研究数理模型存在设定的常量和外生变量多而内生变量少，并且无法处理变量的突变等缺陷，我们希望坚持整体思维，从一堆复杂的历史现象里，尽可能地观察到更多的变量，进而从历史的内在逻辑出发，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确定哪些是变量而哪些是常量，哪些应该深入展开，以及变量会不会突然跳转、常量与变量会不会转换等要素，然后再以此指导复杂的史料分析。

在这样的分析中，我们并不忌讳模型思维，而是在整体思维的基础上利用模型。我们将历史视为有机联系的整体，借用模型来洞察复杂的历史关系，并在模型中融入历史维度，以期将历史展现得更为清晰，更富有逻辑，更具备与社会科学对话的可能与潜力。当然，我们强调的模型思维，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否则，模型会变成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非但价值不大，甚至会造成某种误导。此外，由于整体思维的引入，并且要观照变量之间的突变以及常量和变量之间的转换，我们并不一定要追求模型的函数化及其可计算性，模型可以用文字表述，也可以用图形表达，当然也可以是公式化的。

第三，在追求历史的丰富性与多样性的同时，力求从总体上给出一种明晰的解释。经济学家所写的经济史，通常围绕一两个基本假设展开，抛去那些烦琐的细节，剔除与主旨疏离的事实，显得明晰、简洁而优美。从历史学出发的经济史，则往往缺乏一以贯之的概念与主线，但却有着复杂的枝蔓与丰富的史实。本丛书基于历史学的定位，力图不厌其烦地从史料中发掘经济现象的细枝末节，呈现不同行动者的矛盾与博弈，考察经济决策的来龙去脉及其落地的具体情景，探讨管理制度的区域与人群差异。不过，我们也深知这样的研究取向庞杂而缺乏解释力，所以，我们也要在丰富性与多样性呈现的基础上，给出提纲挈领、简明扼要的总括说明，并进而提出一些概念范畴，以期更为深刻、明晰地解释复杂的历史现象。为此，历史学者应积极借鉴社会科学家那种概念清晰、逻辑自洽的表述方式。

目前，各种社会科学的分析概念与理论模式，均无法完全有效解释传统中国的经济模式与运行机制，我们希望从史料及其语境出发，以人为思考的中心，借鉴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概念方法，结合整体史观与模型思维，注重描述研究与计量分析，基于历史过程的内在逻辑，提出一些关于中国传统经济体系的理论解释，并探索与社会科学理论对话的可能。这样一种“新经济史观”，并不敢企望真正融合钱德勒所说的经济史研究中的双方，而是希望凝聚一批志同道合者，表达一种努力的方向。

2022年4月28日

于中山大学马岗顶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