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概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学界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研究大致可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界分为两个时期，为了统计方便，笔者姑且以1949—1979年为第一阶段；1980—2012年为第二个阶段。从后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研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时代差异超过不同学者之间的差异。

在第一阶段的30年里，在帝国主义侵华史和革命史研究热潮的影响下，第二次鸦片战争还是受到了学界一定的关注，有一批论著先后出版。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这一阶段发表的论文、文章、书评、译文约有45篇，资料11篇，专著2部，通俗读物5种[1]，译著1种，资料汇编1种。其中，魏建猷和蒋孟引的两本同名著作《第二次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为我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研究作了奠基工作，迄今仍为学者所沿用。

魏建猷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前主任和教授，魏书195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共139页，计8.7万字。该书主要参考中文资料和中译外文论著写成。全书分8章，探讨了外国侵略者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动机、修约交涉与战争的关系、英国制造“亚罗号事件”发动战争、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大沽失陷与天津条约、保卫大沽口之战、北京沦陷与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原因和影响。该书在观点和论证上虽然存在一些不足，资料来源也较窄，但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开山之作，它在我国学界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在魏书出版后10年，南京大学教授蒋孟引又出版了一本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专著。蒋著系作者在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论1856—1860年的中英关系》的基础上写成，共288页，计22.1万字，1965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全书分6章，着重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两国的交涉作了比较深入的考察，先后阐述了英国发动战争的原因、亚罗战争、广州的沦陷和津沪谈判、大沽之战、最后的战斗和谈判、战争期间英国与其伙伴的矛盾。由于蒋著征引资料丰富、翔实，除了参考已刊印的中外官方文件、报纸杂志和个人著述外，还大量引用了英国外交部档案，包括内阁首相、各部大臣、驻华使领的私人通信，因此，其学术价值又在魏书之上，特别是对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动因及其角色所作的考察和分析，迄今未有出其右者。但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涉及英、法、美、俄四国，蒋著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仅利用英国一国的档案，对法国、美国、俄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难免多有疏漏，评论有不到位之处。

除了上述两书外，这一阶段的另一项重要成果是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整理和出版。该书由齐思和、林树惠、田汝康、金重远等学者与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合作编纂，197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6册，计263.5万字。其中，第一、二册选录了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各类文献、前清华大学历史系编辑的《筹办夷务始末补遗》中部分军机处档案和解放前《史料旬刊》刊布的有关档案史料，以及解放前旧译的部分外文资料；第三、四、五册所辑资料来源于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所藏原始档案，起自1853年，止于1861年，收录上谕、奏折1098件，照会、咨呈、信函等302件，共计1400件，按朝年编排；第六册为此书编辑过程中新译的外文资料选编。鉴于编者的学术功底以及书中所收录的大量原始档案和亲历者的记述，这套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长期以来它与《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一起构成中国学者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史的最基本的史料。不过，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这套书的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值得学者们重视。

这一阶段发表的论文数量有限，论题集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性质、意义、原因，列强发动战争的目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等较为宏观的问题，以及中国人民抗击英法侵略军的斗争。另外，受50年代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六七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的政治形势的影响，学界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美国和沙俄的侵华政策与活动也予以较多的关注和研究。本阶段影响较大的论文有司绶延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历史教学》1951年第2卷第4期）、郑昌淦的《试谈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矛盾的特殊性》（《历史教学》1954年第6期）、蒋孟引的《驳斥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理由”》（《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丁则良的《“天津条约”订立前后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动》（《历史教学》1951年第2卷第2期）、钟锷的《中俄〈瑷珲条约〉与苏修霸权逻辑》（《历史研究》1976年第4期）、余绳武的《一八五八年以前美籍传教士在中国的侵略活动》（《进步日报·史学周刊》1951年1月20日）等。

除了上述这些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外，一些中国近代史和帝国主义侵华史著作也有专门的章节论述第二次鸦片战争，有些书的篇幅和研究深度并不亚于上述专题论著。如丁名楠、余绳武等合著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花了180余页的篇幅（已超过魏书）探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战后中外反动势力对太平天国的联合镇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集体编写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也有相当的篇幅论述第二次鸦片战争。再如余绳武等合著的《沙俄侵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和卿汝楫的《美国侵华史》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2年版）各用100多页的篇幅论述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的侵华活动和美国的对华政策。

综观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研究，几乎所有的论著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都引用马、恩、列、毛的著作来支撑自己的论点。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和当时的政治形势的影响下，学者们都程度不同地运用阶级分析法。在立场方面，作者基本上都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将西方列强与清朝统治者作为对立面或用当时的话来说即“中外反动势力”加以抨击。在内容上，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贯穿始终。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也无可厚非，但是从今天来看，这样的研究将学者本人置身其中，有时难免不够全面、客观，对史料的取舍也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过于感情色彩。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受改革开放和实事求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国内史坛空前活跃，第二次鸦片战争研究也与其他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一样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据粗略统计，1980—2012年的30余年里，国内学界发表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论文和各类文章约有200篇、著作5种、通俗读物9种[2]、译著2种、地图1种[3]、图片1种[4]。

其中，夏笠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史》，2007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系作者遗著。该书共479页，38万字，分7章，依次论述了鸦片战争以后10年间国际国内形势与中外关系，英、美、法“修约”交涉和沙俄强占我国黑龙江地区，英国悍然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占广州，第一次大沽口之战与《天津条约》《瑷珲条约》的签订，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与中俄、中美互换《天津条约》，英法联军卷土重来和《北京条约》的订立。就内容来说，此书无疑是迄今为止我国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最详尽的一本专著，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研究做出了贡献。但就资料来源看，此书主要利用中文材料和相关外文著作的中译本，基本没有利用一手的外文档案。资料的局限使作者难以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研究有实质性突破，新意有限。

比较而言，这一阶段学界先后推出的一些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有关的人物传记，如董守义的《恭亲王奕䜣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42.5万字）、徐立亭的《咸丰同治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33万字）、茅海建的《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2万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再版）及其论文集《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其中6篇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高中华的《肃顺与咸丰政局》（齐鲁书社2005年版，23万字）等较有学术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改革开放前30年里对清朝统治阶级研究的不足。

此外，这一阶段国内学界还翻译出版了两种对推进第二次鸦片战争研究具有重要贡献的成果。其一为区翻译的澳大利亚学者黄宇和的《两广总督叶名琛》一书（中华书局1984年版，16.6万字）。该书是作者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时的博士论文，在征引大量中外文史料，特别是叶名琛被俘时被英军劫走、现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的两广总督衙门档案的基础上，对两广总督叶名琛作了重新考察和评价，改变了长期以来关于叶名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形象，指出这种指控并不属实，叶名琛并非败于“不战、不和、不守、不降”，而是败于敌人的船坚炮利，以及为了对付红兵而彻底削弱了广州的防卫能力。这本书在中国翻译出版后对我国学界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研究，特别是对叶名琛的评价产生重大影响。

另一个翻译成果是2011年中西书局推出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该译丛由法国学者伯纳·布立赛、中国学者王道成、陈名杰、徐忠良共同主编，共计16种，多系第二次鸦片战争亲历者的书信、日记和回忆录，其中包括英法全权特使额尔金和葛罗的日记，以及英法远征军总司令格兰特和孟托班的日记与回忆录。虽然《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对这套书的部分内容已有节译，国内图书馆也保存有该译丛中的不少原著，但能够借到和阅读法文原著的人毕竟有限，因此，这套书的整体翻译出版对于推进第二次鸦片战争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尽管在1980年以后的30年里，国内学界没有出版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比较权威性的著作，但在专题研究方面还是较前一阶段有所深入和突破，这主要体现在论文上。这一阶段发表的论文数量比前一阶段增加3倍多。从选题来看，由过去着重探讨战争的性质、原因之类的宏观问题转向微观的具体问题；另一变化是，对以前被忽视的清朝统治阶级的研究大为加强。研究范围得到较大拓展，涉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方方面面：列强侵华问题继续得到关注，除英、美、俄外，法国在这次战争中的表现也引起学者的注意；叶名琛、僧格林沁成为人物研究的重点对象，此外，一些以前不被注意的人物也得到研究；[5]军事史研究受到重视。值得一提的是，过去几乎没有进入学者视线的经济与财政问题也受到注意，[6]而过去备受关注的人民反侵略战争则被冷落。进入21世纪后，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聚焦外交史研究，包括中外双方的外交政策、外交礼仪、外交体制、中外交涉、清政府的外交思想与观念，等等；二是聚焦火烧圆明园问题，这与圆明园12生肖铜兽首拍卖事件和圆明园罹劫150周年纪念有一定关系。这些专题论文的发表，为我们加深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总体认识和开展综合研究奠定了基础。

从研究方法来看，与前30年一味引用阶级分析法不同，这一时期学者们更多地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力图从史实推导出结论。与此相关，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上，研究者能以一种更加理性的态度去对待。在探寻中国战败和受屈辱的根源过程中，学者们对中国自身存在的问题或者说“国耻”能比以往进行更多的反思与批评，进而对己方有更清醒的认识。

综上所述，60年来国内学界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研究呈现鲜明的时代特色，前30年与后30年存在较大差异。从总体上看，第二次鸦片战争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晚清历史上其他重大事件的研究相比，还是相当薄弱的，研究成果较少，原创性的、有分量的学术成果更是凤毛麟角。以下我们从专题史角度，就第二次鸦片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问题作一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