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武德六年——唐户籍编造诸制的建立年份

就整体而言，初唐国制是承袭隋制的。以法律为例，武德元年（618）六月一日，诏刘文静等人损益开皇律令而定为五十三条，以宽简便时为标准，于当年十一月四日颁行。同时，仍令左仆射裴寂、吏部尚书殷开山、大理卿郎楚之等人修撰新的律令。这一编撰本朝律令的大事至武德七年（624）三月二十九日乃成，历时近六年。武德律令“大略以开皇为准，正五十三条。凡律五百条，格入于新律。他无所改正”[18]。可见，唐初律令基本上采用了开皇律令的组织体系与内容。所以在户籍法令方面，唐制的基础已于隋代固定下来[19]。

据武德六年（623）三月令，唐代初期的丁中标准是：“以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岁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同时，新政权还规定了审定户等的具体等级，武德六年三月令言：“天下户量其赀产，定为三等。至九年三月二十四日诏：天下户三等，未尽升降，依为九等。”同在武德六年三月，朝廷下令：“每岁一造帐，三年一造籍；州县留五比，尚书省留三比”[20]。

《唐会要》卷85团貌诸条明确而完整地记载了武德六年（623）三月制定丁中老小、三等户等（俟后分作九等）、计帐与户籍的编造周期以及籍帐的保存时间。同时，《通典》卷6《食货·赋税下》（仅有定户）、《册府元龟》卷486“户籍门”中亦有同样记载。至于“团貌”一条需要一个补证，武德九年（626）十一月，魏徵与封德彝、唐太宗争辩是否将“中男十八已上简取入军”时，太宗认为：

中男若实小，自不点入军。若实大，是其诈妄。依式点入，于理何嫌！

但魏徵指出不应竭泽而渔，应考虑到实际的赋役需要：

若次男以上并点入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陛下每云诚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并无矫诈之心。今之共治，所寄惟在县令刺史。年常貌阅，并悉委之。至于简点，即疑诈伪。望下诚信，不亦难乎！[21]

引文所谓“年常貌阅，委之州县”的说法，证明了武德年间已按照法令进行常规的貌阅，勘查编户民年龄与丁中制、身状的同异。

并且，“定户三等”之制似乎早在武德二年（619）便有端倪：

二年制：每一丁租二石。若岭南诸州则税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若夷獠之户，皆从半输。蕃人内附者，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经二年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22]本令蕴含内容十分丰富，第一，民户有上中下三等之别。第二，户口的族群种类不同，依次为固有的中原民户、岭南民户、中南及西南地区的夷獠户、西北地区的蕃户及归附两年以上的蕃户。中原民户及其三等定户之制完全隐藏在“每一丁租二石”的表述之中。第三，不同地区的民户所对应的不同租税形式，照顾了各地区的生产习惯。同时，内附蕃胡的三等定户乃至此后的九等定户标准皆与全国保持一致，具有强烈的政治经济意义[23]。总之，夷獠户、蕃胡户的称谓及其户等标准是在大一统的政治环境下产生的，表明隋唐户等制度也考虑了族群因素。这一制度应完全袭自前朝规定，武德二年的唐朝实力还是很难对岭南、西南、西北地区进行有效管辖的。

但是，在丁中制颁布的时间上有个矛盾需要注意，且看唐人杜佑的记载：

大唐武德七年定令：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24]

可上举户籍编造（包括丁中诸制）的确立时间都指向武德六年。由于武德律令的颁行是在武德七年四月庚子[25]，在法令编纂之前，必定充分考虑过已施行了丁中、定户、造籍诸制[26]。历来是实践在前，总结成文在后，武德七年颁布的律令体系只是肯定了此前的实际运转，不存在记载疏误的情况。

武德六年方开始编造户籍，乃因各地区纳入唐朝版图的时间有先后，先期占有的中原地区才有相对成熟的条件执行。所以，武德六年之前这一规定的推行确有空间上的限制。以隋为例，开皇九年灭陈，次年便采取安抚之策：

寻令（苏威）持节巡抚江南，得以便宜从事。过会稽，逾五岭而还。江表自晋已来，刑法疏缓，代族贵贱，不相陵越。平陈之后，牧人者尽改变之，无长幼悉使诵五教。威加以烦鄙之辞，百姓嗟怨。使还，奏言江表依内州责户籍。[27]

但文帝认为江表初平，不可过急。同时，我们也知道在南北政权对峙期间，是无法对更广大的地区进行户籍编造的。

遗憾的是，开皇律令后世无存。隋代主要在开皇前期曾大规模阅实户口，整顿户籍。而《隋书》卷24《食货志》乃至卷67《裴蕴传》均未能说明当时户口统计与籍帐制度的具体内容，甚至对户籍编造的具体时间也语焉不详，目前所能了解的只是阅实户口、析大户为小户、输籍之法和相纠之科等户籍整顿的措施。隋志提到每年正月五日的“依样定户”这一时间，与唐代的造籍时限相近，但唐代户籍是三年一造制度，故两者不尽一致。基于此，据现有资料难以确定隋代造籍与“依样定户”的时间是否相同[28]。所以，关于户籍编造的武德律令在继承的同时也有自己的独立发展，而系统性的新户籍办法的及时颁定，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也避免了历史叙事所谓“轻徭薄赋”的千篇一律。

武德六年是唐代户籍的始造之年，这一观点亦可反推出来。史载：

凡天下之户，量其赀产，定为九等（原注：每三年，县司注定，州司覆之，然后注籍而申之于省）。每定户以仲年（原注：子、卯、午、酉），造籍以季年（原注：丑、辰、未、戌）[29]。

鉴于《唐六典》的编撰和成书情况是以开元之制为标准，而这些制度是在损益前代的基础上形成的。季年造籍的“丑、辰、未、戌”秩序，应是始造年份的确立及其干支与“三年一造”的规定共同形成的，因为武德六年的干支是癸未。这当非巧合，而是始造年份对后续的制度改进所产生的历史影响。

初唐户籍编造法令的积极制定，不仅是重新建立政治秩序的需要，也初步形成了整个唐朝国家籍帐体系中的主要部分。这一户籍计帐制同均田制、租庸调制共同构成了唐代前期主要的经济财政制度，三者密不可分。而租庸调制是其中的核心制度，均田制在于保障课丁有生产资料，以农业生产提供国家税收；户籍计帐制则保证官方对丁口的严密控制，每丁税额一致，掌握了课丁即可算出应收的租庸调数，国家收入能够一目了然。均田制是租庸调制的基础，户籍计帐制是租庸调制的保证，这是三位一体的制度设计。所以，唐后期随着均田制的破坏，租庸调制和户籍计帐制也纷纷解体[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