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剧烈变动，纷繁复杂，既有整体性大事件的爆发与推进，更有区域性的事件呼应与交迭演进。因此，对于民国历史的认识与理解，我们不仅需要从宏观与整体上把握其脉络与特征，而且应该广泛而深入地关注各区域的社会变动及区域性特征。

近代，地处西北的甘肃缺乏区位优势，落后而保守，国家层面的变革与转型对于这一地区影响迟缓，深层次的变化十分有限。国家权力虽然不断加强对于地方社会的控制，但始终未能实现有效的严密的掌控，也未能形成一套有效的制度体系。

与此形成照应的是，民国时期甘肃的地方精英保持着相当的稳定性与惯性，他们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活跃在这一区域地方社会的舞台之上，成为社会运行的主要推动者。民国时期的甘肃地方精英广泛地介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在诸如辛亥革命、河州事变、雷马事变等社会动荡中，他们利用各方社会资源，积极斡旋，成为地方社会秩序的有力维护者；他们努力地维护旧学，同时促成新的教育体系和知识阶层；他们投身地方公共事务，建立慈善救助体系，推动新型的慈善事业。总体而言，民国时期的甘肃地方精英在社会的巨变中，表现了强烈的责任意识与经世取向，不断开展社会实践，保证了民国甘肃社会的正常运行。

民国甘肃地方精英与民国甘肃社会发展紧密连接在一起，息息相关。由此而言，该精英群体在民国区域历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当为考察民国历史的极好视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近期，阅读了谢羽的研究成果《嬗变与重建——民国甘肃地方精英与地方社会》，书稿既是对民国甘肃精英群体的研究，又是对民国甘肃区域社会的考察。书稿力图通过精英群体的社会活动，把握区域社会发展的内在脉络。

谢羽跟随我六年，完成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她的博士学位论文主要通过明末清初松江士人的游宴活动，探讨这一社会变动时期士人群体活动的特征，并进而揭示松江的地域特征。谢羽博士毕业之后，进入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专业研究，由于工作地的原因，谢羽同时关注了甘肃区域社会的历史。

从博士论文到这部书稿的完成，谢羽的研究前后相承，都是属于区域性的群体研究，致力于探讨地方群体力量对于区域社会的秩序状态的影响，精英群体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两项研究在问题意识、学术视角、研究方法与路径等方面，皆相互贯通，说明谢羽在学术风格上趋于稳定和成熟。

书稿并未面面俱到地一一列数民国甘肃地方精英的所有活动，而是选取了颇具代表性的几个侧面，深度地揭示民国甘肃地方精英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书稿从四个方面展开讨论：其一，“变乱与秩序：地方精英的行动与作为”，通过辛亥革命、河州事变、雷马事变等事件，分析区域动荡中地方精英如何维系地方社会秩序；其二，“固守与权变：教育场域中的地方精英”，围绕甘肃近代教育的转型，解读民国甘肃地方精英存续旧学、兴办新学的双重变奏，揭示其推动地方教育的实际意义；其三，“公共事务中的地方精英”，通过社会救助事业的开展、医疗卫生事业的坚守与努力以及工合运动的推进等，讨论民国甘肃地方精英对于地方公共事务的深度介入；其四，“务实济世：以王烜为中心的考察”，以个案的形式，探讨交游、关系网络、社会资源、社会实践相互关联，进而揭示民国甘肃地方精英权力结构的本质。该项研究的核心观点认为：民国时期甘肃地方精英面对社会的变动，表现出了强烈的责任意识，借用其拥有的社会资源，努力地践行经世理念，但在强权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始终不能拥有独立的社会地位，但正是这个群体，极大地维护了地方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

我以一个读者的身份，对于案头这部书稿的学术价值有如下认识：

第一，该成果把地方社会精英与区域社会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考察区域社会的变动与结构性变化，选题的视角与着眼点皆具新意。对于民国地方精英，学术界已经开展的研究及相关研究成果可谓丰富，但对于甘肃等西北地区的相关研究严重不足，存有缺憾。所以，该项研究既可弥补学术界研究的不足，又可以为该领域研究的整体观照提供学术支撑，或者说，为这一领域的整体性考察，提供区域研究的学术支撑。从这个层面而言，该项研究具有十分鲜明的问题意识与对话意识。作者谢羽明确提出，区域史的研究，既要反映甘肃地区的地域政治生态，同时又不能割断与国家史的联系，并且还要把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选题的立意甚好。

第二，该成果在群体的把握和研究方面，开展了很好的、颇具价值的探索。谢羽充分认识到民国时期甘肃地方精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这一群体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在社会的巨变中，相对独立保持着自己的特点。正因此，该群体才能够相对有效地运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资源，深入而全面地介入地方社会。这些观点对于拓宽学术界开展相关问题研究，深化对于近代群体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当然，作者也明确地意识到，地方精英作为一个群体，其内部结构、成分、观念等十分复杂，并非铁板一块，仅仅分析其主要的社会活动，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因此，围绕着地方精英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尚需开展更具体的研究、更多的个案考察，才能更深刻地、更接近本质地理解这一群体，及其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

第三，作者阅读了大量的地方文献，包括时人文集、文史资料、报刊资料等，尤其阅读了大量甘肃省档案馆馆藏的国医、法制、民政等类档案资料。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之上，对于地方精英群体的把握形成了具体而微的特点。作者从众多的材料中爬梳、整理出民国甘肃地方精英的社会活动轨迹，坚持论从史出，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观照群体与时局、群体与社会、群体与新旧转型。由此可见，作者力图通过社会群体的研究，体现社会史研究之旨趣。

此外，书稿中还有许多做法可取，新见频现。比如，作者对于民国甘肃地方精英的总体把握与评价，作者认为：民国时期的甘肃地方社会精英，虽然经历各不相同，思想意趣也呈现各方面向，但仍然有共同的特征：其一，强烈的经世实干意识。此乃民国甘肃地方精英群体的核心精神，这是保证该群体广泛参与社会活动、积极维护社会秩序、努力发挥社会作用的内在动力。其二，积极进行自我调整。面临社会的转型，该群体也在不断地自我更新，积极地投入创办新式教育、新式社会组织的运动之中。其三，总体趋向软弱。民国甘肃精英群体的走向呈现分化，但并未出现革命化、激进化的趋势。因此，尽管他们猛烈地抨击地方实力派，但面对强权，他们的批评苍白无力。作者的这些总结和看法，具有明显的创新性，站在了一定的高度。

书稿最后总结：在民国这一特殊的历史语境中，随着地方权力关系的变动，旧有的社会秩序失衡，地方精英的走向以及其精神内核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甘肃地区的地方精英通过不同的方式，发挥着自身的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其延续性十分明显，正是有赖于这样一个阶层，各类变乱没有超越社会的承载能力，甘肃地区的社会秩序得以维系与重建。这一论断，反映了作者对于民国甘肃地方精英的深刻理解。

这部书稿是谢羽把社会群体研究的积累与思考落实到中国西部区域社会研究的一项成功的学术实践，书稿中涉及或提出的诸多问题，皆可成为其进一步研究的拓展空间，诸如：民国甘肃地方精英与社会转型，民国甘肃地方精英与甘肃的近代化，民国甘肃地方精英与甘肃社会改造，等等，甚至于还有不少个案可以开展持续、深入的研究。

学海无涯。期待谢羽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作出更多更具特色的研究。

吴琦谨识于武汉南湖之滨

2018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