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期待看得见“人”的外国文学研究

——一位外国文学教师的观察与反思

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已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令人振奋的，相关的总结也比较及时和充分，如陈建华主编了12卷本的《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1]，申丹和王邦维联合主编了6卷7册的《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2]，吴笛主编了8卷本的《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3]。有了这些皇皇几百万字的巨著在前，此后的学者再要做外国文学学术史方面的研究可能要三思而后行，因为要取得新的突破性成绩实在太难了。

在肯定和总结成绩的同时，对于存在的问题，学界也有所认识和反思。如笔者多年前就曾撰文将问题归纳为五点：没有语言的语言；思想苍白；歧视翻译；科研与教学脱节；言必称欧美文学。[4]这些年，有胆有识的反思更是越来越多，其中有几位学者的观点尤为值得关注。

王向远认为，问题在于两点：“一是缺乏‘外国文学’与‘翻译文学’的区分意识，往往将原文与译文两种文本混同，没有意识到只有对外文原作所进行的研究才是真正的‘外国文学研究’，而依据译文所能做的只是翻译文学研究；二是文本赏析与作品评论的模式长期流行，以主观性鉴赏性的评论，取代、掩蔽了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研究。”[5]

杨恒达认为，问题在于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和一些套话，导致无论是教学和研究都缺乏个性：“最近在批改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外国文学卷子的时候，感触最深的一件事就是，过去我们的外国文学教学中存在着不少问题，致使我们现在面对其恶果的时候哭笑不得。我们在教学研究中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和一些套话，例如，在研究某位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时候，我们会说诸如此类的话：作家以鲜明的主题、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巧妙而跌宕起伏的情节，深刻揭露了罪恶的金钱原则，批判了黑暗的恶势力和人欲横流的资本主义社会。”[6]

陈众议认为：“综观七十年外国文学研究，我们不能不承认两个主要事实：一、前三十年基本上沿袭了苏联模式，从而对西方文学及文化传统有所偏废，其中有十几年还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后四十年又基本上改用了西方范式，从而多少放弃了一些本该坚持的优秀传统与学术立场；而且饥不择食、囫囵吞枣、盲目照搬，以致泥沙俱下的状况也所在皆是。当然，这是另一种大处着眼的扫描方式。具体情况却复杂得多。借冯至的话说，我们好像总是在否定里生活，尽管否定中也有肯定。二、建立具有国际影响的外国文学学科体系依然任重而道远。”[7]

汪介之认为，问题在于受到各种五花八门的“理论”特别是大量“非文学”理论的入侵，从而让相关研究异化为这些理论的载体、注解或作证：“当人们试图运用这些理论进行文学研究，进入作品解读和阐释时，便出现了‘理论先行’这一更为普遍的现象。所谓‘理论先行’，就是在写作论文时，首先根据某种理论，依葫芦画瓢般地设置一个‘理论框架’，进而对这种理论的要点做出概括，然后再依照这些要点对作品文本做对照检查式的考察，说明自己所面对的作品文本中的某一方面正好吻合于、相当于该理论的某一要点，最后是证明了这部作品的若干主要方面分别对应于这种理论的所有要点。频频出现的这类文章的选题一般是：《xx理论与〈xxx〉》《〈xxx〉中的xx理论》，或《xx理论视域下（中）的〈xxx〉研究》等。”[8]比如说，巴赫金（Bakhtin，1895-1975）通过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1821-1881）小说而提炼出来的复调小说理论，传到中国学界后，被广泛运用到外国文学研究中，导致薄伽丘（Boccaccio，1313-1375）的《十日谈》，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654-1616）的《哈姆莱特》，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e，1818-1848）的《呼啸山庄》，莫泊桑（Maupassant，1850-1893）的《项链》，斯坦贝克（Steinbeck，1902-1968）的《愤怒的葡萄》，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的《喧哗与骚动》等等都成了“复调小说”，倘若巴赫金泉下有知也会哭笑不得，因为这样的研究恰恰证明了“复调性”是所有小说共享的共性，而非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独有的个性。

上述种种反思主要从“学者”的立场出发，提出了诸多值得深思的批评和建议。而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远不止如此。比如，如果从“老师”的立场出发，就会发现最大的问题在于两点：从外在上看，就是研究对象与教学对象的严重脱节；从内在上看，就是几乎看不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