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莱斯利·马蒙·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1948— ），出生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是一位有着白人、印第安人、墨西哥人血统的混血女作家。她祖父是一名白人，娶普韦布洛女子为妻，她的父亲李·马蒙·西尔科（Lee Marmon Silko）是一位专业摄影师并负责管理拉古纳的村庄，她的母亲弗吉尼亚（Virginia）来自蒙大拿州。与她的两个妹妹温蒂（Windy）和吉格（Gigi）一起，西尔科成长于拉古纳普韦布洛印第安部落。西尔科曾立志成为一名律师，为印第安人争取公平、公正的权益，因为在她童年时期，她就从父亲那里了解了不公正。她的父亲是一位部落官员，那时正为六百万美元的土地所有权起诉州政府。1961年，西尔科就读于美国新墨西哥大学，大学二年级，她因怀有身孕与理查德·切普曼（Richard Chapman）结婚，婚后在家人的支持下得以继续读书。丈夫鼓励她参加创造性写作课程，也正是这门课程使西尔科开始崭露写作天赋，大学未毕业就开始创作小说和诗歌，发表了短篇小说《送雨云的男子》（The Man to Send Rain Clouds，1969）并好评如潮，从此走上写作之路。1969年她取得英语专业学士学位后，进入法学院继续学习。1971年西尔科决定将写作作为她毕生的职业，然后开始攻读英语专业硕士学位，但很快便厌倦了刻板化教育。1971年，西尔科荣获美国艺术基金会的发现奖，她退学来到亚利桑那州的纳瓦霍人保留地教书，期间创作了很多自然诗歌。她的诗集《拉古纳女人》（Laguna Woman，1974）获得《芝加哥评论》诗歌奖和普什卡特诗歌奖。西尔科于1971年再婚并于次年随第二任丈夫约翰·西尔科（John Silko）前往阿拉斯加居住，1976年重新回到拉古纳普韦布洛保留地。1978年，西尔科搬往图森居住并在亚利桑那大学担任英语教授。在此期间，她与1980年因癌症去世的诗人詹姆斯·赖特（James Wright）结识，他们互通信件，谈及各自的生活、写作和思想，后来结集成《如蕾丝般柔韧》（With Delicacy and Strength of Lace，1986），获得《波士顿地球报》的非小说奖。

西尔科与莫马迪、杰拉尔德·维兹和詹姆斯·威尔奇并称为“美国印第安文学四大家”。作为美国印第安文学文艺复兴中唯一一位女性作家代表，她凭借着作品中强烈的印第安民族意识和深厚的印第安文化底蕴，多次获得文学奖项。西尔科的文学创作首先在诗歌领域大获成功。除了诗歌在1974年荣获美国艺术基金会发现奖、《芝加哥评论》诗歌奖、普什卡特诗歌奖等多项美国权威文学奖项外，她的短篇小说写作也同样出色，包括《黄女人》（Yellow Woman，1981）、《摇篮曲》（Lullaby，1981）、《托尼的故事》（Tony’s Story，1969）、《送雨云的男子》（The Man to Send Rain Clouds，1969）等，其中《摇篮曲》被《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诺顿美国文学选集》《诺顿女性文学作品集》等收录，她也成为此选集收入作品最年轻的作者。她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1981），这部集子共收录了西尔科的二十五首抒情诗和叙事诗、八篇短篇小说、二十六张父亲拍摄的家庭照片和风景照、生活中的奇闻轶事。她于1977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典仪》（Ceremony，1977），评论界和读者给予这部小说强烈关注，西尔科一举成为重要的本土作家。由于这部小说的发表，她于1981年获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印第安作家，此次获奖使她能够暂时放弃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教学工作并全职写作，她于1994年被授予美国本土作家终身成就奖。她先后发表了长篇小说《死者年鉴》（Almanac of the Dead，1991）、《沙丘花园》（Gardens in the Dunes，1999）和回忆录《绿松石矿脉——一部回忆录》（The Turquoise Ledge：A Memoir，2010）。1996年，西尔科出版了文学评论集《黄种女人与精神之美：美国本土人的今日生活》（Yellow Woman and a Beauty of the Spirit：Essays on Native American Life Today，1996）。

作为一位有混血血统的女作家，西尔科从童年时期就对印第安传说和故事有浓厚兴趣，她的父亲曾说西尔科“一直是一个好听众，总是在大人身边听他们聊天。他们说话时，她就静静地听，他们讲完故事，她就问问题。……她似乎记住了每个人讲给她听的故事”[1]。西尔科的父亲、祖父母、姨妈都是讲故事的能手，尤其是苏茜阿姨对西尔科的影响最大：

她属于一代

这拉古纳最后的一代

用口述文字

传下整个文化

整个历史

对世界的整个看法

依靠记忆

依靠世世代代的反复讲述 [2]

西尔科在她的文章《土地、历史和普韦布洛想象》（Landscape，History，and the Pueblo Imagination，1986）中解释说：“正是通过口述故事，古老的普韦布洛人保持和传递了他们的世界观”[3]，这种成长经历对西尔科的文学创作有深远的影响。此外，西尔科从小无拘无束地生活在印第安部落，童年时期就跟随父母打猎并广泛的接触大自然，从田间地头到日月星空都在她的脑海中留有印记。生态学家大卫·奥尔认为，生态意识的形成有赖于童年在野外的生活经历，这种童年时代的纽带“具有神奇的效果，可以使人在生态学方面富有想像力。没有这样的经历，人们很难成为自然界忠实的捍卫者”[4]。可见，她自童年时就建立起的与大自然之亲和关系对其后来的创作至关重要。

纵观国内外西尔科研究，可以发现国外对美国本土文学的研究跨学科性明显，学者们分别从后殖民角度、生态批评角度、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宗教研究等角度对美国本土文学进行研究、阐释和解读，国外对西尔科的研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在以美国本土文学为整体研究对象的编著、专著、期刊论文或硕博士论文中将西尔科作为研究的一部分加以探讨，一部分是将西尔科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来研究。

美国本土文学框架下的西尔科研究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集中于以下主题：

关于印第安文化、传统、历史和印第安形象的研究。理查德·厄多斯（Richard Erdoes）与阿方索·奥提斯（Alfonso Ortiz）撰写了《美国印第安神话与传说》（American Indian Myths and Lengends，1984），这本著作收录了160余篇美国印第安的口头神话和传说，为后期美国本土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艾莱· 瓦利（Alan R.Velie）出版的《四位美国印第安文学巨匠：莫马迪、韦尔奇、西尔科和韦兹诺》（Four American Indian Literary Masters：N.Scott Momaday，James Welch，Leslie Marmon Silko，and Gerald Vizenor，1982）研究了西尔科的第一部小说《典仪》中的圣杯传说，但研究方向较为单一；罗伯特·沃瑞尔（Robert Allen Warrior）在《部落的秘密：恢复本土裔美国知识传统》（Tribal Secrets：Recovering American Indian Intellectual Traditions，1994）中提到了西尔科的文本，他指出美国本土作家应该注重将印第安文化和历史进行更深入的了解，更要加深理解不同部落文化的差异所在；克雷格·沃马克（Craig S.Womack）在《红上红：美国本土文学的分裂主义》（Red on Red：Native American Literary Separatism，1999）中，从印第安部落的历史和传统出发，试图建立一个部落文学体系，他还强调美国本土文学批评应建立在部落文化和文学基础上，应该不同于西方文学批评的模式，此著作对西尔科作品中拉古纳普韦布洛的部落情结研究提出可借鉴之处；凯西·惠特森（Kathy J.Whitson）发表的《美国本土文学史》（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s，1999）和肯奈斯·林肯（Kenneth Lincoln）发表的《语言如歌——美国本土文学中的经典》（Speak Like Singing-Classics of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2007）中，对西尔科作品的印第安主题和文学特征进行了总结和评论，但分析的透彻性和专向性较为缺乏；萨利·埃蒙斯（Sally Emmons）在他的博士论文《消除敌意的笑：部落文化幽默的作用——当代美国土著文学艺术中的幽默》（Disarming Laughter：The Role of Humor in Tribal Cultur-An Examination of Humor in Contemporary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Art，2000）中通过对美国土著部落文化和仪式等的分析辩驳了土著人缺乏幽默的说法。这篇论文细致研究了广泛分布于普韦布洛各个土著部落中的文化现象，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印第安形象塑造中的“幽默”元素；劳拉·弗古森（Laurie L Ferguson）在他的硕士论文《恶作剧者的表现方式：幽默、弹性和现代美国本土文学的成长》（Trickster Shows the Way：Humor，Resiliency，and Growth in Modern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2002）中从心理学等层面对谢尔曼·阿列克谢、西尔科和路易斯·厄德里克的作品进行分析，研究了美国本土作家作品中的恶作剧形象、精灵形象和印第安性，文章指出美国本土文学主题的多样性及“弹性”；雪莱·斯提哥特（Shelley Stigter）的《美国本土文学中的双重声音和双重意识》（Double-Voice and Double-Consciousness in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2008）研究了美国本土文学发展中的部落文化与主流文化铸就的“双重意识”问题；约瑟夫·克罗姆（Joseph L.Coulombe）在《阅读美国土著文学》（Reading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2011）中通过分析包括西尔科在内的著名美国本土作家的文本指出美国本土作家写作中的部落文化呈现与外部读者之间的联系，期待人们加强对土著文化的全面了解。

后殖民角度。20世纪60年代，萨义德《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的出版标志着后殖民批评理论在西方文学理论界的兴起，80年代后，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混杂理论对文化身份认同和少数族裔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学者们开始探讨少数族裔文学中的殖民主义。美国的印第安人不处于后殖民状态，但他们遭受了内部殖民的压迫，“他们是被殖民的一群人”[5]。于是，印第安文学中的内殖民化和去殖民化成为新的研究趋势。其中，麦克卢尔（McClure，Andrew Stuart）在他的博士论文《美国本土文学中的“幸存”：形式与表现》（“Survivance”in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Form and Representations，1997）中从文本出发研究了哀鸽（Mourning Dove）的《康格维》（Cogewea）、萨拉·温尼马卡（Sarah Winnemucca）的《与派尤特人的生活：他们面对的不公正和诉求》（Life among the Piutes：Their Wrongs and Claims）、维泽诺（Vizenor）的《熊心》（Bearheart）、西尔科（Silko）的《死者年鉴》（Almanac of the Dead）。论文列举了白人文化和文学中诸多印第安人的负面形象，并探索了美国本土文学作家们如何抵制欧洲文学中的刻板化形象。他指出：“‘印第安’永远是具有‘异己’的特征，他们是白人的发明”[6]，欧洲人刻画的印第安形象或是未开化的野蛮人，或是患有精神病的“混血儿”，这些形象被赋予的种族烙印十分明显，对印第安人的教育、语言和文化等的内部殖民倾向严重；谢菲尔德（Carrie Louise Sheffield）在《美帝国的去殖民化：土著美国文学的抵制和现状》（Decolonizing the American Empire：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Of Resistance And Presence，2005）中对西尔科和阿列克谢等本土作家的文本从自治权、记忆和语言的角度进行研究，指出美国本土文学不仅仅是文学艺术，更重要的应该把文本视为民族去殖民化的重要策略。

生态批评研究。印第安人保持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这使美国本土文学与生态文学批评建立了某种关联。加之，历史上白人对印第安人土地进行侵占和剥夺，致使印第安人流离失所，诸多印第安文化也随之消亡。大规模的杀戮后，白人通过政策对印第安人实施隐形压制，将他们赶往被圈定的印第安保留地，贫瘠的土地和恶劣的气候，让习惯游牧而不是农耕的印第安人颗粒无收，最终他们只得出卖土地给白人而背井离乡。所以，土地是美国本土文学中永恒的主题。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出现，美国印第安人对自然的敬畏之情，对土地的依恋之感，在本土作家的写作中自然流露，也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在许多生态学专著中，美国本土文学文本成为被引用的经典例证，而西尔科的作品更是被频繁提及。如詹姆斯·塔特（James Tarter）所写的《找出铀矿：莱斯利·马蒙·西尔科的〈典仪〉中的地方、多种族与环境正义》（Locating the Uranium Mine：Place，Multiethnicity，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Leslie Marmon Silko’s Ceremony，2005）中分析了西尔科作品中的环境正义问题；著名印第安学者罗伯特·纳尔逊（Robert M.Nelson）在专著《地方与所视愿景：美国本土小说中风景地貌的功能》（Place and Vision：The Function of Landscape in Native American Fiction，1993）中重点解读了斯科特·莫马迪的《黎明之屋》（House Made of Dawn）、莱斯利·西尔科的《典仪》（Ceremony）和詹姆斯·威尔奇的《吉姆·洛尼之死》（The Death of Jim Loney），这部生态文学研究的发轫之作，重点探讨了这三部作品中景观所蕴含的印第安整体生态观；当代著名生态批评专家劳瑞恩·安德森（Lorraine Anderson），斯各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和约翰·格兰迪（John P.O’Grady）合著的合著的专著《文学与环境：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A Reader on Nature and Culture，1999）研究了西尔科的诗歌《来自熊国的故事》（The Story from the Bear Country），并指出诗歌意象的自然性和生态性；在生态学家爱德华·阿比（Edward Abbey）的代表作《大漠孤寂》（Desert Solitaire，1988）中，他以西蒙·奥尔蒂斯（Simon Ortiz）和乔伊·哈乔（Joy Harjo）的诗歌、厄德里奇（Erdrich）的《痕迹》（Tracks）、西尔科（Silko）的小说《死者年鉴》（Almanac of the Dead）为文本，重点分析了印第安传统文化所敬仰的自然观。2008年，美国学者林赛·克莱尔·史密斯（Lindsey Claire Smith）出版了专著《处于美国文学边缘的印第安人、环境与身份：从福克纳和莫里森到沃克和西尔科》（Indians，Environment，and Identity on the Borders of American Literature：from Faulkner and Morrison to Walker and Silko，2008），她在书中先后讨论了包括库伯、福克纳、莫里森、沃克和西尔科在内的作家，并指出他们与自然的跨文化接触不仅仅打破了文化及种族的界限，且跨越了“荒野”与“文明”的分水岭。本书强调了在批评话语中“地方”的重要性，并将生态批评和种族研究融合在一起。专著的最后一章专门针对西尔科的《死者年鉴》进行分析，史密斯强调“西尔科展现出传统并不是‘血统’，而是一个地方”[7]。

国外还有部分学者从空间叙事学、女性主义、政治、审美等角度将西尔科纳入研究范围，作为他们专著或论文的一部分。比如，莫泽（Janette Irene Moser）的著作《平衡世界：当代美国本土小说中的空间设计》（Balancing the World：Spatial Design in Contemporary Native American Novels，1992）分析了莫马迪和西尔科的空间叙事策略，指出动态的空间范畴和人物之间的关系是美国本土作家重要的叙事方式；珍妮弗·夏多克（Jennifer Shaddock）论文《混血的女性：露易斯· 厄德里克与莱斯利· 西尔科小说中的动态妇女关系》（Mixed Blood Women：The DynamiCof Women’s Relationship in the Novels of Louise Erdrich and Leslie Silko，1994）从女性角度出发，研究厄德里克和西尔科作品中女性人物塑造所映射出的印第安女性遭受的部落内压迫。此外，也有学者将西尔科与其他作家做横向或纵向的比较研究。诺梅·R.瑞德（Naomi R.Rand）的专著《西尔科、莫里森和罗斯：生存叙事研究》（Silko，Morrison，and Roth：Studies in Survival，1999）比较了试图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非裔、犹太裔和本土作家，比如莫里森、菲利普·罗斯和西尔科，他们皆面临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等社会历史问题，指出三位当代作家通过生存叙事手法表达抵抗族裔问题的策略；莱纳· 荣斯汀（Leanne Ralstin）的论文《莫里森〈宠儿〉和西尔科〈典仪〉中水意象及治愈之旅》（Water and the Search for Healing in Morrison’s Beloved and Silko’s Ceremony，2010）中对非裔作家莫里森和本土作家西尔科进行对比研究，研究指出两部作品中“水”意象的象征意义并赋予其文化功能。“水”作为生命之源的象征，在主人公寻求精神治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读者从独特的视角解读这两部经典之作。

作为当代重要的美国本土作家之一，国外来自各个领域的批评家和学者撰写了为数不少的专著和论文专门以西尔科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已取得累累硕果。

在印第安传统、文化、历史方面，格里各瑞·赛勒（Gregory Salyer）的专著《莱斯利·马蒙·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1997）讲述了西尔科的生平，探讨了她作品中的印第安文化元素，赛勒认为西尔科的作品能让读者更好地认识并理解印第安文化，同时，他也肯定了西尔科在当代美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布鲁斯特·埃德蒙德·费兹（Brewster Edmunds Fitz）的专著《西尔科：写讲故事的人和女药师》（Silko：Writing Storyteller and Medicine Woman，2004）分析了西尔科作品中如何把“讲的故事”和“写的故事”相互关联并强调了口述传统在美国本土文学中的重要性和传承性。通过分析西尔科的《讲故事的人》《典仪》《死者年鉴》和《沙丘花园》，作者研究了西尔科如何在写作中实现“讲的故事”与“写的故事”、精神与肉体互相交织，并通过这种方式将普韦布洛文化推向新的维度；珀·瑟耶斯戴德（Per Seyerted）的传记《莱斯利·马蒙·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1980）简单地讲述了西尔科的成长经历，并以《送云雨的人》《黄女人》和《仪典》为例，强调了地方、传统和部落文化在西尔科作品中所承载的意义和价值；海伦·杰斯克斯科（Helen Jaskoski）的专著《莱斯利·马蒙·西尔科：短篇小说研究》（Leslie Marmon Silko：a Study of the Short Fiction，1998）对西尔科的短篇小说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梳理了西尔科短篇小说中普韦布洛的历史和西南地区文化；罗伯特·M.尼尔森（Robert M.Nelson）的专著《莱斯利·马蒙·西尔科的“典仪”：恢复传统》（Leslie Marmon Silko’s Ceremony：the Recovery of Tradition，2008）重点探讨了西尔科的小说《典仪》中印第安传统元素的使用。

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性别研究方面，路易斯·巴内特（Louise Barnett）发表在《印第安文学研究》上的论文《黄女人和莱斯利·马蒙·西尔科的女性主义源泉》（Yellow Women and Leslie Marmon Silko’s Feminism Source，2005）和杰克林·S.伯奈特（Jacklinn S.Bennett）的专著《女性主义原则：莱斯利·马蒙·西尔科〈沙丘花园〉中的身份、独立和热情》（The Feminine Principle：Identity，Interdependence and Hospitality in Leslie Marmon Silko’s Gardens in the Dunes，2011）均探讨了西尔科作品中彰显的女性主义情怀，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不是白人女性主义理论框架下受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双重压迫的牺牲品，而是根植于印第安文化的语境内，在能力和才智上出类拔萃的坚强女性。艾迪斯·斯万（Edith Swan）的论文《〈典仪〉中的拉古纳男子气概原型》（Laguna Prototypes of Manhood in Ceremony，1991）观点新颖，她认为塔尤的“雌雄同体”性格及行为受到拉古纳文化中以女性为核心的社会形态中男性气概原型的影响，[8]通过描写塔尤与家族其他男性成员的关系，以及塔尤与黄女人的关系，塔尤最终融入到普韦布洛文化中，消除了他作为混血儿的心理迷茫和战争带给他的心理创伤；学者克里斯廷·赫尔佐格（Kristin Herzog）在论文《思考女性和感受男性：西尔科〈典仪〉中的性别研究》（Thinking Woman and Feeling Man：Genders in Silko’s Ceremony，1985）中宣称：“西尔科写作风格的策略，她把男性形象刻画成非虚构的和理性的，循环的和线性的元素与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男性与女性特征相呼应。”[9]可见，西尔科《典仪》中的男性形象刻画敢于打破传统，超越了西方传统中的男性刻板形象；丽迪雅·库珀（Lydia R.Cooper）的论文《“他们艺术的贫乏”：莱斯利·马蒙·西尔科〈典仪〉中的男子气概和西方》（“The Sterility of Their Art”：Masculinity and the Western in Leslie Marmon Silko’s Ceremony，2014）指出通过重塑塔尤的男子气概，西尔科批判了那些具有双面性人物形象的乏味，而这些人物形象和经历却恰恰根植于西方文化中。

学者们还对西尔科作品中的创伤主题和成长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亚历山大·甘瑟（Alexandra Ganser）的论文《莱斯利·西尔科〈典仪〉中的暴力，创伤和文化记忆》（Violence，Trauma，and Cultural Memory in Lesile Silko’s Ceremony，2004），黄森亚（Huang，Hsinya）的论文《虚构热带：莱斯利·马蒙·西尔科〈死者年鉴〉和〈沙丘花园〉中的狂热书写和创伤书写》（Inventing Tropicality：Writing Fever，Writing Trauma in Leslie Marmon Silko’s Almanac of the Dead and Gardens in the Dunes，2013），迈克尔·赛特利（Michelle Satterlee）的论文《景观想象和创伤叙事中的记忆：莱斯利·马蒙·西尔科〈典仪〉细读》（Landscape Imagery and Memory in the Narrative of Trauma：A Closer Look at Leslie Marmon Silko’s Ceremony，2006）等均对西尔科的作品从个人创伤、家庭创伤和民族创伤等层面进行了研究，并强调了女性在治愈创伤和救赎之旅中的引导和决定作用，这也映射了对拉古纳普韦布洛母系文化的传承，基于此，诸多学者将西尔科的小说解读为印第安的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

詹姆斯·塔特（James Tarter）在他的文章中也评论塔尤为“失落者，……塔尤的故事呈现了通过完全的、详尽的叙述展示了一个独立、健康人格的形成过程”[10]。约翰·珀迪（John Purdy）也评论塔尤：“从一个孤独、病态的人物成长为强壮的、有能力的族人的代表。”[11]

国外学者对西尔科作品的叙事结构也颇为关注。帕特里夏·布朗（Patricia Brown）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专门探讨了西尔科《典仪》中的时间叙事。他在研究中肯定了西尔科别具一格的叙述风格，“通过多种倒叙手法，西尔科展现了水平—历史的时间结构。反过来，当按照时间顺序叙述时，这一过程也呈现了众多表现主人公过去的独特事件”[12]。伯林·萨拉·莫瑞尔（Pauline Sarah Morel）的论文《莱斯利·马蒙·西尔科短篇小说中的环形结构、神话和讲故事》（Circularity，Myth，and Storytelling in the Short Fiction of Leslie Marmon Silko，2000）通过分析西尔科的7篇短篇小说重点研究了其短篇小说中的环形叙事结构。他指出：“西尔科小说中环形结构的地位，宏观地讲，在整个美国本土文学中的地位，是决定性的，是内容和形式上共同的特征。”[13]此外，美国学者简内特·M.帕沃斯（Janet M.Powers）、戴瑞尔· 唐纳利（Daria Donnelly）和戴柏拉· 霍维兹（Deborah Horvitz）都对西尔科的叙事结构和叙事风格进行了细致研究。其中，帕沃斯研究了西尔科《死者年鉴》中的预言叙事并进一步指出：“作为20世纪末的美国本土作家，西尔科并没有呈现共时的基督教的起源论，而是历时的呈现起源于从15世纪末欧洲人到达这片新世界的故事。”[14]唐纳利指出西尔科拉古纳故事叙述中的延展性和异质性，通过穿插多重叙事结构作为她反霸权主义的策略和手段。无独有偶，霍维兹也意识到西尔科作品中叙事结构的特色，她认为通过对不同故事的复述，西尔科不仅将部落信仰列为小说的一部分，更将西方哲学囊括在内。

将西尔科的作品置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范畴与语境下进行研究，也是国外学者们感兴趣的领域之一。安·布雷格汉姆（Ann Brigham）对西尔科《死者年鉴》中的殖民主义进行了研究，尤其是将小说开篇绘制的地图作为抵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修辞话语；史蒂芬·李（Stephanie Li）对《沙丘花园》中的花园看作殖民主义入侵对现代文明的破坏；卡伦·厄瑞（Caren Irr）在她的论文《〈死者年鉴〉中的时间性，或一部激进小说的后现代阅读》（The Timeliness of Almanac of the Dead，or a Postmodern Reading of Radical Fiction，1999）中将西尔科称为“后现代激进主义”并将她的作品视为完成詹姆森所谓的那种新的、后现代的、政治艺术的召唤。[15]阿诺德·珂如派特（Arnold Krupat）将西尔科的叙事看作是后现代的，她讲故事般的叙事符合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在这种叙述模式下，她发出的声音不单单是作者自己的声音，而是“其他土著或者非土著的声音，故事叙述者的声音或者作家的声音”。[16]

西尔科的作品注重人与自然的联系，她所流露出的大地情怀让她的作品成为生态专著或者论文被引用的范本。从生态批评角度对西尔科进行研究也是近年来比较热门的研究之一。如詹姆斯·塔特（James Tarter）的《找出铀矿：莱斯利·马蒙· 西尔科的〈典仪〉中的地方、多种族与环境正义》、彼德·贝德勒（Peter G.Beidler）的《〈典仪〉中的动物和主题》（Animals and Theme in Ceremony，1979），李·施文宁格（Lee Schweninger）的《书写自然：作为自然作家的西尔科与土著美国人》（Writing Nature：Silko and Native Americans as Nature Writers，1993）、康贾莫（Kang Ja-mo）的《“他们来自大地”：莱斯利·马蒙·西尔科〈死者年鉴〉的生态解读》（Then They Grow Away from Earth：An Ecological Reading of Leslie Marmon Silko’s Almanac of the Dead，2003）、托马斯·沃侬·里德（Thomas Vernon Reed）的《西尔科〈死者年鉴〉中有毒的殖民主义，环境正义和土著的抵抗》（Toxic Colonialism，Environmental Justice，and Native Resistance in Silko’s Almanac of the Dead，2009），布雷安娜·拉达坡（Ladapo，Brianna）的硕士论文《莱斯利·马蒙·西尔科如何通过小说环境和自然空间反映文化争斗》（How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Space Reflect Cultural Power Struggles in the Novels of Leslie Marmon Silko，2011）、库梅·洪使侬（Kumi Hoshino）的论文《莱斯利·马蒙·西尔科的〈典仪〉：一种生态批评方式的转化学习》（Leslie Marmon Silko’s Ceremony：An Ecocritical Approach for Transformative Learning，2008），瑞贝卡·特莱特（Rebecca Tillett）的论文《被真实蚕食的现实：莱斯利·马蒙·西尔科〈死者年鉴〉中“发展”的生态代价》（Reality Consumed by Realty：The Ecological Costs of ‘Development’ in Leslie Marmon Silko’s Almanac of the Dead，2005）均从生态伦理、生态政治、动物研究、环境正义和书写自然等方面对西尔科进行了生态批评解读，但无论是硕博士论文、专著还是期刊论文，均以西尔科的单部小说为文本分析对象，缺乏对西尔科的作品进行线性的、系统的生态批评研究。

除了从以上主题对西尔科进行了研究以外，还有众多学者对西尔科进行访谈并出版了传记。这些访谈和传记讲述了西尔科的成长背景、文化宗教观和创作的思想观点等，因此也是研究西尔科不容忽略的重要资料。早在1980年，坡·瑟耶斯戴德（Per Seyersted）就撰写了一部思路清晰的西尔科传记，叙述了西尔科出生和成长的拉古纳普韦布洛地区的历史及其对西尔科创作的影响，但由于年代较早，西尔科80年代后的创作没有被收录。1986年，《美国族裔研究》杂志的科姆· 巴斯（Kim Barnes）对西尔科进行了访谈，在访谈中西尔科谈到作为一名文学家她将如何着手写自传的问题。1993年，在唐纳·派瑞（Donna Perry）的访谈中，西尔科谈到了她的出生，她的个人经历，教育经历，文学创作等，当被问及生命中重要的女性人物时，西尔科回答：“我非常幸运，因为我身边有几代的女性家族成员。我从来没有想到女性与男性同样的强壮，同样的有能力，同样的被认可。”[17]西尔科与阿诺德· L.爱伦共同编著的作品集（Leslie Marmon Silko & Ellen L.Arnold）《与莱斯利·马蒙·西尔科的对话》（Conversations with Leslie Marmon Silko，2000）共收录了16次对西尔科的访谈记录，时间跨度长达20余年。比如1976年，坡·瑟耶斯戴德（Per Seyersted）的《对莱斯利·马蒙·西尔科的访谈》（A conversation with Leslie Marmon Silko，1976），1981年埃莱纳·加纳（Elaine Jahner）的《小说与口述传统：对莱斯利·马蒙·西尔科的访谈》（The Novel and Oral Tradition：an Interview with Leslie Marmon Silko，1981），1992年琳达·尼曼（Linda Niemann）的《生存的叙述》（Narratives of Survival，1992）等访谈。这些访谈针对西尔科的成长经历、拉古纳文化传统、家族历史、文学创作、叙述手法等方面多维度、立体式地对西尔科进行了提问，是研究西尔科不可或缺的资料。

随着美国本土文学的复兴，国内学术界也逐渐开始关注美国本土文学，但目前仍处于研究的起步阶段。在编撰美国文学史教材方面，国内学者很早就认识到美国本土文学在美国文学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如董衡巽先生在《美国文学简史》中首先充分肯定了原住民在北美的地位，作为土地的主人，他们被屠杀，文化也受到致命的摧残，文学传统几乎完全中断。[18]刘海平、王守仁等人编撰的《新编美国文学史》充分肯定了美国土著文学在美国文学的起始和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单德兴在《重建美国文学史》一书中，通过比较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三部文学史的异同，探讨了文学的演变特征，尤其是在反映族裔的歧异性这一理念推广之前和之后的变化反映在不同的文学史版本中。

截至目前，国内学界针对西尔科的研究专著有两部，李雪梅（2016）完成了专著《莱斯利·马蒙·西尔科小说的家园探寻研究》，她以西尔科小说中的家园探寻主题为研究的出发点，分别从思想、记忆和神话层面研究了西尔科的三部小说《典仪》《死者年鉴》《花园沙丘》中的家园主题，从而揭示了面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印第安人为寻求家园而付出的艰辛努力；赵丽（2017）完成了专著《西尔科小说研究》，基于印第安民族历史的复杂性和美国政府对印第安政策的多变性，论述了印第安身份构建的复杂谱系。此外，还有对美国本土文学做整体和宏观研究的专著中提及西尔科，如石坚教授的专著《美国印第安神话与文学》（Native American Mythology and Literature，1999）一书中详细评述了威尔奇、西尔科和艾伦等作家的重要作品；刘玉的专著《文化对抗——后殖民氛围中的三位美国当代印第安女作家》中有一章涉及西尔科。

学者王建平（2007）先后发表两篇深入探讨西尔科小说创作的论文，主要探讨了西尔科作品中的文化及宗教；李雪梅（2012，2014，2016）发表了针对西尔科研究的系列论文，她主要从文化、深层生态学等方面对西尔科的小说《典仪》和《死者年鉴》进行研究；赵丽（2016，2017）对西尔科的研究主要涉及西尔科作品中的殖民主义及宗教；于美娜和冷慧（2015）主要从生态批评角度阐释西尔科的代表作品；秦苏珏（2013）发表的论文探讨了《典仪》中的生态整体观；张慧荣（2011）的论文以生态批评和原型批评等为理论框架，探讨《典仪》中反映的生态整体观。

张明远（2007）运用生态批评理论对小说主人公塔尤（Tayo）身份缺失和话语缺失的根源及自我寻根之旅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出印第安人和谐的生态观；张娟（2010）以罗尔斯的正义论为理论依据，综合运用后殖民理论和生态批评理论等文学批评理论，系统分析了《死者年鉴》中的正义主题；李婉（2008）运用心理学关于创伤的研究将塔尤（Tayo）的心理创伤进行分类并分析了他如何在土著药师的帮助下完成一系列印第安仪式，最终恢复为正常人的过程；赵丹（2013）试图从文化身份认同角度研究主人公英迪戈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历程；叶如兰（2009）以生态女性主义为主要理论指导，分析了西尔科的《典仪》《死者年鉴》《花园沙丘》三部小说及《说故事的人》和《黄女人》两部散文故事集，探讨了在现代纷繁的社会中印第安身份构建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及困惑。

总体来看，国外对西尔科的研究起步较早，专著、期刊论文、硕博士论文等研究成果卷帙浩繁，国外对西尔科的研究角度和方式较为多样，学者们以专著、论文等形式从文化、历史、政治、女性主义、生态批评、性别研究、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视角涵盖了颇为全面的西尔科研究，研究成果涉及西尔科的小说、诗歌、散文等各类文体，但对西尔科的四部长篇文本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

国内对西尔科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就期刊发表的论文情况来看，无论从论文数量还是研究者数量而言，国内对西尔科的研究成果相对匮乏。总的来说，国内对西尔科的研究视角大致可分为：印第安文化与身份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生态批评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创伤主题研究等，研究的作品多集中于西尔科的小说《典仪》和《死者年鉴》。由于语言和文化等障碍，西尔科的长篇小说，目前尚无中文的翻译文本，仅有为数不多的对她诗歌和短篇小说的翻译出现，因此，笔者认为译介不足是导致西尔科国内研究匮乏的原因之一。

本书第一章主要结合《死者年鉴》，分析西尔科小说中表达的后殖民生态主义思想。后殖民生态主义关注的主要问题为：后殖民环境批评和后殖民动物批评，并聚焦发展问题，环境正义和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西尔科在小说中以年鉴的书写方式表达了内部殖民主义对印第安社会和文化的毁灭性影响，小说中反复出现抗争与追寻的主题，印第安人对发展正义、环境正义和社会正义的追求是反抗内部殖民压迫的重要手段。同时，通过呈现印白文化中迥异的土地观和动物观，西尔科强调了殖民主义发展中土地和动物的政治性功能，两者也是温和而有力的反殖民手段。西尔科指出印第安文学中追求正义、关爱土地和动物等主题在增强反殖民意识和解构殖民话语中均有积极作用，充分体现了其后殖民生态主义思想。

第二章着重探讨西尔科在小说《典仪》和《沙丘花园》中表达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从多角度对西尔科的小说《典仪》进行解读，包括印第安人对家园的追寻，生态整体主义，女性主义等角度，本章深入挖掘《典仪》的女性形象塑造，包括女神形象和世俗女性形象两个层面，总结出西尔科在作品中沿袭印第安传统中女性的崇高地位和反抗精神，反观父权制文化对女性地位的贬抑，西尔科试图打破两性二元对立的性别传统，体现了美国本土女性作家广博的包容性，更凸显了西尔科追求两性世界和谐共融的生态女性主义理念。本章还探讨了西尔科在《沙丘花园》中通过风格各异的花园将自然、女性、文化、生态等要素汇集在一起，使之成为反抗殖民者对自然和生态的破坏行为、唤醒女性意识的力量。生态女性主义强调自然与女性的一体性，并关注和改变自然生活及社会生活中一切不合理关系的存在。西尔科在作品中把花园作为自然与文化的隐喻，以自然为载体，寻根古欧洲文化与复魅女神文明，构架起跨大洋轴心的文化桥梁，追溯当代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同时，西尔科重塑女性在印第安文化和古欧洲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在这两种文化的影响下，白人女性海蒂的女性意识觉醒，彻底与男权文化决裂，从而重塑了女性主体身份。

第三章探究了西尔科作品中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生态整体主义强调人类的行为应以生态整体利益为准则，注重生态共同体的共存和可持续发展。美国印第安人在世代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形成了独特的生态整体观，对解决当代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章首先以《绿松石矿脉》为文本，指出西尔科透过作品表达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体现了西尔科从美国本土作家独特的文化及审美视角关注其居住的生态地方，又从更宏大的层面关注当代生态危机的全球化现象。她在作品中将其生态视野和生态关注实现了“地方性”与“全球化”的联结，突出了生态地方主义和生态世界主义思想，体现出其生态思想的宽广性和强烈的责任感及家园意识。本章继而分析了《典仪》中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在《典仪》中，西尔科重点突出了“水”意象，本章深入挖掘“水”作为生命之源的象征意义和内涵，小说中的干旱即体现了水的毁灭性，象征着人类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失衡。塔尤在印第安“女神”及部落世俗女性的指引下，在“水”意象重现的环境中，逐渐从精神失衡的状态恢复，此时，“水”的创生性特点显现。通过“水”意象和女性形象，西尔科将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作为生态整体联结在一起，表达了其独特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此外，由于西尔科的文学创作受到美国超验主义的影响，本章比较了西尔科与梭罗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的异同，目的在于实现两者生态思想的沟通和交流。

在结论部分，本书比较了西尔科与其同时代的美国本土作家在生态思想表达方面的异同，总结出西尔科作品中生态思想的独特性及其嬗变。西尔科通过政治性强的作品，从宏大叙事的角度揭露人类工业化及发展进程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体现出对生态危机的忧患意识；她还注重文化的重要功能，溯源古欧洲文化及印第安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并发掘其当代价值，为解决当代生态危机提供文化层面的有效路径；此外，西尔科生态思想的独特性还体现在她具有前瞻性的全球化意识，她在写作中把她生活的“地方”和更宽广意义上“全球”有效联结在一起，呼吁人类共同体的建立。在西尔科生态思想的阐释过程中，她更注重各种文化之间的互融性，全球意识明显增强，从一味地批判人类中心主义观到逐渐意识到并深入剖析生态危机出现的社会根源和文化根源，此为西尔科生态思想的嬗变轨迹。结论进一步阐明了本书的研究价值和意义，西尔科通过文学文本表达出的生态思想传承了印第安人的生态智慧，对人类精神世界和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从意识上也具有救赎功能。同时指出在生态危机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当代作家通过文学作品表达生态思想，标志着生态文学已成为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承载了文学家们对社会责任的担当。结论部分还指出了本研究存在的不足，对生态批评理论视域下东西方文学比较研究的可行性进行了展望，如西尔科和陶渊明的比较研究等，希冀此问题能得到更加深入全面的审视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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