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清朝统治集团及相关人物研究

面对西方国家的侵略，清朝统治集团如何应对，也是鸦片战争史研究中一个绕不过的问题。围绕鸦片战争时期清朝统治集团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就以下问题进行了探讨。

第一，关于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是否存在严禁派与弛禁派之分。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学者存在两派不同意见。传统和主流观点认为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在如何对待鸦片泛滥问题上的确存在严禁派与弛禁派两个政治派别：前者以林则徐、黄爵滋为代表；后者以穆彰阿、琦善、许乃济为代表。这派学者还对否定存在严禁派与弛禁派的观点进行批驳，指出弛禁派是客观存在的，也为当时一些侵略分子所觉察，如果统治阶级中没有弛禁派，那么就无法解释鸦片屡禁不止的现象。[62]

20世纪80年代之后，另一派学者则否定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存在严禁派与弛禁派的分野，认为在禁烟问题上统治阶级集团内部只有禁烟策略之别，而无严禁派与弛禁派的分野，指出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关于如何禁烟的讨论曲解成禁烟派与弛禁烟派的交锋，并以是否赞成吸食论死作为划分两派的标准，这是不恰当和不科学的；当时那些反对重治鸦片吸食的官员的根本愿望也是要禁绝鸦片，以达到巩固清朝统治的目的，清朝统治阶级中并不存在一个鸦片利益集团。[63]

后一派学者的观点虽然具有创意，尤其是其提出的不能以是否赞成吸食论死作为划分禁烟派与弛禁烟派界碑的观点，颇有合理之处，但那些主张弛禁的官员是否如这派学者所说的那样，与严禁派并无本质区别，其目的也是禁绝鸦片，而与鸦片实际利益无关，这还是一个有待作进一步具体考察的问题。

此外，国内学者还曾就严禁派与弛禁派代表谁的利益问题进行过探讨和论证，认为严禁派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弛禁派代表大地主、大贵族、大官僚商人和中外鸦片贩子的利益。[64]事实上，既往学界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是一个“伪问题”，是对阶级分析方法的一种简单化和教条化，是一种学术资源的浪费。无论是严禁派，还是弛禁派，他们作为清朝政府官员，其主张不是代表了清朝统治阶级的利益，便是代表了他们个人的利益，而与其他无关。

第二，关于清政府禁烟政策的评价问题。对于清政府的禁烟政策，郦永庆认为得到了比较认真的执行，并达到了实效，指出在19世纪30—40年代（道光中叶），道光皇帝在中国境内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禁烟运动，并且收到了实效，在下达禁烟令上谕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在除广东以外的各省区内，查获鸦片80多万两。而且这场禁烟运动坚持了较长的时间，鸦片战争爆发后，尽管军事上清廷连连失利，负责指挥作战的大臣不断更换，但在战争过程中，道光帝没有放松禁烟，查处吸食或兴贩鸦片案件的运动继续进行，吸毒贩毒官员或普通烟犯仍然在受到惩处。[65]萧致治也对1839—1840年林则徐在广东的禁烟作了肯定评价，指出林在广东收缴外国鸦片237万多斤，这是他一生中最具时代特征的光辉篇章，赢得了中外进步人士的广泛赞誉，那种认为林则徐广东禁烟是中了义律的圈套、禁烟引起鸦片战争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是一种倒果为因的谬论。英国发动侵华战争蓄谋已久，而且作了精心准备，绝非禁烟引起的。[66]王开玺认为1838年以前清廷的禁烟律令在实践中虽多为具文，但就其实行的“断源”与“遏流”并举、并重的内容而言，实是无可厚非；就其对违禁贩卖、吸食及开设烟馆者的惩处而论，亦不可谓不严，因此不失为较正确的禁烟政策。太常寺卿许乃济提出了理论上荒谬、实践上危害极大的弛禁方针，这可以被看作清统治集团禁烟议论的第一次错位。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同样感触于清廷吏治的腐败，鸦片屡禁不止，因而提出了重治吸食者而置鸦片走私人口于不顾的“治内不治外”的禁烟方针。这一主张可以被看作清统治集团禁烟议论的第二次错位。鸦片战争后，封建统治阶级不思奋发图强，也未认真分析英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根本原因，而是消极地接受了鸦片战争的教训，认为战争系林则徐在广东收缴外国鸦片所致，终于造成清政府禁烟政策及实践的又一次实质性的重大错位。[67]对于鸦片战争期间黄爵滋等清朝官员在禁烟中轻源重流、治内不治外，偏重治吸食者的原因，他认为一是深受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传统夷夏观的影响，既鄙夷又畏夷；而另一更为根本的原因则是在于腐朽的封建制度和令不行、禁不止的腐败吏治官风。[68]

第三，关于鸦片战争中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是否存在抵抗派和投降派、主战派和主和派之分及其评价问题。传统和主流观点认为，就像在禁烟问题上存在严禁派和弛禁派的分野一样，在如何对待英国军事侵略问题上也存在抵抗派和投降派，或者说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分野：前者由一部分坚持禁烟和具有民族自尊心的官员构成，他们以林则徐、邓廷桢、裕谦、关天培等爱国官员和将领为代表；后者由一部分原来反对禁烟和惧怕战争的官员构成，穆彰阿、琦善、伊里布是他们的代表。对于投降派对外投降的目的，有的学者认为是从个人和本集团的私利出发；[69]有的认为他们投降不是为了个人和本集团私利，而是为维护清朝的统治；[70]或谓他们是被侵略者吓破了胆。[71]

80年代中期之后，国内学者开始对传统观点提出异议，或对鸦片战争时期的主战派和主和派作出不同阐释，认为清朝统治集团内主战派和主和派并非传统观点所说那样泾渭分明，而是相互转化的，并且主战和主和也非如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样具有是非判断价值，主战便是正确的、值得肯定的，主和的便是投降卖国。如茅海建就指出，鸦片战争期间许多清朝官员的主战或主和都是随形势的发展而变化的，如两江总督伊里布、闽浙总督颜伯焘、吏部尚书奕经、盛京将军耆英、两江总督牛鉴、浙江巡抚刘韵珂等都经历过由主战到主和的变化，大抵他们在未与英军交手之时虚骄自大，痛言“进剿”，而在英军面前遭受失败后便一一转了向；其主“和”者，是以“天朝上国”来驾“抚”边“夷”，而并不自认为投降之举；其主战者，虽具有反侵略的性质，但其目的之一是不改变古存至今的中外体制的格局，且大多未认真研究敌情，找出必胜的方法，结果只能屈服于侵略者的凶焰；主抚、主战都没有改革中国政治的要求，甚至都没有改变“天朝上国”观念的愿望；清统治阶层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他们不能承负历史的责任，应当被新到来的时代所淘汰。[72]郦永庆也持与茅海建相同的观点，并在从档案考察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之后，进一步断言“统治集团内部不存在抵抗、投降两派斗争”，认为“鸦片战争的失败标志儒家传统对外政策的破产”。[73]

对于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制夷策略，国内学者认为有“以商制夷”“以夷制夷”“以民制夷”“以静制夷”和“师夷制夷”等策略，这些制夷之策，相继涌生，又彼此交错、渗透。其中，前四种制夷之策都基于对西方列强的错误认识和判断：“以商制夷”反映出清统治者不谙世事的封建愚昧性；“以夷制夷”反映出其主观空想性，几乎不存在付诸实施的可能；“以民制夷”虽有一定的正面性，但未能发展为全民族抵抗侵略的人民战争思想；“以静制夷”则充分反映出清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和极度缺乏政治应变能力。[74]也有学者指出，这些制夷之策表明闭关政策仍是清政府对外政策的核心，因此不可能收到成效，即使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策也无法从根本上摆脱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中国传统的制夷之策在鸦片战争期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历史舞台上走完了它最后一段历程。[75]

第四，关于鸦片战争期间的汉奸问题及清政府的对策。一种意见认为鸦片战争时期汉奸问题严重，是导致禁烟斗争和抗英斗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并对清政府的反奸措施基本加以肯定，指出汉奸的活动主要有以下五端：一是勾结鸦片贩子私售鸦片，破坏禁烟斗争；二是为外国不法商船及兵船接济食物；三是制造谣言，刺探军事情报，为英军服务；四是接引和参与英军在中国的侵略战争；五是在英军军事占领地区充当帮凶。而清政府的反奸措施也有五端：一是严拿、严惩“通夷”潜买鸦片之汉奸；二是对以“接济食物”为主要活动的汉奸，采取“招徕”为主，“惩治”为辅的方针；三是对从事刺探军事情报的汉奸，采取“严拿”“严防”为主的对策；四是对接引和参与英军在华军事活动的汉奸，采取“严拿”“严惩”为主，“严防”为辅的对策；五是对于维持英军军事占领区统治的汉奸，采取以“招抚”为主的对策。[76]也有学者虽然认同汉奸问题严重，是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之一，但不认为清政府的反奸措施是成功的，指出鸦片战争时期汉奸问题的实质，说到底仍是一个内政失修问题；是一个民族的内部矛盾、内部危机在整个民族对外斗争中不可避免的表现。[77]

另一种意见认为汉奸问题事实上并没有像清朝官员所说的那样严重，清政府对于汉奸的人员构成情况所作的分析，虽有一定的依据，但将问题严重泛化，不仅将违制同夷人交往者视为当然的汉奸，即使在定制内同夷人交往接触者都被视同潜在的汉奸；当时的清朝官员夸大汉奸问题的严重性，一定程度也是为他们的指挥无能、节节败退寻找一开脱的借口。而清政府所采取的反奸措施虽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清朝的专制统治，并将汉奸问题泛化，未能顾及民众利益，缓和官民矛盾，因此整体而言并没有收到实际效果。[78]还有的学者认为，鸦片战争期间的“汉奸”或者说“内鬼”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其中农民和劳动者组成的反清武装虽然被列为“内鬼”之首，而他们进行的却是一场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的斗争，因而不全是内鬼；鸦片贩子及许多与侵略者利害相关的人则是真正的内鬼；而最大的内鬼是清朝政府中的投降派。[79]

需要指出的是，汉奸是近代中外战争中出现的新问题，如何界定鸦片战争时期的汉奸和汉奸在不同阶层的不同表现及其成因，以及清政府对汉奸问题的认识和反奸措施，目前国内学界的讨论应该说还是不够深入和充分的，尚有待继续探讨。

第五，相关历史人物研究。国内学界对鸦片战争人物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姚莹等正面人物，基本都持历史主义态度，予以肯定。尽管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内有个别学者批评学界对林则徐等正面人物的评价存在人为拔高现象，但并无意推翻对他们的肯定评价，只是希望去除对这些正面历史人物的神化，让我们对他们的认识和评价更接近事实。另一类涉及对道光皇帝和穆彰阿、琦善、杨芳等清朝官员在禁烟和鸦片战争中表现的评价，国内学界存在比较明显的分歧意见，一派学者对他们持否定评价，认为他们是投降派或对战争的失败负有责任；另一派则持相反意见，认为他们并不是投降派，对他们的表现不能苛责。在上述两类历史人物研究中，国内学界又偏重对正面人物尤其是林则徐的研究，但其中存在大量的低水平重复的研究成果，造成巨大的学术浪费。据萧致治统计，截至1994年，全国报纸、杂志发表关于林则徐的文章达到513篇，其中论文352篇。关于龚自珍和魏源的文章和论文总计分别为201和190篇。[80]

总的来说，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内学界对鸦片战争时期清朝统治集团的研究有所加强，但比较而言，仍然是鸦片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至少，对于鸦片战争时期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状况及是否存在严禁派与弛禁派之分、主战派和主和派之分，学界迄今没有达成一个令人满意的共识。并且，对于清政府禁烟政策和制夷策略的研究也不够充分和深入。因此，这是一个有待加强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