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身份认同研究的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

20世纪以来随着哲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在研究方法和视野上的突破，本质主义和先验论的方法逐渐被经验论的、多元论的、社会学的方法所取代，这就为女性身份认同研究开拓了新的理论空间。在西方，身份认同问题仍然是文化研究的焦点，涉及民族、族群、种族、阶级、性别、宗教、职业、语言等多种因素。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今，身份政治方兴未艾。女性主义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同性恋运动等新社会运动[12]作为现代认同感政治，无一不是通过身份认同的方式来进行政治动员，进而要求社会尊重个体和支持其所认同的“某一种身份或价值”[13]。综观国内外社会性别研究与身份认同研究，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身份认同概念适用范围广，并非为女性主义批评领域专属。

当代文化研究对身份认同问题的关注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与意识形态倾向，因而身份认同研究相应地具有了政治维度与意识形态维度。以女性主义研究为例，女性的身份认同往往与压迫、阶级、权力、解放等问题相关，具有明确的政治倾向性与现实针对性。女性身份认同不仅涉及“我是谁”的问题，还涉及“我认同谁”“我要成为谁”“我是否被认同”等问题。知道我是谁，就是知道我站在何处。查尔斯·泰勒在《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Sources of the Self：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1989）一书中指出，“是谁”这个问题须将某人设置在由对话者组成的社会中的潜在的对话者地位，而能够自己回答的都知道自己站在何处。[14]

女性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身份政治，在其内部大致有三种立场，即本质主义的立场、反本质主义的立场以及策略本质主义的立场，这些立场均试图在同一性与差异性之间维持某种平衡。无疑，对女性主义批评及其实践而言，身份认同是最突出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优先权，但身份认同概念并非诞生于女性主义知识体系内部。当代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率先把“身份认同”这一术语引进文化研究的范畴。不过，他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1990）一文中对“文化身份”这个术语的权威性和真实性提出了质疑，更加强调从现实状况出发去理解“文化身份”。他认为身份并不是透明或毫无问题的，而是一种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的“生产”，一种“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15]在此，身份认同与再现问题有了某种关联，文化身份被看成一种“生产”的过程，一种在内部构成的再现。

在全球时代，身份问题不仅与个体的觉醒密不可分，也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乔纳森·弗里德曼（Jonathan Friedman）等认为身份认同是当代社会发展（如全球化）的产物，与人们对他们是谁以及什么对他们有意义的理解有关。[16]马丁·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注意到个人和社会的问题都已经转换成了身份问题，他指出，关乎集体身份与个人身份的“身份政治学”已经使得古老的阶级政治学黯然失色。[17]伴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身份认同”这个概念本身也受到了质疑。自霍尔开始，西方学者们就没有回避主体身份的复杂性。“身份”本身容易使人相信存在某种不变的本质或精确的属性，事实上我们很难找到一种可以涵盖“某个人所经历的大量复杂多变的社会实践和文化形式”、具有“典型特征”的身份。[18]乔治·拉伦（Jorge Larrain）虽赞成一种历史的观点，但是反对本质主义的和单一的身份观。他把身份理解为过去构建起来的一个程序，认为身份不是一种可以清楚界定、普遍接受的界限，不同社会群体的立场往往对应着不同的身份及身份观。与此同时，拉伦戳穿了身份的意识形态性，认为身份可以充当被压迫群体的反抗手段，以反抗更强大的文化对其进行同化。[19]

按照拉伦的理解，身份认同没有可以清楚界定、普遍接受的界限，也就是说身份的疆界是流动多变、模糊不清的。关于身份认同的流动性，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进行了更加详尽的论述。在鲍曼看来，身份是一件易碎的艺术品，对身份的追寻虽迫在眉睫，却是一场“抑制和减缓流动、将流体加以固化、赋予无形的东西以有形的持续性的斗争”。[20]身份外部的定型只是一种假象，其内部从来就是非固定的。迄今为止，我们仍然不能减缓或终止身份的流动，因为在身份尚未来得及固定之前就已然再度被溶化。身份问题与现代性、意识形态等密切相关，鲍曼在另一本书中指出：“事实上，如果现代的‘身份问题’是如何建造一种身份并且保持它的坚固和稳定，那么后现代的‘身份问题’首先就是如何避免固定并且保持选择的开放性。”[21]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身份认同问题的研究不断向文化领域收缩，在处理宏大问题时开始显得力不从心。近年来，法国学者阿尔弗雷德·格罗赛（Alfred Grosser）从个人身份、集体身份、政治身份、欧洲身份等方面探讨了身份认同的困境，并明确指出：“要想保持协调一致性，就必须参与到对归属性群体之未来的引导和掌控尝试中去。”[22]

查尔斯·泰勒、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等学者把目光转移到“承认”这一概念上，相继提出自己的承认理论。至此，以承认为主旨的身份认同政治开始获得广泛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初，霍耐特在《为承认而斗争》[23]（Kampf um Anerkennung，1992）一书中指出了一条返回本源之路（即返回到早期的黑格尔），不仅对承认理论进行了阐发，而且分辨了现代社会的三种重要的承认形式——爱、权利和团结。同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1992）[24]一书中也提出回到黑格尔，将历史当作“承认斗争”（struggle for recognition）去了解，认为只有在他人之中自己才能与自己结合，才能被承认为“一个人”。两年后，泰勒又提出“承认的政治”，将承认与身份认同关联起来。我国学者曹卫东也看到了这一转向，不仅对“身份认同”与“承认”进行了概念上的梳理，而且肯定了从“身份认同”到“承认”的转变。[25]20、21世纪之交，霍耐特和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围绕着承认问题展开了一场政治哲学对话。弗雷泽在道德哲学的范围内对再分配与承认进行了整合，提出了不同于泰勒和霍耐特的设想，明确提出“把承认视为正义问题，将把它看作社会身份的一项议题”。[26]霍耐特则把“承认”解析为一个包括“权利承认”“文化鉴赏”和“爱”，且寻求再分配的、适应个别差异的概念。

真正将承认理论与性别研究钩连起来的是身兼西方批判理论家与激进女性主义者的弗雷泽。泰勒虽然也认识到女性主义对“承认”的需要，但没有进行深入探讨。霍耐特干脆放弃了承认理论与女性主义批判对话的想法，认为和女性主义的对话会打破他的论证框架。[27]在关于承认理论的多次论争中，弗雷泽一直试图将性别问题引入承认理论的视域，而她的努力也是卓有成效的。[28]

第二，我国对身份认同的研究范围较广，但明显滞后于西方，且缺乏原创性理论。

目前，国内外关于身份认同问题尚不能，或者说永远也不能达成共识，几乎每一种不同的现代性看法都会引发关于身份认同问题的争论。陶家俊介绍了身份认同的思想渊源及发展，并分析了文学批评中的身份认同研究。[29]但国内不少学者在进行身份认同研究时，常常存在概念模糊、混淆等问题。鉴于此，阎嘉在《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一文中对“身份”“认同”和“同一性”几个词语的内涵做出明确界定，并对有关概念、研究的走向以及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了界定、分析与评述。[30]

20世纪90年代，身份认同研究在中国形成热潮。1998年6月，“全球化问题和中国文化的认同”国际讨论会在复旦大学召开，会议主要围绕“全球化”和“中国文化的认同”两大问题展开。次年，王宁在《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问题》一文中将文化身份与身份认同等同起来，认为文化身份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迹的文化本质特征。[31]三年后，王宁又介绍了霍米·巴巴（HomiK.Bhabha）的混杂理论对当前国际学术界有关文化身份认同研究的影响，并从社会历史的眼光和文学史的角度综合考察了流散写作的身份认同。[32]至此，王宁把身份认同与种族研究、后殖民研究联系起来，并纳入文学研究。遗憾的是，身份认同研究尚未与性别研究缝合。

此外，文学与文化认同建构的关系备受学术界关注。2002年，刘俐俐在《甘肃社会科学》第1期主持了笔谈“文学中的文化身份问题”，王宁、王一川、乔以钢等人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文学中的文化身份问题。2006年，周宪等人主持的国家“985工程”就与现代文化认同有关。周宪提出要在坚持文化多元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倡导一种开放的、发展的文化认同观。[33]2008年，曹卫东在《从“认同”到“承认”》中对身份认同理论与承认理论进行了综述，并指出“承认”可以看作对“认同”的修正，目标直接指向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共同体的团结。[34]同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周宪主编的《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认同》，涉及认同的语境与全球化、认同与身份问题、认同与传统的关系、认同的建构与理想的认同、文学作品中的认同等问题。

从2000年罗钢、刘象愚主编的《文化研究读本》[35]收录霍尔的论文《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到2007周宪主编的《文化研究关键词》[36]收录“认同/身份/同一性”一词，身份认同虽越来越受学者关注，但身份认同理论在我国尚处于评介和传播阶段，缺乏原创性理论。不过，台湾学者对身份认同的研究已经超越了传播阶段，并具备了自身的理论系统。如孟樊的《后现代的认同政治》，对后现代与身份认同的含义、现代政治与其身份认同危机、后现代的自我与身份认同、后现代身份认同的类型以及差异政治、运动政治等进行了独特的阐述，并对后现代身份认同政治进行了批判。[37]

第三，在西方，身份认同研究与性别研究已完美结合，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中国，身份认同研究与性别研究尚处于本土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实现完全接轨。

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产生于新女性主义运动，自诞生以来一直关注女性的性别身份认同，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身份认同问题开始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焦点问题。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1990）一书中对“女性”作为女性主义的主体提出了质疑，其对性别身份的探问启发了女性主义者在多个层面上对“主体”的批判性反思。[38]巴特勒从哲学本体论层面重新考察语言、主体、性别身份等关键性概念，深刻阐述了异性恋框架下的性别身份和欲望关系是如何形成的，从而颠覆了霸权话语对性别、社会性别、性欲的强制性规定。在她看来，社会性别是在时间的过程中通过一系列“性别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建立起来的脆弱的身份，就此她提出了酷儿理论（queer theory）作为应对策略。这就动摇了本质论者眼中的社会性别所具有的稳定性、不变性，为思考社会性别的多样性开辟了新的道路。令人欣喜的是，“麻烦”虽从未烟消云散，但新的“麻烦”却能促使我们的认识更加接近性别的真相。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Susan Standford Friedman）认为，巴特勒对“女性特征”或“妇女”概念的激烈挑战可以被看作对西方有关身份的话语表现的最大的扰乱。她在某种程度上把巴特勒的“性别麻烦”解读为女性批评（gynesis）[39]的后裔，认为“性别麻烦”预示着酷儿理论家们对“社会身份疆界说”（the new geographics of identity）所做的各式各样的贡献。[40]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琼·W.斯科特（Joan W.Scott）将“社会性别”作为一个有效的分析范畴引入历史研究。十年后，她又在《女性主义与历史》（Feminism and History，1996）一书中将“差别”作为分析范畴引入女性主义，强调了妇女中差别的重要性，指出“妇女”不可能是一个内涵一致、固定不变的统一体。换句话说，斯科特认为不存在一种本质化的、单一的女性身份认同。女性社会或政治的身份认同使其社会性别的身份认同复杂化，并使“妇女”这个范畴产生了内在的差别。不过，“差别”在实施权力关系的同时，也创造了能被策略地用来反抗和产生变化的身份认同。[41]斯科特认为，身份认同并非人们身体和民族的自然属性，而是在同别人对照的话语中产生的；女性主义并非一个能清楚界定的实体，而是一个各种差别相互冲突却又携手并进的场所。[42]在这里，女性的共同利益得以表达和争论，身份认同获得了暂时的稳定，且形成了政治和历史。

继《性别麻烦》之后，巴特勒又在《消解性别》（Undoing Gender，2004）一书中重新审视了性别、社会性别以及“性别操演”的理论，对性别的关注点开始从哲学话语转向现实生活与政治，并针对各种关于性别的限定和标准，提出了“消解”性别的策略。[43]

随着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东渐”，我国开始出现有别于传统批评话语的女性主义批评。近30年来，我国从女性主义出发研究作家、作品蔚然成风，论文、专著汗牛充栋，但大都关注于文本解读、文学史建构或理论梳理。目前，社会性别研究与身份认同研究在我国尚处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屈雅君从历史背景、意识形态与学术背景等三个方面对女性文学批评本土化过程中的语境差异进行了分析。她一再强调，女性批评家在接受“社会身份疆界说”等西方理论中精辟而有益的思路的同时，有必要开辟和守护“性别研究”这块不可替代的特别领地。[44]林树明在谈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问题时也强调，有必要把社会性别因素作为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45]这说明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关注身份认同与社会性别的关系，但这两个研究领域的“交点”在我国尚未结出丰硕的果实。一般来说，学者只是把身份认同作为一种研究视角与理论工具。

从公开发表的成果来看，有关社会性别研究的论文数量与日俱增，其中不乏质量上乘之作，但研究对象与内容相对西方来说严重滞后，本土化的研究课题较为缺乏。早在2004年，巴特勒决定甩掉“性别麻烦”，并提出了“消解性别”的应对策略，而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和学科体系中，“性别”却无立锥之地。直到2007年，我国学者乔以钢还不得不为在文学研究中引入“性别”分析范畴的合法性而进行辩护。她在《性别：文学研究的一个有效范畴》一文中指出，性别在社会生活、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中都不是一种孤立、静止的存在，而是与阶级、种族、文化、宗教等因素纵横交织、相互联系和渗透。[46]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身份认同争论缓缓拉开序幕。直到21世纪，有关身份认同的争论才在国内学术界引起普遍的关注，并逐渐掀起热潮。2003年，杨莉馨在《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双重落差与文化学分析》一文中谈到了“性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殊性。她指出，在中国，“性别”从不被视为独立自主的论述系统，身份认同与性别无关，而是在“多元的人伦角色位置”获得界定的。显然，“以关系而不是个体为本位的人性观，使性别难以构成社会身份的中心”。[47]2004年，刘思谦也开始关注女性的身份认同问题，她认为女性的写作身份是人的价值与女性性别的统一与协调，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女性文学一直在语境的变化中调整自己的性别身份，寻找自己的话语空间。[48]她指出，调整后的性别身份的内涵是女性意识与个人意识的双重自觉，是“女人”与“个人”这两种身份的相互补充与相互支撑，是对自己作为女人的个人与作为个人的女人这一性别身份的认同。[49]如果说杨莉馨、刘思谦是自发地转入女性身份研究领域的话，那么蒋欣欣则是自觉地介绍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身份/认同”，并指出了身份认同的理论价值：“由识别和承认自身内部的他性到接受和认可别人的差异，这种反身的、实践的主体性经历将身份/认同的确立引向了产生意义的主体间的交互作用，有助于包容逻辑取代牺牲逻辑。”[50]

对海外华人女作家而言，身份问题格外突出。我国不少学者开始以海外华人女作家为研究对象，研究女性的身份认同问题，如黄华的《女性身份的书写与重构——试论当代海外华人女作家的身份书写》[51]，林丹娅的《华文世界的言说：女性身份与形象》[52]，等等。身份由性别、阶级、种族、族裔、国籍、宗教、年龄等多种因素构成，这一点我国学者已达成共识。黄华认为，在全球化语境下，女性写作也意味着一种新的女性身份的建构，这一新身份“强调尊重差异的女性个体，弱化国家、民族、阶级的界线”；华人女作家在书写时所体现出的身份认同绝非仅局限于“外在身份上的变化”，而是“一个动态的、与时代相连、不断建构的过程”。[53]林丹娅则看到了性别身份可能遇到的麻烦，她认为置身于文化、国家、性别“三维”空间中的女性形象，虽然充分展示了兼收并蓄的活力，却有可能陷入混沌难解的尴尬身份中。[54]

近年来，乔以钢、刘堃开始尝试建构中国女性主体身份。两位学者指出，个体国民身份在政治话语中的确立为近代女性谋求新的身份认同开拓了话语空间和政治空间。正是在这一空间中，近代先进女性通过女性与国家之间责任和权利关系的辩难以及性别角色与国民身份的博弈，确立了独立的个体身份——“女国民”。[55]在建构身份认同的同时，也有学者开始探讨女性性别身份的实质。如张玫玫在分析露丝·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所建构的三种女性主体模式时，明确指出：“女人在父权文化中被赋予的身份都是以男性规范为参照的结果，是男性欲望的延伸和男性身份的增补。”[56]的确，在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同一性框架里，所有女人（甚至包括女同性恋者）都不可能拥有单独的身份和自主、肯定的女性主体性。

从专著的出版情况来看，性别研究中有关身份认同的著作虽层出不穷，但缺乏原创性理论与纯理论著作。此外，著作水平也是参差不齐。[57]21世纪初，学者们越来越关注女性的身份认同问题，但尚未形成强势语境，有待进一步向纵深拓展。如王岳川在《女性话语与身份书写在中国》[58]一文中虽提及女性身份，但关注的焦点是女性话语与女性写作，而非女性身份。这篇文章收录在荒林主编的《中国女性主义学术论丛》中，该丛书不少著作涉及了女性身份认同问题，但大都如蜻蜓点水，未展开深入论述。如施旻的《英语世界中的女性解构》[59]将身份理论作为切入点，以20世纪英美女性写作对女性身份的探索为突破，试图构成一种女性对男权文化的解构力量，进而寻绎一种原创的女性意识。

在众多有关女性身份认同的研究中，王宇的《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60]无疑将女性身份认同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该书通过讨论20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叙事文本对性别的表述，探究了性别的文化象征意义是如何被纳入现代认同的框架中的。在此，“现代认同”指现代主体（包括民族国家主体与个人主体）身份的建构，显然，其论述的重心不在女性的身份认同上，身份认同只不过是其索解20世纪后半叶中国叙事文本的工具而已。同年出版的《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61]也多处涉及女性的身份认同，如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女性写作中自我认同的精神轨迹以及女性写作文体与自我认同等专题。吴新云的《身份的疆界：当代美国黑人女权主义思想透视》[62]则从身份认同的角度研究了黑人女权主义思想与各种身份政治话语的关联。令人遗憾的是，这两本书的落脚点也都不在女性身份认同问题上。

此外，女性身份认同问题也逐渐成为学位论文关注的热点。从2004年起，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陆续涉及女性身份认同问题。[63]综观近年来的学位论文选题，身份认同往往充当着文本解读的起点或切入点，或被用以辨识女作家叙事文本中强烈的女性意识，或被用以剖析女诗人诗歌文本，或被用以观照女性身份叙事文本，或被用以作为分析影视作品的策略。有关女性身份认同的研究虽是一派繁荣的景象，但研究的落脚点终究不在身份认同理论上。当然，多多少少也涉及了对女性身份认同的历史与现状的思考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在现代性语境下，深陷于现代性旋涡的女性主义者不可能在一个纯客观、绝对安全的平台上考察身份认同问题。通过对女性身份认同研究的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那些盘旋于脑海模糊而又混乱的问题开始浮出海面。

其一，多年来菲勒斯文化设计了一种变异妇女的形象和一套完美的驯化程序，对此绝大多数妇女只能被动地接受而无力抗拒。如何才能把妇女从那些被强加的再现以及毁灭性的自我认同中解放出来？每一种关于女性身份认同的理论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经历艰难的反再现斗争与不懈的解构努力之后，还能在流沙之上建构“乌托邦”式的女性身份吗？

其二，女性身份不仅与性别有关，同时还涉及民族、族群、种族、阶级、宗教、职业、性取向等因素，因而女性的性别身份具有不稳定性和流动性，且常常发生自我裂变。在全球化背景下，女性身份如何才能够保证女性主义立场的有效性？

其三，承认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建构身份认同。如何使妇女走向自我认同并获得平等的承认？作为身份模式的承认，能够独自支撑起性别正义的大厦吗？如果走向承认政治，尚不能实现性别正义，我们还可以期许什么样的未来？

在此，笔者希冀完成以下三个研究目的：首先，把“Identity”这一概念引入女性主义理论及批评实践，反思女性身份认同的历史轨迹，并试图探究女性身份认同未来之可能性。其次，通过对女性身份策略的探讨，在全球化背景中还原一种更贴近真相的女性身份，探索女性与他者更有效的对话机制。最后，对女性主义理论及批评实践的身份策略在中国的发展现状以及未来可能的走向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并为今后女性主义批评的本土研究提供一点新的思路。

在我国，身份认同研究虽蔚然成风，但大多数学者只是理论的传播者与应用者，鲜有人专注于原创性理论。当然，学者们运用身份认同理论研究、分析中国具体问题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作为舶来品，身份认同理论的本土化之路依然漫长。国内学者虽从不同的方面推进了性别研究与身份认同研究的接轨，但还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女性身份认同研究。笔者致力于从本体论视角出发，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打通各学科之间的壁垒，以开放的学术视野推进女性身份认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