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史研究中的问题*

* 本文原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2期。

丁守和方孔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英勇顽强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几十年的艰难困苦和曲折复杂的斗争中，我党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其中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正确地宣传党的斗争历史，科学地研究和总结这些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教育人民和子孙后代继承党的革命传统，鼓舞我们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都有重要的意义。

多年以来，党史这个领域是受林彪、“四人帮”和他们那个顾问破坏的重灾区。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史研究和宣传中，面临着大量拨乱反正，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艰巨任务。

党史是一门党性很强的科学。究竟什么是党史的党性？党性与科学性的关系如何？这是关系党史研究工作的根本问题，而正确理解这个问题，又往往同正确理解党史如何为无产阶级的事业服务有关。我们认为，一切历史学科都是隶属于一定阶级，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作为历史学之一的党史同样如此。无产阶级的党史研究必须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即为无产阶级实现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这一宏伟壮丽的事业服务。这就是党史研究的鲜明的党性原则。无产阶级的党史研究是联系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根本利益，而不是眼前的局部利益。党性原则和科学性原则是一致的。因为无产阶级与一切剥削阶级不同，它的阶级利益与人类的根本利益一致，与社会发展的规律一致。无产阶级绝不像剥削阶级那样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而伪造或歪曲历史来欺骗人民，相反，它要求一切历史研究（包括党史研究）严格遵循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原理，科学地总结历史的经验，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如果离开了科学性，离开了实事求是，离开了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去阐述历史的要求，而空谈什么党性，那就不是无产阶级的党性。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1]所以党史的科学性和党性是统一的，它们都包括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中。不能离开科学性谈党性。同时，也不能简单地把科学性理解为即是真实性。诚然，科学性必须建立在客观事实的真实基础上，没有真实性，科学性就无从谈起。但科学性比真实性更高、更深刻，它不仅能揭示历史事件的真实过程，而且要阐明其本质和规律，阐明客观真理。马克思以前的历史学，也曾搜集过大量的真实材料，但它不能阐明社会发展的规律。所以党史研究要做到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不但要求党史工作者详细地、全面地占有历史资料，而且还必须掌握分析、综合这些材料的观点和方法，即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

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史的研究和宣传如何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曾做过许多精辟的教导。1958年北京大学编了一本《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毛泽东同志看后谈了两点意见：第一，（他） 1918年、1919年两次来北京确有其事；第二，封面上的两张照片，李大钊的应比他的大。这两点同1936年他同斯诺谈话的意思是一致的。毛泽东同志把李大钊、陈独秀当作自己的启蒙老师。毛泽东同志这些谈话告诉我们如何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编写历史。1973年，延安革命纪念馆在陈列中出现的人物比较少，周恩来同志看了很不安，而且说，如果因为牵涉刘少奇，新四军的命令和新四军七个师的领导人都不能出了，那么连毛主席的文章也就不敢发表了。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党史陈列，关于党的一大代表原先只标出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的名字，其他人都没有提。1961年，邓小平同志审查时，提出应该把出席会议的人全写上，把其中某些人以后的情况也写上，这样可以看出人物是变化的。现在的陈列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意见，把出席者的名字都写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也写上了。很多老同志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参观时都认为这样做很好。1977年邓颖超同志在审查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陈列时，也曾多次提出，不能按活着的人的地位来摆历史，应当根据当时的材料、当时的历史情况来陈列。如黄埔军校的陈列，原来只摆周恩来同志的单人头像。邓颖超同志说，为什么只摆周恩来？当时还有萧楚女、恽代英、熊雄等很多同志嘛！“不能按活人的地位来摆历史”。邓颖超同志说得多好啊！这是多年来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通病，而且这个病很顽固。

上面这些情况告诉我们，无论研究党史、编写党史或陈列党史，都必须贯彻一个原则，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但是，多年以来，林彪、“四人帮”和那个所谓“理论家”为了篡党夺权，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践踏得不像样子，他们说什么党史研究和宣传的“方针是参考历史，重在为现实服务”。这样，历史完全像胡适所说的那样，成了任人打扮的少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党史上一些人物、事件的评说，随着形势的变化，一会儿这么讲，一会儿又那么讲，极大地破坏了党史这门学科的科学性和严肃性，损害了党的威信。

现仅就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研究中，如何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把党性和科学性统一起来，谈四个问题。

一正确理解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这是完全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到毛泽东同志，都一贯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同时，他们又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个人的历史作用，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领袖在革命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我们的党史研究中，既要强调人民群众的作用，党的领导作用，同时也不能忽视领袖的作用，而应当按照历史事实将两者恰当地结合起来，以阐明党领导的革命历史的全过程。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中国革命中起过极其重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是我国早期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者之一。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阐明了我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找到了我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他和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一起缔造了人民军队，创建了革命根据地，指挥了长期革命战争。正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人民冲破了艰难险阻，战胜了国内外强大敌人，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对毛泽东同志在我国革命中的丰功伟绩必须给予充分肯定。不能说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和思想都研究够了。例如对毛泽东同志在1927年以前的革命实践和理论上的贡献，如何正确认识，就应很好研究。毛泽东同志在1927年以前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光辉文献，其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1951年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有些地方作了改动，如把无产阶级是“革命运动的主力”改为“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作为历史文献，一般当以不改为好，有些问题需要重新认识，可以像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共产党宣言》那样加注、加序（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重印《井冈山土地法》时也是加了一个注而未作修改的）。但是，我们不能由于有这个改动就否定它的意义，因为就是完全按原文看，这一著作也是当时的光辉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文献，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另外，据沈雁冰和当年曾任广东区委秘书长的赖玉润的回忆，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同志坚决主张反击。据邓颖超同志回忆，在1926年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案”时，毛泽东同志也是坚决反对的。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广州第六届农讲所和武汉农讲所，规模很大，为以后革命的发展播下了火种。所以，在192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很光辉的。如果不是这样，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怎么能那么快、那么自觉地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农村进军，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呢？

但从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过去在党史研究中那种孤立地宣传毛泽东同志，不研究不宣传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同志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先烈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功勋的思想影响，也很严重。现在更应当注意克服。长时间以来，在党史的研究中片面强调要突出红线，并且由突出红线到只讲红线，只讲个人。如1959年，那个“理论家”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审查，看到陈列较多表现了党的其他领导人，就训斥这是“分庭抗礼”“不突出红线”。在那种思想影响下，陈列中其他领导人和革命群众的作用被削弱了。当时中宣部的领导人周扬同志对这种唯心主义的做法作了斗争，指出这是“有帅没有兵”“有灵魂没有肉体”。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那种只突出个人的思想，被林彪、“四人帮”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出于篡党夺权的政治野心，大搞新蒙昧主义。他们打着“大树特树”“突出毛主席”的旗号，把毛泽东同志孤立于党之上、群众之外，借以打击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抹杀无数优秀的革命先烈和革命人民。这样就把党史的范围搞得越来越窄，把党史搞成了个人生平事业史，把党的领袖变成没有发展、没有战友、脱离群众的孤家寡人。这是对我们党史的糟蹋，也是对领袖历史作用的恶意歪曲。所以在党史研究中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力量，正确处理领袖和群众、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恢复党史的本来面目。

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团。列宁指出：“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2]毛泽东同志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3]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伟大的国家里进行一场伟大的革命，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英勇不屈的奋斗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杰出的领袖人物。中国革命的历史生动地说明，缔造党、缔造军队、缔造国家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其他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领导的结果，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结果。

比如，关于党的创始人，过去只是在讲中共一大时提到四个人或六个人的名字，而讲党的缔造者则只说毛泽东同志。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毛泽东同志在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中就着重讲到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建党中的作用。周恩来同志在同斯诺的谈话中也说陈独秀、李大钊是党的创始人。除陈、李外，毛泽东、蔡和森、董必武、王尽美等都是党的创建人。周恩来同志在1920年就宣传马克思主义，随后又是旅欧党团组织的主要创建者，因此也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当然，在以后党的建设中，特别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对我们党的建设做出了特殊的贡献，这必须充分肯定。而周恩来、刘少奇、陈云、任弼时等同志对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也应当肯定。只有全面地研究这些问题，才能反映我们党的建立和发展的实际情况。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农民运动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是非常卓越的。然而就我们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来说，首先是从广东开始的，而广东的农民运动又首先是从彭湃同志领导的海丰农民运动开始的。彭湃同志领导的海丰农民运动对以后广东以至全国农民运动都起了示范作用。毛泽东同志对海丰农民运动很重视，早在1926年就写文章，要求把海丰农民运动的经验向全国推广。周恩来同志也给彭湃同志写的《海丰农民运动》一书题写了封面。彭湃同志主办的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是我国农民运动的一个创举，为后来各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后来曾热烈赞扬彭湃同志是“农民运动大王”。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一写农民运动，总要先写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岳北、韶山农民运动，再写海丰农民运动。写广东农讲所也只是说毛泽东同志主办的，而不提彭湃同志。实际上毛泽东同志主持的是第六届，彭湃同志主持第一届、第五届，罗绮园主持第二届，阮啸仙同志主持第三届，谭植棠主持第四届。所以应当按历史事实反映这些情况，充分肯定彭湃同志领导的海丰农民运动在我党历史上的地位，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散布的“谁要讲彭湃最早搞了农民运动，谁就是贬低毛主席”的谬论。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和千百万群众革命实践的结晶。毛泽东同志对待彭湃同志和海丰农民运动的态度，完全说明了这一点。

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关键时刻，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国革命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为中国革命指明了航向。但又必须看到，在大革命失败后，全党都在苦斗，都在摸索、寻找新的革命道路和斗争方法，而且很多同志都搞起了武装斗争，并且向农村发展。在当时的苦斗和摸索中，最成功、最好的是毛泽东同志开辟的井冈山道路，而井冈山道路也是由许多干部和广大战士用生命和鲜血创造的。毛泽东同志总结了井冈山斗争和其他地方斗争的经验，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以后又逐渐丰富和发展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这个理论正是我们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同志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原稿，在谈到武装割据的时候，就曾提到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李文林式、贺龙式。所有当时各地的起义和斗争，都对我们党的武装斗争道路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同时，各革命根据地也是互相支援、互相依存的。如第五次反“围剿”时，蒋介石共调动一百万兵力，其中用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是五十万，其余五十万用在其他根据地。如果一百万都聚集在一块根据地，那情况就会更加困难。但由于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的干扰破坏，长期以来，往往只宣传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井冈山、红一方面军、中央根据地。南昌起义在党史宣传中曾被严重削弱，广州起义一度几乎被否定，其他各地起义和各革命根据地，以及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在党史编写中也是一带而过。像鄂豫皖根据地，是全国第二大的根据地，最高潮时，红军发展到四万五千人。但由于张国焘曾在这个根据地担任过领导工作，就不敢大胆宣传。黄麻起义、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领导人，也很少提及。冯白驹同志从1929年起，直到1949年，一直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海南岛的革命斗争，只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批判过他的“地方主义”错误，在海南岛就连冯白驹的名字也不能提了。这是很不应该的，有很坏影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可说是“群雄四起”，我们在党史研究中对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各地起义，对各根据地和抗联的创始人、领导人，对各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都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充分肯定。

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对我军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这个决议也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1929年6月，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陈毅同志去上海出席中央军事会议，向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同志和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同志汇报了红四军两年来的斗争情况，反映了红四军“七大”的争论。周恩来完全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支持毛泽东关于红军的行动策略和建立农村根据地、建立一支坚强的革命军队的主张，并主张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党中央除口头向陈毅做了具体指示外，还在9月28日写了一封近万字的书面指示，即九月来信。九月来信是周恩来的思想，是他委托陈毅起草的。来信肯定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指出中国革命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来信指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来信指示红军要克服单纯军事观点，以免使红军的一切军事行动成为单纯的军事行动。来信对红军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分析了原因，说这是由于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造成的，并提出了纠正的方法，指出要以政治教育去发动红军士兵自觉地向上，彻底纠正不正确的倾向，同时要坚决地废止肉刑。九月来信不但总结了红四军的斗争经验，而且也总结了党领导的整个红军的斗争经验。正是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红四军前委统一了认识，于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古田，成功地举行了全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决议。古田会议决议是遵循中央九月来信写的，但又不是照抄来信，它结合红四军两年来斗争的实际情况，把中央来信具体化，丰富和发展了中央来信的精神。因此可以说，古田会议决议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同志集体制定的。它生动地说明了毛泽东思想不只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智慧，而是他和他的战友们、党、广大红军战士和革命人民集体智慧的产物，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诬蔑说古田会议决议是针对朱德、陈毅同志的，完全是无稽之谈。

革命领袖的思想，是在革命的实践中逐渐形成和产生的，并且是在革命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任何把领袖神化，认为领袖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或者像林彪所说的那样是几百年、几千年才产生的天才，都是错误的，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毛泽东同志说过：“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要革命，至于怎样革法，革些什么，那些先革，那些后革，那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4]只是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和比较，到抗日战争时期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和中国革命的规律，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关于农村调查》中也讲了他自己对于中国农村阶级的认识过程，说他对富农问题的正确认识是在井冈山时期的寻乌调查之后，对贫农作用的认识是在兴国调查之后。过去在党史中写秋收起义，不讲攻打长沙的计划。似乎讲了就贬低了毛泽东同志。其实这恰恰是违背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一贯教导。为了正确反映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战略思想是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就应该如实地说明秋收起义原计划是要攻打长沙的，只是在起义遭受挫折后，毛泽东同志才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只有研究和分析具体的实际情况，才能看到事物的发展变化，才能了解领袖在革命实践中如何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加深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从而引导革命逐步向前发展，逐步取得胜利。对无产阶级的任何一个领袖都不能神化，都只能根据历史材料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宣传。

在党史工作中，还有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必须深入研究和宣传革命先烈。陈毅同志在著名的《梅岭三章》中说，“创业艰难百战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战争中，我们牺牲了多少革命烈士啊！没有无数先烈的艰苦奋斗和英勇牺牲，我们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战场上，在敌人的监狱中和刑场上，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慷慨悲歌，英勇就义，用生命开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先烈们的牺牲令我们难过，先烈们牺牲的精神给我们以巨大鼓舞和力量。他们的英雄业绩，我们应该研究，应该宣传，而且必须研究和宣传。在我们的先烈中，有许多是我们党的理论家、活动家、党或军队的领导人，他们的生平活动，与我们党的历史或重大事件有直接关系，尤应注意研究和宣传。然而多年来，我们对先烈的研究和宣传太少了。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不仅不许我们研究和宣传，而且对许多先烈进行恶毒诬蔑，对他们的家属和亲人进行残酷迫害，对有的研究和宣传者也进行了残暴打击。如李大钊同志是我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对我们党的建立和中国革命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27年，他被北洋军阀逮捕，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绞刑架下，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气节。但是“四人帮”却诬蔑李大钊同志只是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甚至妄图把他打成“叛徒”，不许进行宣传。蔡和森同志是我们党的著名理论家、宣传家、卓越的领导人。早在1920年，他就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并且主张“明目张胆”地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最后被敌人摊开四肢钉在墙壁上活活打死。蔡和森同志就义四十多年了，然而在粉碎“四人帮”以前，除30年代李立三同志写过一篇纪念文章以外，再没有其他纪念文章和回忆文章，在党史的编写和陈列中也很少提及，就是提及也不过是作个陪衬而已。他的那些光辉的革命实践和思想被湮没了。邓中夏同志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在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开滦五矿大罢工、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等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中，都做出了重大贡献。早在1924年，他在著名的《我们的力量》中就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他为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和实现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奋斗不息，最后被敌人枪杀在南京雨花台。然而对他也很少研究和宣传。方志敏同志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的创始人，他在率部北上抗日途中被国民党反动派包围逮捕。在敌人监狱中他写下了《清贫》《可爱的中国》等万世不朽的光辉作品，表现了崇高的共产主义情操和铮铮铁骨。刘志丹同志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东征中英勇牺牲，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都对他有很高的评价。然而一本描写他革命活动的小说《刘志丹》，却被那个阴险毒辣的顾问诬蔑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制造了一个大冤案。此外像恽代英、瞿秋白、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萧楚女、李求实、何孟雄、阮啸仙、刘伯坚、左权、彭雪枫、杨靖宇，等等，都是我们党优秀的领导人或负责工作人员，他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理想，或牺牲于战场，或就义于敌人刑场，他们的革命事迹都值得我们怀念、研究和宣传。研究和宣传革命先烈是我们党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当努力做好。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5]马克思主义承认领袖的权威作用，是在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前提下提出来的。只有相信人民，发动和依靠人民，才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就是一部如火如荼的、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历史。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各阶层广大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都是群众运动。党领导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是大规模的威武壮烈的人民战争。我们就是依靠人民战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革命胜利的。在十年内战时期，三十万红军固然来自工农群众，就是红军的多次反“围剿”战争，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也都是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支援。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后战场，在各个抗日根据地，更是形成了一个陷敌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破击战，村自为战，人自为战，使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被歼。八路军、新四军战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出千奇百有的歼敌方法，取得了无数次大小胜利，也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人民对解放战争进行了最热烈的支援。仅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就动员民工539万人，担架11万副，大、小车82万辆。陈毅同志形象地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人民群众的牺牲是巨大的，人民群众对革命的贡献是伟大的。党史工作应该具体深入地研究人民群众的伟大贡献和作用，歌颂人民群众的英雄业绩，这是人民的要求，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

二正确评价历史人物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历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只有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事实出发，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分析，才能对历史人物得出正确的认识和评价。对党史上的人物的评价也应该是这样，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是，我们在过去的研究工作中，简单化、绝对化的做法很严重，特别是对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似乎只能一概骂倒，一骂到底。这是不符合马列主义原则的。列宁对普列汉诺夫、考茨基的评价就是很好的例证。我们应该像列宁那样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绝不能像林彪、“四人帮”和他们的顾问那样任意歪曲和伪造，任意贬低和拔高。我们的原则只能是实事求是。

在我们的党史研究中，首先遇到的一个复杂人物是陈独秀。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袖，在进步青年中有着广泛的影响，“五四”后成为有很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对我们党的创立和早期革命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从党的一大到五大，他都先后当选为党的书记和总书记。但是，陈独秀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主要是在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使革命遭到失败，以后又成为取消派，因进行小组织活动被开除出党。对这样一个人物究竟怎样评价？过去对他是一概骂倒，全盘否定，“四人帮”和那个顾问甚至说他是混进党内来的。有的同志因为曾对陈独秀的前期活动作了正面评价而遭到打击。事实上，毛泽东同志早就对陈独秀作过全面评价，除了在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以外，1945年也曾说过陈独秀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1953年毛泽东同志外出视察同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同志谈话时又说过：“陈独秀晚年犯错误不小，但在党的启蒙运动时是有功劳的，其功不可磨灭。”最近一两年，不少文章对陈独秀的前期活动作了全面的分析和评论，肯定了他的作用。其实，我们认为，对陈独秀的后期活动，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价。例如，对我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陈独秀当然应负很大责任，但事实上这也与当时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有关。以后，陈独秀与托派合作，进行反党活动，当然必须批判。但在蒋介石把他抓起来长期关入监牢后，他并未投降蒋介石。就这一点来说，与张国焘跑到蒋介石那里当特务，显然又有区别。1937年陈独秀出狱后，一方面不再与托派来往，赞成抗日，表示愿去延安；另一方面也发表过不少错误言论，不愿检查过去的错误。这说明陈独秀后期有严重的政治错误，但他并不是汉奸、间谍。至于所谓他每月向日本人领三百元津贴，那是某顾问的诬陷。

瞿秋白同志犯过盲动主义的错误，在狱中写过《多余的话》，过去据此说他是叛徒。瞿秋白同志是我们党的领导人之一，从三大到六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大革命时期，他对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统一战线工作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写了不少文章，对戴季陶主义、国家主义派的谬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陈独秀、彭述之拒绝在《向导》上刊完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他却帮助毛泽东同志将该文印成小册子，并写了序言，热忱号召“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同志这本书”。他在大革命失败后主持召开的“八七”会议，对于结束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整顿处于涣散状态中的党的工作，确定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起了重要作用。对党的第一次“左”倾路线错误瞿秋白有责任，但也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后来他参加党的六大的领导工作，并向大会作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在立三路线发生后，他又主持召开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排斥打击瞿秋白同志，并把他开除出中央政治局，但他继续勤恳地为党工作，在上海与鲁迅合作，领导左翼文化运动，进行反文化“围剿”的斗争。1934年初瞿秋白同志进入中央苏区，任教育人民委员。后在闽西转移时被捕，1935年6月从容就义。瞿秋白同志在狱中所写的《多余的话》在对自己无情的解剖时，也表露出某些消极因素。但仅根据《多余的话》定他为叛徒是根本不能成立的，由此而否定他的一生更是不对的。瞿秋白同志的一生是光荣革命的一生。当然我们也不同意说《多余的话》“有夺目的光辉”，因为那也不完全符合事实。

李立三同志是党的历史上犯过“左”倾路线错误的领导干部。从党史的研究来说，应该着重分析当时的环境，错误的内容，社会和思想根源，以便总结经验，记取教训。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对李立三同志全盘否定，而且进行残酷迫害。李立三同志早年在安源从事工人运动，领导安源工人大罢工，担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在工人中很有威信，工人们还编了赞扬他的歌谣。1925年五卅运动中，他是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直接领导了震撼世界的五卅运动。在武汉时期，他参加领导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后来他参加了南昌起义，任前委委员、政治保卫处处长。他和周恩来同志一起，对张国焘阻止起义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党的六大以后，他是党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实际上主持中央工作。1930年，他犯了几个月“左”倾路线错误，给党的工作造成损失。但他在三中全会上承认了错误，随后即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从总的来看，像李立三那样的同志，对革命的贡献是主要的。在党的“七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提议选李立三为中央委员，让他继续做革命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李立三同志全盘否定的做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毛泽东同志1944年在《学习与时局》一文中说过：“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于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我们研究党史，评论党史上的人物，也应该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认真分析当时的历史条件，总结历史经验；对于历史上的错误，不能太着重于个人的责任，既要弄清是非，又不损害同志，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下结论。

我们研究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历史，还遇到一个复杂和困难的问题，就是有不少在党史上有地位的领导同志，解放后还健在，并且仍然担负领导工作，然而在新的历史时期，有的同志可能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有的在运动中被整错了，挨批了，打倒了，从而对他们过去的历史就不能再谈了。这样的结果，今天这个出了问题要改历史，明天那个打倒了，又要改历史，一部党史就被弄得极其混乱。而且，不仅一般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编写的党史改来改去，就是《毛泽东选集》这样极为严肃的革命历史文献有时也因人的变化而被改动。那个顾问就曾公开指令把《毛泽东选集》中有关刘少奇同志的名字全部去掉。这种以当前政治形势和个人荣辱毁誉为转移的评史学风，实在是要不得。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严格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根据历史事实来分析历史，解释历史。我们研究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就是要根据民主革命时期的实际情况来评论当时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否则，党史上的混乱就永远解决不了。

例如，关于安源工人运动问题。全国解放后，很强调刘少奇同志对安源工人运动的领导，把他的作用说得比李立三同志高。“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同志被打倒，把刘少奇同志、李立三同志批得一无是处。于是安源罢工的胜利被说成是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战胜“工贼”刘少奇、“老机会主义分子”李立三反对罢工、破坏罢工的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这就搞乱了历史真相。近两年来，又出现了对《劳工记》那首歌谣的一些议论，把安源工人运动的历史搞得愈加混乱。

事实是，安源工人运动是在中共湘区委员会领导下开展起来的。据1923年刘少奇同志和朱少连写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记载， 1921年12月中旬，安源工人写信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湘区分部），请求派人“到安源帮助指导一切”。书记部派了毛泽东、李立三、宋友生和张理全等到安源考察，开展活动。不久毛泽东同志又派李立三同志等到安源开办工人夜校，组织工人俱乐部。一直到罢工时，主要工作是李立三同志具体领导。罢工前夕，为了加强领导，党组织和毛泽东同志又派刘少奇同志到安源。大罢工时，李立三同志是罢工指挥部总指挥，刘少奇同志担任工人俱乐部同路矿当局谈判的全权代表。李立三调走后，刘少奇同志负主要责任。当时，毛泽东同志是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兼劳动组合书记部湘区分部主任，也多次去安源，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而李立三、刘少奇同志是长期在安源具体负责。所以，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同志都是安源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由于李立三同志在那里时间长，和工人接触多，很多实际工作也是他做的，因此工人们在歌唱自己斗争的历史时也颂扬了李立三同志（“直到一九二一年，忽然雾散见青天，有个能人李隆郅，年龄只有二十四，出洋外国转回程，工会湖南来办起，劳动工界结团体……”），这也是很自然的。那些歌谣，就是稍后整理出版的《劳工记》。但是解放初期，萍乡县委宣传部一位干部改动了那个歌谣，把“李隆郅”改作“毛润之”。（共改了五句）他写了一篇关于安源罢工的文章，引用了那首被改动的歌谣，发表在1953年出版的一个党史资料上，后被广泛流传。也许他是出于好意，但改动历史资料，还声明它出于原来《劳工记》上的记载，显然是很不严肃的。因为我们可以用各种形式歌颂自己的领袖，但根本不需要用改动历史资料的办法来歌颂。近两年，有些史学工作者了解这个情况后，又怀疑毛泽东同志在安源工人运动中的作用。这也是不对的。毛泽东同志对安源工人运动的组织领导作用不应怀疑，它不但有李立三同志的回忆可以证明，而且有当年别的《劳工记》歌谣为证。我们现在看到有四本《劳工记》（有的叫《罢工歌》），都是当时的原件。它是安源罢工胜利后，工人用歌谣形式记下来歌颂自己斗争史的唱词，从工人如何受压迫唱到罢工胜利，一直唱到1924年，每本都有好几百句。因为当时是各唱各的，所以内容虽大致相同，但没有一个统一的版本。这是民间文学一般具有的特点。四本《劳工记》可分为两类：有三本只唱了李立三、刘少奇和朱少连等；另一本既唱了李、刘等，也唱毛泽东同志，而且唱毛泽东同志很突出，还提到李立三同志来安源是受毛泽东同志委托。这本珍贵的史料足可证明毛泽东同志在当时起到的重要作用。但回过头来说，私自改动历史上记载的文字总是不对的。这也给我们史学工作者一个教训，对待历史文献和资料必须极其严肃认真才行。

刘少奇、李立三同志在安源做过的事情应该按历史的本来面目搞清楚。“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说刘少奇鼓吹“文明罢工”。“文明罢工”几个字不是刘少奇同志本人的话。1922年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前，俱乐部曾担心罢工后万余工人不能齐心，不能维持秩序，工人代表就担保自己能够齐心，能够维持秩序，会“比平时更加文明”。《略史》写了这一点。很清楚，所谓“更加文明”，是指更有秩序、有组织、有纪律。这有什么不对呢？按照马列主义原理，罢工是锻炼工人的学校。锻炼什么呢？就是锻炼组织性、纪律性。罢工是对敌斗争，是战斗。如果没有坚强的组织纪律，就容易被敌人击破，造成工人阶级的孤立，而导致罢工失败。安源罢工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人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文化大革命”期间还说刘少奇是“工贼”。因有个矿长在日记中记载了刘少奇同志答应矿长的三条，“一直井锅炉房须保护，一电机及电机锅炉须保护，一安源地方须保守秩序”。这样就把这三条作为刘少奇背叛工人的罪证。这同样是错误的。那三条不是刘少奇私下跟资本家达成的协议，而是罢工前俱乐部研究决定的。因为锅炉房是供窿内（即井下）打水和打风机用的，若遭破坏，全矿就会被水淹没，没有风，窿内会起火。电机除供电车用电外，还供给安源全市电灯及窿工处饮水，若破坏，则全市黑暗，万余工人无水可饮。第三条前面已说过了。所以，说这三条是叛卖工人利益，是毫无道理的。如果当时按照某些人说的那样，破坏了直井锅炉和电机等，不仅将使整个矿井遭受毁坏，而且会使全矿工人失去工作，结果，势必使党脱离广大群众。安源罢工是党领导的，不是自发的工人运动，只有自发的工人运动才会破坏机器。关于谈判问题。谈判前拟了十七项条件，经过刘少奇同志和资方谈判，达成十三条协议，这本来是罢工胜利的成果，长期以来一直是这样肯定的。可是在批判刘少奇同志时，却说他把十七条改为十三条，向资本家投降。实际上所谓谈判，就是要讲条件，谈判中允许进行必要的妥协，如果原定几条就是几条，那还谈判什么呢？据记载刘少奇同志在谈判中是很勇敢的，工人称誉他“一身是胆”。还有，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说安源工人对刘少奇有个鉴定，说他“精神不好，过于审慎……”那更是歪曲。事实是刘少奇同志在1923年总结安源工人运动经验时，在《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一文中对自己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当然，刘少奇同志在作自我批评时，是谈到了工人对他的反映。这正说明他具有共产党人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勇于自我批评的高贵品格。把他的自我批评说成是别人对他的鉴定，真是荒谬透顶。当然，刘少奇同志当时也可能有缺点，但对他在安源工人运动中的功绩必须肯定。

刘少奇同志不但领导过安源工人运动，而且这以后又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在全国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劳动大会上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作了重大努力，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和卓越的领袖。林彪、江青和那个顾问任意颠倒黑白，歪曲历史，把刘少奇同志打成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置之死地。这个被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事实上，刘少奇同志1925年到上海以后，与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等同志一起领导了著名的五卅运动，后因积劳成疾，不得不暂时回湖南家乡休养，在路过长沙时被赵恒惕逮捕，中华全国总工会立即提出抗议，各界人士也积极营救。赵恒惕慑于群众和舆论的压力，不得不释放刘少奇同志。刘少奇同志到广州后曾受到省港工人的热烈欢迎，邓中夏同志高度评价了刘少奇同志的革命活动，称他是我们工人阶级的一位勇敢的战士。北伐军打下武汉以后，刘少奇同志又到武汉负责湖北省总工会的工作，在1927年1月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武汉工人阶级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为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刘少奇同志对我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

刘少奇同志在白区的工作也曾被全盘否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较长一段时间，刘少奇同志主要做白区工作，他在顺直省委、满洲省委和在上海工作期间，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他当时发表的一些文章，现在看来还是比较正确的。如在1932年他写的《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强调党的工作要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利用合法组织进行革命活动。这完全是对的。由于当时党处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刘少奇同志的正确思想被认为是右倾的，因此他曾写过检查文章《我的错误》，登在当时党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但该刊“编者按”还说他检查得不够。1936年以后，刘少奇同志受党中央委派，领导中共北方局工作，成绩很显著。这期间他写的一些有关白区工作的文章，已经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充分肯定。

关于彭德怀同志，过去也被批得一无是处，把彭德怀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全盘否定，甚至说他是带着“入股思想”“投机革命”。彭德怀同志领导了平江起义，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创立了红五军，之后跟随毛泽东同志转战南北，任红三军团长，红军陕甘支队司令、红军抗日先锋军总指挥、八路军副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等职，为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全国解放后，彭德怀同志又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取得了震惊世界的胜利。但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有关平江起义、湘鄂赣根据地的创建、保卫延安等战史都不写了，就是写，也不再提彭德怀同志的名字。有的回忆录写某些重要战斗场面时，说军团长如何指示，如何在前线指挥，可是这位首长是谁，却没有名字。关于彭德怀同志指挥的百团大战，是抗日时期我军发动的一次很大的战役，驰名中外，它对于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凶焰，驳斥国民党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诬蔑，提高我党我军在国内外的声威，以及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都有重要意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当时对此都是肯定的。即使从总结经验来看，这个战役有些缺点错误，但主要也是属于策略上的。可是很长时间以来，在各种党史、革命史的教材和论文中，都不提百团大战。有的写了，也是化整为零，只写各地的各个战斗。这实在不应该。我们是写历史，写历史必须反映历史的实际情况。在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的淫威下，因某人有问题而株连历史的事，比比皆是。当时甚至连彭德怀同志在平江发动起义处拴过马的一棵梧桐树也被挖掉，说是“挖修根”。有人讽刺说，不但株连到人，而且株连到树。这种反历史主义的流毒必须彻底肃清。

但另一种情况也需要注意，就是有问题时被一概否定，现在平反昭雪了，就又一概肯定。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例如，有的同志写回忆彭德怀同志的文章，对1930年第一次打长沙采取完全肯定的态度。我们认为，这应该进一步研究。第一次打长沙从战略和政治路线上讲，是受立三路线的影响。因为当时不是想打一下扩大影响和搞点给养就走，而是想长期占领，被迫撤出后第二次还要打，这实际上正是“城市中心”的思想。关于这一点，1936年毛泽东同志同斯诺谈话时已讲过：“红军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补充新的兵员，在新的农村地区实行苏维埃化，尤其重要的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坚强领导下巩固红军攻克的地区。为了这些目的，没有必要打长沙，这件事含有冒险的成份。然而如果第一次的占领只是一件暂时的行动，不想固守这个城市，并在那里建立政权的话，那么，它的效果也可以认为是有益的，因为这时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企图把长沙当作一种根据地，而不在后面巩固苏维埃政权，这在战略上和战术上都是错误的。”[6]彭德怀同志后来也曾谈道：现在检讨起来，三军团前委，包括自己在内，是受了夺取武汉为根据地的立三路线的影响，放松了对江西扩大革命根据地及其巩固工作。当时只知道服从中央领导，而不知道为什么要服从，也辨不清自己当时执行的路线是否正确。毛泽东同志和彭德怀同志的分析和回顾，可以使我们对攻打长沙这个问题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了。当然，当时攻打大城市是中央命令，责任在中央，而不在彭德怀同志。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林彪这样货真价实的叛徒、卖国贼，在党史中是否还要写呢？当然我们绝不提倡宣传林彪，对他的罪行必须彻底清算和批判，但研究过去的历史，对林彪在历史上做过的事情，还是应该实事求是，不要一笔抹掉。因为这不是林彪个人的问题，如果简单地抹掉林彪在党和军队中的活动，很多问题就难于讲清楚。中国革命博物馆在新近的陈列中，都按历史的原貌，在红军、八路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标出了林彪的名字和职务。这有助于正确反映党史的实际情况。

历史人物的评价是个复杂问题，党史上人物的评价更为复杂困难。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维护党史的科学性和严肃性。

三正确处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关系

共产党是革命的向导，党的路线正确与否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所以，党史研究自然要讲路线斗争。但是，就民主革命阶段党史的内容来说，首先是党领导人民群众战胜三大敌人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7]党史的任务就是要研究这个伟大的革命，研究我们党如何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发动和领导我国人民经过长期的、反复的、英勇顽强的斗争，冲破种种艰难险阻，战胜国内外的强大敌人，逐步取得胜利的。当然也要研究党内的路线斗争，但是研究党内的路线斗争，决不能脱离这个伟大的革命，而是环绕着这个伟大的革命。离开这个革命，离开当时的对敌斗争，孤立地研究路线斗争，是很难研究清楚的。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用路线斗争代替一切，把党史搞成路线斗争史。在他们的思想影响下编写的某些党史和党史资料，也是只看到路线斗争，看不到我党领导的整个革命斗争和革命发展的过程，实际上也就贬低了这个革命。我们应当记取这个教训，在研究中处理好路线斗争和党领导的整个革命斗争的关系。

我国的革命斗争是错综复杂的，其中有对敌斗争，有统一战线中的阶级斗争，也有党内的路线斗争，这些斗争有时是交织在一起的，但是又有区别，性质有所不同。例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的敌人主要是北洋军阀以及支持北洋军阀的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在统一战线中既有同国民党老右派的斗争，又有同国民党新右派的斗争。由于我们党还是幼年的党，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复杂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成份，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在这一阶段的紧要关头中，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而使革命遭到失败”[8]。单用路线斗争说明不了这场大革命的全过程。又如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大敌是日本帝国主义，我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着严酷的抗日战争。当时蒋介石国民党虽是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但我们同它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方针是又联合，又斗争。这个斗争，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不同。至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上述两种斗争，性质更有不同。如果在研究党史中，主要不讲与敌人斗争而讲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就会严重歪曲党史的基本内容。过去有的学生学了党史，往往不知道革命对象是谁，而只恨几个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和犯路线错误的干部。这就达不到整个党史教育的目的，既不能完整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又难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效果显然是不好的。

路线斗争在一般情况下属于内部矛盾。一些人犯路线错误，往往是由于马列主义水平低，没有掌握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对中国的社会情况缺乏调查研究，对革命规律认识不清。少数人从路线错误发展成为敌我矛盾，叛党而去，那是后来的事。所以在批判党内错误路线的时候，应严格划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就是什么性质的错误，既不夸大，也不缩小。例如张国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先执行“左”倾路线，后又实行右倾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但在1937年党的延安会议上，由于他作了检讨，党中央对他还是作党内问题处理，一方面严肃批判他的错误，同时仍然分配他一定的工作。直到1938年他逃离延安，投入国民党怀抱，党中央才把他开除出党。这是我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处理党内斗争的一个很好例证。我们在党史研究中也必须区别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把路线错误当成敌我问题，也不能把工作中的错误当作路线错误，而要认真进行具体的分析。

对于党内的错误路线必须严肃批判，以便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但是对错误路线的批判也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例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即王明路线统治我党达四年之久，使中国革命遭受极大损失。但是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对它并没有简单地一棍子打死了事，他一方面严肃批判了这次路线的错误，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深刻分析它的内容及其社会、历史和思想根源；另一方面对犯错误的同志也未完全否定，从而团结了更多的同志一道工作。毛泽东同志说：“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9]在我们党史研究中，应该要养成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的事物要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这样才有助于把我们的工作推进一步。

研究党史上的路线斗争必须实事求是，不应随意上纲，不能把工作中的错误或某些问题的不同意见说成路线错误或路线斗争，也不能乱挂乱联，张冠李戴。过去很多党史讲义讲到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时，说在这次会上“出现了反对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坚持了正确意见。”据了解，“文化大革命”前田家英同志为此事问过毛泽东同志：“一大有没有路线斗争？”毛泽东同志说：“懂啥子哟，都是年轻人。”在董必武同志的回忆中，也没有说一大有路线斗争，只说某些问题有争论和讨论。董老说，关于共产党员能不能到政府中做官当议员的问题有争论。李达同志和当时参加会议的其他人也没有说过反倾向斗争或路线斗争。据党的一大纲领记载，关于党员是否可以担任政府官员或议员曾有争论，而没有提到错误倾向问题。只有陈潭秋同志的回忆中谈到有两种错误倾向，即合法马克思主义和小团体主义的倾向。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研究。但从多数同志的回忆、党纲记载来看，一大的争论或讨论，提不到“反倾向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又如1928年井冈山斗争的“八月失败”问题，“文化大革命”以来，有些党史讲义把“八月失败”同瞿秋白的“左”倾路线挂在一起，而且越联越具体。我们认为是不切实际的。根据是：第一，《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讲得很清楚，瞿秋白“左”倾路线到1928年初在许多地方已经停止，到同年4月，就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结束了。而“八月失败”发生在1928年8月。第二，毛泽东同志于1928年11月写的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原稿上点明：“八月失败”是湖南省委特别是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的错误。第三，1945年七大时，陈毅同志在发言中谈到，“八月失败”，他要负责。朱德同志插话，说他要负责。毛泽东同志说，你们都负不了责，湖南省委负责。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党史研究中，不应在批判错误路线时否定革命群众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及其历史功绩。例如，大革命失败后某些地方举行的武装暴动带有盲动性质，但是广大群众、党员和干部包括犯路线错误的领导干部都是要革命的。他们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面前英勇不屈，这种反抗精神和革命英雄气概应该得到肯定。即使谈到王明路线指挥下的第五次反“围剿”和白区斗争，也要既讲“左”倾路线的危害，又讲国民党反动派的凶残、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的浴血奋战，以及白区地下党组织领导革命群众的英勇斗争。对张国焘错误路线也是这样，必须肯定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干部和群众、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英勇奋斗的业绩，把错误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和广大干部、群众区别开。著名文学家梁斌同志在小说《红旗谱》中描写了高、博、蠡暴动，“文化大革命”中就被加以“为王明路线翻案”的罪名，惨遭打击。这次暴动是否与王明路线有关，当然可以研究。但是，梁斌同志用艺术形式反映广大人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的英勇斗争，有什么不对呢？我们就是要歌颂人民群众的斗争，歌颂革命者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视死如归的精神。

四要详细占有资料，认真研究资料

在党史研究工作中，要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到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必须充分占有资料，认真研究资料。

首先是占有资料。没有资料或资料不全，就无法进行研究，或者研究不清楚。我们在党史研究工作中很感困难的一件事，是缺乏资料。现在一般党史工作者能够看到的原始资料还很少。如果研究党史，对党过去一些重要会议的报告、决定、总结、指示，以及我军在一些重要战役中的作战计划、决定、命令等都看不到，很多事件就很难搞清楚。实在说，现在很多重大问题讲不清楚，主要是因为缺乏资料，特别是党内的一些重要资料。全国解放后，陆续公布过一些有关党史的教学、研究参考资料，尤其是近两年又公布了不少资料，这对于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很有意义。但是随着研究和教学工作的深入，也还是很不够的。我们认为，对党的文件当然应该注意保密，这是必须遵守的。然而革命胜利已经三十年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文献，已经是三十年、四十年或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文献了，即使有些还不宜公开，也应该是比较少数的。因此希望能够尽可能多公布一些党的历史文献。这对于党史的研究、教学和陈列都有重要意义，对于广大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也是十分必要的。

当然，在过去的长期战争环境中，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党的历史文献损失不少，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对革命文献、文物破坏更严重，有很多重要材料可能找不到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当时那种极端严酷的处境，对有些事件的处理或决定本来就没有文字材料，而只是若干领导同志或某些组织的工作同志碰头决定、分别执行，既没有书面决定，也没有原始记录，只有当事人才知道事情的始末。这种情况不仅在白区工作中是常有的，就是在革命根据地也是不少的。这就只能靠老同志的回忆了。我们的老一辈革命家、老干部、老战士，在我们的党史上，在我国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丰功伟绩，他们的很多活动都是与我们的党史、革命史有关的，有许多重大事件是他们亲身经历的。不必说有很多重要事件没有文字材料，就是有文字材料的，也是不够齐全，或不够具体，这只有靠老同志的回忆才能解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不少老同志写了革命回忆录，这对于党史研究和教学很有帮助，也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我们怀着极为崇敬的心情，希望、请求我们的老革命家、老同志把所知道的有关我们的党史、革命史的情况、资料写成回忆录，给我们和子孙后代留下这份珍贵的遗产。

尽量收集资料、占有资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认真分析和研究资料，也很重要。只有对资料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才能找出事件的内部联系，看到事物的本质。在党史研究上的某些问题，同占有资料不充分有关，同对待资料不够严肃认真也有关系。有些问题的说法，同历史资料是不符合的。

一些党史文章和讲义，都说李大钊同志赞扬《湘江评论》是“现今最重要文字”。但经查对，那不是李大钊同志的话，而是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6期上写的一篇介绍刊物的文章中讲的。分析原因，可能是这样一种指导思想：由于看到这篇文章讲得很好，但说此话的人是胡适不好引用，就以李大钊同志是《每周评论》的主编[10]而改为李大钊同志的话。其实那时李大钊已不在北京，从26期起是胡适编辑的。这样做是不好的。因为这件事并不难解释，用不着张冠李戴。当时毛泽东同志主编的《湘江评论》，特别是他写的《民众的大联合》，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胡适也不能不予称赞。这样说岂不是更符合实际情况吗？

过去很多党史讲义，介绍党的一大的文章，都说一大通过了党章。事实是一大通过的是党纲和当前工作任务，到党的二大才有第一个党章。

有的党史书讲周恩来同志参加了党的五大，这可能是根据日本人写的一本小册子上的材料。据邓颖超同志回忆，她从广州脱险到了上海，五月一日在法租界党的秘密机关见到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正在组织同志们撤退、隐蔽，非常忙。据聂荣臻同志回忆，“四·一二”以后，中央派他到上海找周恩来同志，他和周恩来同志离开上海时，听到了“马日事变”的消息，这时五大早已开过。他和周恩来同志都是五大代表，但都没有能参加。

有的党史讲义说，瞿秋白同志在“八七”会议后任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这也不够准确，瞿秋白自己在《多余的话》中说：“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象外间所传说的 ‘总书记’的名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一条关于瞿秋白同志的注释，也只是说他担任中央领导工作，没有讲具体职务，没有讲他担任中央书记。

1971年，毛泽东同志南巡时讲到瞿秋白路线时说：“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这段回忆可能有误。因为至今还没有看到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本小册子。而且据有的同志回忆，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在发言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思想，瞿秋白同志是赞成的。再查一下1927年11月党中央扩大会议关于政治纪律问题决议案，问题就清楚了。那个决议说：“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收暴动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决议并没有具体指责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话。当时的处理是否正确是另一个问题。事实证明，在秋收起义受挫折后，毛泽东同志率领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是一个伟大的成功。因而可以指出当时的处理不当。但在讲到处理的原因时还是应以中央会议的决议为依据。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过程，现在的说法也不一致。如1978年一个刊物上说，1928年春毛泽东同志在桂东沙田宣布的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能说1929年以后才发展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否则会被林彪钻空子。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一文的题解讲得清楚，八项注意后两项是1929年以后补加的。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讲得更具体，后两项是林彪提的。[11]《西行漫记》第四篇是斯诺根据毛泽东同志谈话记录的，整理后又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审阅，因此是比较准确的。毛泽东同志1965年是说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在1928年在桂东沙田宣布的。显然这里是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一个总的概念来记的，并没有讲它的形成过程。如果具体讲形成过程，还是以上面两个材料为宜。

关于举行八一南昌起义的决定问题，也有不同说法。有的同志认为只是若干同志商量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不可能举行正式会议。有的同志认为进行这样大的举动不可能不由党的会议决定，并举出《伟大的道路》所记述的朱德同志的谈话为根据。这个记述说，7月18日共产党在南昌（按：可能是武昌？）附近的一个小村子举行一次重要秘密会议，南昌起义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决定的。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朱德、苏兆征、谭平山、叶挺、贺龙、叶剑英、李立三、林祖涵等，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根据有关材料和当时情况来看，南昌起义是由当时五人临时中央政治局及有关同志的会议决定的。周恩来同志是临时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南昌起义前委书记，李立三、张太雷同志及张国焘也是临时政治局常委，事后他们都向中央写了报告。张太雷同志并未参加南昌起义，但他也作了报告，并谈到起义前决定的某些情况。瞿秋白、蔡和森同志当时也在中央工作，他们也参加了起义的准备工作。蔡和森同志曾谈到，张国焘对张发奎有幻想，张到南昌时对暴动很不坚决等。所以南昌起义是由中央决定的。中央决定前曾有过庐山会议，中央决议后自然会召开某种会议，向有关人员传达布置，不过尚未见到具体材料。至于朱德同志所讲的那次会议，是什么范围什么性质的会议，还不清楚，也没有其他材料可为佐证，是否史沫特莱记叙有误，也不清楚。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掌握材料和慎重研究。

周恩来同志说过：“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上面的事例说明，只有充分地把握历史事实，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分析，才能弄清事情的真实情况，得出正确的结论。但要能做到忠于事实，首先要有一个老实的严肃的治学态度，不能为了某个时期的当时需要去改铸过去的历史。同时，要做到忠于事实，也不能把任何材料都看成是真实的历史，而要将丰富的原始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和整理，讲求其真实性和可靠性，不然就可能以讹传讹，造成混乱。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党史工作者肩负着重要任务。我们要努力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和那个顾问所散布的流毒和影响，恢复党史的本来面目，把党史研究工作推向前进。

[1]《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0页。

[2]《列宁选集》第4卷，第197页。

[3]《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7页。

[4]《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5]《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0页。

[6]《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51页。

[7]《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5页。

[8]《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73页。

[9]《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42—943页。

[10]《每周评论》是陈独秀、李大钊等发起创办的，实际负责编辑的是陈独秀，李大钊同志常写文章，也做些编辑工作，是编者之一，不是主编。

[11]《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