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08年8月22日，在北京正如火如荼地举办举世瞩目的奥运会之时，我只身远赴大洋彼岸，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在美访学生活。到哈佛大学读书，这是我自打听说这所学校的名字后，就开始编织的梦想，如何叩开这座“围城”的大门，这件事可以说已经成为我难以排遣的情结。其间进行过若干次努力，甚至曾经离成功仅一步之遥，但最终还是失之交臂。2008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尽管有些姗姗来迟，但毕竟在我的人生中出现了。迟缓却又突然、新鲜而又陌生、紧张而又亢奋，这是我到这所学校后异常复杂的感受。我深知，对于我来说，来哈佛不易，再来则更不易，一定要珍惜这一年的宝贵时光，多走、多看、多学习。

一 关于哈佛大学

到过波士顿的朋友都知道，在宽阔深沉、风光旖旎、波澜不惊的查尔斯河畔，坐落着不少世界驰名的大学和研究所。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MIT）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两所大学。这两所学校同处于剑桥城，相互毗邻，而且有趣的是，两大校园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线。初入我所久仰的哈佛大学，便被其颇具特色的“哈佛红”所吸引。近些年来，在世界范围的各种大学排名和评比中，哈佛大学始终首屈一指，尽得全世界的“荣宠”。在中国，哈佛大学的名字同样妇孺皆知。特别对于那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们，哈佛大学更充满了极大的号召力和诱惑力，常常成为他们为子女设立的人生最高目标。近些年来，一些就读于哈佛或者曾经在哈佛就读的中国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不断撰文著书，介绍宣传哈佛，进一步增添了这所学校在世人心中的神圣和神奇，激发了人们走进它的愿望。

在美国，盛传着“先有哈佛，后有美利坚”的说法，说明这所学校的古老和重要。哈佛大学建于1636年，比美国成为独立国家几乎要早一个半世纪。当年，移居美洲的英国清教徒，为了其子孙后代的幸福，仿效当时英国剑桥大学的模式，在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河畔建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所高等学校，始称剑桥学院。1639年，学校更名为哈佛学院，目的是永久纪念学校创办人之一和办学经费的主要捐献者、英国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文学硕士约翰·哈佛（John Harvard）。1780年，哈佛学院被马萨诸塞州议会破格升为哈佛大学，此名一直沿用至今，常被简称为哈佛。历经381年的发展，哈佛大学已经规模庞大、资产超群，常被人戏称为“哈佛帝国”。之所以有这样的称谓，有很多原因。

一是学校规模庞大。全校共设有13所学院。其中本科生院两所，即哈佛学院与拉德克利夫学院；研究生院11所，即文理学院、商业管理学院、肯尼迪管理学院、设计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神学院、医学院、牙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及大学扩展部等，其中除牙医学院、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这3个研究生院设立在波士顿外，其余各学院均集中于剑桥。各院校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二是哈佛大学拥有强大的师资力量、一流的学术水准。在哈佛大学工作的教职员工超过14000人，包括超过2000名教授和讲师，以及7000多名在所属的各个教学医院工作的教员。到目前为止，哈佛大学已然是拥有11个研究生院、40多个系科、100多个专业的大型院校。其中，商学院、法学院、政府学院、医学院等众多学院都具有极高的声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医学、生物学、化学、生化学、物理学等学科也都是世界一流水平。

三是哈佛大学资产雄厚，获得的捐赠是最多的。在哈佛，每个全职教授的平均基本工资就达19.2万美元，在美国高校中遥遥领先；给学生的奖学金则每年达3.38亿美元，这些数字增添了哈佛的光环。在刚刚过去的那个财政年（2007年7月1日至2008年6月30日），哈佛收到的捐助资金达369亿美元。哈佛大学向来出手阔绰，重金打造校园设施在所不惜。学校负责人花费2.6亿美元建一座新医学大楼眼睛也不眨一下，他们还斥巨资委托罗伯特·斯特恩（Robert A.M.Stern，美国老牌建筑事务所）设计一座巨型哈佛法学院副楼。当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哈佛大学在经费上也开始吃紧，许多发展项目亮起了红灯，如今这所名校已经沾染了华尔街病恹恹的气息。漫步在波士顿查尔斯河畔的哈佛校区，首任捐助者约翰·哈佛的雕像闪耀着光泽，但其脚下几乎被挤爆的垃圾箱却似乎透露出不妙的预兆。至于哈佛最为雄心勃勃的宏伟项目——原计划在2011年竣工、造价超过12亿美元的科学综合大楼，目前已被迫停工。由于研究院的招聘与建设均已处于冻结状态，学生、老师、管理层之间的冲突时有出现。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是，哈佛大学汇聚了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哈佛大学由最早成立时的12名学生，壮大到如今的2万多名学生，规模巨大。这里面，有大学生、研究生、继续教育和夏季学校的学生，也有各种形式的进修生和访问学者；有十几岁的少年，也有80多岁的老人。哈佛大学除了培养美国学生外，还接纳来自世界各国的大批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据报道，哈佛的学生来自世界大约150个国家和地区，他们有着不同的民族、语言、宗教信仰及文化传统，充分体现了各个种族、各个民族在文化上的丰富多样性。如果你漫步在哈佛校园里，或就座于任何一个教室中，就会发现这里的男女老少、各色人等一应俱全。来哈佛读书的学生，虽然国籍、种族、文化迥异，但他们个个成绩优异，或每科普遍优秀，或单科异常突出，或参与竞赛出类拔萃。而且，许多学生注重人文、音乐、舞蹈、戏曲、体育等素质的培养，注重管理、领导、语言、新闻报道、公共服务等方面能力的训练，可以说是多才多艺。

哈佛大学之所以能从“一叶小舟”发展成为世界高校中的“航空母舰”，原因之一在于它开创和形成了一套颇为独到的办学思想和理念。这所学校早年开设的课程以英国大学的模式为基础，但是在思想上与这个殖民拓荒地盛行的清教徒哲学保持一致。尽管它早年的许多毕业生成为整个新英格兰地区清教徒聚居地的牧师，但学校却从未正式加入过某一个特定的教派。一份出版于1643年的小册子阐明了哈佛大学存在的价值：“促进知识并使之永存后代。”另外，哈佛历任校长都坚持3A原则，即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和学术中立（这三个原则英文词第一个字母均是A），因之各学院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哈佛的校训是“Amicus Plato，Amicus Aristotle，Sed Magis Amicus VERITAS”。它是拉丁文，中文意思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它是哈佛学生学习和为人的准则。哈佛的校徽拉丁文是“VERITAS”，中文意思是“真理”。校徽的确定颇费周折，其设计草图早在1643年就已提出，却于无意中被搁置在文件里，沉睡近200年。直到200年校庆，校长昆西（Josial Quincy）在寻找校史资料时，偶然发现这一图案，才把它重新介绍给哈佛师生。此外，哈佛大学各个图书馆自习墙上的箴言，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成为哈佛精神的一部分。读书的人累了，抬头就能看见那些给人以信心的充满哲理的话，如“此刻打盹，你将做梦；而此刻学习，你将圆梦”“勿将今日之事拖到明日”“学习这件事，不是缺乏时间，而是缺乏努力”“幸福或许不排名次，但成功必排名次”“学习时的苦痛是暂时的，未学到的痛苦是终生的”“今天不走，明天要跑”，等等。如今，这些箴言不仅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哈佛学子，甚至成为世界各国青少年恪守的“座右铭”。

与哈佛大学的办学理念密切相关的，是这里的研究、教学和学习风气。这里有几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哈佛大学教授在教书上的认真和敬业。我在法学院、文理学院、政府学院选过一些课。教过我的每一个教授，不论是主课还是副课，都极其认真负责，要求非常严格，对学生的作业批改得非常仔细，一个单词、一个标点都不放过。学生加班，教授也经常陪着，而且还主动给学生上小课。二是学生的认真和勤奋。去美国之前，我有个偏见，觉得在美国读书很轻松，美国大学生作业很少，考试容易，尽去玩了。去了哈佛之后，才知道这种想法大错特错。我所在的班上国际学生和美国学生各占一半，因为课程重、作业多，大家基本上都是学到凌晨三四点钟才回去休息，上午八点钟又要准时上课，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在国内读书时，学到夜里十二点钟就觉得自己够刻苦了，可在哈佛要是这个钟点睡觉，绝对是懒学生。

正是其独到的办学理念，正是其在择师和育人上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哈佛大学才得以成为群英荟萃、人才辈出的一流学府，在出成果、出人才方面成就斐然，并且一直保持着长盛不衰的势头，对美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和高等教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世界各国的求知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科学研究方面，哈佛大学不断有影响重大的科研成果问世，如100多年前开始实施外科麻醉手术；20世纪40年代发现核磁共振，现已广泛用于化学和医学研究；50年代首创器官移植的新方法，并成功地进行了第一例人体肾脏移植；60年代提出有机合成化学的理论和技巧，并首次人工合成了维生素B12；90年代发明新的太阳能转化电能材料；2000年合成一种十分有效的抗癌药；等等。在人才培养方面，无数优秀的哈佛毕业生，对美国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都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他们中包括8位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拉瑟福德·海斯（Rutherford B.Hayes）、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约翰·肯尼迪（John F.Kennedy）、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以及无数影响世界的风云人物，如英国著名外交家乔治·唐宁（George Downing）、美国著名思想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石油大王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著名政治家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IT巨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等。哈佛大学的教授中总共产生了4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34名普利策奖获得者。中国近代以来很多著名学者都曾在此学习过，包括陈寅恪、竺可桢、杨杏佛、梁实秋、梁思成、赵元任等。

谈起哈佛，不能不介绍一下它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来到哈佛大学的图书馆，这里的资料收藏实在丰富、服务设施实在齐全、服务措施实在周到。哈佛的图书馆，大大小小，算起来不下百所，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综合图书馆，即瓦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该馆建于1638年，是哈佛也是美国年代最悠久的图书馆，同时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图书馆之一，存有1600多万册图书，其中包括微型胶卷、地图、图片、数据和其他资料。地上有好几层书库，地下也有好几层。另一类是与专业相关的图书馆，主要是法学院图书馆、政府学院图书馆、神学院图书馆、托孜图书馆、雷蒙图书馆、方图书馆、燕京图书馆，以及政府文献馆、哈佛档案馆、利陶图书馆等。雷蒙图书馆是大学生、研究生教学参考书图书馆，备份很足，往往其他专业图书馆借不到的，这里都能借到。霍顿图书馆是档案图书馆，收藏有很多美国名人的亲笔信件、照片、手稿。在哈佛的图书馆中，值得一提的是哈佛大学院系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问题。在哈佛，查阅资料一般需登录和浏览哈佛大学网站。通过哈佛图书馆的HOLLIS网，可以查阅哈佛各馆的藏书情况。HOLLIS网上还有各种电子杂志，看到需要的论文，可以直接下载；至于博士生的论文提要，哈佛的网上也能看到。各种学术议题，通过网上征询，都能得到满意答案。

哈佛大学的各个博物馆也是哈佛校园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包括艺术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考古和人类文化博物馆等。哈佛艺术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学艺术博物馆之一，它收藏了15万份艺术珍品，从古至今，从欧洲、北美、北非、中东到东南亚，范围极广。艺术博物馆分3座。佛格博物馆主要收集的是西方绘画、雕刻、素描、照片和印刷品，既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珍品，也有法国印象派作品。莱辛格博物馆向人们展示中欧、北欧的艺术，其收藏品主要来自德语国家。萨克勒博物馆主要收集古代亚洲和宗教艺术品，其中有中国玉器、青铜器、陶器、古画、佛教雕塑、朝鲜陶瓷、日本浮世绘、印度绘画、阿拉伯书法、波斯地毯、希腊和罗马雕塑，等等。哈佛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包括植物博物馆、比较动物学博物馆以及矿物和地质博物馆。植物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珍贵的经济植物和药用植物标本、照片、人工制品和考古资料，其中植物玻璃模型当属最稀有的收藏品。该馆共有这类模型3000多个，涵盖840多种植物，模型精致完美，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哈佛考古和人类文化博物馆是世界上最早的人类学博物馆，广泛收集了西半球人类文化历史的记载文献。这些博物馆与哈佛大学的科学研究交相辉映、异彩纷呈。

哈佛是许多人向往的学习和深造的地方。如今的哈佛大学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全世界都有重要的影响力，也是申请入学竞争最激烈的大学之一。哈佛的录取率在美国是非常低的，始终停留在10%—12%，但申请人数一直居高不下，每年都达到2万多人。许多高中成绩出类拔萃的申请者也未必能被哈佛录取。而同时被两所名校录取的学生，75%左右的人选择了哈佛。虽然考进哈佛不容易，但它还是为任何一个优秀的、有才华的学生提供入学的机会，录取时不考虑申请人的经济状况，对确需经济资助的学生会提供帮助。

二 关于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

在哈佛大学从事学习和研究的一年时间里，我耳闻目睹了一个令中国人高兴的事实——哈佛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越来越多，在哈佛求学和教书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围绕中国的研讨会和报告会、开设的讲座和课程、出版的科研成果越来越多。哈佛大学院系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普遍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这表现在教授（有专门的中国研究教授讲席）、项目（有专门的中国研究项目）的体制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学术活动、教学课程以及研究成果上。从人员、项目、活动、成果的数量与质量来衡量，哈佛大学都堪称美国甚至世界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重镇。

其实，哈佛大学研究中国问题是有渊源的。哈佛大学是美国第一家设置中国学的学校，也是最早进行当代中国研究的学校。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譬如文学、历史、哲学、考古等方面，哈佛大学“盛产”不少名家，出版了诸多影响深远的名著。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哈佛的当代中国研究也已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其学术成果颇为丰厚。20世纪60年代，美国开始致力于培养专门研究中国的学者，造就了一批享誉全球的著名学者。70年代初，基辛格博士在他前往中国的“秘密外交”之前，曾来到哈佛大学，倾听母校的中国研究专家们对中美关系的意见。直至今日，哈佛大学在美国的对华政策研究方面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近年来，哈佛大学一些重要科系，如政府系、社会学系、人类学系、社会医学系等，其主任都是在各自领域享有盛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数年前，法学院还首次任命了一位研究中国法律的教授为副院长。

哈佛大学现有的11个学院中，有3个学院设有从事当代中国研究和教学的专门机构：文理学院（Faculty of Arts and Sciences）、肯尼迪政府学院（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和法学院（Law School）。

文理学院设有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有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开设有关中国文学、历史、语言与艺术的课程。此外还有一家著名的当代中国研究机构，即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1955年，时任哈佛历史学教授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争取到卡内基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在哈佛大学创立了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并担任该中心主任。费正清的工作是开创性的。在他之前，西方对中国的研究是人文性质的，费正清把中国研究变成了可以为美国对华政策服务的实用学问。他强调从中国特殊的历史传统的角度理解现代中国，认为美国不能直接地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中国。他去世后，这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研究机构薪火相传，保持着一以贯之的研究风格。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专业研究人员的人数一般保持在10—30名。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有个执行委员会，是其重要的权力机构。执行委员会成员由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地区最权威的中国学家和东亚地区研究专家组成，他们是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学术骨干和核心成员。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范围包括东亚各国和中国港台地区，重点在中国大陆。费正清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学术活动频繁，学术讲座特别多，讲座内容从中国古代史到中国当代问题，从中国内地家庭社会问题到海峡两岸关系、国际关系问题，从考古探讨到戏剧、电影、小说研究，无所不有。参加者十分踊跃，尤其是热门题目，往往有的报告还没开始，会议室就坐满了人，会议气氛异常活跃，讲者与听者有席地而坐的，有站立凝听的，也有坐窗台、热水汀的。

另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机构是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哈佛燕京学社通常被归在哈佛大学名下，实际上是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燕京大学是教会学校，1951年收为国有，1952年并入北京大学）等学校共有的汉学机构。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于1928年，初始资金来源于美国铝业大王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捐赠给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的遗产。作为美国最早的汉学研究机构，哈佛燕京学社久负盛名。七任社长都是汉学家，他们是叶理绥（Serge Elisseeff）、赖世和（Edwin O.Reischauer）、佩泽尔（John Pelzel）、克瑞格（Albert Craig）、韩南（Patrick Hanan）、杜维明和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与1955年成立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注重研究当代中国相比，它更专注于传统中国学。对此，费正清说过：“汉学家就像语言的仆人，甚至奴隶，但历史学家的问题是要将语言为我所用，而不是相反。”实际上，中国文化无论古代还是近现代和当代，对西方人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这两个机构的并立使哈佛成为西方当之无愧的中国学和当代中国研究的中心。

在当代中国领域，肯尼迪政府学院是近几年崛起的一支重要力量。从20世纪90年代起，肯尼迪学院加强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和教学。当代中国研究集中在企业政府中心（The Center for Business and Government，CBG）的亚洲项目组下，分为中国公共政策、中国香港的领导和中国台湾的领导者三个独立项目。

哈佛大学东亚法律研究中心是研究中国法律问题的重要机构，设立于1965年。最初称东亚法律研究项目（East Asian Legal Studies Program），是美国研究东亚各国法律史以及这些国家与美国互动关系的最早、最大的学术项目，目的在于比较中国、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的法律及法律文化。

哈佛大学还于1997年成立了亚洲中心（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目的是更进一步地加强哈佛大学在亚洲问题上的研究，以确保其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目前共联络了100多名学者到哈佛从事中国和亚洲研究。傅高义（Ezra F.Vogel）教授是亚洲中心的第一任主任，托尼·赛奇（Anthony Saich）教授是现任主任。

在研究项目方面，据我所知，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医学院、政府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设计学院等都有各种中国相关领域的研究项目，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法律、卫生、医学等各个方面。在经济研究方面的项目尤其多。这些研究项目不是出于一种业余兴趣，而是具有领头人物、得到资金支持、配有专门设施、可以接受中国的研究生或者访问学者的研究项目。哈佛燕京学社的中国项目是面向文科学者的，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中国项目是面向政策研究的，环境中心的中国项目是面向环境学者的，法学院的东亚项目是面向法学研究的，而学校的中国项目是面向几个综合院校的。因此，哈佛的中国研究不是少数专业、少数热心人的事情，已经成为一个全校性、跨学科的研究领域。

在学术活动方面，哈佛的中国研究活动红红火火，每年都有一些大型、综合性的活动。一年一次的哈佛中国评论年会是这些活动中的代表。在2005年的年会中，4个分组研讨覆盖了中国的消费、交通、能源、城市以及住房等大的热点课题。当哈佛各个领域积累起一批中国问题的研究专家时，他们就可以开展大型的综合性学术活动了。哈佛大学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重镇，但是学究气很重的哈佛过去侧重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而忽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近年来，哈佛大学汉学研究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关注中国当代文化现象。另外，研究中国文学和历史的学者过去都只用英文来做研究和交流，而现在，在哈佛同一些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交流时，大家都是用汉语来交流，而且更多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正成为哈佛学者关注的对象。

在图书资料方面，燕京图书馆是哈佛最大的中、日、韩资料图书馆，大概也是北美最大的汉学图书馆，也是中国访问学者最常去的地方。现有藏书共100多万册，其中中文图书占一半以上，微缩胶片8万多件，期刊5700多种，报纸32种。这些资料以汉学的传统资料为主，但也包括中共党史和国史资料，以及由大陆出版的新地方志。自哈佛大学于1879年开设中文课程后，就开始收集与中国相关的图书，该图书馆是西方研究中国文化规模最大的图书馆。燕京图书馆借书不限，进出自由，非常方便。

在学术期刊方面，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出版有《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另外，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还经常有研究成果以图书和专题文集形式发表，其中有《哈佛东亚丛书》（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Series）、《哈佛东亚专题文集》（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和《中国论文集》（Papers on China）。哈佛燕京学社的出版物为《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目前，一批在哈佛就读的中国学生正在办《哈佛中国评论》（Harvard China Review）。

这里，我再多说几句。其实，哈佛大学只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庞大人群中的一小部分。或者可以说，哈佛大学的“中国热”是世界关注中国的一个缩影。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不断上升，美国大学和智库对中国的研究蓬勃发展，而哈佛大学作为美国最著名的学府当然更是借助其在中国研究方面的领先地位，持续领跑。有的学者将其形象地比喻为“哈佛一片东方红”。其实，在美国的大学、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各类咨询机构中，研究中国问题的可谓人数众多，难以计数。而且近些年来我们看到的“中国热”呈现几何级的变化，这与中美关系的发展和中国的崛起是息息相关的。据估计，全美最好的100所大学中，有300—500位专门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学者。而且，不光是智库和大学，美国主要部委、大兵种都有中国研究专项，所有大公司也都有中国项目或者中国部门。《华盛顿杂志》曾报道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中国分析员有百余人，许多退休官员如今依然活跃于美中关系学界，如芮效俭、尚慕杰、傅立民等；也有一些学者“学而优则仕”，如原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柯庆生，曾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国务卿。大华盛顿地区专门进行中国研究的学者、说客和咨询人员，也就是说“吃中国饭”的人越来越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研究热”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持续升温。如今，当你走在号称“美国智库一条街”的马萨诸塞大道，也许不经意间就会碰见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这条大道两旁的著名智库——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卡托研究所、国际经济研究所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以及离此不远的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美国企业研究所和乔治·华盛顿大学，都有中国项目，甚至有中国研究中心。盖保德（Albert Keidel）、卜睿哲（Richard Bush）、谭慎格（John Tkacik）、蓝普顿（David Lampton）、季北慈（Bates Gill）、葛来仪（Bonnie Glaser）、何汉理（Harry Harding）、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等一大批有着中文名字的美国学者、教授正活跃在美国的外交学术界。需要说明一点，美国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学者主要集中在大学和智库。美国大学里研究中国的人数最多、实力最强、专业面和兴趣面最广，但往往与政策圈脱节；华盛顿和波士顿研究中国的顶尖机构最多，但就与美国政策制定者联系最紧密、能为美中关系走向把脉而言，华府智库是其他地方没法比的。这些智库中，卡内基、布鲁金斯、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项目被普遍认为是比较强的，前两者还在中国国内开设了研究分部。

应该说，“中国热”升温是好事，但对学者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而现实是人多了，难免鱼龙混杂，如何客观、公正地研究中国问题成为一大课题。我们看到，美国人对中国的关注点与美国的政治关系密切。早在“冷战”时期，美国投入大量精力研究苏联；现在，中国渐趋强大，美国的研究热开始转向中国，而且势头越来越猛烈、越来越具体细致。过去，中国一直是美国重要的外交议题，但以前主要关注台湾、人权、贸易等比较单一的双边问题，而现在牵涉面则广泛得多。非洲、拉美、能源、气候变化等问题已成为中美关系中的议题；贸易也从双边逆差发展到汇率问题、全球经常项目不平衡问题；以前中国与美国在防止核扩散方面并无多少合作，而今在朝鲜、伊朗核问题上，中国与美国正密切合作。

如何看待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本身就是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一方面，很多美国人，包括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跟不上中国快速变化的步伐，仍以老眼光看已经发展了的中国，有些观点难免与中国的实际状况相左。另一方面，在比较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下，一些美国学者凭借着对美国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深刻了解，在研究美中关系方面亦有其强项，所思所想亦有其独到和可以借鉴的地方。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要再盲从，或随意地拒斥，而是要学会以我为主，自主地、积极地思考问题。

三 关于哈佛大学的中国学家

哈佛大学不仅有一流的研究机构，还有许多世界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他们人数众多，研究领域遍布各个院系的各个方面，而且代有传承，呈不断发展壮大之势。他们以及他们所取得的成果对美国政府制定对华决策、为美国社会了解中国发挥着持续而巨大的影响力。

在哈佛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中，最早、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费正清教授。1997年原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2003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对他的学术成就和致力于中美友好的贡献，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费正清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先后求学于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费正清与中国的接触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特殊的历史时期。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来清华大学任讲师，并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1948年，他发表了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之作《美国与中国》。1958年，该书第二版又增加了对中美关系以及美国为什么失去中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955年，费正清争取到卡内基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在哈佛大学创立了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并担任该中心主任直到1973年。他创造的“刺激—反应”方法成为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的主要方法。此外，他还为美国近80所大学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从事中国学和东亚学研究的学者。他也由此获得了“美国中国学方面最大的学术企业家”的美称。费正清所开创的中国学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史学，还逐渐扩展到多学科领域。在这方面的著作有《美国与中国》（第四版，1971年）、《共产党中国，1955—1959年：政策文献分析》（合编，1962年）、《新中国和旧中国》（1977年）、《与中国的不解之缘：五十年回忆录》（1982年）、《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1986年）等。其学术贡献主要在以下方面：一是创立当代中国学。这种“中国学”有别于偏重语言学、文化学、传统汉学的中国学。二是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做出了不懈努力。在费正清的著述中，有关中美关系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占很大比重。他的论述影响了整整几代美国学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费正清主张美国政府尽早放弃对中国的“遏制和孤立”政策，转向“遏制而不孤立”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些主张凝聚着他多年来对中美关系的深入思考。费正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他的学术经历在影响和左右美国公众和政策决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作为中美关系的专家、倡导者和阐释者，费正清致力于影响历史进程，而不是仅仅理解和解释历史。他遵循其导师查尔斯·韦勃斯特（Charles Webster）的主张，即历史学家应利用其知识和研究改变现实。他坚持认为，为了美国的未来和世界的发展，美国人必须重新认识中国，重新审视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费正清之所以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恰恰是因为他的思想和政策观点与决策者的务实、功利观点相悖。三是致力于19世纪中叶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探索传统中国社会的特征、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变故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整个过程。他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历史教员，桃李满天下，在哈佛大学培育了数以千计的本科学生，在他门下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学者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任教的达100多人。四是极力推广东亚研究，其中包括现代中国史研究。经过他的毕生努力，东亚研究获得了应有的学术地位和大量的财政资助。除了加强学术意识和筹集资金外，费正清还帮助建立了一系列的研究项目，如在哈佛大学推广东亚研究，扩大该学科和领域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哈佛大学几乎可称为他的学术研究基地。

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是哈佛大学又一位深具影响力的中国学家。长期以来，史华慈一直是哈佛大学东亚和中国问题研究方向的学术负责人。曾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常务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远东语言、历史和哲学博士学位委员会主任，哈佛大学教育哲学博士学位委员会主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系博士委员会主席等。他是美国亚洲协会1979—1980年度主席。1998年1月，在美国历史学会的第112次年会上，他被授予美国历史学会“学者荣誉奖”，这是美国历史协会给予资深历史学家的最高荣誉。史华慈的学术成就首先是对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问题的研究。他对中共研究的最早和有影响的成果，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崛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史华慈在著作中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战略的特点及其贡献，特别指出了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论著提出这样的观点，即毛泽东的整个革命战略并不是向莫斯科靠拢。毛泽东在中国获得的权力不是来自莫斯科，是靠自己争取得到的。1968年，他的第二本重要中国学著作《共产主义和中国：变动中的思想意识》（Communism and China：Ideology in Flux）在哈佛出版，这是他后来十多年对中国研究论文的结集，包括对中苏关系、中美关系、中国现代化、毛泽东思想等问题的思考。这些对中国问题的解说，被认为是代表了当时西方最好的思想史专家和汉学家研究工作的进展。史华慈中国问题研究的又一重要成就是关于中国思想史的探讨。他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第一部代表作是《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an Fu and the West）（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史华慈在书中对严复的翻译工作进行审慎的解读。他甚至发现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对自己思想内部逻辑的理解有时还不如他的中文翻译者。史华慈向西方学界介绍了这位启蒙思想家探寻西方富强原因的艰辛努力。史华慈还试图用比较的方法探讨西方思想影响下的中国学术。作者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较，阐述并交流人类文化发展的共同思想经验。他认为虽然中西文化不同质，但跨文化的理解是可能的。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在为这本书作序时也着重说到，假如史华慈仅仅展示一块异国土地对一个人的明显影响，仅仅尽职地记录这种远距离的思想交流，“效果也许不会是这样”。他说，史华慈的这本书不是对“影响”的研究，而是“真正的”“比较史学的著作”，其所涉及的观点“比我们原有的看法更宽更广”。《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是史华慈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也是他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顶峰。史华慈毕生从事中国学教育事业，一生培养多名有国际影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1990年，柯文（Paul A.Cohen）和谷梅（Merle Goldman）主编的《思想穿越文化：纪念史华慈中国思想论文集》一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引言介绍了史华慈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思想，认为作为学者和思想家的史华慈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及其目标，是人类发展的问题。这是跨越时空和文化藩篱的大问题，也是20世纪人们不断关注的问题。在史华慈看来，中国问题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人类可选择的探讨自身问题的智库和博大实验室，有助于深化和丰富对人类发展经验的认识。田尔曼在对史华慈的怀念文章中，也称史华慈的论文反映了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所具有的超越于中国研究的普遍关怀”。林毓生指出史华慈普世的观念融合着人文主义立场，使他得以将中国问题的研究从狭隘的观念中解脱。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裴宜理教授说，史华慈是美国唯一的既研究中国政治又研究中国古代和近现代史的学者。史华慈最早提出中国共产主义不是苏联共产主义简单的追随者的论断，强调了中国共产主义有自己的历史渊源和社会实践。燕京学社的杜维明教授说，史华慈是一位仁慈的历史学家，他的努力使中国的声音遍布英语世界。

除了费正清、史华慈教授外，现在哈佛大学的各个院系活跃着许多中国问题专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接受了此次系列采访。由于正文里面都有对他们的详细介绍，这里只略作提及。

傅高义（Ezra F.Vogel），著名社会学家，因研究邓小平问题而在中国为人们所熟知。他曾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精通中文和日文，被认为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有关中国问题的主要代表作有《社会变革：农业中国的问题》（1963年）、《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年）》（1969年）、《特别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研究的经历）》（1981年）。

华琛（James L.Watson），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曾出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伦敦大学中国现代研究所主任，著有《晚清帝国和近代中国的死者葬礼》《中国的血缘关系组织》《移民和中国血统》等，编有《革命后中国的阶级和社会分层》（1984年）。

马若德（Roderick Mac Farquhar），曾任哈佛大学政府系主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进行中国当代史研究，编著了《中苏争端》（1969年）、《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1969年）、《中美关系，1949—1971》（1972年）、《百花齐放运动与中国知识分子》（1974年）、《毛泽东的秘密讲话：从百花齐放到“大跃进”》（1989年）、《剑桥中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卷本（1987年、1991年）、《中国政治：毛泽东与邓小平时代》（1997年）等。

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1948年出生于上海；父母都是传教士，执教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裴氏父母携家离开上海，于1951年迁居日本东京，继续在一所教会大学担任教授。裴宜理也在日本长大，后赴美求学、执教。她精通中文和日文，曾执教于加州大学、华盛顿大学。1999年，她成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第一位女主任。裴宜理主攻政治学，已撰写和主编了多部中国学研究专著，主要有《华北的暴动和革命（1845—1945）》《罢工中的上海：中国劳动者的政治》。

柯伟林（William C.Kirby），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主任，曾任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主要进行中国现当代史、中外关系史研究，包括20世纪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著有《外国模式和中国的现代化：德国和中国，1921—1941》《德国和“中华民国”》等。

柯文（Paul A.Cohen），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国晚清史，著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在中国发现世界》《历史学的三把钥匙——作为事件、经验和神话的义和团运动》等。他提出的“中国中心观”，对美国乃至世界的中国学研究都有重大影响。

孔飞力（Philip A.Kuhn），哈佛大学历史系、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曾出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代表作有《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叫魂》等。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曾任哈佛大学东亚系及比较文学系主任，主要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著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初唐诗》《盛唐诗》《晚唐诗》《他山的石头记》等。现致力于翻译杜甫诗歌以及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

谷梅（Merle Goldman），波士顿大学历史系荣誉退休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着重于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著有《“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和国家：中国新联系的探索》等。

包弼德（Peter K.Bol），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主任。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研究，专攻宋史，代表著作有《11世纪中国的文化及其道路》《宋史研究工具书》《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等。

安守廉（William P.Alford），哈佛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兼东亚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主要进行中国法学史研究。

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社会问题，著有《社会火山之误解：当代中国对不平等和分配不公的认知》《工业社会前的妇女地位》《中国的政治学习小组与政治仪式》等。

托尼·赛奇（Anthony Saich），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事务教授、哈佛大学亚洲民主管理与创新中心主任、哈佛大学亚洲及中国公共政策项目机构主席。教学和研究专业是政治学理论与实践，主要内容包括亚洲各国政府和社会的相互影响，以及在制定决策和构建社会与经济学发展框架方面两者各自所起的作用。主要著作有《中国政治与治理》（2001年、2004年）、《中国80年代的自然科学政策》（1989年）、《毛泽东的中国革命论述》（1994年）、《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崛起》（1996年）、《中国的政府与政治》（2004年）、《转型时期的中国的公共产品供给》（2008年）、《中国的城市化》（2008年）等。

上述这些教授都是美国最知名的中国学研究专家，是各相关领域和研究方向最被看好的学者。事实上，哈佛大学研究中国问题或与中国问题研究有关的教授实在太多，很难在这里一一介绍。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些中国学研究专家几乎都有一个好听且地道的中文名字——费正清、史华慈、傅高义、宇文所安、包弼德、安守廉、柯伟林、伊维德等。费正清1932年曾到过中国，在清华大学讲授经济史，认识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并与他们成为密友。费正清这个中国名字就是梁思成替他取的，意思是费氏正直清廉。傅高义，一个非常中国化的名字，令我在确定他的身份时有点犹疑，不了解的人听到这样一个名字可能不会想到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宇文所安的中文名用复姓，“宇文”是中国古代胡人的姓，“所安”则出自《论语》的“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名和姓加在一起，也有胡汉融合的意思。一般人读过三百首唐诗已经算不错了，但宇文所安自称读过唐诗上万首。专门研究宋元明清历史的汉学家包弼德，中文名字则是留学中国台湾期间由他的中文老师给他取的。

四 关于哈佛校园里的中国人

在哈佛大学的课堂上、校园里、会议室里，不乏中国人的身影。有在这里任教或读书的，也有作短期访问或参加学术会议的，还有步履匆匆的游客。当地的人告诉我，这些年哈佛大学的中国人越来越多。

那么，哈佛校园里到底有多少中国人？第一个出现在这所校园里的中国人究竟是谁？

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入口处，墙上悬挂着一幅大照片。一位清代官员打扮的中年人，顶戴花翎，身着官服，足蹬皂靴，清癯的脸，一双睿智的眼睛。130多年前，他不远万里来到美国，揭开哈佛大学的中文教育史，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戈鲲化。这是中国第一次向西方世界的大学派出教师，传授中国文化。这也是一件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乃至整个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但是100多年来，这位中美文化交流的先行者一直不为世人所知；直到今天，我们好多人对他还是一无所知，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但他确确实实是登上哈佛讲台的中国第一人，确确实实是中美文化交流的先驱，确确实实是中国文化输出的先行者。

戈鲲化，字砚畇，一字彦员，生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卒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享年44岁。祖籍安徽休宁，寄籍浙江宁波。清光绪五年（1879年），由他在宁波口岸任职税务司官员的中文学生、美国人杜德维（Edward Bangs Drew）推荐，与美国哈佛大学签订赴美任教合同，并携带家眷和一大批中国书籍于当年8月底抵达哈佛大学。应该说，美国的汉学研究比欧洲的一些国家起步晚，但在这一过程中，哈佛大学却以其特有的气魄走在前面，而鼐德（Francis P.Knight）则是推动这一进程的最重要人物。鼐德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早年来中国营口经商。他以在中国生活了15年的体会，针对美国在华商务和传教事业的需要，致信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 Eliot），提出募集一笔钱，从中国聘请一位教师，在哈佛大学建立中文讲座的建议，其目的是通过学习中文，培养一些年轻人，为他们将来在中国政府供职提供条件，增强他们在中国进行商业贸易的能力。他经过仔细考虑，选中了戈鲲化。戈鲲化赴美执教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3年，然而由于他的敬业和才能，依然创造出三个“第一”的纪录，即登上哈佛讲台的中国第一人、奠基燕京图书馆的第一批图书、编撰出第一部由中国人为西方人写的中国文化教材。戈鲲化虽然英年早逝，却留给美国人一笔精神财富；然而，过早结束了生命旅程的戈鲲化还没有来得及把他在美国的收获带回国内，用他的学识来推动中国的进步。比起中国的第一个留学生容闳，作为第一个到西方任教的学者，戈鲲化的身后是寂寞的。但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他的美国之行所体现出来的意义，无疑应该受到充分的肯定。

继戈鲲化之后，陆续前往哈佛学习或任教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据张寄谦、姜文闵和张凤等人的考察、统计，有很多著名的中国学者都曾在此学习过，比如刘瑞恒、赵元任、胡适、梅光迪、陈寅恪、汤用彤、张歆海（鑫海）、楼光来、顾泰来、吴宓、李济、唐钺、胡正祥、陈岱孙、江泽涵、杨嘉墀、张福运、梁实秋、林语堂、罗邦辉、秦汾、金岱、杨诠（杏佛）、宋子文、竺可桢、齐思和（致中）、翁独健、范存忠、黄延毓、郑德坤、林耀华、陈观胜、杨联升、周一良、严仁赓、任华、刘毓棠、冯秉铨、吴于廑、关淑庄、张培刚、高振衡、谢松、王念祖、陈梁生、施于民、李惠林、全汉升、梁方仲、王伊同、蒙思明、王钟翰、邓嗣禹、王岷源、李方桂、任叔永（鸿隽）、陈衡哲、梁思成、梁思永、洪深、钱端升、贺麟、姜立夫、张炳熹、张芝联、洪业、方治同、赵理海、胡刚复、丁文江、卫挺生、郭廷以、陈荣捷、殷海光、余英时、严耕望、徐中约、王浩、王安、贝聿铭、成中英、马友友、曾荫权、俞宗怡、刘亭亭、冯国经、陈方正、郑绵绵、吴经熊、李模、连秉衡、张富美、吕秀莲、赖英照、丘宏达、张伟仁、黄维幸、陈长文、马英九、李嘉同、李应元、吴东升、蔡仁坚、俞国华、刘广京、叶嘉莹、陈幼石、梅祖麟、张忠谋、刘年玲、刘元珠、郑培凯、黄进兴、臧振华、王明珂、李惠仪、柯庆明、张淑香、刘笑敢、张存武、江勇振、林满红、林丽月、吴文星、黄宽重、张云、朱虹、陈来、庞朴、高毅、刘梦溪、王安琪、廖咸浩、叶海烟等。近年来，哈佛大学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学者越来越多。目前，在哈佛大学学习的中国大陆学生有350多人，教授和研究人员近500人，加上其他职工和在哈佛大学附属医院攻读博士后的研究人员，来自大陆的中国人大概要有近2000人。如果加上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的学生、学者和美国的本土华人，哈佛大学的炎黄子孙数目更为可观。仅从学生的比例来看，在即将进校的新生中，仅美国本土的亚裔就约占19%，达到历史新高。哈佛校园中的炎黄子孙以学习勤奋刻苦、聪明上进而著称。21世纪，哈佛大学将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眼光”的未来领导人，而将目光投向中国则是哈佛大学作出的非常明智的选择。近年来，哈佛数次接待了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来访。江泽民、朱镕基、温家宝等领导同志都先后来过哈佛，他们在演讲和交流中，赞赏哈佛与中国之间日益密切的关系，主张进一步加强彼此之间的交流，呼吁哈佛大学的师生“把目光投向中国”。

这里，我择要介绍几位在哈佛大学学习或任教的中国人。其中，有一些是已故的学者，有一些是已经退休或调离的学者，还有一些是仍然活跃在哈佛大学教学科研第一线的学者。

语言学家赵元任（1892—1982年），字宣仲，一字宜重，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生于天津。1910年，为游美学务处第二批留学生，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1914年获理学士学位；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任康奈尔大学物理讲师。1920年回国任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心理学及物理教授。1921年再入哈佛大学研习语音学，继而任哈佛大学哲学系讲师、中文系教授。1925年6月，应聘到清华国学院任导师，指导方向为“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等。1929年6月底，国学研究院结束后，被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同时兼任清华中国文学系讲师，授音韵学等课程。1938年起在美国任教。

建筑设计家贝聿铭（Ieoh Ming Pei），1917年4月26日生于广州，他的祖辈是苏州望族，他曾在家族拥有的苏州园林狮子林里度过了童年的一段美好时光。其父是中国银行创始人之一——贝祖怡。贝聿铭10岁随父亲来到上海，18岁到美国，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学习建筑，于1955年建立建筑事务所，1990年退休。作为最后一个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他被人描述为一个注重于抽象形式的建筑师。

考古学家张光直（1931—2001年），原籍中国台湾，为台湾新文学健将张我军哲嗣，1931年4月15日生于北京，1943—1946年就读于北师大附中，1954年毕业于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1961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1961—1973年历任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系讲师、助教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等职，1977年起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任教。他于1974年获选为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年获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80年获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1987年获颁香港中文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张光直的研究专长为考古人类学，在美国任教30多年间，一直致力于考古学理论及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国际学界享有盛誉。他以现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上古时期的历史和文化进行极深入的研究，先后出版专著10余本、论文100多篇。主要学术成就有二：一是开创聚落考古（settlement archaeology）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蔚为风潮；二是将当代文化人类学及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在中国考古学领域，代表作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中译《古代中国考古学》，1986年）一书迄今仍为涵盖面最广泛且讨论最深入的中国考古学专著。

艺术研究家赵如兰，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之女，曾任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访问教授、台湾“清华大学”研究所及“中央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哈佛大学教授等。赵如兰分别于1944年、1946年、1960年获哈佛女校瑞克利夫（Radcliffe）学院西方音乐史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自1942年起，赵如兰在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任教，从做她父亲赵元任的助教起，在哈佛教学50年。1960年，她以《宋代音乐史料及诠释》为题完成博士学位论文，获得魏毕（Carolyne Wilby）博士论文奖，论文被评为“各系中最有创造性的著作”。1968年，该论文还在美国音乐学会上获得金克代（Kinkeldy）学术大奖。她以严谨的学术方法处理各种资料版本，极有独到的见解。1974年赵如兰升为正教授，成为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第一位女教授，是第一位东亚系和音乐系两系同聘的教授，也是哈佛前十位的女性正教授之一，同时也是第一位华裔女教授。1990年，她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组的首位女院士，同时当选首位音乐专家。

史学家林同奇，1941年入重庆中央大学化工系，两年后转入重庆北碚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49年起先后在洛阳外国语学院和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前后达35年之久；1984年赴美，先后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东亚系和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Associate）至今。林同奇在哈佛从事学术研究20余年，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与美国学术思想，发表中、英文论文约30篇，散见海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主要著作有《林同奇文集：人文寻求录——当代中美著名学者思想辨析》（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译著有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年版）。

文学评论家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中国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并获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1982年返台任教于台大外文系，1986年再度赴美，任教于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开设中国现代小说与戏剧等课，首创在哈佛开讲中国现代文学；1990年转教哥伦比亚大学，1997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主任，被誉为华裔在哥伦比亚大学百年来第一人。2004年秋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邀他回来担任汉德升（Edward C.Henderson）中国文学讲座教授。2008年起参与哈佛燕京学社董事会。应邀兼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后又兼任复旦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常参加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重大文学奖（如“红楼梦奖”等）的评审。其著作有《从刘鹗到王祯和：中国现代写实小说散论》《众声喧哗：三○与八○年代的中国小说》《阅读当代小说：台湾、大陆、香港、海外》《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如何现代，怎样文学？》《众声喧哗以后：点评当代中文小说》《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如此繁华：王德威自选集》《后遗民写作》《一九四九：伤痕书写与国家文学》《二十世纪中国写实主义：茅盾、老舍、沈从文》等。

文学评论家李欧梵（Leo Ou-fan Lee），生于河南省太康县，长在台湾新竹，1961年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后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70年起，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印第安纳大学、芝加哥大学、洛杉矶加州大学。1992年先回哈佛大学任客座教授，1994—2004年正式返回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任教，兼任族裔委员会主席。2004年荣退后，获聘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荣誉博士及讲座教授和人文社会科学院顾问委员等。其主要著作有评论集《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西潮的彼岸》《浪漫之余》《中西文学的徊想》《来自铁屋的呼声》或《铁屋中的呐喊》《狐狸洞话语》《上海摩登》等十余部，散文集有《世纪末呓语》《过平常日子》等，长篇小说有《范柳原忏情录》《东方猎手》2部。

哲学家杜维明，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后获得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相继取得硕士、博士学位。1976年加入美国籍，先后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1981年始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并曾担任该校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系主任。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自1996年开始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至今。1990年借调夏威夷东西方文化研究与交流中心担任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1995年，应印度哲学委员会之邀，在南亚五大学府发表“国家讲座”。杜维明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被称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出版英文著作11部，中文著作16部，发表论文数百篇。由于其杰出的贡献，杜维明在2001年和2002年分别荣获第九届国际T'oegye研究奖和联合国颁发的生态宗教奖等奖项。作为现代新儒家学派的新生代学人，杜维明把自己“看作一个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将儒家文化置于世界思潮的背景中来进行研究，直接关切如何使传统文化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接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通过借鉴哲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化学、比较宗教学、知识社会学等跨学科研究的方法，阐发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和儒家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勾画了当代新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架，在东亚和西方世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的主要著作有《行动中的理学思想：王阳明的青年时期，1472—1529》《儒家思想：创造性转换的自我》《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等。

数学家丘成桐（Shing-Tung Yau），生于广东汕头，后全家移居香港。1966年入读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数学系，后前往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深造，师从陈省身。1971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在高等数学研究所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然后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当了两年助理教授。1974年，丘成桐成为斯坦福大学副教授，1979年以教授身份回到高等数学研究所，1984—1987年曾任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1987年任教于哈佛大学，现任该校William Casper Graustein讲席教授。长期以来，他的研究改变并扩展了人们对偏微分方程在微分几何中作用的理解，并影响了拓扑学、代数几何、表示理论、广义相对论等领域。其主要成就与贡献如下：1976年解决了卡拉比猜想，其方法被应用在超弦理论中，对统一场论有重要影响；证明了Monge-Ampère方程解的存在；1978年、1979年与舍恩（R.M.Schoen）合作解决了广义相对论中的正质量猜想；与卡伦·乌伦贝克（Karen Uhlenbeck）合作解决了Hitchin-Kobayashi猜想的高维形式等。由于在数学方面的卓越成就，他获得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语言学家冯胜利，197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先在历史系攻读古代史，两年后又考入中文系陆宗达教授门下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很快即留学美国，受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拉波夫教授，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曾为美国堪萨斯大学东亚系终身教授，现为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中文部主任，哈佛北京书院主任，北京语言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他曾任国际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语言学论丛》副主编，美国国家自然基金会项目申请评审人；现为近10种国内外语言学及语言教学杂志编委，以及国内外语言学杂志和出版社审稿人。冯胜利的专业研究领域为训诂学（Exegesis）、历史句法学（Historical Syntax）、韵律构词学（Prosodic Morphology）、韵律句法学（Prosodic Syntax）。他把韵律构词学理论引入汉语合成词的研究，创建了“韵律句法学”的理论，将韵律句法与词法的研究引入对外汉语教学，为基于汉语语言事实和特点而进行的语言理论研究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其著作有《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汉语韵律句法学》等。

哲学教授黄万盛，原籍江苏，长于上海，197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化研究中心、比较哲学研究室主任，1992—1997年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现为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研究员，国际知名学者，从事思想史、文化批评、比较文化研究等，研究领域包括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兼任清华大学伟伦特聘教授，西安交通大学、黑龙江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或研究员。2001年以来其主编“哈佛燕京学术系列”著作：《公共理性和现代学术》《儒家与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及其限制》《全球化与文明对话》《启蒙的反思》等，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著有《道德理论实践》《危机与选择》《革命不是原罪》等，在美国、法国、德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发表文章上百篇。

公共卫生专家刘远立，1987年在武汉同济医科大学获得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后，赴美留学，先后获得哈佛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硕士、明尼苏达大学卫生经济学博士学位；1994年起至今，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从事国际卫生政策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历任博士后研究员、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项目部”主任。“中国项目部”包括与中国卫生部合办的高级卫生管理干部培训、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研究，以及与中共中央党校合作举办的社会发展论坛等项目。2003年，刘远立教授被哈佛大学评为6名“未来公共卫生领域的领袖之一”。其专业研究领域主要着眼于运用经济学等分析工具探寻发展中国家卫生体系的效率和公平问题的解决办法，与同事一起创立了“国际卫生体系研究”这一新的学科专业。他参与了中国卫生改革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研究和政策咨询，帮助建立和加强了“中国卫生经济培训与研究网络”，并兼任国内清华大学等多所大学教授。他出版过4本中英文学术专著，在国际和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过60多篇论文。

引人注目的是，年轻学者开始在哈佛大学崭露头角，如庄小威、田晓菲教授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近两年来，关于庄小威的消息在网络上有很多。庄小威，1972年生人，1987年时，15岁的她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1991年毕业赴美，1997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拿到物理学博士学位，2001年被聘为哈佛大学助教。2006年初，她在34岁时，成为物理和化学系的双聘教授。她是第一位获得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天才奖”的华人女科学家。

另一位在国内青少年中知名度很高的是田晓菲。原因之一，就是她的一篇文章《十三岁的际遇》被选入初中一年级的教材。田晓菲，笔名宇文秋水，1971年生，天津人。五六岁时，在家长的引导下她读了很多诗和其他文学作品；后来又学写作，并在初中时出版了一本诗集，她的诗作还获得“世界儿童诗歌比赛”的国内奖。她13岁从天津十三中学直接升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读英美文学专业，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1991年获得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1998年获得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其出版作品有《爱之歌》（诗集，1988年）、《生活的单行道》（散文集，1993年）、《秋水堂论金瓶梅》（2002年）、《赭城》（2006年）、《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2005年，中译本2007年）、《烽火与流星：萧梁文学与文化》（2007年，中译本将由中华书局在2009年出版）。译著包括《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合译，1988年）、《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2001年）、《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2002年）、《“萨福”：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2003年）。

论起中国人与哈佛的渊源，还可以找到一些物证——矗立在哈佛校园里的一块雕刻着中国文字的石碑。刚到哈佛不久，我就注意到了这块中国特色的石碑。这座碑虽然立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但它一下子拉近了我与哈佛的距离。据目测，这块石碑高度应在3米以上，宽度近1米。这块石碑造型很标准，由碑座、碑身、碑帽三个部分组成。整块石碑由天然大理石雕琢而成，古朴而又细腻。碑座为赑屃，赑屃是龙的九子之一，像龟但不是龟。碑帽为盘龙。碑身镌刻着阴文，四周为突起的饰纹，碑身侧面雕刻阳纹龙饰。石碑正面有文字，背面没有文字。正面文字是正楷，不知为谁所书，字体偏斜，非正规碑文字样。我反复琢磨，只提炼出三点信息，一是此碑为哈佛中国校友捐献，二是此碑于1936年9月捐献，三是为庆祝哈佛建校300周年而捐献。

五 关于此次系列访谈活动

既然哈佛大学与我们中国之间有着这么悠久、这么密切、这么广泛的联系，我想，在二者之间应当有点“文章”可做。很巧的是，我在哈佛这一年，中国理论界、学术界乃至全社会正在围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两个颇具纪念意义的事件进行总结和研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关注并加入到了这种讨论当中。

我就琢磨，为什么不可以邀请“哈佛大学教授”这一特殊的群体谈一下对中国的看法呢？于是，我在出国之前，就产生了一个想法：仿效我此前主持实施的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的系列采访活动，试着搞一个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的系列访谈，听一听他们如何看中国，如何看待新中国成立60周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周年的发展。但是，我也有点顾虑。因为，眼下越来越多的人拿哈佛的名字做文章，越来越多的出版商拿哈佛做噱头，教材、教辅、励志书、经商宝典、学术秘籍、从政捷径，许多东西都拿哈佛作为“卖点”，似乎一旦沾上了哈佛的“仙气”，就可以确保稳赚不赔。可以说，大家都拿哈佛说事儿，想必哈佛肯定有其独特之处。但哈佛的“魅力”到底是什么？哈佛的名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众所周知，哈佛大学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一流学府，云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等，其中不乏研究中国问题或与中国问题有关的学者。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不仅是“世界东亚研究的王国”，也是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大本营。他们的研究课题是具有相当的辐射性和前瞻性的。也许中国人觉得由外国人领导研究中国的社会、历史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情，但是，前文已经介绍过的费正清、傅高义、麦克法夸尔、杜维明、裴宜理这一个个在学术界如雷贯耳的名字是让你不得不服的原因。由于哈佛大学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有人甚至说，哈佛的眼光就是世界的眼光。诚然，他们对中国的主张和认识见仁见智，但不乏真知灼见，对我们不无裨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当然，我也注意到，在那里，也掺杂着自命不凡的为中国“支招”的人们，充斥着精致却平庸的美式社科学问。当然，相比之下，中国的学术研究到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停留在“不精致且平庸”这个水平上。美国这个体系不太关心你是不是平庸，但是非常关心你是否精致。有一个经济学家给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只要你用数个复杂的模型作为论证方法，哪怕你的结论是“人渴了就想喝水”这样的废话，也会有很多杂志愿意发表你的文章。

2008年6月，收到哈佛大学的邀请函后，我就为即将开始的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生活做准备，起草了长达23页、中英双语的《“哈佛看中国——哈佛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访谈活动”工作手册》。8月，我来到哈佛，刚刚安顿好住处，便开始着手实施访谈计划，陆续邀请了一些在哈佛大学学习交流的中青年学者，请他们访问这里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希望双方围绕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展开深入的、面对面的访谈和交流。具体地说，访谈的内容大致包括如下几方面：一是关于中国问题的总体看法；二是从本研究领域出发，谈对中国问题的看法，重点突出受访专家具有原创性、代表性的学术观点；三是对中国改革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受访者大都是哈佛大学各学院（系、研究中心）、各研究领域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同时，为了全面地展示哈佛大学对中国的看法，我们也选择了一些哈佛的校友，甚至是在哈佛进行交流的学者进行访谈。采访者以中国前来哈佛求学的中青年学者为主，但也有部分外国学者，一般均具有博士学位或副研究员以上职称（也可以是在读博士研究生），专业研究领域与被访问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相同或相近，且已获得一定学术成绩，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具体的方式是，由作为采访者的中青年学者与受访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联系，邀请他们参加此次活动，采取双方之间一对一的访谈方式，并突出双方之间的互动性，一方面应主要反映受访对象的观点和情况，另一方面也可适当反映中青年学者的观点和疑问，力争使交谈活动变成双方的深层次对话，避免成为简单的一问一答，受访者从本研究领域出发，谈对中国问题的总体看法，表达自己原创性、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并发表对中国改革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另外，我要求采访者的访谈记录应确保客观、真实；力求有深度、有思想性、有学术性，避免泛泛而谈或一般抒情；力求可读性较强，便于其他专业的人士阅读，避免成为纯粹理论或学术性的文章；力求行文生动活泼、深入浅出，避免枯燥无味、晦涩难懂。访谈活动结束后，实施访谈的中青年学者负责记录、整理访谈内容。

我本打算把此次访谈的截稿日期定在2008年12月20日，一来是我原计划就在哈佛学习半年，二来也正好赶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但是，真正实施起来才发现，半年的时间显然过于紧迫了，再加上人生地不熟，一开始的工作可以说举步维艰。我相信，许多来过哈佛的学者都可能产生过类似“哈佛看中国”这样的想法和激情，但因时间不够、经费不足或精力不济，最后都不了了之。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决心抓紧时间，努力坚持，毕其功于一役。

我首先确定采访者和受访者，根据先易后难的原则，分期分批推进采访活动。联系采访活动之余，我抓紧时间，首先采访了哈佛肯尼迪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教授，打算以此为本次系列访谈活动开好头、做好示范。托尼·赛奇也是我此次访学的合作导师。通过前后3次访谈，我整理成长达25000字的以《转型的中国与中国的转型》为题的访谈稿件。该文事实上成为该访谈项目的“范文”，既启发了参加项目的中国学者，也强化了我对于该项目的信心。而且与赛奇教授的访谈稿已先期在2008年年底人民网上发表，向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致敬。这一投石问路的办法迅速引起了较大反响，在初刊的短短三天里，有150多家网站进行了转载。此后，《中国日报》（英文版）、《环球时报》《南方周末》《南风窗》《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多家报刊对访谈的内容陆续进行了刊登。另外，在托尼·赛奇的帮助下，我陆续接触到了活跃在中国研究领域的哈佛顶级大师们，而他们对于“哈佛看中国”的创意也颇为欣赏。哈佛法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东亚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安守廉教授表示，应该也相应组织一个“中国学者看美国”的访谈项目，形成你看我、我看你的学术互动和相互观照。有的教授以对待学术和教学的严谨态度对待这次访谈，譬如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的包弼德教授要求我先听一学期他的研究生课，再进行访谈。结果，最后和包弼德的访谈非常深入、非常成功。让我非常感动的是，很多在哈佛学习、进修的中国（包括港台地区）中青年学者先后应邀或主动请缨参加了“哈佛看中国”项目，在哈佛各学院面向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展开了“遍地开花”式的访谈活动，历时近一年，近百人参与，涉及文学、历史、文化、语言、哲学乃至环境、物理等多门学科。

我最初的访学计划是半年，即到2008年年底结束回国。然而这个空前的学术访谈项目是个大工程，纵使争分夺秒，也很难在半年的时间里全部完成。我在取得社科院领导的同意和家人的理解后，将访问期延长到了一年，并投入到扩大访谈范围和后期制作的工作中。现在，本项目参与者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原计划于2009年10月出版，算是为国庆60周年献上的一份礼物，但为了追求完善，不得不一拖再拖。

现在将这些访谈呈现在您的面前。我想，不同的读者对哈佛教授的这些看法会见仁见智。到底该如何看待他们的观点呢？我想，哈佛大学的学术力量之所以这么齐全、这么强大，就在于有这么多世界一流的教授在维系、支撑着。这些专家看待中国的观点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应当引起足够的注意和思索。我总觉得，这本凝聚着中美学者心血和智慧的访谈稿件一定会有点意义，搞得好的话，它会出现在百姓书桌上、领导案头前和校园课堂里，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百姓，都会喜欢读它，看看在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多年之后，在我们辛勤工作挣下点家底之后，那些站在世界学术制高点的人是如何看待我们、如何述说我们的故事、如何预见我们的未来的。换一个角度看，他们对于中国的情感和关注也是我们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精神和智力资源。他们的见解和学术成果多少影响或引导着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影响着美国乃至许多国家的政府对中国的决策，同时也影响着中国的改革发展事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如何对待外国学者的观点上，历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奉西方学者的学术主张为圭臬，认为他们一贯正确、一贯先进，举手投足间对西方学者充满了迷信和膜拜；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必须对西方学者的主张加以批判。还有人认为，美国的所谓“中国研究”基本上就是一系列的深度新闻报道。西方教授看中国，他们解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既有能够见中国之所未见、见解独到的一面，也会给人一种隔靴搔痒、宛如镜花水月的感觉。在倾听的同时，我们需要擦亮自己的眼睛，调动自己的大脑，努力减少一些无知，减少一些偏见。

六 关于全书的篇章结构和本卷的内容提要

本书收录的是我在哈佛大学为期一年的求学时间里，直接采访或邀请他人采访的访谈稿件的汇编。由于访谈稿件数量较多，总体规模较大，为方便读者阅读，分成了“政治与历史卷”“经济与社会卷”“文化与学术卷”三卷出版，“政治与历史卷”21篇，“经济与社会卷”21篇，“文化与学术卷”22篇。需要说明的是，三卷内容的划分是相对的，有些内容有所交叉。为了让大家一卷在手，就能大致了解本书的全部内容，现将全书的篇章结构和本卷的内容提要简介如下。

全书的篇章结构分三卷。上卷为“政治与历史卷”，内容涉及政治变革、体制改革、法律、外交、历史等领域。其中，《转型的中国与中国的转型》《对中国未来的乐观与谨慎》《邓小平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民主化》《中国的新形象》等篇，主要内容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变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进步；《社会变迁与体制建构》《家庭与亲属制度的嬗变》《寻求变革与稳定之间的平衡》《国家建设与民主经验》《探索协商民主的国际经验》等篇，主要谈论的是社会体制、政治制度方面的变革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变化；《中国法治化：打造“第二长城”》《法律改革的两难：职业主义与大众主义》《中美关系与我的中国法研究》等篇，主要是针对中国的法律改革与法制建设情况的访谈；《中国的软实力与对外交往》《巧实力和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和平：国家间交往的良性基础》《成全球性大国，中国需慎之又慎》《美国最大的威胁并非来自中国》等篇，主要谈论的是中国的外交政策与中美关系；《应完整地看待新中国的历史》《在细微处观察中国历史》等篇，主要谈论的是新中国的历史变迁；最后一篇《崛起的中国与蓬勃发展的哈佛中国学》，可以看作对新中国的发展史与哈佛中国学的研究现状作一总体回顾。

中卷为“经济与社会卷”，内容涉及经济发展、金融改革、可持续发展、卫生保健与社会价值等问题。其中，《中国经济：阶段性特征和关键性问题》《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克服衰退，实现经济再平衡》《中国经济崛起的现实和幻象》《全球经济的复苏与中国因素》《探索发展的多样性制度建设道路》等篇，主要是围绕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展开讨论；《效率与公平：中国的渐进式变革》《转型时期的中国金融》《金融改革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和印度：企业家的角色与作用》《国家与医疗、能源和税收》等篇，主要谈论的是转型时期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这一过程中企业家的角色和作用；《中国的粮食安全》《中国的环境问题》两篇透过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和环境问题看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全球健康与中国的医疗卫生》《中国医疗卫生的改革与发展》《口腔医学在中国的发展与期待》等篇，关注的是中国的卫生保健事业的发展状况；《谁将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全球化时代，什么是中国的价值》《中国的事要多听中国人说》《中国研究的历史沿革与中国模式的未来展望》《中国的和平崛起与新时期对外关系》等篇，关注的是中国未来的发展及其对世界所做的贡献。

下卷为“文化与学术卷”，内容涉及文化、文学、考古、学术研究等领域。其中，《新儒学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思想与文化的新动向》《植根于传统的文化创新》《区域研究与中国文化》《唐人街是排华的结果，并非华人移民热衷聚居》《通过满族史看民族文化的通与变》《如何理解满族史和清史的关系》《中日中产消费文化之对比》《文化的传承需要世界眼光》等篇，关注的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文学：活在百姓的精神诉求里》《浪漫主义：对现代社会的另一种自觉》《沉溺于中国古典文学之美》《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等篇，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的研究状况以及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考古：匡正书本上的历史》《期待“中国版本”的考古学》《早期人类：中国乃至东亚的证据》《在田野中发现真正的学术问题》等篇，主要是围绕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状况以及考古与历史的关系而展开的对话；《中西学术之间的通与塞》《海外中国研究的“精彩”时刻》《数字化教学传播中国文化》《教育与学术之痛》《音乐：流动的民风》等篇，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学术研究的发展、学术教育制度的变革以及中外学术交流等问题。

本卷即“政治与历史卷”，主要内容是围绕中国政治与历史方面的内容而展开的，一共采访了十多位哈佛大学教授和部分在哈佛大学学习、交流、工作过的中国问题专家，形成21篇访谈稿。

在题为《转型的中国与中国的转型》的访谈稿中，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托尼·赛奇教授就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当代社会带有实质性的变化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而这次会议又是和邓小平的名字连在一起的，这说明邓小平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其实，邓小平的活动一直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的历史，特别是1949年以后，他的经历可以被视为中国政治的一个缩影。邓小平作为一位永不服输的卓越的政治家，他所做出的历史贡献不仅使他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敬，而且也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称赞，大大加深了国际社会各阶层对中国社会革命性变革的理解。现在，中国的方方面面都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快速的发展之中。坦率地说，在西方人看来，仅仅就改革开放后中国能一直保持发展这一现象，就已经是个传奇了。每每中国的发展出现困难阻碍、当人们认为中国可能没有办法的时候，它最终总能找到解决困难的途径。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总能找到过河的石头。中国一定会继续发展，继续进步。但是，托尼·赛奇也认为，相较于目前的严峻形势，中国政府的发展目标还不够清晰。面对一个急剧多元化和日益复杂的社会，共产党要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就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如何在一党执政下建成一个透明、可问责的政府。为了保持高质量的经济增长，高速的信息流动非常重要，也就是如何扩大广大民众的公共事务和政治生活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如果共产党能够成功做到这些其他国家所没有做到的事情，这将成为经济奇迹之外的中国又一个奇迹，政治奇迹。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事务教授托尼·赛奇（Anthony Saich）在《中国的新形象》一文中指出，中国30年的改革发展，是一场巨大的社会转型，表现在许多层面，概括起来说，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在人的自由度方面。习主席国际认可度排名高，这说明其他国家认为中国现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习近平主席访问了那么多的国家，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习主席来访特别重要，所以这些国家的老百姓都记着习主席的名字，同时他们觉得中国的未来发展对他们也很有影响。未来五年，如果中国政府领导人继续推进改革进程，城市化比较顺利，5%—6%的增长速度应该是可能的，甚至有可能达到7%（不过这个有点难度）。现在中国政府领导人在这个方向努力很正确。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原主任、美国著名东亚问题专家、社会学家傅高义教授在《对中国未来的乐观与谨慎》一文中说，对美国老百姓来说，他们一下子很难说清楚中国是个什么样子的国家。中国应该允许更多报告文学等纪实报道，“爱国主义教育”需要更多地从正面强调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和自身的发展潜力，在中国的“爱国主义”中应该能够看到有更多新的、正面的、积极的内容，要对别的国家更加包容，与更多的国家成为朋友，让更多的国家了解中国、信任中国。一直以来对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模式的问题存在不同的声音，有人质疑中国的发展道路到底是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傅高义不赞同这种说法，他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仅仅是意识形态问题，只要中国仍然坚持共产党领导，仍然坚持公有制就行了，没有必要一直强调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程中原教授2005年10月曾在哈佛大学进行学术访问，期间他接受了傅高义教授的采访。在题为《邓小平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访谈稿中，他说，邓小平同志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用“实事求是”来摆脱、冲破“两个凡是”，把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科学体系同毛泽东本人晚年的错误的东西、不那么正确的言行区分开来、剥离开来。邓小平没有一般理论家的理论，更多的是实在的东西，解决实际问题的论断、决策。但他对理论很关心、很敏感。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他的思想观点形成了理论体系，称之为“邓小平理论”是恰当的。其实，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往往是谁的路线方针正确，谁的意见为大家所接受，谁就成为主导力量，谁就能够居于领导地位。邓小平有一点很高明，他认为只有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了，水平提高上去了，其他方面的问题才可能解决。保持警惕，必要的限制、必要的防止腐败的措施不能缺少，但根本的问题是要发展经济，许多问题需待经济发展后才能得到解决。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谷梅教授在访谈《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民主化》中认为，没有人会否认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较近代各个时期都要高，也没有人会否认目前中国一定程度的稳定是其近现代历史上长期以来所没有的。在旧社会、旧时代，中国动荡不安，人们甚至无法预知明天自己的生活将会发生什么变化。毛泽东雄才大略，深谙统一之道，使中国在经历几十年的动荡和混乱之后走向统一，但在国家建设问题上出现了失误。比起革命来，改革能更好地改变一个社会。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将现代经济原理，即以与外面世界互动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和儒家传统结合起来的话，这个社会就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成功的现代社会。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和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在《国家建设与民主经验》分享了其对欧洲政府治理体系的看法和对中国国家建设的分析，认为在历史的视角看来，同样的制度却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却可能对国家能力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比如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宪法对行政机关的限制可能使国家瘫痪，国家不再有决策能力。在某些转型期，可能更需要资源的集中。也许导致强国产生的因素与导致国家发展停滞或放缓的因素并不相同。国家需要权力和资源的集中，国家是合法使用武力的垄断性组织，垄断是指资源的集中。从长远来看，国家的后续发展需要高度的平等，但国家的建立可能需要资源的集中。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福特基金讲座教授阿肯·冯（Archon Fung）在《参与式协商与中国的民主》中指出，出色的讨论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集中所有代表的意见，折中的想法更有可能脱颖而出。讨论如哈贝马斯所说是理性法则。因此，理想情况下在讨论中如果有少数人能够提出基于正义或公共利益甚至是别的更有说服力的理由，这些理由最终都会取胜，讨论是将压制性的多数主义软化了。如果参与讨论的公民被赋予实际权力，由政府做出承诺的话，那么情况会好很多。因为这是一种来自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交换：在赋权协商的过程中，政府给予人们发言权和影响力，公民让渡自己参与的时间和精力。

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教授在《社会变迁与体制建构》中认为，和谐社会，至少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社会公正，另一个是社会稳定。现在，政府对社会抗议仍有顾虑，但社会抗议也许在许多方面其实对中国有益，因为通过社会抗议，可以使中国的领导层感知民意，知道有社会不公正的现象存在。只要社会和谐不意味着压制社会抗议，那么社会和谐是一件好事。不同的历史文化与传统会孕育出不同的对于权利的独特理解，这些理解都应被包含在普遍的人权概念里。我们也应意识到政治权利、参政权、福利权、生存权以及工作权、退休权的重要性。这些权利应是构成理想而美好的人类社会的基石。裴宜理教授认为，中西方需要进行关于权利概念的研讨，这样便于理解不同的传统对丰富权利概念所做的贡献。美国对权利的理解不应处于主导，尽管美国人所强调的权利概念非常普遍，也非常重要，但那不代表权利概念的全部含义。

哈佛大学费正清讲座教授、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华琛在《家庭与亲属制度的嬗变》一文中认为，民主是一场漫长的积累所孕育的果实，它是次生性的，并不是它最早出现并且界定一切。如果你想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你必须观察家庭、亲属制度、婚姻和财产关系。所有这些东西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而财产是根本。中国几千年来有一点是恒久的，那就是由财产界定权力、身份、地位和其他的一切。我们所看到的是由财产性质的变化而引起的家庭和亲属关系制度的变化。如果你改变了财产关系，其他一切就会跟着变。家庭涉及人们对生命意义的认知和自我认同感——你是谁，在你的生命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华琛教授说，历经数千年的岁月，中国的国家政府——包括帝国时期、民国时期、毛泽东时期、改革以来——保持了民众对中国人身份和统一的中国文化的认同。而中国地域之广袤多样，如同一床五光十色的“百衲被”，就是像老祖母用各种颜色的碎布缝出来的一床大被子。中国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并存。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观，也是一大辉煌成就。

哈佛大学勒鲁瓦·威廉姆斯历史和政治学讲座教授、著名中国现当代史研究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在《寻求变革与稳定之间的平衡》中认为，历史一向是中国人的语言。他在访谈中用铁三角来比喻和解读中国政治。他认为，在近代以前中国的政治系统中，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有一个国家的，同时也是社会的意识形态，还有这种意识形态教育出来的帝国官僚们，这种教育给了官僚们在统治上的合法性。在出问题的时候总是有军队来支持文官们的权力。从皇帝和官员们的角度来说，社会是包容在这个铁三角之内的。但西方国家与此不同，在西方国家里也有一个领袖、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官僚体系，但是社会在铁三角之外，包容着这个三角。麦克法夸尔教授还认为，改变一个制度给人们所带来的问题可能比这个制度本身的问题还要大，这就需要一个充满勇气的领袖，一个强有力的领袖。

哈佛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东亚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中国法研究专家安守廉在题为《中国法治化：打造“第二长城”》的访谈稿中认为，要了解中国法律，就一定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国的处世哲学是乐观主义的，讲求人性善，注重用道德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道德来管理社会。反观西方人，则不这么乐观，他们比较强调外在的管理与约束。这两方面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中国和西方的法律观念和法律制度都比较有特点，各有长处，是可以互相借鉴和学习的。如何才能将西方有用的法律制度移植到中国的土地上，移植过来后又如何才能够使其在新的泥土中扎根成长，法律如何更有效地规范老百姓的生活，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而是各个国家都存在的问题。即使像美国、英国这些国家也有同样或类似的问题。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美国也有属于自己的文化传统，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与美国的历史和文化就完全不一样、二者没有共同的价值和规则。每一个国家在建立起自己模式的时候，都需要做两件事情：既要关注自己本国的特色、自己国家的文化、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也应该注意世界的趋势、世界的义务，这不是一个国家能够回避的。

曾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生，现为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中国法研究中心主任的著名中国法研究专家李本（Benjamin L.Liebman）教授在《法律改革的两难：职业主义与大众主义》中提出，在今天的中国，法律不仅调整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领域，而且覆盖了广泛的社会领域。尽管还有很多人批评中国的法制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批评法律更多的是在保护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但是中国在法治方面无疑取得了重要的进步。中国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地区间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在法律领域里同样存在。甚至可以说，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法律体系间存在着质的差距。如果这种不平等让民众形成了法律和司法机构主要为有钱人服务的认知，最终将破坏他们对司法制度的信心。并不是说法律人越多，这个社会就一定会越好，中国的法律改革就一定会越成功；如果法律人缺乏专业精神和良好的道德，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哈佛大学法学院原副院长、现任纽约州立大学法学院教授的著名中国法研究专家孔杰荣（Jerome A.Cohen）在题为《中美关系与我的中国法研究》的访谈稿中指出，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需要法律，国外的经济合作也需要法律；国内的保护人权、权利需要法律，惩罚违法行为也需要法律；组织最有效的政府机构需要法律，解决老百姓之间的日常纠纷也需要法律。中国仍面临很多问题与挑战，也遇到了一些不易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创造了奇迹，中国带来了希望。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现任该院国际关系学教授的约瑟夫·奈（Joseph S.Nye）在《中国的软实力与对外交往》中强调，要以“软实力”来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软实力”是指通过吸引力而非靠强硬手段或利益引诱的方法去影响别人，来达到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它来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策和价值观念的吸引力。在世界政治中，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它在文化上、政策上或价值观念上的吸引力，使别的国家模仿其榜样，理解、认同其在国际社会上的主张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在某种特定情况下，通过考量一个国家要求另一个国家去做某件事，而被要求的国家是否真的去做，是因为被吸引自愿去做还是因为被强制性威胁或利益诱导才去做，就可以看到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大小。独裁专政和强制性的领导方式，即早期军工时代靠“硬实力”治理的模式，基本上已经被后工业化社会靠“软实力”治理的方式所取代，即设法吸引、激励和说服，而不是靠发号施令。然而，最有效的领导实际上是能够将“硬实力”和“软实力”在不同的情况下按不同的比例相结合。如果能够将“软实力”和“硬实力”有效结合，就能得到“智能实力”。并非每一个崛起的力量都会导致战争——美国在19世纪末就和平崛起，赶超了英国。如果中国的崛起坚持和平的路线，它会给中国人民、邻国人民以及美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利益。

在另一篇与中国学者甘藏春对话的、题为《巧实力和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的访谈稿中，约瑟夫·奈进一步指出，至少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和理解“软实力”：一方面是你做得很好，确实很吸引人，也就是说你客观上具备了一定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是别人必须主动地承认和接受你的吸引，也就是要被你所吸引。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道德观等许多“软”的方面的要素，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国家都具有“软实力”。如果你的一些软的方面的东西不被别人所接受，那就不能说你具有这方面的软实力。即使不同国家和民族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但在对其他国家的判断上，通常不难形成一致的判断，主要原因在于软实力强调的是吸引力，包括对具有不同价值观的社会和群体的吸引力。不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是工具和手段。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往往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将这两种工具混合起来运用，这就是所谓的“巧实力”。“巧实力”之“巧”，主要在于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平衡地将硬实力和软实力结合起来使用。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Nye）在《美国最大的威胁并非来自中国》中认为，如果能够通过软实力来取得想要的结果，那就比硬实力要更好，因为这样一来为自己留下更多选择的余地。不仅如此，使用软实力解决问题，也给对方留有更多选择的余地。在人类生活中，大部分情况下需要结合硬实力与软实力，但越是能够通过软实力解决问题就越好。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世界上很多人也深以为然。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孔子和老子的著述以及中国的绘画、雕塑、陶瓷等，对很多人都颇具吸引力。孔子学院所带来的一大益处，就是它能够帮助人们学习并了解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孔子学院教授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软实力很有益处。

哈佛大学商学院史宾格勒家族工商管理学教授、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哈佛中国基金会主席柯伟林在《应完整地看待新中国的历史》中指出，60岁生日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它代表着吉祥，预示着一个人从此便可以悠然自得、安度余生了。如果我们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作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那么，过了60岁生日，她是不是也可以如此呢？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发展如何，现在情况如何，将来又会走向何处，这些问题值得关注。哈佛大学之所以下大力气研究中国问题，是因为已经决定将中国作为其国际发展的一个重中之重。谈到教育问题，柯伟林教授认为，今天的中国要想成为一个不仅富强而且和谐的社会，就需要重视人文教育，需要让学生了解基本的为人处世之道，需要培养更多改造社会、改造观念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哈佛大学Charles H.Carswell讲座教授、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前主任包弼德在《在细微处观察中国历史》中指出，有些中国人，哪怕是一些受过教育的人，其实对自己的文化也不够了解，对自己的历史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偏见，时而表现出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不自信，时而又表现得过于自信和狭隘。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看不起自己的历史，感觉不到自己的历史有多么伟大，感觉不到自己的文化有多么好。这点需要改变。谈到观念史，他认为，一个人，不管他们的想法是怎样，重要的是他们为社会做了些什么事，他们真正的行为是怎样的。包弼德教授认为，即使人的平常的行为跟他们平常的理想会有些冲突，有些不一样，可是没有一个人没有理想，一个社会也必然会有它的理想。虽然这些人不一定能实现他们的理想和愿望，行动赶不上或者实现不了他们的理想，但这些观念、理想，反过来必然会影响到他们的选择和行为。思想和行动的交互作用，便推动了历史，导致了历史的变迁。

哈佛大学历史学孔飞力教授在《和平：国家间交往的良性基础》中认为，历史地看，美中两个国家永远都是在和平共处中获益的，两个国家负责任的领导人都会努力地保持和维护这种和平共处的关系。两国都从和平共处条件下开展的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而双方的冲突和紧张局势都将使双方付出重大的代价。谈到“台湾问题”，孔飞力教授认为，如果台湾宣布“独立”，那么中国政府就不能在政治上获胜；而如果中国采取武力解决了台湾问题，那么美国政府就不能在政治上得分。因此，中国和美国都希望台湾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地得到解决。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文安立（Odd A.Westad）在《成全球性大国，中国需慎之又慎》认为，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对中国和整个世界都非常重要。作为国际力量，中国在促进发展、维护和平以及推动国际经济、健康医疗等领域合作发挥着积极作用。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总有一些人担心中国“崛起”，他们认为中国崛起速度太快或许将主导国际事务，但他了解的中国不太可能这样做。中国现在正致力于发展，中国的实力主要表现在经济快速发展，这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全球经济力量。中国不必喜欢所有的国家，也不必与所有国家交朋友，但还是需要改善与一些国家及地区的关系，东亚和平，中美关系就稳定。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亚洲项目执行主任张伯赓博士在《崛起的中国与蓬勃发展的哈佛中国学》中指出，社会科学应当根据体系完备、资料翔实的中国的历史经验重新思考人类社会进化规律的问题，譬如，中国全球化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影响是什么？中国全球化将如何影响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商业环境？21世纪的中国是否会取代美国经济、政治和商业的领导地位？导致中国经济实力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现代西方政治经济模式和理论能否解释中国当代发展道路？这些问题，是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们关注和研究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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