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社会主义初期的文学改编电影

第一节 “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改编电影

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峰期。十余年间，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数十部影响广泛，盛极一时。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代表了那一时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以特有的魅力，影响了几代读者，经历了时间的淘洗，流传至今。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电影业不但技术落后，专业的电影编剧也很少，遭遇过一段时间的剧本短缺现象。同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成为指导电影创作的纲领性文件。在这种新电影观念的影响下，电影俨然已经逐渐沦为政治的传声筒和附属品。[1]国营电影制片厂和私营电影制片厂都纷纷改变以往的拍摄风格，转变思路拍摄用文学改编的电影，这是中国文学改编电影的鼎盛时期。因为这样既可避免政治冲突又可保全电影经典，新中国的电影是充满浓烈的政治意识形态下的电影形态，随之也带来电影创作内容和风格的巨大变化。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文学和电影充满浓烈的政治色彩、激昂的精神气质、鲜明的视听语言和通俗的艺术形式。

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进行批判之后，新中国电影产量大幅滑坡，1957年“反右派”和稍后的“反右倾”及电影界的“拔白旗”运动，都使一些电影人受到冲击，有些电影受到批判。但在50年代中期“双百”方针发表之后，以及60年代初期党对文艺政策调整之后又有了新的起色，尤其是文学作品改编成的电影在这一时期也有了一个突破性的飞跃，形成了一个改编的高潮。根据《中国新文艺大系·电影卷》列出的1949—1966年故事片编目，故事片有435部，其中改编剧本121部，改编作品占总数的近30%。[2]改编原著主要分为三类，一是现代历史和革命战争题材，代表性的小说几乎都被改编成了电影，如《红旗谱》《青春之歌》《红日》《林海雪原》《烈火中永生》《暴风骤雨》等，这些作品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二是主要塑造作为历史主体的“工农兵”形象的现实乡土题材作品，如《槐树庄》《李双双》《我们村子里的年轻人》《三里湾》《创业史》等。三是现代文学名著，约十部，主要包括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等现代文学大家的作品，如《祝福》《林家铺子》《家》《我这一辈子》等。[3]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些电影有的歌颂了人民革命战争和人民英雄，有的揭示了过去的黑暗年代和人民的苦难，有的歌颂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新生活，有的展现乡土生活改造对人民产生的重大影响。这些被改编的电影题材涉及广、艺术性强，使电影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 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电影改编

30年代的左翼电影，无论从政治还是艺术上都全面地改变了中国电影的面貌，在一大批优秀的影片创作实践中开辟了中国革命题材现实主义传统叙述。40年代的抗战电影在民族生死存亡和改革解放的关键时期，宣传抗日救亡的革命战争，反映群众高涨的情绪，描写大众苦难，成为这一时期电影的主流。五六十年代不再执着揭露革命战争中群众高昂的热情，而是开始过分强调工农兵的火热斗争和生活的光明面，掩盖回避生活的矛盾。总的来说，“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创作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潮。文艺作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必然会大力宣传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艰辛困苦和革命斗争精神。这一类作品很容易被搬上银幕，并占据了这一时期电影的重要位置，因而成为中国电影史上跟中国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时期。

《吕梁英雄传》是我国第一部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族抵御日本侵略者，并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发表的长篇小说，真实是《吕梁英雄传》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显著特点。首先是历史背景和叙事空间的真实。《吕梁英雄传》以吕梁山区的一个普通山村康家寨为叙事切入点，讲述了康家寨村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精彩故事，颂扬了吕梁人民在困难面前不弯腰、在强敌面前不低头的民族精神。《吕梁英雄传》以康家寨的抗日故事折射吕梁，折射整个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可以说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民族抗战的真实写照和微缩景观。1950年，这部小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成同名电影，影响很大。1951年，根据袁静、孔厥的小说《新儿女英雄传》改编的同名影片，突破了当时革命历史题材的单一叙事模式，增强了人物性格复杂性，对原著进行了系统梳理改编，使影片获得较大影响和特殊荣誉。

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是新中国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同时由作家本人改编，由崔嵬、陈怀皑执导的同名影片，则成为“十七年”革命经典电影的代表作。电影《青春之歌》展现了从“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个历史时期，北京的一批青年大学生为了反对封建统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拯救危难中的中国而进行的顽强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真实生动地揭示了一代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必由之路。作为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片”，是在文化部的直接领导下，由新闻媒介倡导的全国性关注中完成的，也是新中国影坛上绝无仅有的一部正面表现知识分子的影片。影片发行放映时形成了轰动效应，以31万元的成本，获票房纯利润36万元。各大报刊竞相报道上映盛况，发表赞誉性评论文章并多次在国外展映，产生了巨大影响。影片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评价，崔嵬因之而光荣地成为全国“大跃进”“群英会”代表，并一跃成为“北影四大帅”之一。这次的成功改编为之后更多革命题材文学的电影改编带来极大的动力和空间。

1960年出品的电影《红旗谱》是根据梁斌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影片以深沉雄浑的笔触，描绘了朱老忠等农民自觉走上革命道路的轨迹，并折射出我国北方农村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状况和斗争风貌。该片人物众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编导将农民与地主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作为主线，并多层次、多侧面地表现了其他各阶层人物及其矛盾，在诸多矛盾斗争中使人物形象得以确立。同年上映的《林海雪原》改编自曲波同名小说中“智取威虎山”一段，是一部描写解放军剿灭盘踞在东北的由国民党残部组成的土匪武装的故事电影。“智取威虎山”是原小说中最突出的一场战斗。该片正是选取这一中心事件，既借鉴传统戏剧的某些表现手法，又发挥电影艺术时空灵活的特长，以集中、凝练的镜头处理和场面调度，描绘了小分队曲折惊险的传奇般的对敌斗争，以及杨子荣、少剑波、刘勋苍等一系列英雄人物不畏艰险、不怕困难、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将众多具有个性特征的英雄形象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杨子荣的大智大勇、豪爽心细，少剑波的果敢善断、足智多谋，都刻画得惟妙惟肖。影片对于反面人物的勾勒，也颇为成功，摒弃了程式化的主题构建，树立了红色题材电影重塑的全新标杆。

《暴风骤雨》是1961年上映的中国革命剧情电影，改编自周立波的同名长篇小说。小说讲述了1946年萧祥奉命率领一支农村土改工作队到东北某解放区元茂屯进行土地改革工作遇到的种种阻力和困难。影片以东北地区松花江畔一个叫元茂屯的村子为背景，描绘了土地改革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的画卷，把中国农村冲破几千年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展现在读者的面前，热情歌颂了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冲破封建罗网，朝着解放大道奔跑的革命精神。

电影《烈火中永生》根据罗广斌、杨益言所著的红色经典小说《红岩》改编。影片讲述在1948年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开始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疯狂的镇压。江竹筠的丈夫被敌人杀害，她怀着满腔悲愤，去华蓥山区参加农村武装斗争。后来，由于叛徒甫志高的出卖，江姐和重庆地下党组织领导人许云峰被捕。以许云峰、江姐的斗争活动为中心，表现出当时艰难的地下革命斗争和严酷的狱中斗争的情景，以及身陷囹圄的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革命信念和献身精神，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许云峰、江姐、华子良等，与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对比，衬托出英雄人物崇高的思想情操和精神面貌。

1963年上映的电影《红日》改编自吴强的同名小说。影片讲述的是1947年华东野战军在山东发起孟良崮战役，歼灭国民党王牌军七十四师的故事，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的画卷。影片展现了我军由弱到强、从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这一伟大转折，充分显示了解放战争中人民军队的大智大勇和英雄气概。影片成功之处在于突破了以往叙事人物的模式，对人民军队不同层次军事将领形象给予不同层面的描绘。影片还善于通过细节表现人物的内心，以此刻画人物性格，如梁波、张灵甫等人物。整部影片结构紧凑，主次分明。

从1953年开始到1966年期间，改编自革命题材文学的电影占据了重要位置。这时期的改编电影受制于原著文学，而文学又受制于整个文化大环境。当然，在一个情绪高涨的时代肯定也有另一面，也出现了反思新中国问题的小说。但在这种激情洋溢的环境中，这类反思文学很快就被淹没其中。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题主要是对从革命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忆苦思甜、对社会主义建设高昂的情绪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展望三方面进行描述。其中，革命英雄式的电影又成为这一类题材的主要创作模式。革命群众的大智大勇、爱国主义、英雄式的历史意识在电影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有力的叙事。此间问世的《战斗里成长》《林海雪原》《暴风骤雨》《万水千山》《烈火中永生》《苦菜花》《红旗谱》《战斗里成长》《红日》《青春之歌》等影片主要为新中国立传，为革命英雄人物立传。这类影片一般在宏大的视野中反映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改编以长篇小说居多，这对于改编者的题材驾驭能力是很大的考验。这些电影大都采用了文学常用的叙事手段，可以说叙事性是“十七年”电影的重要特征。导演按照事件的发生、发展与解决的过程即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与结尾来安排情节，有头有尾，娓娓道来。[4]

“十七年”时期革命题材的电影叙事角度突破了以往的叙事风格，呈现出角度新颖独特，时空展现广阔深入等特性，此外对曾经电影不敢触碰的爱情、人伦等哲理性的领域也进行了初步试探。艺术家也能在大背景环境下自由地发挥艺术的想象力，按照艺术特点进行创作，不断地探求电影的艺术特征和规律，追求思想和艺术的完美统一，但这些影片过分地追求叙述人物事件、单一的表现人物性格和强调斗智斗勇的过程，使得影片缺乏复杂性和立体感。

二 现实主义乡土文学的电影改编

对土地资源的重新分配，打破了农村原有的权利分配，是对乡村社会进行的彻底改造。这是土改运动在历史上的特殊意义。在此基础上，农村合作化、人民公社等集体化运动，都在“十七年”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得以体现。乡土题材电影大部分都属于内部视角叙述，从乡村外部叙述故事很少，这是“十七年”时期农村题材电影的一大特点。所谓从乡村内部叙述故事，也就是从生活在乡村的农民的角度去讲述故事，他们的所思、所感、所想是影片的讲述重点。叙述视角的变化是毛泽东倡导文艺工作者要把目光转向学习广大人民群众，关注工农兵，以现实主义艺术创作方法改编乡土题材小说。“十七年”时期，电影中的乡村具有浓郁的理想化色彩，这表现在乡村为主体，而城市成为被叙述的他者，乡村的价值与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这得力于意识形态的空前转变，因为乡村寄寓着人们建设一个美好社会的憧憬和理想。乡村生活之美好体现的不仅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代表着当时新中国的形象。

这类题材的文学作品有：赵树理的《三里湾》，赵树理善于展现一个人在面对问题时复杂的心理斗争，尽可能地描述农民真实的生活情形。柳青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写成的《创业史》，深刻反映了中国农村农业合作化运动，作者通过作品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呈现给读者的是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这一类描写工农生产的作品还有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李准的《李双双小传》（鲁韧导演）、王炼的《枯木逢春》、胡可的《槐树庄》、刘厚明的《箭杆河边》、马烽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

《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于1943年创作的小说，作品讲述了边区农村青年农民小二黑和小芹争取婚姻自主的故事，也是赵树理的成名作。1950年改编成同名喜剧电影上映，由顾而已执导。赵树理用鲜活纯净、幽默风趣的语言，环环相扣的故事，将包办儿女婚姻的旧派人物和冲破牢笼的新生人物“写活”了，能产生这样的效果与赵树理的创作理念密不可分。他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固然是很好，但“文坛太高了，群众攀不上去”，他主张用“群众口头上的语言”来创作通俗化的作品。[5]《小二黑结婚》正是他这种创作理念开出的美丽之花。电影《小二黑结婚》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主根据地刘家峧村的青年队长、杀敌英雄小二黑，与本村俊美聪慧的姑娘小芹相爱的故事。

1958年上映的电影《花好月圆》根据赵树理创作的《三里湾》改编而成。赵树理创作的《三里湾》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同时也是赵树理小说创作中的代表作。《三里湾》通过三里湾的秋收、整党、扩社、开渠等故事情节，描写了王金生、范登高、马多寿、袁天成四个家庭在扩社过程中的矛盾与变化，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先进力量和落后力量之间的斗争，农民在生产关系、家庭关系和婚姻问题上的种种矛盾冲突，描绘出农村各阶层人们的精神面貌，歌颂了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揭露了封建思想在农村的流毒和影响，显示了实现合作化的艰巨性、复杂性。

1962年出品的电影《李双双》改编自“十七年”时期主流作家李准的代表作《李双双小传》。影片轻喜剧的艺术样式、浓郁的生活气息及生动的性格化语言都在当时的中国银幕上独树一帜，一上映就获得了观众的交口赞誉。当时十多家报纸都发表了公社社员座谈《李双双》的讨论，发表在全国各大报刊上的评论文章也有好几十篇，都充分肯定和赞扬了影片的思想内容和教育意义。《李双双小传》是解读这一时期中国农村妇女情况的不可多得的一个范本。在李双双身上，印有那个时代的深刻印痕。她坚决要到黑山水利工地去修渠，要到最艰苦的岗位去拼杀，争当先进，争做模范，在轰轰烈烈的变革时代实现自我的价值，这是“十七年”时期农村题材中的“女英雄”们的行为。中国广大的农村妇女真正登上历史的舞台，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比知识女性的解放整整迟了30年。但新中国的女性却被赋予了在政治、经济、法律上与男性平等的权利。正是在这样的历史际遇中，中国农村妇女迈出了家门，成为新生的共和国劳动建设工地上的“半边天”。

电影《山乡巨变》改编自周立波的同名小说，该小说是《暴风骤雨》的续篇。《山乡巨变》完整地描写了湖南省一个叫清溪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发展过程，艺术地展现了合作化运动前后，中国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时的精神风貌和新农村的社会面貌，剖析了农民在历史巨变中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和理想追求，从而说明农业合作化是中国农村的第二次暴风骤雨。如同《暴风骤雨》一样，《山乡巨变》同样具有鲜明的时代感。

“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先生语），“十七年”时期电影的乡土叙事，表现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中。作为中国电影乡土叙事的文学研究，必然包括某个区域内的历史文化、社会习俗等因素。所以反映农村乡土题材的电影，也都尽可能真实地还原作品中的时代民风、民俗，在充分考虑历史真实性的同时，还兼顾着电影所要反映的批判思想和主题。从1954年后，乡土叙事更加关注表现乡间日常生活和民俗习惯。乡村电影在新中国成立后大量出现，是值得关注的现象。

三 文学名著的电影改编

现代文学史上的名著改编是“十七年”时期第三类改编的重点。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里，像鲁迅的《祝福》，老舍的《我这一辈子》《龙须沟》，巴金的《家》，茅盾的《林家铺子》，柔石的《二月》等，这些原著本身就是经典，是电影改编的良好母本。正因为如此，电影改编在“十七年”时期进入了高潮。这些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名著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被改编成电影，自然被赋予了一些新的理解和认识，但由于站在一个所谓的新的历史的高度进行演绎，尽管也强调了“忠实原著精神”的原则，但仍不免打上了“左”的思想的印迹，在改编、拍摄这些作品时难免有“曲解”“误读”之嫌。[6]

1950年，根据著名作家老舍的小说《我这一辈子》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是由导演石挥自编自导自演而成。他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以一个老实善良甚至有些窝囊的老巡警的视角去听、去看、去想40多年经历的一切，不仅真实可信，而且所显现的事实，也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全片展示的是一个人的悲惨命运，映射的却是时代的历史沧桑。1952年，根据老舍同名话剧改编的电影《龙须沟》，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忠实于原著的改编，用电影的方式对文学艺术化处理，使文学文本中的故事富有银幕上的动态魅力。

1952年，老舍的代表作《龙须沟》被改编成同名电影上映。小说《龙须沟》以主人公程疯子在旧社会由艺人变成“疯子”，解放后又从“疯子”变为艺人的故事，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前后的不同命运以及他们对党对政府的拥护和热爱。影片《龙须沟》在艺术描写上以解放和新生活的来临为界，表现为两种不相同的艺术风格。解放前的生活描写逼真、动人，影片以从容、细致、真实的笔调，表现龙须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破败而肮脏的生活环境无言地展示了生活在这儿的人们的痛苦生活，对解放后龙须沟的环境和人们生活的描写则显得热情洋溢，充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影片在环境的展示和场面气氛的营造上较为出色，体现了导演在将舞台形象转换成电影形象时的艺术追求。

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使得电影改编不仅承担了戏剧、文学之经典形式进行转型的重任，而且要面对新的艺术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面对全新的电影指导系统，并在此环境下对原著进行顺应时势的解读和重新定位。1956年是鲁迅逝世20周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根据其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祝福》是中国电影史上艺术成就很高的一部作品，也是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桑弧导演将小说的灵魂拍摄到电影中，通过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社会矛盾，深刻地揭露了地主阶级对劳动妇女的摧残与迫害，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指出彻底反对封建的必要性。《祝福》的改编体现了夏衍以往的编剧风格，以严谨的结构、精练的笔触，忠实地再现了原作的思想，保持了鲁迅作品中冷峻、深沉、凝重、窒息的悲剧气氛和艺术风格。[7]夏衍这些创造性的丰富和改动，使影片既完整地体现了原著的精神风貌，又突出了电影的表现特点，为名著改编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在国庆十周年献礼中，产生了很多有影响的佳作。“1959年被公认为是新中国第一次创作高潮。而这次高潮的出现及其形成的经验、规范和模式，也标志着新中国电影范式的正式形成。”其中之一就是水华导演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林家铺子》。影片不仅以其沉郁的现实主义色彩对茅盾作品的形象作了注解，还呈现出它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影片的示范性。现实主义并不仅仅在于作品内容或者时空架构的现实性，而且具备一整套能够穿透历史进行时代本质摹写的原则和艺术方法。《林家铺子》之所以成为一部现实主义的典范影片，首先得益于现实主义题材的选取，而意旨明确、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法也是非常重要的。《林家铺子》是“十七年”诸多以名著改编的方式成为银幕经典的创作范例之一，编导以犀利直观的笔触，描绘了一幅30年代遭受战乱冲击的我国江南某镇的生活图景，简洁地勾勒出了饱经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榨的中国社会的缩影——林家铺子的命运变化图。影片以复杂的目光审视林老板，隐含着一种同情的态度，远离了当时的电影文化主流，从而成为新中国电影中最杰出的艺术经典。

1963年，谢铁骊根据柔石小说《二月》改编而成的《早春二月》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也可说是“十七年”故事片的巅峰之作。影片《早春二月》的改编，得到夏衍的支持与帮助，他将剧本修改100多处，并将片名定为《早春二月》，亦预示了当时的时代如早春料峭的天气那样，寒意袭人。影片沿用文学叙事中的现实主义的手法，成功地塑造了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反映了他们的苦闷与彷徨。悲剧性的结局，体现出旧知识分子在传统观念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之下的无能为力，也表达出原作所蕴含的基本思想。肖涧秋这个徘徊者身上显然有柔石的影子，导演谢铁骊在“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学中选这部作品搬上银幕是很有意义的，在电影反映知识分子题材方面填补了一个空白。[8]《早春二月》最大的成就表现在“左”倾文艺思潮喧嚣之时，它在题材上和主题上均有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