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国内外《金瓶梅》研究综述

一 国内《金瓶梅》研究概况

进入20世纪以来，《金瓶梅》这一明代奇书逐渐被越来越多的本土学者纳入以“专业主义”为导向的现代学术话语体系的研究视野之中。这一现代学术话语的构建深受西方“科学主义”和传统“考据学”的影响，并形成了中国早期《金瓶梅》研究（20世纪上半叶）重“实证”、轻“阐释”的理论特征，由此与日本20世纪金学界以实证为重心的理路形成了某种呼应。到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由于受到阶级论思想的影响，对《金瓶梅》的解读显示出鲜明的政治批判色彩。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涌入，《金瓶梅》研究呈现出一种“杂语共生”的新局面。

吴敢在《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中，将20世纪《金瓶梅》国内外的整个研究史分为1901—1923年、1924—1949年、1950—1963年、1964—1978年、1979—2000年五个阶段，并进行了详述和总结。参照这一分期，本文将国内（大陆）《金瓶梅》研究分为起步期、衰退期和发展期三个时期，并以吴敢在该书中所提供的研究线索和史料概而述之。

起步期：20世纪初期至40年代末，这一时期中国有关《金瓶梅》的研究总量有限，研究范围也局限在特定的问题，但已经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论著。尤其在传统意义上的文献研究和作品研究，不少学者都给予了相当的关注。

在20世纪初至20年代，《金瓶梅》研究开始出现萌芽，出现了一些散论和杂录。早在1907年，王钟麒在《月月小说》发表的《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一文中就涉及《金瓶梅》，肯定了其现实批判意义。1924年，鲁迅出版《中国小说史略》，在书中，将《金瓶梅》称为“世情小说”，这一说法对后世《金瓶梅》研究影响深远。同时，鲁迅在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的一些论著中也均谈及《金瓶梅》，如《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序》《论讽刺》等。

30年代，《金瓶梅》研究出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论著。1933年，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出版，其卷四“明清小说部”对《金瓶梅》的各个版本做出了考证。1933年，郑振铎发表《谈〈金瓶梅词话〉》，对《金瓶梅》的作者、成书、版本做出了考证，提出作者非王世贞说和成书万历说，并将《金瓶梅》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做出了对比分析，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写实小说，反映出封建统治的腐朽。

1932年，文有堂书商张修德在山西发现明万历丁巳刻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不久，《金瓶梅》的各种删改版也陆续出版，如郑振铎校注删节本《金瓶梅词话》、施蛰存标点删节本《金瓶梅词话》、襟霞阁主人删节重刊本《金瓶梅词话》等。

1940年，姚灵犀编著的《瓶外卮言》由天津书局出版。该书收录了吴晗、郑振铎及其姚氏本人等名家的多篇论文，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1947年，冯沅君发表了《〈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对小说做出了历史性的考证研究。1948年，孟超《〈金瓶梅〉人物小论》在香港《文汇报》连载，对小说中的诸多人物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述。这一时期，阿英、周越然、赵景深等学者也有多篇《金瓶梅》研究论文发表。

衰退期：1949年至1978年，由于受到特定政治氛围的影响，大陆《金瓶梅》研究陷入低潮，但是，在此期间有两次关于《金瓶梅》的争论值得注意。

第一次是关于《金瓶梅》是否属于现实主义的争论。李长之在《现实主义与中国现实主义的形成》一文中认为，《金瓶梅》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相比，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李希凡在《〈水浒〉和〈金瓶梅〉在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的地位》一文中对李长之的观点做出了反驳。他认为《金瓶梅》无论是人物塑造方面还是对时代的反映，其现实性都明显不如《水浒传》。更倾向于一种客观主义，或者说是自然主义。

第二次是关于《金瓶梅》的成书方式。潘开沛《〈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从小说的词曲引录、平话体裁、说书习惯等创作风格入手，提出“世代累积说”。徐梦湘《关于〈金瓶梅〉的作者》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是文人拟作。另外，李西成、张鸿勋、任访秋、龙传仕等学者也发表了相关的研究论文。

发展期：1979年至今近40年间，大陆《金瓶梅》研究进入一个高速发展阶段，形成了“金学”研究的热潮。自新时期以来，研究数量开始激增，发表相关论文3500余篇[2]，个人专著及编著200余部。随着对《金瓶梅》研究理路的转变、研究视野的开阔、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研究范围的扩展，其研究成果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979年之后国内《金瓶梅》研究的“发展期”大致又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从1979年至90年代中期属于蓬勃发展期。由于前一阶段的研究空白，在这15年间出现了《金瓶梅》研究的空前盛况。在1979年至1980年间，朱星最早发表《金瓶梅》研究系列论文，主要是从实证研究方面对《金瓶梅》的作者、成书、版本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不少学者如黄霖、郑逸梅、张友鸾等都撰写了相关论文。1980年，朱星的《金瓶梅考证》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新时期以来第一本《金瓶梅》的研究专著。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中期，《金瓶梅》的研究专著及编著开始大量涌现，已经呈现出一定规模，其中研究论集、文献资料汇编、辞典、诗词编选等都出现了不少具有影响力的著述。这一时期，《金瓶梅》研究的学术成果甚为可观，并就某些特定问题引发了大量的论争，其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实证性的文献研究。这在中国《金瓶梅》研究界历来就占有主导性地位，一度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并引发了大规模的讨论。代表论著有张远芬的《金瓶梅新证》（1984）、蔡国梁的《金瓶梅考证与研究》（1984）、刘辉的《〈金瓶梅〉的成书与版本研究》（1986）、周钧韬的《金瓶梅新探》（1987）、徐朔方的《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他》（1988）、卜键的《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1988）、鲁歌与马征的《金瓶梅及其作者探秘》（1989）、黄霖的《金瓶梅考论》（1989）、王汝梅的《金瓶梅探索》（1990）、周钧韬的《金瓶梅素材来源》（1991）、李时人的《金瓶梅新论》（1991）、于承武的《金瓶梅平议》（1992）、马征的《金瓶梅中的悬案》（1994）等。《金瓶梅》文献研究主要涉及作者、版本、成书年代与方式及文本源流等关键问题。

1.作者研究。1979年，朱星再次重申了早年吴晗的“王世贞说”，并引起了持续的争论。关于《金瓶梅》的作者，中国学界代表性的说法还有徐朔方、吴晓铃、赵景深、杜维沫、卜键等人提出的李开先说，张远芬、郑庆山等人提出的贾三近说，黄霖、郑闰、李燃青、吕饪及台湾魏子云、杜松柏等人提出的屠隆说，鲁歌、马征等人提出的王稚登说等。此外，还有李先芳、谢榛、徐渭、汤显祖、冯梦龙、沈德符、丁惟宁等人也不断被提及，如若加上日本、欧美等国外金学研究的观点，作者候选之人已达到60人左右。[3]然而，不少说法都基于一种推测，而缺乏足够的材料支撑，因而在对《金瓶梅》作者考证中，又贯穿了有关作者身份的两种争论，即大名士与中下层文人之争；北方人与南方人之争。总体来看，由于证据不足，作者研究所涉及的争论至今未有定论。但这种以考证为主的研究模式却深刻地反映出国内《金瓶梅》作者研究的趋势。

2.版本研究。早在1935年，周越然就在《新文学》上发表了《〈金瓶梅〉版本考》一文，此后，版本问题一直得到广泛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出现了不少有关版本问题的专著。如刘辉的《〈金瓶梅〉的成书与版本研究》（1986）、陈昌恒整理出版的《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辑录》（1986）、吴敢的《张竹坡与〈金瓶梅〉》和《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1987）、王汝梅的《金瓶梅探索》（1990）等。总体来说，《金瓶梅》版本分为抄本和刻本。抄本现已失传。而且抄本很可能与刻本存在差异。刻本则分为三种：（1）词话本。又称为万历本、说唱本、十卷本等。《词话本》涉及初刻、一刻、二刻、三刻不同刻本的刊刻时间问题，刻本与抄本之间的关系，还涉及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本的印数与印次问题。而不同词话版本又涉及不同序跋，如欣欣子序、廿公跋、东吴弄珠客序等，还涉及内容上的疑问，如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的真伪问题等。[4]（2）绣像本。又被称作崇祯本、说散本、二十卷本、评改本、明代小说本等。现存有十几个版本。至少涉及三个有争议性的问题，首先是刊刻年代；其次是评定者，主要有李渔与冯梦龙两种说法；最后是绣像本与词话本之间的关系。[5]（3）第一奇书本，又称张评本。目前存世几十种。第一奇书本也存在争论，一是原刻本的时间问题；二是解颐是否是张竹坡，与此相关的是关于张竹坡个人的生平考证及与《金瓶梅》之间的关系之类的考证研究。[6]总体来看，在版本考证上，大陆学界主要集中于版本的实证研究，而很少涉及《金瓶梅》不同版本之间的艺术特点、美学风格等非实证性问题的探讨。

3.成书年代与方式。成书年代主要有“嘉靖说”与“万历说”。郑振铎、吴晗力主“万历说”，否定了之前的“嘉靖某大名士”说。但也有学者试图证明《金瓶梅》可能成书于“嘉靖”与“万历”之间。[7]关于成书方式主要集中在文人个人创作与集体创作之争。“个人创作说”强调文人的独创性，“集体累积说”认为《金瓶梅》的写作材料经过不断的演变、修整和加工，但同时也并不排除可能存在一位对小说文本最终形成起到重要作用的写定者。

4.小说文本的源流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主要是探讨《金瓶梅》小说素材的各种来源。总的来看，《金瓶梅》综合了各种传统文学体裁，从情节来看，它受到《水浒传》和诸多白话短篇小说的影响，同时，又吸收了如话本、戏曲、散曲、杂剧等各种文学体裁的元素。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出现涩斋的《〈金瓶梅词话〉里的戏剧史料》、许固生的《〈金瓶梅〉本事考略》等溯源研究。80年代以来，这种渊源性的研究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一批专著，如蔡敦勇所著的《金瓶梅剧曲品探》、周钧韬所著的《金瓶梅素材来源》等。

第二，作品研究。

1.主题思想研究。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首倡“世情说”，将《金瓶梅》作为世情小说的代表。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编写的《中国小说史》认为《金瓶梅》是对明正德至万历中期封建社会黑暗的写照。1986年，黄霖在《我国暴露文学的杰构〈金瓶梅〉》一文中，再次重申“暴露说”，并在大陆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与此相对照的是“政治讽喻说”，又称“影射说”，台湾学者魏子云于80年代初率先提出，他试图运用“索隐法”证明《金瓶梅》是一部有关明神宗的政治讽喻小说，此说引起了不少争议。80年代后期以来，大陆学者对《金瓶梅》的主旨呈现出多元化的视角，提出不少新的观点。如卢兴基的“新兴商人悲剧说”、张兵的“人生欲望说”、王彪的“文化悲凉说”、田承锷的“精神危机说”、刘辉的“愤世嫉俗说”、王志武的“性自由悲剧说”、朱邦国的“人性复归说”等。[8]总体来看，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政治意识形态的褪色，对《金瓶梅》的主题思想逐渐呈现出多层次、开放性的色彩。

2.人物研究。《金瓶梅》中的主要人物占据了研究的重心。关于西门庆，不少争论集中于他的社会身份的认定，带有阶级论的色彩。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把西门庆称为地主、恶霸、商人三者的混合；也有反对意见认为西门庆缺乏地主的特征。另外，卢兴基认为西门庆是新兴商人。也有学者持居中的态度，认为西门庆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主，也非新兴商人，而是一个旧式官商。然而，无论哪种观点似乎都深受意识形态批评的影响，注重从阶级身份来分析人物特征。关于潘金莲的评价，一种是持负面态度，如李西成、朱星从道德批判的角度，认为潘金莲是封建社会中堕落、凶残的女性代表；另一种观点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如罗德荣、叶桂桐、宋培宪更注重揭示其性格的复杂之处，认为她既是害人者又是可悲的受害者之一。关于宋蕙莲性格前后的变化也存在不同意见。如孟超认为宋蕙莲性格中存在难以克服的弱点，并不能算是一个悲剧性人物；而孔繁华认为宋蕙莲的死是出于女性的自觉，是对男权社会的控诉；李时人则指出宋蕙莲是死于绝望，是抗争失败后的自裁。有关人物形象之争还涉及李瓶儿、庞春梅等次要人物。另外，研究视野也有所扩大，不仅出现了《金瓶梅》人物与其他中国古典小说中人物之间的比较研究，还涉及了跨文化下的人物比较。从方法论上说，不少学者开始引入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等西方文论来探讨《金瓶梅》中的角色。可以说，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以来，人物形象逐渐成为探讨小说内容的重点，出现了一批以人物研究为中心的著述。

3.作品内容研究，其中以性描写的争论为代表。一种意见认为《金瓶梅》中的性描写与作品有紧密联系。如不少学者从艺术功能的角度给予《金瓶梅》性描写较为正面的评价，比如章培恒的《论〈金瓶梅词话〉》（1983）、王彪的《作为叙述视角与叙述动力的性描写——〈金瓶梅〉性描写的叙事功能及审美评价》（1994）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是不必要的或过度的，因为性描写过于泛滥反而降低了小说的艺术品位，这种观点在国内学界长期占据主流地位。但也有不少学者试图调和两种观点，指出性描写既存在不合理之处，但也具有不可或缺的叙述功能。

4.语言及修辞研究。《金瓶梅》独特而多元的文学语言风格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总的来看，语言研究主要分三个方面。一是出现了以《金瓶梅》为专辑的辞典；二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金瓶梅》中的语汇、语法、语音等问题。其中方言问题得到重点关注。同时，研究也涉及语言修辞方面的问题。三是通过语言研究来考证作者、文本等实证问题。如朱德熙在《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1985）一文中指出《金瓶梅》所使用的是山东方言，而第五十三到五十七回的语言风格则带有南方色彩，很可能是南方人补作。据不少学者的多方考证，《金瓶梅》方言除鲁语外，还掺杂着吴语、晋语及北京方言等，这也证明了《金瓶梅》丰富的语言表现力。相关著述有李布青的《金瓶梅俚语俗谚》（1988）、李申的《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1992）、张惠英的《金瓶梅俚俗观词解》（1992）、傅憎享的《金瓶梅隐语揭秘》（1993）等。

5.艺术风格与艺术价值分析。多数学者对《金瓶梅》艺术价值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将《金瓶梅》视为中国古典长篇白话小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有学者对作品的艺术性表示质疑，如包遵信在《色情的温床和爱情的土壤——〈金瓶梅〉和〈十日谈〉的比较》（1985）中从跨越中西文学的视野，对《金瓶梅》的审美价值做出了批判。探讨《金瓶梅》艺术性的著述也为数不少，如宁宗一的《说不尽的金瓶梅》（1990）、王启忠的《金瓶梅价值论》（1991）、宁宗一与罗德荣主编的《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1992）、张业敏的《金瓶梅的艺术美》（1992）、周中明的《金瓶梅艺术论》（1992）等。

6.《金瓶梅》与张竹坡的评点。1982年，叶朗在《中国小说美学》对张竹坡的小说美学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剖析。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对张竹坡评点理论都给予了相当的关注。这一时期对张竹坡相关的研究论述有陈昌恒整理的《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辑录》（1986）、吴敢的《张竹坡与〈金瓶梅〉》（1987）等。

7.比较研究。主要是《金瓶梅》与《红楼梦》的比较研究，包括两部小说中人物之间的比较，尤其是女性人物的比较，然后是对于两部作品之间内在关系的探讨。不少学者都认为《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红楼梦》在汲取《金瓶梅》的叙述特色的同时，又融合了新的艺术手法和理念，因而超越了前作。相关专著有孙逊与陈诏的《红楼梦与金瓶梅》（1982）、徐君慧的《从金瓶梅到红楼梦》（1987）、沈大佑的《金瓶梅红楼梦纵横谈》（1990）、冯子礼的《金瓶梅与红楼梦人物比较》（1993）等。

第三，文化研究。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文献研究和作品研究，带有跨学科特色的文化研究也逐渐步入《金瓶梅》的研究领域。其研究涉及民俗、宗教、经济、哲学、社会学等，呈现出一种交叉、立体的研究范式。相关专著有陈东有的《金瓶梅——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断面》（1990）、王景琳与徐匋的《金瓶梅中的佛踪道影》（1991）、邵万宽与章国超的《金瓶梅饮食大观》（1992）、陶慕宁的《金瓶梅中的青楼与妓女》（1993）、何香久的《金瓶梅与中国文化》（1995）、邱绍雄的《金瓶梅与经商管理艺术》（1995）等。

第四，国外汉学研究。随着研究视野的开阔，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国外《金瓶梅》研究的状况，并出现了系统性的文献梳理和翻译著述。翻译研究论集有徐朔方编选的《〈金瓶梅〉西方论文集》（1987）、黄霖等编译的《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等。在文献整理上，王丽娜的《〈金瓶梅〉国外研究论著辑录》（1980）值得关注。同时，她在其著述《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1980）中对《金瓶梅》在日本、欧美等地区的传播、译介和研究情况做了详尽的资料梳理，具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

这一时期，中国“金学”研究也开始步入一个体制化建设的新阶段。1985年首届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徐州召开。1986年和1988年又召开了第二届、第三届金瓶梅学术讨论会。1988年，聊城《水浒》《金瓶梅》研究学会编写并出版了《金瓶梅作者之谜——金瓶梅考论第一辑》与《李先芳与金瓶梅——金瓶梅考论第二辑》。1989年，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召开，中国金瓶梅学会正式成立，并于同年出版了《金瓶梅学刊》（试刊号），后改为《金瓶梅研究》，不定期出版。1990年，国际金瓶梅研究资料中心在徐州设立，并于1991年编写出版了《国际金瓶梅研究集刊》。此后，从1990年到1993年，又连续召开了四届全国性的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并在1990年至1994年，由中国金瓶梅学编著出版了五辑《金瓶梅研究》。可以说，这一时期国内“金学”如同“红学”，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的一门显学。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属于稳步发展期。《金瓶梅》研究从规模上持续上升，研究范畴进一步延伸，延续了80年代至90年代初“金学”的发展势头，承袭与开创并存。2005年至2017年以来，几乎每年或每两年就会召开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在2017年，第十三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在云南大理召开，会议由中国金瓶梅研究会、云南民族大学、大理大学主办，会议提交了70多篇《金瓶梅》相关学术论文，涉及小说版本、语言、思想、艺术特征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说，在学术界广大古典文学学者和同人的共同努力之下，《金瓶梅》研究可谓与时俱进，显示出了经久不衰的魅力。

整体来看，这一时期至少显示出以下四个特点。第一，由于前期《金瓶梅》文献研究已趋于饱和，因而这一时期考证研究成效较小。第二，主题研究、人物研究等热门研究领域突破较小，具有跨学科特质的文化研究等新兴研究领域有所突破。第三，国内外“金学”研究之间的交流得到加强，研究视野得以拓宽，比如出现了不少具有比较文学视野的研究著述。第四，不少学者开始尝试采用西方文论的研究理路来阐释《金瓶梅》，如原型批评、叙述学、人类学等，但由于在方法论或认识论方面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也产生了一些争议。

纵观20世纪以来国内《金瓶梅》研究的三个主要阶段的发展历程，虽多有曲折，但经过近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学人的共同努力，终于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构成了国际“金学”所不可或缺的一环。

二 港台《金瓶梅》研究

由于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港台《金瓶梅》研究更偏向于对文本本身的阐发，注重从美学层面来分析作品的内涵，而有意淡化了小说的政治性。

据吴敢在《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中所提供的资料显示，自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这十年间，港台的《金瓶梅》研究开始发展起来。1967年，香港华夏出版社再版了姚灵犀编著的《瓶外卮言》，更名为《金瓶梅研究论集》。1970年，台湾河洛图书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附录有一篇王孝廉的《金瓶梅研究》，对《金瓶梅》做了综合性的评述。1977年，台北石室出版公司出版了东郭先生（刘师古）的《闲话〈金瓶梅〉》，该书对《金瓶梅》的主题、内容、创作风格及语言特点等方面做了全面的论述，是台湾第一部《金瓶梅》的研究专著。1978年，孙述宇的《〈金瓶梅〉的艺术》由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出版，该书以人性立论，对小说的艺术风格做出了整体性的探讨，颇有独到之见。[9]

另外，梁操雅于1979年完成香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从金瓶梅及三言二拍看明中叶江南地区之经济发展》，在文中论者将《金瓶梅》作为研究明代成化至万历年间商品经济发展的史料。邝安民则于1980年完成香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金瓶梅研究》，分别从《金瓶梅》的内容、主题及社会意义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虽显简略，但作为港台《金瓶梅》研究的早期之作，也值得关注。港台金学专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魏子云，自1972年以来，魏子云出版《金瓶梅》研究专著近二十部，其研究范围涉及小说的各个方面。除了对《金瓶梅》的作者、成书、版本、注解等做出一系列深入的实证研究，对小说的艺术特色也进行了广泛的探索。他运用历史考据法，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影射明朝万历时事的政治讽喻小说（《〈金瓶梅〉编年说》，1981），这一研究理路与大陆的索隐派比较契合，从侧面反映出《金瓶梅》的“现实主义”（写实主义）的特质。

总体来看，港台《金瓶梅》研究一方面显示出与大陆研究界相似之处，较为典型的如魏子云对文献考证的重视与历史索隐法的运用。但另一方面，鉴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立场，如刘师古等学者较少受到意识形态批评的影响，对作品的阐发显得更为开放。进入80年代之后，随着国内文化的解禁，《金瓶梅》的研究重心逐渐由港台转向大陆。

三 《金瓶梅》在海外的译介和传播概况

据王丽娜在《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对《金瓶梅》国外译介情况的介绍，《金瓶梅》的外文译本在西方有英、法、德、意、拉丁、瑞典、芬兰、俄、匈牙利、捷、南斯拉夫等语种，在东方有日、朝、越、蒙古等语种，译本大致可分为节译和全译两种。[10]从《金瓶梅》如此丰富的外译版本来看，这本明代奇书在海外的影响力的确不可小觑。

在欧洲，《金瓶梅》最早以片段节译的方式由法国学者巴赞（A.P.L. Bazin）翻译。其法译名为《武松与金莲的故事》（Histoire de Wou-Song et de Kin-lien），于1853年发表在《现代中国》，内容为小说第一回。不可否认，节译的方式未必能使海外读者了解到本书的原貌，也无法全面而深刻地认识武松与潘金莲关系之微妙，甚至容易将《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情节与《金瓶梅》中武松复仇的故事混淆，但至少它使法国受众有机会了解到《金瓶梅》一书的基本叙述框架。1879年，德国学者格奥尔格·加布伦茨（Georg Gabelentz）据满文本翻译了《金瓶梅》的片段，并以德文发表。1912年，法国学者乔治·苏利埃·德·莫朗（George Soulie de Morant）翻译的《金瓶梅》片段译文出版，名为《金莲》（Lotus dòr:Roman adapté du Chinois）。

1928年，奥托·基巴特（Otto Kibat）与阿图尔·基巴特（Artur Kibat）合译了《金瓶梅》首个德译本，书名为《金瓶梅》（Djin Ping Meh, unter weit-gehender），底本是张竹坡评本。1930年，弗朗茨·库恩（Franz Kuhn）出版德文节译本《金瓶梅：西门庆与其六妻妾奇情史》（Kin Ping Meh: oder die abenteuerliche Geschichtet von Hsi Men and sechs Frauen），据张竹坡评本译出。另外，马里奥·舒伯特（Mario Schubert）根据张竹坡评本翻译了德文节译本《西门与其六妻妾奇情史》（Episoden aus dem Leben Hsi Mens und seiner sechs Frauen）, 1954年出版。[11]节译本的题名显然有“艳情化”的趋势，但从客观上说却促进了欧洲读者对此书的兴趣，尽管这种兴趣可能只是出于一种“猎奇”心理和浅显而片面的了解。

《金瓶梅》的英、法、瑞典、芬兰、匈等译本，多半是以库恩的德译本为蓝本。根据库恩德文节译本转译的法文节译本有两种，第一，《金瓶梅：西门与其六妻妾奇情史》（Kin Ping Mei:ou la fin de la merveilleusè histoire de Hsi Men avec ses six femmes）, 1949年出版了第一卷。第二，《金瓶梅》（Chin Ping Mei: Femmes derriere un voile）于1962年出版了第一卷。1950年，根据库恩德文节译本，埃尔塞（Elsie）与哈甘·若莱特（Ha’kan Jollet）转译了其瑞典文译本《金瓶梅：西门与其六妻妾奇情史》（Chin Ping Mei: Romanen om Hsimen och haus sex fruar）。1955年，雅尔玛·帕尔塔南（Jarma Partanen）根据库恩德文节译本转译了芬兰文译本《金瓶梅：西门与其六妻妾奇情史》（Chin Ping Mei: His menin ja hänen Kunden vai-monsa elömšntarina）。根据库恩的德文节译本为底本，《金瓶梅》匈牙利译文于1971年与1973年分别出版了第一卷与第二卷。1977年，马努辛翻译了《金瓶梅》的俄文版，此译本为词话本的百回节译本。节译本的盛行至少牵扯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翻译者的局限，由于个人水平和精力时间所限，不少翻译家会优先选择节译。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以上不少学者并不精通汉语，所以选择了对德文本进行转译。第二个因素或许是受众的局限。阅读《金瓶梅》完整版无疑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有一定的了解和研究，否则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很容易将其简单地视为一部“宣淫”的色情文本。第三个因素可能是出版环境的局限。考虑到各个国家出版法规的限制与出版商对于出版成本和回报的计算等综合因素，节译本显然比全译本的市场风险要小得多。

尽管囿于语言、文化、市场、技术等综合因素的限制，《金瓶梅》无法成为大众普及的读物，但这本明代奇书仍然被海外一些小语种国家所接纳。1956年，金龙济翻译了《金瓶梅》朝鲜文译本，该译本是据张竹坡评本所译。[12]另外，雷威安重译了法文全译本《金瓶梅词话》，于1985年出版。而罗马尼亚书籍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了由汉学家米拉和康斯坦丁·鲁贝亚努夫妇合译的《金瓶梅》罗马尼亚语译本。

就东方世界而言，《金瓶梅》在日本具有较大的影响，具有典型意义。据小野忍等日本学者的考证，《金瓶梅词话》传入日本大约是在江户时代的元禄、宝永（1688—1704）年间。日本翻译《金瓶梅》时间较早，译本也较多。据泽田瑞穗纂在《金瓶梅的研究与资料》的说法，早在江户末期，通俗作家曲亭马琴就对《金瓶梅》进行过改编。日本较早的译本出现在1882—1884年，是由松村操节所译出的《金瓶梅》中的九回。“二战”后，《金瓶梅》在日本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译本，其中大多是根据《金瓶梅词话》译出。另外，据泽田瑞穗《增修金瓶梅研究资料要览》所录，自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译本《金瓶梅》包括节译本、全译本、改编本等，居然有28种版本之多。[13]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80年代以来，随着译介活动的兴起，日本《金瓶梅》研究也逐渐走向繁荣。日本《金瓶梅》研究重视考证和文献研究，《金瓶梅》的版本、作者、成书年代及方式、素材及源流等实证性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另外，在对作品艺术分析、语言研究、文化研究等方面也多有成效。可以说，日本既是对中国20世纪早期《金瓶梅》研究的承接和延伸，又深刻地影响到80年代以后中国《金瓶梅》研究的发展模式和走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欧美《金瓶梅》研究的发展，可谓把国际“金学”推向了一个高峰。

总体来看，《金瓶梅》已经出现了十余种不同语种的译本，而且译文质量不断得到完善，并且其艺术价值也得到了海外学界和读者的好评。而就传播影响力来看，也并不亚于《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其他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比如法国学者贝罗贝教授认为：“对我们外国人来说，我也是从语言学家的角度说，《金瓶梅词话》更好看，因为它所使用的通俗易懂的口语和它描写了16世纪的中国历史。”挪威学者何莫邪教授直截了当地讲道：“我喜欢《金瓶梅》。喜欢的原因：很现实，而且不媚俗。《金瓶梅》不是要你欣赏，它不是为了美而美，它不要好看，而是希望你读它。可以说，比《红楼梦》好多了。”瑞典学者马悦然教授则赞誉道：“《金瓶梅》应该算是世界上社会小说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我没有说《金瓶梅》比《红楼梦》好，两个都是非常好的伟大的小说。但是我觉得《金瓶梅》好像非常摩登的那种感觉我很喜欢。”[14]从以上三位著名海外汉学家的溢美之词，足可见《金瓶梅》这部明代奇书在西方学者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和作品自身的艺术魅力。随着《金瓶梅》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它也将被越来越多的海外读者所了解和熟知，并成为展现中国古典文学特色和中华文化“软实力”的一扇重要窗口。

注释

[1]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金学界的交流增强，国内对欧美国家的《金瓶梅》研究也进行了翻译和介绍。关于海外《金瓶梅》研究资料，可参见：徐朔方编选：《〈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胡文彬编：《金瓶梅的世界》，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王丽娜：《金瓶梅在国外》，《河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王丽娜：《〈金瓶梅〉国外研究论著辑录》，《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黄鸣奋：《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2]搜索中国知网《金瓶梅》词条，数据显示相关期刊论文约3300余篇，相关硕士论文约200余篇，博士论文至少9篇。检索日期：2019年7月1日。

[3]吴敢：《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3页。

[4]吴敢：《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47—56页。

[5]吴敢：《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56—58页。

[6]吴敢：《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58—63页。

[7]吴敢：《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28—30页。

[8]吴敢：《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9]孙述宇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任教，可以算是一位明清小说研究方向的美国华裔汉学家。

[10]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134—141页。

[11]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140页。

[12]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139—143页。

[13]黄霖、王国安编译：《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312—316页。

[14]以上三位外国学者对《金瓶梅》的评论，均转引自张玉梅《语言学视角下〈金瓶梅〉的海外传播——兼谈中国文科的复兴》，《社会科学家》201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