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胡胜毓

龙的博士学位论文即将出版，嘱我作序，自觉尚未到为人作序的年龄，本想推却，但一转念：凭我们多年的师生（准确说是半师半友）情分，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了，对他的为人、为学，我确实有话可说，于是答允下来。

先说毓龙的为人。他做人一贯低调。在这样一个“主要看气质”的时代，他属于本可以靠颜值吃饭，却偏偏要拼实力的少数人。早在本科阶段，我们这些教过他的老师，就都知道他是院里有名的“学霸”，2010年，他以年级第一的优异成绩被推免读研，开始了他“霸气外露”的研究生涯。读研期间，先后发表多篇论文，令周遭同学佩服不已。偶然一次给我代课，竟在学生中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就此引来了其他院系同学报考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的热潮。熟悉他的几位老师都断言：此子非池中物！硕士毕业那年，他不负众望，顺利考入上海师范大学，随沪上名家孙逊先生攻读博士学位。三年之后，被辽宁大学以人才引进方式“挖”回。重回母校，站上三尺讲台，他以令人惊诧的速度“蹿红”。某一天，打开“大辽网”、“腾讯新闻”等媒体首页，扑面而来的都是有关他这位“男神”的报道，影响波及全国。意外的“走红”，并没有让他忘乎所以，他还是一如既往地低调。就我所知，至少有不下十家的卫星电视台邀他出镜，其中不乏高额出场费的诱惑，但他一一婉拒：“我只是一个年轻教师，我的职业是教书，恐怕没有时间参加综艺节目，谢谢。”回答得不卑不亢。在这样一个喧嚣的时代，面对名利诱惑能够冷静、理性对待，淡定如此，实属难能可贵。不为名利所诱，能坐住冷板凳，这也是我看好他的原因。

说起为学，毓龙则是笃行、敏辨、慎思。长于文献的人，往往易疏于思辨；长于思辨者，则往往易忽视文献。毓龙却二者兼擅。随我读研期间，他参与校注《西游记戏曲集》，帮我搜集、整理了大量文献；读博期间，他还协助法国的陈庆浩先生整理校注了《九云记》，打下了扎实的文献基础。他的硕士论文《刘全进瓜》，小题目做出了大文章，充分显示了他扎实的文献基础和较高的理论水准，获得了评委的一致肯定。在博士论文题目的选定上，几经周折，最后选定了《西游故事跨文本研究》。这个题目颇具难度，因为此前已有相似题目的学位论文，以此为题未免有“炒冷饭”的嫌疑，但在深思熟虑之后，他还是选择了这一看似“老套”的题目，因为他已意识到这一题目的意义所在。他自信满满，在孙逊先生的指导下，终于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获得了黄霖先生、陈大康先生、谭帆先生等几位答辩委员的高度肯定，并于2014年荣获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实属实至名归。

纵观这本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拓展而来的专著，亮点颇多。一如“绪论”所说，选题名为“西游故事跨文本研究”，是以对“西游”故事演变过程的历时描述为“经”，以对不同文本系统互文阐释活动的比较研究为“纬”，试图在“经纬交叉”的言说模式中，对“西游”故事的发展历史作一相对全面而纵深的观照。所以这是一个似旧实新的题目，难就难在“出新”。而他却采用了全新的角度，“经纬纵横”，写得新意迭出。纵观全书，展现了如下几点特色。

首先，学术视野宏阔。传统上对百回本《西游记》中各故事的形成过程的研究，多是进行历时性的描述，即“成书研究”。从鲁迅、胡适、郑振铎等前辈名家，到今天的诸多研究者，基本遵循这一路数。但“成书研究”有两个问题无法圆满解决：其一，无法解释那些没有最终蜕变为百回本情节的故事是如何演化的。因为百回本是故事群落最主要的参照系，但不是唯一，并非最终成为其情节的故事才算“西游”故事，典型者如“鬼子母故事”的演变，借之可以考察“原生西游故事”向“西游故事”主干的聚合过程，而这却恰恰是以往学界研究的盲点。其二，无法解释故事在“后百回本时期”如何演化的。学界似有约定俗成的一个预设：在百回本之后，西游故事便相对定型，再无实质性提升，自然也不具备研究价值，而事实恰恰相反，尤其在民间，“江流和尚故事”、“刘全进瓜故事”等自有其发展途径，影响甚广。毓龙敏锐地意识到传统以百回本为本位研究的局限性，将对象由文学文本“还原”为“西游故事”，认为“不管是西游戏，还是西游说唱，都不是百回本的注脚，也不必承担‘表现、传达出小说所具有的哲理内涵’的义务”（见本书“绪论”）。所谓“跨文本”正试图克服百回本本位观以至小说系统本位观的消极影响，分别以戏曲文本和说唱系统文本为中心，涉及了戏曲、宝卷、神书、鼓词、子弟书等诸多艺术形式，而这些恰恰是传统研究模式所忽略的，从中可见作者宏阔的学术视野。

其次，结构设置颇具匠心。因为作者具有宏阔的学识视野，所以能够高屋建瓴，在文本结构方面“经纬”纵横。既有对故事整体演化的历时描述，也有对个案的详细解剖。章节设置上，前四章分别为：西游故事的发轫期（唐五代）、西游故事的聚合期（宋金元）、西游故事的定型期（明）、西游故事的赓续期（清）。第五章、第六章则是“江流和尚”故事、“刘全进瓜”故事的个案考察。既有宏观的全盘掌控，也有微观的鞭辟入里的分析，对研究对象真正做到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入研究，绝非泛泛之谈。

再次，文献梳理更见功力。如第四章对《清车王府藏曲本》与《清代南府与升平署剧本与档案》所收单元戏述评、对清代（含民初）西游鼓词整理等内容，都是对目录学、版本学、校雠学方法的直接应用。书中所引文献资料，有些较为稀见，前此研究者往往忽略，对结论的得出却至关重要，堪称珍稀资料，如第三章第二节、第三节，所引桂西田林地区魔公教宝卷——《取经道场》、江淮“神书”等，都属此类，这些珍稀材料的搜集、整理、挖掘，显示了毓龙是个有心人，同时是个细心人，目光如炬，洞微烛隐。

最后，理论色彩浓郁。本书的重心在于阐释文本，发现其在故事演化方面的作用，毓龙娴熟并灵活地应用了叙事学方法和文本比较法，却又并非胶柱鼓瑟地一味以某种叙事学理论贯穿始终，如第一章引入了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的观点和理论；第二章借鉴了普罗普《故事形态学》对角色功能的强调；第三章、第四章则使用文本比较法，以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互文性”特征为基础。为了更好地阐释文本，还借鉴了其他学科领域的观点和方法。总体来说，毓龙借用了西方理论，却没有机械地削足适履，而是“洋为中用”，这是他聪明的地方，也是本书的亮点。

以上只是我读过书稿的粗浅认识，相信读者，尤其是同行的眼睛是“雪亮”的，正所谓：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我再来喋喋不休，难免讨嫌。

毓龙好学深思，在治学之路上勤勉前行，收获颇丰，去年顺利晋升副教授，今年书稿出版，相信他会时时给我们带来惊喜，我对毓龙有厚望焉。

丙申年春写于秋省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