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寒食节、介子推与介休关系问题之争论与思考

在笔者看来，寒食节与介子推、介休的关系问题相当复杂，简单肯定与简单否定，都是不可取的。迄今为止，研究者往往将多个问题混淆在一起讨论，结果常常是一个问题的否定结论，直接影响到对其他问题的分析。如寒食节如何起源，如何形成，是一个问题；而后世人如何选择，如何传承寒食节文化，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两者之间确有紧密联系，但是并非可以混为一谈。而就寒食节起源问题而言，各种原因是否可以兼容，则又是一个问题。如果将多个问题混淆在一起，一个问题没有得到合理解释，直接影响到其他问题的合理解决；学者们否认一种联系之后，就不加辨析地否定另外一种联系。这样一来，争执就迷失了方向，最终导致全盘否认寒食节与介子推、介休之间的关系。这显然是不明智的。虽然也有一些学者进行其他角度的解释，但是并没有针对一些关键论据进行切合实际的反驳，因而也就无法得到真正有价值的结论。这种状况，显然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因此，在进行分析与论辩之前，我们需要好好搞清楚究竟存在多少有价值的问题。关于寒食节与介子推、介休之间的关系研究，我们真正需要厘清一个又一个不同的问题，然后再针对一个又一个的不同问题，分别进行合乎情理的分析与认知。

例如，在古代学者中，对寒食节、介子推故事与介休、介山之间关系提出尖锐质疑与强烈反驳的代表性人物，无疑是清代大学者顾炎武。现当代的一些学者的主张，大多不过是将顾氏的观点进一步解释或扩展罢了。顾炎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备受推崇，其《日知录》开一代风气，影响巨大。而就在《日知录》中，顾炎武对寒食节与介子推、介休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如在《日知录》卷二五“介子推”条中，顾炎武指出，“……今当以《左氏》为据，（介子推）割股、燔山，理之所无，皆不可信。”[9]他明确提出，寒食之俗，应源于上古“改火”与“断火”之俗，与介子推无关。

顾炎武又在《日知录》卷三一“绵上”条中，引述《汉书》、郦道元《水经注》等多种旁证资料，进一步分辨“介山”的方位并不一定在介休境内，这就从另一个侧面否定了介子推与绵山（介山）、介休之间的关系：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杜氏曰：“西河界休县南有地名绵上。”《水经注》：“石桐水即绵水，出介休县之绵山，北流，径石桐寺西，即介子推之祠也。袁崧《郡国志》曰：‘界休县有介山，有绵上聚、子推庙。’”今其山南跨灵石，东跨沁源，世以为之推所隐。而汉魏以来，传有焚山之事，太原、上党、西河、雁门之民至寒食不敢举火。石勒禁之，而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鸡子，平地三尺。前史载之，无异辞也。然考之于《传》，襄公十三年，“晋悼公搜于绵上，以治兵，使士匄将中军，让于荀偃”。此必在近国都之地。又定公六年，“赵简子逆宋乐祁，饮之酒于绵上”。自宋如晋，其路岂出于西河界休乎? 况文公之时，霍山以北，大抵皆狄地，与晋都远不相及。今翼城县西，亦有绵山，俗谓之小绵山，近曲沃，当必是简子逆乐祁之地。今万泉县南二里，有介山。《汉书·武帝纪》：“诏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应。”《地理志》：“汾阴，介山在南。”《扬雄传》：“其三月，将祭后土，上乃帅群臣，横大河，凑汾阴。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雄作《河东赋》曰：‘灵舆安步，周流容与，以览于介山! 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于龙门。’”《水经注》亦引此，谓《晋太康记》及《地道记》与《永初记》并言子推隐于是山，而辨之以为非然。可见，汉时已有二说矣。[10]

顾氏本人对于先秦历史与典籍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研究，我们可以从《日知录》中丰富的先秦时期的条目内容窥见一斑。而对于晋国发展历程之考订与疆域开拓过程的认知，又可以说是顾炎武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对此，顾炎武在其他多种论著中反复加以强调，如对于“介山”“绵上”方位的考订，他还在其他著述中有讨论。如《左传杜解补正》卷上载云：

晋侯求之不获，以緜（绵）上为之田。之推既隐，求之不得，未几而死，乃以田禄其子尔。《楚辞·九章》云：“思久故之亲身兮，因缟素而哭之。”明文公在时，之推已死，《史记》则云：“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环绵上山中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然则受此田者何人乎? 于义有所不通矣! 杜解：西河界休县有地，名绵上。今按緜上，又见襄（公）十三年，定（公）六年，疑是近绛之地。[11]

笔者以为，首先，针对寒食节而言，起源自然是一个首要问题。其中主要的疑问就是，寒食节的起源，是否完全由于纪念介子推一个人而兴起? 关于起源问题的解析，笔者同意多重因素起源论，不能同意简单对接论，对于学者们关于这一问题主张的出发点并无异议。一种民俗节日的出现、定型与普及，决定于大众群体心理共识、积极响应以及长久坚持，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演化过程，完全归因于某一个人的作用，显然是很难成立的。况且，最早记载介子推事迹的史学典籍，如《左传》《史记》等，根本就没有提到介子推与寒食节之间的直接关联，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作者的取舍态度。将寒食节的源起，追记为对介子推焚死之纪念，应该是一种后起的民俗文化现象，对于这种客观存在的后世追本溯源或民间信仰之类的大众文化现象，进行历史事实考据式的批驳，显然是不合适的。我们看到，伴随着寒食节风俗传承的同时，存在着一个介子推由人变成神的过程，即由一位真实存在的晋国大夫，成为一尊民间信仰的神圣。这种情况在中国民间信仰历史上并不少见。学者以反对造神、反对附会为由来否认寒食节文化的客观演化过程，恐怕也是不应该的。

其次，介子推是否到过介休，以及“绵上”或“介山”是否在介休境内，则是另外一个关键性问题。顾炎武等学者对此同样加以否定。顾氏提出的反对理由中最强有力的一条，便是晋国疆域拓展过程有着明确的次第关系及相应地理范围：“况文公之时，霍山以北，大抵皆狄地，与晋都远不相及。”顾炎武对于先秦时期的晋国历史作过相当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对于“绵上”“介山”的考订，也可以说是顾炎武在先秦史地研究中所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之一。因此，对于这一论据，不少研究者深表赞同。

粗看之下，顾氏之言甚有理据，既然霍山以北（包括今天晋中地区在内）都是“狄人”所居之地，越出了当时晋国的地域范围，那么，介子推逃隐所在，应不至其地。当时晋国的北界就是霍山一线，那么，介子推隐居之地“介山”，也就不可能在霍山以北的今天介休市境内了。然而，恰恰就这一点，笔者不敢苟同。笔者以为，顾炎武等学者在此处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认识上的盲区或误区。从晋国疆界扩展历史状况与地理方位来判断介子推没有到达或退隐于介山（绵山），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笔者以为，无论从当时的晋狄关系而言，还是就先秦时代民族地理格局及交通状况而言，介子推当时到达介休及灵石一带，并隐居于绵山之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着较为充分的理据，完全否认是不可取的。

再次，寒食节文化的传承与普及，是否与今天介休市所在区域有关，这一问题的答案无疑也是肯定的。这种状况已与寒食节的起源问题，或介子推故事的真伪问题，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因为无论介子推故事如何，寒食节风俗却自东汉开始在并州地区实实在在地施行了，而且影响越来越大。寒食节漫长的传承历史，实际上已成为中国民俗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非凭借纯粹的学术之争可以解释，如普通百姓传承寒食节文化，借以寄托对介子推等前贤的追思，已超出了所谓学术真伪的问题了。同时，介山（绵山）一带成为传承寒食节文化最典型的区域，也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最后，与普通节庆风俗不同，“寒食”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的变化。寒食节风俗的出现、普及，以及延续千年之久，是否有着更为明确的物质生活史以及生态环境史意义与价值，同样也是值得学者们来深入研究的。笔者恰恰以为，在这个方面确有进一步深入探索的必要。此外，寒食节在千百年的传承过程中，加入了相当丰富的文化习俗内容，凝结着中国传统节庆文化、孝义文化以及大众娱乐文化的精华，其重要意义与价值确实值得广大研究者持续关注、研究与发扬光大。

综而言之，寒食节文化诸问题之争，涉及较为复杂的先秦时代历史地理问题，其中也包括介休历史乡土地理与地域文化内容，既然存在诸多争议之处，确有深入分析与重新理解的必要。在本书中，笔者试图在古今研究者讨论的基础上，从历史乡土地理的研究角度对介子推故事与寒食节风俗出现的历史地理背景进行一番深入的分析与说明，以就教于学术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