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研究

（一）经济贸易

郑学檬《十六国至麹氏王朝时期高昌使用银钱的情况研究》（《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认为高昌地区银钱使用范围广泛，首要原因是中外贸易发展的需要。西域各小国通用银钱，自然要求在和高昌与内地贸易中有一种通用的货币。马志冰《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海贸易的变迁与高涨》（《许昌师专学报》1988年第3期）、《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与中原的贸易往来》（《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地区间贸易联系及其交通路线》（《北朝研究》1990年第3期）是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贸易的一组论文。作者讨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与南海诸国的贸易往来，特别是广州作为通商贸易口岸的重要地位以及在与南海诸国的贸易往来中取得的巨大发展；剖析了中原与西域的贸易，指出这一时期丝绸之路始终畅通并有所发展，曹魏、西晋、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北魏、西魏、北周等政权都先后对西域保持了统辖关系，内地与西域和通过西域与境外地区的通商贸易一直没有中断，这有利于促进内地与西域、中国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李明伟主编《丝绸之路贸易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第二编论述魏晋南北朝社会大变动中丝绸之路及其贸易的发展变化，概述了魏晋、五凉、北魏和北周时期丝路贸易的发展。李瑞哲《粟特人在突厥汗国的活动及其影响》（《西北民族论丛》第18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指出，粟特人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大量进入并留居突厥汗国所在的漠北地区，成为漠北草原上最重要的商业力量。游牧的突厥人和擅长经商的粟特人相互协作，粟特人凭借他们的经商才能，利用其优势地位，在东突厥汗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领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黄丽荣《从考古文物谈固原北周隋唐时期的历史人物》（《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认为固原南郊史氏家族墓地发现的文物为粟特人东迁提供了佐证，作为商业民族的粟特人也曾进入中国南方地区。姜伯勤《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伊兰人：论遂溪的考古新发现》（《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1991）依据1984年广东遂溪出土南朝时期的金银器和波斯萨珊银币，论述了粟特人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以及南朝与东伊兰之间的海上贸易关系。荣新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流寓南方的粟特人》（韩昇主编《古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多元文化》）、罗帅《中古时期流寓我国南方的粟特人及其遗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8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生论坛论文）、姚潇鸫《东晋时期流寓南方的粟特人补说》（《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等从现有考古发现及史籍中的若干记载出发论述了粟特人如何进入中国南方，他们是否在南方也形成了像北方丝路沿线那样的聚落，以及他们的身份和从事的活动。

张嫦艳、颜浩《魏晋南北朝的海上丝绸之路及对外贸易的发展》（《沧桑》2008年第5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海和东海海上丝绸之路有了发展，对外贸易涉及15个国家和地区，探讨了当时中国与朝鲜、日本、波斯、南亚、东南亚的贸易关系。李金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外贸易》（《南洋问题研究》1993年第4期）分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海外贸易向前发展的原因，着重探讨了孙吴、东晋南朝同南海诸国的频繁贸易，曹魏与日本之间的密切往来。宇青《六朝时期的南北互市与海外贸易》（《江海学刊》1989年第6期）认为南北对立的六朝时期，南北之间通过五条主要的商路进行商业贸易往来，交易形式有三种：政府特遣的贡使交市，这在南北边境贸易中占主导地位；交界地区双方军人之间的贸易往来；交界地区商人进行的贸易活动。六朝时期海外贸易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些活动促进了南北经济发展、南北和平交往和对外联系。袁家芳《从〈洛阳伽蓝记〉看北魏后期贸易情况》（《北京财贸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利用《洛阳伽蓝记》中记载的丰富资料研究北魏后期的贸易情况，从洛阳集市、南北经济交流、对外贸易三个方面论述6世纪初北魏贸易发展的情况。朱雷《东晋十六国时期姑臧、长安、襄阳的“互市”》（《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出版社，1988）认为，东晋十六国时期凉州的姑臧、关中的长安、东晋的襄阳均设有“互市”机构，由“互市人”奔走其间进行贸易，成为南北经济交流处于对立情况下的一种特殊形式。襄阳由于“互市”的设立，成为关中、河西走廊经济贸易的窗口。王万盈《北魏时期的周边贸易述论》（《北朝研究》第2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刘美云《北魏时期的对外贸易》（《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论述了北魏与东北亚民族的朝贡贸易、与中亚诸国的“平和”贸易以及与大秦和波斯的贸易。石云涛《北魏西域政策的变化与中西间商贸往来》（《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思想、制度与政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对北魏西域政策的变化及这一背景下中西方经济贸易的发展进行探讨，认为北魏自太武帝至宣武帝时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西交往的一个高潮时期。张绪山《我国境内发现的拜占廷金币及其相关问题》（《西学研究》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3）、钱伯泉《吐鲁番发现的萨珊银币及其在高昌王国的物价比值》（《西域研究》2006年第1期）分别探讨北朝至隋唐时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和萨珊银币。张绪山《中国育蚕术西传拜占庭问题再研究》（《欧亚学刊》第8辑，中华书局，2008）考证了中国育蚕术传入拜占庭帝国的经过，纠正了西方学术界在中国育蚕术西传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六、七世纪拜占庭帝国对中国的丝绸贸易活动及其历史见证》（《北大史学》第1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探讨了北朝后期至唐初中西间的丝绸贸易活动。另有《6～7世纪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的交往》（《世界历史》2002年第1期）等。张荣芳《论汉晋时期楼兰（鄯善）王国的丝绸贸易》（《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根据佉卢文书等资料，考证出汉晋时期的楼兰（鄯善）王国地处丝路南道咽喉，其与中原王朝的贸易得到双方政府的鼓励，从事贸易者成分复杂，既有往来使者、自由商人，也有管辖西域的政府官员，贸易以实物为主、货币交换为辅。赵庆伟在《六朝时期广州海外贸易的崛起与港市的繁荣》（《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一文中论述了六朝岭南地区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以及由此引起的全国外贸市场的变迁；珠江三角洲相对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及其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为广州海外贸易的崛起提供了契机并奠定了基础；六朝时期国际航运业的进步发展使船舶可以选择较为快捷的路线直航广州，这使广州港在西汉后再次崛起，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石受禄《六朝时期京口港和商业都会的形成》（《古代长江下游的经济开发》，三秦出版社，1989）首先考证了京口港形成的历史过程，认为六朝时期京口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四通八达的交通条件，发展成为南方仅次于建康的商业都会，官僚、商人、地主在京口大搞商货转运活动，有发达的金融业并贮藏了大量的私人金属货币，京口市场是大宗商品的集散、中转和销售地。六朝时期京口商业化城市的形成对日后镇江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新民《姑臧是魏晋至隋唐间西域同中国内地贸易的枢纽》（《西北史地》1993年第1期）对姑臧进行了考察，指出从魏晋开始，善于经商的西域胡人之所以来凉州首府姑臧聚居、贸易，是因为凉州远离战乱，奉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是当时中国最安全、繁荣的地方，加之地处中西交通要道的优越条件，因此姑臧成为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贸易城市。

（二）文化交流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古时期中外交流最重要的文化景观，过去已经取得诸多重要成果。但改革开放之前，佛教的研究几乎是冷门绝学；受“左”的思潮影响，佛教处于被批判的地位。1978年后，学术界逐渐恢复正常的氛围，佛教研究步入正轨。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1982）收入论文十篇，其中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八篇是该书主体，分别为《道安评传》《支遁的佛教思想》《慧远评传》《慧远佛教因果报应说批判》《僧肇评传》《论竺道生的佛学思想》《梁武帝萧衍与佛教》《论魏晋时代佛学和玄学的异同》。谢重光《中古时代寺院为社会文化中心说》（《探索与争鸣》1988年第3期）论述了寺院在中古时代社会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紧扣佛教艺术这一主题，依佛教产生、演变和东渐并最终与中国文化相融合之主线展开论述，介绍了印度佛教思想和艺术流派、中国佛教和佛教艺术及其与印度佛教和其他外来文化的联系，资料丰富，论证充分，对学术界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王银田《北魏平城的佛寺——从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藏北魏神䴥四年造塔记谈起》（《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3期）通过对东京书道博物馆收藏北魏神䴥四年造塔记铭刻文字进行考证，论述鲜卑拓跋部统治平城与洛阳时期佛教寺庙的状况。尚永琪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的传播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其论文《优填王旃檀瑞像流布中国考》（《历史研究》2012年第2期）通过考证否定了优填王旃檀瑞像传入中国的各种传说，认为梁武帝天监十八年（519），由扶南国进贡的“天竺旃檀瑞像”即传世的“优填王旃檀瑞像”。此像在北宋朝廷南渡之前流传脉络清晰，正史、僧史和笔记都有相同记载，受到梁武帝、隋文帝、宋太宗等帝王供奉。另有《鸠摩罗什译经时期的长安僧团》（《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1期）、《鸠摩罗什对般若学及东亚文化的贡献》（《史学集刊》2010年第2期）、《北朝胡人与佛教的传播》（《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2期）、《西域幻术与鸠摩罗什之传教》（《山西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等论文，《3～6世纪佛教传播背景下的北方社会群体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胡僧东来——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家和传播人》（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鸠摩罗什及其时代》（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等专著对这一时期北方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石云涛《六朝时期的海上交通与佛教东传》（《吴越佛教》第8卷，九州出版社，2013）对六朝时期佛教经海路传入中国南朝的情况进行了考察。魏晋南北朝时佛教从中国传入日本。韩昇《佛教传播日本源流考》（《中日关系史论考》，中华书局，2001）认为不应将“扶桑”径拟为日本，《梁书·扶桑国传》不是可靠的史料，不能证明南朝佛教传入日本。早在3世纪中期至4世纪初期，佛像雕塑已经传入日本，日本进行过仿造，对佛教有了接触和认识。在钦明天皇时代以前，佛教至少已经传入并存在于日本的移民社会。

祆教是中古入华“三夷教”之一，商胡在中国各地的活动及火祆教在各地的传播，过去已有许多论证和阐发。陈国灿《魏晋至隋唐河西人的聚居与火祆教》（《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对魏晋至隋唐以武威为中心的河西地区胡人的聚居和特点以及火祆教在这一地区的发展问题进行了补充性的探讨。过去一般认为祆教流行始于北魏灵皇后，饶宗颐《穆护歌考——兼论火祆教、摩尼教入华之早期史料及其对文学、音乐、绘画之影响》（《文辙——文学史论集》下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1）一文指出，实则更应在其前，吐鲁番出土之取羊记账、麹氏田亩册与佛经题记均有“胡天”字样。其《塞种与Soma——不死药的来源探索》（撰于2002年2月，见《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中外关系史》）考证祆教在南北朝时已经传入中国。荣新江《祆教初传年代考》（《国学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论证了粟特人在东西文化交流和丝路贸易中的贡献。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是第一部有关祆教史研究的汉文学术专著，系统论述了祆教传入中国的基本概况，对见于汉文文献和碑刻中的若干祆教名词进行了考释。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收入作者有关粟特人的迁徙与聚落、胡人与中古政治、“三夷教”的流行等方面的论文14篇，汉唐中西关系史书评11篇。主要聚焦北朝隋唐时期入华粟特人的研究，以文献、文物和文书为依据，揭示入华粟特人在经济、政治和宗教生活中的独特作用，粟特聚落是全书论证的重点。葛承雍《祆教东传长安及其在陕西的遗痕》（《国学研究》第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考证了祆教传入长安的时间并梳理了在陕西的考古发现。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以艺术遗存研究从域外传入中国的祆教，分上、下两编，分别探讨“萨宝体制下中国祆教画像石的西胡风格及其中国化”和“丝绸之路上祆教艺术与新疆及河西等地区艺术的互动”。利用“图像证史”的方法，考察中国最新考古发现中与祆教有关的壁画、画像石、纺织品等艺术遗存，再现了祆教艺术与中华礼乐文明的交融互动。

艺术交流是古代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常任侠《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论述了汉唐间通过丝绸之路传播的西域文化艺术，分为四编：丝绸之路与西域艺术、汉唐间西域音乐艺术的东渐、汉唐间舞蹈艺术的东渐、汉唐间西域杂技艺术的东渐。书中还论述了传入日本的中国文化艺术。古代龟兹国地处丝绸之路要道，是多元文化汇聚之地。霍旭初《龟兹艺术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中的论文对早期龟兹石窟壁画艺术、龟兹乐舞艺术有探讨。刘锡涛《南北朝时期西域音乐在中原的传播》（《北朝研究》1997年第4期）探讨了南北朝时期西域音乐在中原地区流行的情况。上海艺术研究所等著《龟兹艺术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将龟兹艺术分为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服饰、书法篆刻、工艺美术八类，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龟兹多元文化交融的艺术魅力。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宗教、神话传说和东西文化交流》（《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详细考察了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宗教、神话传说，认为西域地区已成为汉、印度、波斯、希腊、罗马等文化及游牧文化荟萃之地，并认为西域诸国之间、西域诸国与中原王朝之间、塞北游牧部族之间的种种矛盾往往有文化的色彩，这是异种文化交流乃至交融的一种表现形式。何荣《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新疆地方志》2005年第3期）从语言文字、乐舞艺术、礼仪风俗等方面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进行了论述。王虹霞《东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乐舞在北方地区的传播及其特点》（《音乐研究》2005年第3期），根据东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变迁特点，分别从西晋末至北魏建立、北魏建立至分裂、北魏分裂至隋建立时期论述了东晋南北朝时期西域乐舞在中国北方地区的传播及其特点。联珠纹是“波斯锦”的典型装饰图案。薄小莹《吐鲁番地区发现的联珠纹织物》［北京大学考古系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1952～1982）》，文物出版社，1990］根据吐鲁番地区出土的50余件联珠纹织物的记载，对这些联珠纹织物的图案构成形式及联珠圈的变化进行了探析。韩颖、张毅《丝绸之路文化影响下联珠纹的形式流变》（《丝绸》2017年第5期）以联珠纹织物为载体，按照南北朝、隋与初盛唐的时间顺序，从联珠纹的联珠圈、主辅纹样和织造工艺等三个方面的变化分析丝绸之路文化影响下联珠纹的形式特点，总结联珠纹由“西域”到“中土”发展变化的形式特征。姚潇鸫《安阳灵泉寺大住圣窟那罗延与迦毗罗神王组合图像的源流》（《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分析了北朝隋唐时期那罗延与迦毗罗神王组合图像的发展历程，并论证其为印度佛教艺术与波斯祆教艺术相融合的产物。谌璐琳《从人到鸟神——北朝粟特人祆教祭司形象试析》（《西域研究》2013年第4期）指出，北朝粟特人墓室画像中有一种中国才有的人首鸟身的祆教祭司形象，这一创新与嬗变应是粟特艺术家入华后，受到中国墓葬美术中的朱雀神鸟以及“千秋万岁”等人首鸟身形象启发而形成的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钱国祥《北魏洛阳永宁寺塑像的初步研究》（《中原文物》2015年第1期）通过比较永宁寺与同时代石窟雕塑的风格特点，分析了北魏都洛时期的主要造像风格与内容题材。

物质文化交流和物种传播方面的研究。齐东方《中国古代的金银器皿与波斯萨珊王朝》（《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对中国境内出土的萨珊王朝金银器进行了梳理。林梅村《中国境内出土带铭文的波斯和中亚银器》（《文物》1997年第9期）讨论了中国境内出土的5件带有粟特、中古波斯或大夏铭文的银器。王玲《魏晋南北朝时期内迁胡族的农业化与胡汉饮食交流》（《中国农史》2003年第4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农区、牧区的饮食方式发生了改变，胡族在和以农业为生的汉族的长期接触中，开始了农业化的进程，这个过程也是胡汉民族饮食观念以及饮食风俗互相交流的过程，并对此进行了分析和论述。陈明《汉唐时期于阗的对外医药交流》（《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认为汉唐时期于阗医学文化没有失去本土的主体性，同时又受到印度、波斯、中原和吐蕃等诸多文化的影响。郑亮《汉唐中原西向求法对西域文化的影响》（《新疆社科论坛》2008年第1期）认为汉唐中原西向求法促进了汉语、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以及西域佛教中心的逐步东移。崔峰《粟特文化对北齐佛教艺术的影响》（《甘肃高师学报》2008年第6期）认为青州等地出土的北齐佛教造像都曾受到粟特文化的影响。毕波《论北齐宫廷内部及都城周边的胡人与胡化》（《文史》2009年第4辑，中华书局，2009）考察了胡人能舞工歌善乐者、西域商胡、胡人使者及北齐社会对胡人、胡化之评价。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介绍了李贤夫妇墓出土的来自西方的玻璃器和金银器。饶宗颐《由出土银器论中国与波斯、大秦早期交通》（《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中外关系史》）中有对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之波斯银币、银盒的考证。赵宠亮《曹操高陵石牌文字“胡粉”考》（《中原文物》2013年第2期）认为联系当时的社会风气和葬俗，“胡粉二斤”中的“胡粉”应为美容化妆用品。韩香《波斯锦与锁子甲——西亚文明在陆上丝绸之路的传播》（《西北民族论丛》第19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指出波斯锦和锁子甲这两样物品皆产自西亚波斯，通过丝绸之路经过中亚、西域和河西走廊传播并影响到内地，说明了陆上丝绸之路的活跃对西方文明传播的推动作用。石云涛《魏晋南北朝时外来的珍珠》（《比较文学的新视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外来珍珠的来源和用途。石云涛《魏晋南北朝时期良马输入的途径》（《西域研究》2014年第1期）探讨了良马输入的互市贸易、赐赠贡献和战争掳掠等方式。胡床汉末已经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得到普及。胡床的流行及其文化意义受到学者关注，[7]国内学者主要有如下研究：易水《漫话胡床——家具谈往之三》（《文物》1982年第10期），杨泓《魏晋南北朝将领在战场上的轻便坐具——胡床》（《中国古兵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5），胡德生《浅谈历代的床和席》（《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1期），朱大渭《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曾维华《论胡床及其对中原地区的影响》（《学术月刊》2002年第7期），黄现璠《中外坐俗研究》（《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暨远志《胡床杂考——敦煌壁画家具研究之三》（《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4期），杨森《敦煌壁画家具图像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李忠民、赵钢《从胡床到圈椅》（《中华遗产》2011年第6期）。温翠芳《中古中国外来香药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系统论述了两汉至唐不同历史时期进口香药的种类、产地及其变化，香药进口的途径和方式，外来香药的多样化用途和不同阶层消费状况，其中魏晋南北朝是该书论述的主要部分。尚永琪《欧亚文明中的鹰隼文化与古代王权象征》（《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论及中古时鹰隼文化的传播及其政治影响。

中外交流对生活习俗的影响。陈明《丝绸之路与中古外来解毒学知识的传播》（《文史》2009年第2辑，中华书局，2009）以丝绸之路上出土的残文书为例，对中古外来解毒学知识的传播与使用历程进行简要的梳理，旨在深入理解中医文化的多元性与丰富性。陈明《中古医疗与外来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探讨中医药学发展过程中外来文化的影响。周双林《浅析西域文化对东魏北齐的影响》（《北朝研究》第6辑，科学出版社，2008）分析了西域对东魏、北齐的影响表现在文化上的习染和熏陶。中日交往和交流方面，有张声振的《两晋南北朝时期移居日本的汉族“归化人”及其贡献》（《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4期）、简修炜《汉魏六朝时期的中日交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等。刘锡涛《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生活胡风现象》（《北朝研究》第1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探讨了北朝时中原地区生活中的胡化风气。罗宗真《六朝时期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文史哲》1993年第3期）综合大量考古成果指出，六朝时期的对外文化交流有中日文化交流、印度“狮子文化”的东来、南北丝绸之路的畅通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这一切使此时的对外文化交流非常活跃，并且是隋唐时期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渊源。臧迎春、任潾《高句丽和汉、魏晋南北朝古墓壁画中出现的加髻研究》（《艺术设计研究》2010年第3期）分析了高句丽和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加髻的异同之处。王永平《游戏、竞技与娱乐——中古社会生活透视》（中华书局，2010）对中古时期流行的游戏、竞技和娱乐活动进行了探讨，论述各种游戏活动的起源，有的则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陈三平《宇文泰、刘黑闼与中古时代的伊朗文化影响》（《欧亚学刊》新6辑，商务印书馆，2017）讨论了北朝至隋唐华北常见的一组人名“黑獭/黑闼/黑太”的非汉语起源，揭示了先伊斯兰伊朗文化对中国的深刻影响。陈凌《中国境内中古祆教徒葬俗考论（之一）》（《古代文明》第1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整理和辨析了中亚和中国境内出土的纳骨器。《中国境内中古祆教徒葬俗考论（之二）》（《欧亚学刊》新8辑，商务印书馆，2018）讨论了北朝至隋唐时期祆教徒石质葬具的类型。石云涛《汉唐间狮子入贡与狮文化》（《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探讨了中古时期狮子传入中国后的影响。石云涛《安石榴的引进与石榴文化探源》（《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2期）、《汉唐时期安石榴审美与实用价值的认知》（《人文丛刊》第12辑，学苑出版社，2019）论述了石榴传入中国的时间、中国石榴文化的内涵，以及石榴文化在民俗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