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标志性存在，王蒙不但是极具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作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文艺理论家，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王蒙以其作家的锐敏和理论家的胆识，结合具体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闪耀着思想解放光芒的文学主张，对一些长期以来扯不清理还乱而又严重束缚文学创作的观念、理论进行了深入探索、辨析和廓清，极大地拓展了当代文学理论的思维疆域，丰富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内涵。王蒙的文艺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从心灵—精神的视角来看待和论述文学的特点、性质和功能，“心”论构成了王蒙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品格，王蒙的文艺思想也因之充满了活性和质感。
一 “创作是一种燃烧”
王蒙的文艺思想是在长期文学实践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特别是80年代，王蒙借着思想解放的东风，无论是在创作还是在理论探讨方面，都扮演了探险家的关键角色，这也是王蒙艺术自我和文艺思想的主要形成期。即使在今天看来，王蒙发表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反真实论”初探》《是一个扯不清的问题吗？——谈文学的真实性》《漫话文学创作特性探讨中的一些思想方法问题》《文学三元》等，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主体性是王蒙文艺思想的活力之源，对文学主体性的空前重视，构成了王蒙文艺思想的鲜明特色。鉴于80年代初脆弱敏感阴晴不定的文学语境，王蒙很少使用“主体性”这一概念，但这并不妨碍王蒙从主体性这一启蒙主义视域思考文学理论问题。从文艺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王蒙文艺思想是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思潮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的新收获，是对近百年左翼文艺学潮的丰富、发展和深化。而就当代文艺思潮而言，王蒙的文艺思想体现了50年代“文学是人学”的基本价值理念。
长期以来，“左”倾文艺思潮特别是极“左”文艺思潮严重桎梏了中国作家的创新意识和创造精神，其表现就是作家主体意识的普遍淡薄和缺失，80年代以降，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时代洪流，重建作家的主体性就成为中国文学面临的首要任务，没有作家的主体性，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新，因此，重建文学的主体性已成为一个时代性命题，可以说，新时期文学是从恢复和重建文学的主体性开始的，没有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探讨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新时期文学，在这一过程中，有两个人发挥了独特作用：一个是王蒙，再一个是刘再复。刘再复完成了对文学主体性问题的理论思考，王蒙则从创作实践出发，完成了对文学主体性富有时代感的阐释，并提出了一系列理论主张，从而开启了王蒙文艺思想的滥觞。
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自己的特定代言人，王蒙充满主体感的文艺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国文艺思想的精神走向。王蒙在坚持“物质决定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前提的基础上，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具体实践出发，有针对性地强调了文学的另一维度——主体性。王蒙在《理论、生活、学科研究问题札记》中提出，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一般规律代替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王蒙没有满足于“文学是生活的反映”的层面，而是从主体性的视角，从心灵—精神的层面展开了对文学特性的重新认知和阐释，提出了一系列富有闪耀着思想解放光芒的时新论断：“创作是一种燃烧”“创作是心灵的搏动与倾吐”“文学是生活的发展”“文学艺术既是对现实的一种反映，也是对现实的一种突破”“没有精神上的自由就没有文学”“艺术的品格在于心灵的自由”，这对当时文学与生活关系上流行的简单化、机械论具有重要的拨乱反正意义。特别是结合具体创作实践的规律，王蒙指出，生活并不等于艺术，生活需要作家的感受、思考、消化、反刍、遐想，需要作家的人格、风格、激情、审美心理与审美趣味合拍，需要化为作家的神经与血肉。无疑，与以往文学理论中泛泛地单向度地强调“文学是生活的反映”不同，王蒙更重视和强调的则是创作过程中作家的“内在依据”即主体性，王蒙认为，作家的“火热的，敏感的、深沉的心”[1]是构成作家的“品格”的首要内涵，王蒙曾呼吁：“掏出你的心，敞开你的灵魂，发出你的呼号，才有真的人生，真的爱情，真的文学。”[2]王蒙的这些文学主张，对于重构新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构建中国当代文学的新秩序，起到了先导性的破冰作用。
与文学主体性相联系，王蒙高度重视作家的主体创造性，把作家的主体性置于文学主体性的核心位置。纵观王蒙80年代初的一系列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文章，我们可以发现，恢复和弘扬作家的主体创造性是王蒙80年代初关注的中心问题，此时的王蒙，像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战士，以作家特有的激情语调提出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新见：“作家即创造”“作家的任务是创造”“忽视创作主体的作用，就是忽视创作规律”“没有创作主体的作用，就没有艺术的灵魂”。王蒙笔下出现最多的是这样一些字眼：思索、探求、发现、发展、试验、创造、想象、感觉、虚构、情绪、趣味、触觉、触发、直觉、激情、燃烧、灵魂、倾吐、搏动、升华、精神活动、内心体验、艺术个性等，这些带着鲜明主体感的概念构成了王蒙文艺思想的“关键词”，这是与既往文学理论完全不同的另一套语码，王蒙曾明确反对把文学作品比喻为“镜子”的说法，因为在王蒙看来，创作是一个“辩证的立体的过程”，需要作家“全部感官全部神经全部心灵”的参与，而不是一种“驾轻就熟的职业化”心态，更不是来自一种所谓的“小说的经验”，因为真正的创作激情“是来自灵魂的深处而不是来自作小说的习惯”，王蒙特别强调作家的“精神能力”“穿透生活的眼光”，在王蒙看来，这正是作家主体人格的表现，创作本质上是作家“精神能力”的外化。
众所周知，王蒙是一个深谙国情、世情的作家，王蒙在破除旧有文学观念建构其文艺思想的过程中，既表现出了一个理论家的胆识和勇气，也表现出了一种理性和务实态度，规避了“爆破式”引发的理论震荡，例如，王蒙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前提，始终坚持“生活是文学的最大的参照系”的观点，坚持“生活是创作的谜底”的观点，这从根本上与形形色色的唯心论和非理性主义划清了界限，保证了其文艺思想的正确方向。
二 文学的悖论
“文学的悖论”构成了王蒙文艺思想又一项重要内容。王蒙曾感叹：“谈文学是非常难的。你每句话都可能是错误的。”[3]王蒙之谓“难”，所涉及的是对文学本质的认知。其实，早在《文学三元》中，王蒙就体悟到了文学的悖论性质，只是当时王蒙尚没有明确提出“文学的悖论”这一概念。在这篇文章中，王蒙指出，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生命现象，这构成了文学的“三个棱面”。王蒙的文学“三元”理论，对文学的认知从“一”变成了“三”，后来，王蒙更是明确提出了文学的悖论性质：“我始终觉得文学本身就是充满悖论的”，“文学本身有一些互相违背的命题”，在王蒙看来，“悖论”或“歧义”构成了文学的基本内涵，文学的悖论无处不在，而这种悖论恰恰反映了文学自身的丰富性、复杂性乃至矛盾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蒙强调文学是一个“魔方”：“魔方由各种各样的色彩、色块组成，文学也是由各种各样的社会的非社会的、审美的非审美的多重因素构成。”[4]王蒙给文学下了个独特的悖论式“定义”：
文学是仁人志士的战场、十字架至少是试验场，文学又是智者弱者无所作为者孤独者清谈者自大狂自恋狂胆小者规避与逃遁者的一个“自欺欺人”的游戏——避难所。
……
文学是一种快乐。文学是一种疾病。文学是一种手段。文学是一种交际。文学是一段浪漫。文学是一种冒险。文学是一种休息。文学是上帝。文学是奴婢。文学是天使。文学是娼妓。文学是鲜艳的花朵。文学是一剂不治病的药。文学是一锅稀粥。文学什么都是也什么都不是。[5]
王蒙“文学的悖论”的观点，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的思维和阐释空间，深化了对文学特性的认识，标志着王蒙对文学的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高度。王蒙的“文学的悖论”观，其根本原因在于王蒙把文学看作心灵的产物，是心灵自由和创造的产物，而不是简单的反映论。
王蒙认为文学的悖论性，也同样表现在具体文学创作过程中。与传统文学理论中过于重视和强调文学创作中目的性、规律性不同，王蒙坦承创作过程中存在着某种“神秘的魅力”，即某种偶然性、模糊性乃至自动性、不可控制性等特点，“不可能全部穷尽地觉悟和表述一个作品的准备过程和写作过程，不可能全部穷尽地掌握和表达文学创作作为一项社会劳动和一项特殊的、立体的心理过程所包含的认识的与审美的、理智的与感情的、实在的与虚幻的、大脑的与全部感官全部神经全部心灵的、来自外部客观世界与来自内部主观世界的多向多线多层次的诸种信息、诸种因素、诸种变化发展飞跃”[6]。王蒙的两个“不可能”既道出了文学创作过程的某种复杂性，更强调了文学自身的复杂性、悖论性。
王蒙的“文学的悖论”观，也表现在他对一些具体文学理论的理解和阐释。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王蒙就对文学的真实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析，他认为文学的真实性，既包括对外部世界的反映，也包括对人们的内心世界的如实反映，与之相联系，王蒙将通常所说的“文学是生活的反映”中的“生活”在范围上做了扩大性理解，他将激情、愿望、倾向、梦幻、理想、想象等都归属于文学“生活”的范畴。在《开拓研究文艺心理学》一文中，王蒙批判了长期以来“只承认文艺的认识功能——反映功能，最多承认文艺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即承认文艺是用想象思维反映世界的……即承认文艺活动中的理性活动、目的性活动，却不承认文艺活动中的更加丰富得多的内容，尤其是不承认那些不自觉的下意识的自发的随机的蓬蓬勃勃的内容”[7]的倾向。王蒙的这些提法，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现实主义文学发展过程中只注重客观世界而忽视人的主观心灵世界的严重不足，极大地拓展了现实主义文学所反映“生活”的范畴，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真实性”对作家的创造力的束缚。
同时，王蒙指出文学的悖论性首先源于生活自身的复杂性。生活中充满了矛盾和悖论，特别是文学表现的主体“人”，更是充满了悖论，文学的悖论源于生活自身的悖论。其次，文学的悖论性是由文学的性质所决定的。王蒙认为，文学本质上是一个多维多级审美特质群聚的系统，功利与非功利、形式与内容、感情与理念、理性与非理性、直观与思辨、鲜明性与多义性，以及雅与俗等均构成了文学的悖论性审美特质，王蒙认为文学最大的悖论源于文学的本性，即真实与虚构的统一。王蒙曾说，“简明性”是人类认识论的一个“奇迹”，也是一个“悲剧”，而文学恰恰是一个含义最复杂、最模糊的概念，“文学正像世界一样，正像人类生活一样，具有非单独的、不只一种的特质”[8]。因而，王蒙在谈论文学时更喜欢“瞎子摸象”“歧义”“可能性”“面面观”之类的概念。所谓“悖论”，其实就是事物的多种可能性、多维品性，就是破除“定于一”。王蒙力求把文学从某种狭隘的简明性中解放出来，赋予其更开阔更丰富的内涵，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文学的本性或“自性”。最后，文学的悖论性是由文学反映、表现生活的方式所决定的。王蒙有一个说法：“文学的方式。”所谓“文学的方式”，其实质是一种整体性、原生性即总体的方式，是一种主观的、情感的方式，同时还是一种语言的方式，文学的这种独特的思维、表达方式，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文学的悖论性特征。
三 为“玩文学”一辩
王蒙的文学“心”论的观点，同样表现在对文学功能的认知上，全息性的文学功能观，构成了王蒙文艺思想的第三维度，而间接性和泛功利性则是王蒙文学功能观的核心内涵。很多时候我们在强调文学功能的同时往往忽视了文学功能实现的方式和特点，把文学的功能等同于一种直接的现实力量，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学的“简明化”思维的表现。王蒙明确指出，“文学不具备正面的可操作的行动特质”，文学对生活的作用是“曲折的”，是通过读者的心灵来实现的。王蒙认为，文学功能的实现有它自己的方式，“非具体实用性”是文学的一个核心特征，因此，与以往“干预生活”的提法不同，王蒙提出了“干预灵魂”的概念。早在《漫谈文学的对象和功能》一文中，王蒙就指出：“我们在继续强调面向生活的同时，我们要特别强调面向人，面向人的心灵。我们在继续大胆干预生活的同时，我们尤其要感染人的灵魂，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9]他说：“文学的力量，文学的功能，文学的特长是在于……打动着、潜移默化着千千万万读者的心，化为读者的内在的精神力量。”[10]王蒙多次明确强调，文学“在于激动人心，打动人心，它的力量在人心里边”；“小说不是什么有力量的存在。……小说仅有的力量在于打动人心”；“文学艺术对社会的直接功效不能同一个交通法规相比，甚至不能同报纸上的一篇社论相比”，把文学功能的对象，从政治、社会、现实拉回到读者之“心”，显示了王蒙对艺术规律的理解和尊重。
同时，王蒙提出了泛功利主义文学观的问题。从孔子的兴观群怨，到曹丕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以至近代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再到现代以来的“旗帜和炸弹”“匕首和投枪”，构成了中国文学主流功能观，其实这是一种偏颇的文学功能观，遮蔽了文学另一价值层面的功能如娱乐、消闲、游戏等。针对中国文学的这一弊端，王蒙提出了许多“离经叛道”的理论，他甚至公开为“玩文学”辩护：
我倒想为“玩文学”辩护一下。就是不能把文学里面“玩”的因素完全去掉。人们在郁闷的时候，通过一种形式甚至很讲究的形式，或者很精巧、很宏大、很自由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郁闷，是有一种自我安慰的作用，甚至是游戏的作用。过去很多中国人讲“聊以自娱”。写作的人有自娱的因素，有多大还可以再说，至于读文学的人有自娱的因素更加难以否认。也就是你我都有“玩文学”的因素，但是完全把文学看成“玩”会令许多人通不过的。[11]
王蒙之所以为“玩文学”辩护，在于王蒙看到了文学功能的另一面：“玩”也就是心灵娱乐的因素。美国作家艾萨克·辛格说：“娱乐是写作的最低目的和必须达到的目的”，承认文学的娱乐性，拓展了其功利性的范畴，把一种直接的功利性，变成了一种潜移默化的更为持久也更符合文学规律和特性的泛功利性。王蒙在《你为什么写作》中，列举了世界上许多大作家关于“为什么写作”的回答，从这些回答中，王蒙对例如塞内加尔作家比拉戈·狄奥普的“主要还是为了个人消遣”、瑞士作家弗里施的“写作首先是为了游戏”的说法表示了某种认同甚至欣赏。文学的功能其实是个多层级、多维度的范畴。
王蒙从文学是“心”学的视角，还提出了“无害即是有益”的观点。在我们的文学传统中，对文学的“趣味”是深怀警惕的，特别是现代以来，文学的“趣味”更是屡遭批判和围剿。但是，并未因此而湮灭，因为“趣味”实在是文学的审美质素之一。王蒙极力为文学的“趣味”申辩：“趣味是小说的一个重要的因素。”[12]“趣味是一种对于人性的肯定与尊重，是对于此岸而不仅是终极的彼岸、对于人世间、对于生命的亲和与爱惜……是一种美丽的光泽，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欲望，是一种健康的身心状态。”[13]王蒙反对将现实意义等作为衡量小说的唯一或首要“标尺”，主张从“沉吟与遐想的角度，参考、自慰与益智、怡情的角度，从心灵的共鸣与安放的角度”[14]来看待文学作品。1993年，王蒙在台湾“中国文学四十年研讨会”上发表了《清风·净土·喜悦》的演讲，王蒙提出了“文学本来就是心灵的游戏”的命题，指出“文学承担了过重的使命感和任务感，反而使文学不能成为文学”，并大声呼吁：“给我们一点游戏性吧，我们实在是够紧张了。……我希望我们和文学多一点游戏性，少一点情绪性或者表态性。”[15]与“心灵的游戏”相通，王蒙提出“文学在本质上是业余的”论断，王蒙认为文学的“业余”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文学是人生的“副产品”以及文学的非急功近利性。王蒙的“文学业余”论，曾招致一些不满和批评，但由此也可窥见王蒙文学观之一斑。
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16]对于王蒙的文艺思想，我们应同样如此。王蒙的文艺思想生长于左翼文学这一大的生态系统中，有的评论家指出，王蒙是“一个跨过了延河的比较开放、善于变通的延安文学精神之子”[17]，王蒙文艺思想的价值也许恰在于“跨过了延河”，王蒙出色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
注释
[1]王蒙：《当你拿起笔……》，《王蒙文存》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页。
[2]王蒙：《风格散记》，《王蒙文存》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6页。
[3]王蒙：《作为艺术的文学》，《王蒙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页。
[4]《王蒙、王干对话录》，《王蒙文存》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页。
[5]王蒙：《我的写作》，《王蒙文存》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页。
[6]王蒙：《漫话文学创作特性探讨中的一些思想方法问题》，《王蒙文存》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6页。
[7]王蒙：《开拓研究文艺心理学》，《王蒙文存》第2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
[8]王蒙：《文学三元》，《王蒙文存》第2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页。
[9]王蒙：《漫谈文学的对象和功能》，《王蒙文存》第2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10]王蒙：《漫谈文学的对象和功能》，《王蒙文存》第2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
[11]《王蒙、王干对话录》，《王蒙文存》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页。
[12]王蒙：《漫话小说》，《王蒙文存》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8页。
[13]王蒙：《难得明白》，《王蒙文存》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2页。
[14]王蒙：《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143页。
[15]王蒙：《清风·净土·喜悦》，《王蒙文存》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1—303页。
[16]列宁：《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0页。
[17]张钟：《王蒙现象探讨》，《文学自由谈》198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