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如何做看得见“人”的外国文学研究？

做看得见“人”的外国文学研究，前提和基础是回归“文学是人学”的基本常识，遵循“文学研究也是人学”的基本规律，然后至少还需要做四件事情。

一是在研究立场上，回归和尊重外国文学老师的身份。当回归和尊重外国文学老师的身份时，我们在选择研究对象时就不再迷信创新，而是更重视继承。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如何忘记了自己的外国文学老师身份。从教学的角度看，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价值无疑无可替代，因此，外国文学老师们为了更好地讲授19世纪俄罗斯文学，也应该花大力气去研究它们。但现在研究俄罗斯文学的学者屈指可数，相关的课题和论著也在逐年减少。2019年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教学研究会共收到参会老师提交的会议论文100多篇，和俄罗斯文学有关的只有1篇，而研究尼泊尔文学的文章也刚好是1篇。在日常的外国文学教学中占据重要位置的俄罗斯文学，在日常的学术研究中却变得如此小众和冷门，以至于在一个以“教学”为中心的教学研究会上，也只有一篇相关论文宣读，其中缘由令人疑惑，但可以确定的是，外国文学老师研究俄罗斯文学，研究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因为“选题陈旧”而很难获得课题立项，也很难发表学术论文。

这种情况其实已经越来越普遍。外国文学老师在课堂上要讲授的都是最经典的作家如莎士比亚，以及最经典的作品如《哈姆莱特》。但如果外国文学老师在申报课题时以莎士比亚为研究对象多半被专家毙掉，在投寄论文时以莎士比亚为研究对象多半被编辑毙掉，理由只有一个：选题陈旧。而外国文学老师在培养外国文学研究生时，又把这种观念传承下去，以至于外国文学研究生在论文选题时，以莎士比亚作为研究对象多半被导师毙掉，就算通过导师这一关，在答辩时恐怕也要受到答辩委员的质疑：这个题目是不是老了点？而这些外国文学研究生正是未来的外国文学老师。当他们做外国文学老师时，很可能在取得骄人科研成果的同时，对莎士比亚这样的经典作家并无多少让学生心服口服的新发现、新见解和新感受。

从“学术创新”的角度看，研究经典作家不如研究非经典作家那样容易“脱颖而出”，那样容易适应体制，那样容易获得学术界的认可，但从外国文学教学的角度看，研究非经典作家肯定不如研究经典作家更直接有效，道理很简单，我们讲授的是经典作家而不是非经典作家，更不是冷门作家。教什么不研究什么，研究什么不教什么，这既是外国文学老师的矛盾，也是所有文学老师的矛盾——有很多古代老师也表达过和笔者相同的困惑和焦虑：我一边在课堂上讲李白、杜甫和陶渊明，一边在课堂外研究学生根本没有听过，也根本没有兴趣的小作家、冷僻作家，我知道这样做很不好，但我缺乏能力和勇气去冲破这种研究对象与教学对象长期割裂的怪圈。

实际上，在学术界片面追求创新这个主流导向的影响下，这些年，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在经典文学的研究方面，实质性的进步和成就比较有限，反倒是那些“圈外人士”出于真心的喜爱，并凭借敏锐的文学洞察力和超强的文字表现力，对一些经典作家作品做出令人“怦然心动”的解读，如作家残雪出版过《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作家毕飞宇出版过《小说课》（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哲学家邓晓芒出版过《人之镜——中西文学形象的人格结构》（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伦理学家何怀宏发表过《战争、历史与生命——重读〈战争与和平〉》（《书屋》2006年第1期）。

或许，我们做学者的动机太强了，赢得学界承认的动机太强了；我们做老师的意识太弱了，赢得学生认可的意愿太弱了。我们发表了很多非常有新意的论著，主持了很多有新意的课题，但我们可能讲不好一堂面向本科生的、带有普及性质的外国文学课。我们的研究成果对同行讲好外国文学课的意义也微乎其微。但我们非常期待，我们作为外国文学老师而不是单一的学者，不能只做经典的发现人和建构者，更应该做经典的阐释者和传播者。

二是在指导思想上，真正理解和践行马克思主义。我们的学术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外国文学研究自然也不例外。诚如《外国文学评论》首任主编张羽所言：“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我们的研究和评论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20]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就在于一个“人”字。看不见“人”的外国文学研究又是如何遵循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由于我们的研究论著中看不到人，所以那些读我们研究论著的读者（其中很多就是我们的学生），误以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们因此变得不再喜欢甚至厌恶马克思主义。就像一位大学校长在学生中随机做的调查所显示的那样：

1984年，2001年，一位校长曾先后询问过两所不同大学的两位哲学系学生，一位是本科毕业生，一位是硕士研究生，校长问前一位：“你们同学喜欢马克思主义哲学吗？”很快就回答：“不喜欢。”又问：“也有喜欢的吗？”答：“也有，可能有5%吧。”“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喜欢？”“因为从中看不到人。”又一轮问与答。至于后一位，问的是：“在西马中，你们喜欢什么？”回答很快：“法兰克福学派。”原因是：从中可看到人。两位学生的回答有很高程度的一致性。[21]

其实是我们曲解了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中的“人”字给弄丢了，导致我们的学生误以为马克思主义中看不见“人”。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在一般意义上出现的“人”字就高达2000字，若包括具体意义下和一些特定意义下提到的“人”字，“人”字则出现了4000次以上。仅仅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节选）这一篇14页约1万字的文章中，“人”字就出现了200次以上，“人”字的出现频率如此之高，让它简直成为一篇关于“人”论的文章。在那篇只有千字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人”字也出现20次。在接下去的一篇《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中，“人”字更出现了600次。因此，张楚廷说得好：“可以说，马克思的社会理想，其核心就在人，在追寻一个怎样的社会更有利于人，其核心就在人的发展，人的个性，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解放，人的幸福，人的不再被异化。如果某些现存哲学让人看不到人的话，它们最好不要再说自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之下的。”[22]

三是在研究方法上，增加“悟证”的分量。文学研究不是自然科学研究，也不是社会学、历史学研究。文学研究如果搞得太科学了，可能恰恰就是不科学的。文学研究如果只有翔实的“考证”和严密的“论证”，没有“悟证”，依然不能算高层次的文学研究，或者只能算“研究”而不能算“文学研究”。文学研究应该是“狂而不野”的。而我们现在的外国文学研究，的确不够野，但也不够狂，所以文学本身的个性很难看到。曾艳兵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卡夫卡，也就是研究我们自己”[23]。推而广之，研究外国文学就是研究我们自己。但由于“悟证”的缺失，所以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里很难看见“自己”。因为看不见“自己”，所以也就看不见文学中的“人”和现实中的“人”的连通。“悟证”不是依靠对各种方法和理论的娴熟运用，而是依靠研究者综合的素养，包括人生阅历、阅读经历、语言表达力和想象力，以及对现实生活真诚的拥抱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生命感悟。

王向远认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患有“浅俗化弊病”，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文本赏析与作品评论的模式长期流行，以主观性鉴赏性的评论，取代、掩蔽了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研究”[24]。对此，我可能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我国外国文学研究患有“浅俗化弊病”，不是因为文本赏析与作品评论的模式长期流行，而是因为文本赏析与作品评论的模式长期缺失。

文学研究包括三个类型：文学欣赏、文学评论（批评）和文学理论。学术界默认这三种各有千秋的类型存在着等级区分，即文学欣赏低于文学评论，文学评论低于文学理论，以至于有点“梦想”的研究者都刻意与文学评论、文学欣赏保持距离。而我们的研究者或许从读硕士研究生开始，就接受一种“系统性”的理论训练，但是却严重缺乏文学欣赏和文学评论方面的熏陶和培养，这相当于书法练习者跳过楷书的临摹，直接进入草书的狂飙一样：

问题的严重还在于，我们的文学教育也随之教条化，一些博士硕士从中学到大学就没有受过多少艺术的熏陶，许多人只是在外语上有竞争力，把西方文论梳理一遍已经筋疲力尽，文本分析的训练还没有开始，就直接开始了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其结果只能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演绎，缺乏概念和经验的第一手概括和分析的素养，还误以为为文之道，大底不过如此。殊不知，概念的演绎毕竟是第二手的，而经验的概括是第一手的，人家西方大师本身的原创性，也是从自身经验材料的第一手概括开始的。[25]

应该说，在这种文学教育模式下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的文学研究者，对文学理论，特别对西方文学理论就算谈不上精通，至少也算是比较了解。从积极的意义上说，他们因此可以写出比较符合“国际学术规范”的论文，而这也算是西方文论对我们文学研究的贡献：“应该承认，大规模接受西方文论帮助了我们，提高了我们的抽象、概括能力，帮助我们超越了传统的综合性思维惯性；用诺贝尔奖奖金获得者杨振宁的话来说，超越了经验（惟象的）归纳的局限，使得我们逐渐习惯了逻辑的自洽和一贯的规范。”[26]但是，西方文论的“独白”，以及西方文论自身的缺陷也伤害了我们的文学研究：“应清醒地看到，西方文论在获得高度成就的同时也隐藏着一些隐患。首先，是观念的超验倾向与文学的经验性发生矛盾；其次，因其逻辑上偏重演绎、忽视经验归纳，这种观念的消极性未能像自然科学理论那样保持‘必要的张力’而加剧；最后，由于对这些局限缺乏自觉认识，导致20世纪后期出现西方文论否定文学存在的危机。这一切的历史根源是西方论文长期美学化、哲学化的倾向。”[27]我们需要认识到，文学欣赏是文学研究者应具备的基本素养，遗憾的是，这个基本素养我们是比较缺乏的，因此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把阅读经典和欣赏经典的重要性提高到应有的地位，借此挖掘和提升潜藏在我们身上应有的文学直觉、文学经验和文学感觉。

四是在语言表达上，尽量说“人话”。南帆说：“许多人有意无意地觉得，文学批评的阅读必须像文学阅读一样生动有趣。那些学院式的论文如同一种思辨的折磨，种种陌生的术语令人恼火。这逐渐地使那些晦涩的批评论文成为一些学术孤岛。这些论文既无法触动作家的写作，也无法介入读者的阅读。[28]不堪卒读的现象，在外国文学研究的论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从读者的角度看，大量外国文学研究论著读起来味同嚼蜡，根本体现不了文学自身的灵性和潇洒。这表面上是语言缺失问题，其实是思想缺失问题，因为语言并不是思想的外壳，语言就是思想本身，语言的丰富本质上是思想的丰富，语言的苍白本质上是思想的苍白：

实际上，语言即生活，语言即人生。语言的充实就是生活的充实；语言的丰富就是人生的丰富；语言的力量就是人的力量；语言的发展正是人的发展；语言的神奇正是人的神奇；语言的美妙正是人生的灿烂而美妙。

有灵气的人们创立了语言，同时也赋予语言以灵气。语言是与思维同在的，并且语言让思维更活跃，更有效。思维是活生生的，语言也是活生生的。人不是工具，语言焉能是一根拐杖？语言岂止是一件工具？语言是实实在在的，它岂止是一层外壳？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是思维本身，它岂止是思维的外壳？语言把世界的一切置于其中，如此美丽灿烂的语言世界竟被描述为工具和外壳，这岂不是太轻看了人类的伟大创造吗？[29]

批评是为了建设，破题是为了立题。如何破解当前外国文学看不见“人”的困局？方法和途径或许有很多种，关键在于我们该如何回归初心，做正确的事而不仅仅正确地做事。理论功底深厚的著名文学理论家孙绍振先生，凭借其敏锐的文学洞察力，在文本细读方面做出很好的表率。他出版的《文学性讲演录》《文学文本解读学》《文学解读基础》《孙绍振如是解读作品》[30]等著作，对文学老师如何细品文学作品有着醍醐灌顶般的启迪，值得大力举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