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史道贵真，自觉则明
一
文学，是我的兴趣爱好所在，愈老弥浓。愁乐交趣，于是乃有《京隐述作集·文以载道》言人文精神诗意治学之书，是为第一集。
史学，乃我专业职守所致，老而益勤，手写脑思，遂有《京隐述作集·史以明道》述人类文明交往历史观念之作，是为第二集。
文史之学，分工不分家[1]，而且都离不开历史记忆，可以说，都是历史记忆所凝结的文明成果。我在84岁时，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老学日历》第六编《历史记忆》编前叙意中，对此有初步思考：“历史记忆是人类文明的巨大传承力、传播力所创造的智慧宝库。”“历史记忆是明智的老师，它记录着人类文明的过去，也启迪着现实和未来的发展，从而有助于文明交往自觉性的提升。”历史就是加强记忆、忠实记载，就是要人类记住，别忘记反思历史。记住史道贵真，自觉则明于正确的历史观，把握历史规律。
现在，继《文以载道》之后，展现在大家面前的《史以明道》一书，就是《老学日历·历史记忆》的续编。
二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欲通天人古今中外之理，必须学步于人类文明交往自觉之大道。万物皆有史，而史道贵真，自觉则明。历史记忆为史道基础。人类文明交往的自觉，最根本的是从回归历史记忆中获得知物、知人、自知之明。记忆力是人类赖以生活生存的本性，所以也称之为人的“记性”。此种记忆力不仅仅是记住不忘，而是要从中记取历史智慧，而不是缺乏心得、没有真知，专门为记诵诗书、以应对为政事的“记问”之学。历史记忆对史道而言，还有更深层意义就是其真实性。且不说记录古今事件常因社会政治利害因素干扰而不实者无法避免，即便人类生理年龄也限制着记忆事实的准确性。诚如唐代诗人郑谷在《蜀中夏日自贻》中所说：“道阻归期晚，年加记性销。”反倒是儿童时的记忆比老年记忆更可靠，即所谓“勿谓小儿无记性，所历事情皆不忘”（《二程语录》），也就是俗话讲的“三岁小，记到老”。老年人要有自知之明，糊涂老，老糊涂，人生老年糊涂死，这是常规。对老年失忆期的一些回忆录，只能持分析取舍态度，不可全信。
年轻人，记性总比忘性多；老年人，忘性常比记性多。人类的记性强化功夫，是要苦练的，甚至于要“侯以明之，挞以记之”（《尚书·益稷》）。为了明白而不糊涂，甚至要靠笞挞不是者，使其记住自己的过失，或者学到教训。过去蒙学私塾先生的戒尺，就是文明中的野蛮之物。许多老学人都不会忘记自己在私塾上学手掌受痛时的滋味。然而，美好的记忆却是快乐的。法国学者阿尔贝·加缪在《世界美如斯》的诗中，就是这样咏唱的：
我没有时间孤独，
我只有欢乐的时间。
回忆迭替着回忆，
一个比一个美好乐观。
他以回忆往事为人生乐趣。此类美好、乐观的人生是一种乐于本业、好学乐道的诗意回忆述作之道，其中蕴蓄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交往文明化之道：乐趣。在这里，我可以回应加缪一句中国诗：
浮生有规云中雁，
大道乐行座右铭。
的确，座右铭就是为“乐行大道”而存在的。谈到乐趣，实在是治学生活的动力。按照我《诗意治学·芭蕉篇五趣》组诗，“乐趣”从“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的“愁趣”开始，而到“栖而不息挥不尽，乐在手脑互动间”的得于脑、应于手的“史趣”而结束。这里的“史趣”，就是史道真善美整体融合的“一以贯之”史趣。
治史必具素质有四：史实、史论、史观、史趣。史实为治史之基，史论为治史之脉，史观为治史之魂，史趣为治史之境。史趣是境界，是人生境界在史家身心上的具体化。达观的史家像文学家汪曾祺所讲的，应该是“哭着来，笑着去”的生死观。这也是我的诗意治学方面“愁趣”“藏趣”“心趣”“情趣”“乐趣”这五趣交集的人生境界。学人一生不必追求这个奖、那个名、某个位，只要尽己之责，能在人类文明史的定位上有所贡献，就应当是死而无大憾、问心无大愧的人。
三
历史的“史”字，是什么意思？
记得我在西北大学历史系读书时，陈登原老师给我们讲《史料学》专业课，在课堂上关于“史”字的解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出版过《中国文化史》《中国田赋史》等史书，尤其是最后出版的《国史旧闻》这部代表作，都表明他是一位造诣深厚的史学大家，是一位对“史”字有体悟的大学者。他给我们上课时，在黑板上用工笔体写下了以下几个字：“史者，从‘又’持‘中’之谓也。”接着先讲“从又”的“又”字，指出“又”是象形的“手”字，而且是一般人通常用右手书写的那只右手。这是因为“又”字，同“右”字。至于右手所秉持上面的那个“中”字，是治史者公正、真实、严谨、不偏不倚“中节”精神的象征。于是他现身说法，伸出自己的右手大拇指、食指和中指内侧，让我们看看自己的右手食指、中指和大拇指内侧，让我们看看他那层厚厚的老茧子。这一下子吸引了同学们的注意，一位长年累月笔耕于史学园地的老学人的形象，至今犹历历在目。“从‘又’”原来就是用右手勤奋笔耕而留下的疤痕，真如唐代大诗人李商隐《韩碑》诗中所描绘的“愿书万本诵万遍，口角流沫右手胝”。后来，我才知道，陈老师的手抄卡片是用几个大书柜装着，共计三万多张，分门别类，如中药房的药柜一样。啊！这真是“右手胝”治学的感人的活标本。没有勤奋笔耕，怎能有这么多丰硕成果！看来，治学是个力气活，也是个功夫活！
“史者，从‘又’持‘中’之谓也。”陈老师用浙江余姚口音讲这句话时那种音容笑貌和手势，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敬佩的“伯因”先生[2]，就是这样的“从‘又’持‘中’”的史学家！就在同一次讲课中，他还引用了《史记·仲尼弟子传》中“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这句史家大忌的话。陈先生强调“持中”的本质是“中节”或者“中道”。这就是说，历史学中的“贵真”是和“公正”相联系的，如王充在《论衡·艺增》中所说：“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史学家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此其实也。”这是公正的。这给我刚踏进史学专业大门的学生，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然而，当时并不真正理解其中的意义，也不知史家秉持“中节”之道的困难。实际上，所谓“中节”即“中庸”之道，是儒家万物和谐的理想境界，又是现实生活中的发展积极因素。《礼记·中庸》是把“中”与“和”连贯起来加以解释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又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是用“中和”的平衡状态来节制“过”和“无不及”的两个极端。一个“节”字，确立了“中”的定位与作用，也体现了它的既不偏激又不保守的平衡本质。《易·同人》把“中”同人类文明交往与“通天下”联系起来说：“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文明的自觉者是依靠理性认识而居“守中持正”之历史本位，以此而“应”极左极右之两端，用交往文明化来贯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身心之间的平和状态。
史道贵真，贵在真实。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认为：史，“记事者也”，而史者“从又持中”，又把“记事”具体化了。史圣司马迁的《史记》为千古一记的“太史公书”，却被以“谤书”作为别称。用《后汉书·蔡邕传》引王充的话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注曰：“凡史官记事，善恶必书，谓迁所著《史记》，但是汉家不善之事，皆为谤也。”谤有两义，一为指责别人的过失，《国语·周语》：“厉王虐，国人谤王。”二为诽谤，毁谤，即恶意攻击别人。司马迁指责汉家不善之事，都是真实的，属于前者，为史家职责，尤其是身受奇耻大辱，仍负重尽责，不愧“史圣”之称。看来，谤，不是指责一般人的过失，而是批评国王、皇帝，《国语》中说，周厉王暴虐、残暴，国人指责其过，这里用了一个“谤”字。司马迁著《史记》，善恶必书，涉及汉武帝，触怒皇帝，虽处酷刑，但未判极刑，“使作谤书，流于后世”。对唯权为上的汉武帝来说，这也算宽宏大量了。在历代帝王中，汉武帝有罪己之雅量和自知之明，又容忍司马迁作“谤书”，已经难能可贵了。
陈老师关于“从‘又’持‘中’”[3]的史道讲解，不由使我联想起自己在《京隐述作集·第一集·文以载道》书前叙诗中那句“乐在手脑互动间”的“乐趣”体悟；也使我想起了我的未刊稿《掌文日书》书前《自题小诗》：“米寿得笺册，斗室书掌文。老茧右手胝，岁月留瘢痕。常怀笔耕乐，暮年不忘勤。”[4]此时此刻，陈老师那只右手笔耕留下的老茧和昔日的音容笑貌，再一次浮现在我的脑际。我马上进入八十八岁“米寿”之年，长期笔耕生涯已在右手指头上也留下了老茧。我那首《芭蕉组诗》和《掌文日书》前的《自题小诗》，成为诗意治学的历史性记录。诗意治学的深处就是乐趣。动大脑又动右手的笔耕，人勤地不懒，日积月累，创史论之成果，又养成手脑互动劳作习惯和健康身心思维方式，实在是不负此生的乐趣所在。“不怕慢，单怕站”，不懈怠勤奋劳作，实为学一大乐趣。我原以此乐趣为动力，以科研成果为人类文明做些许贡献，能活到八十岁就很满足了。白居易在《喜老自嘲》诗中说：“行开第八秩，可谓尽天年。”我已将年届九秩，虽有时头晕，但稍有清醒，仍面东窗，坐斗室，动右手，一支笔，一张纸，一杯茶，一以贯之书写大脑之所思，享受着手脑互动交往和谐乐趣。这种我始料未及之事，比起同辈许多早逝的亲友来，实在是一种幸运。
四
“史以明道”的主旨在“士志于道”，是在珍惜史道中的时间观念，细品人生中的美好，记住历史中的经验，特别是用许多生命换来的教训，从中获得诗意栖息大地的劳作交明交往自觉。
现在正值2019年暮春时节，光阴荏苒，时不待人，学人虽老，仍应好学乐道。元代黄庚《月居漫萍·暮春》诗：“百年身世成何事？回首西山又落晖。”史道者蔽天人古今与自我存在，乐道者常赋予时间的有限性中以厚度与深度，从而乐此不疲以求真知和提高自知之明的自觉。宋代徐经孙在《矩山存稿·九月十一日进讲》中写道：“盖聪明之德光于天下，不惟事几潜伏民瘼隐微，皆有以真知灼见，而天下贤愚不肖之分，亦皆如日月之明而容光照焉，如水鉴之静而须眉烛焉。”日月之明，静水之鉴，都可以用聪明即智慧之德光照于天下，从而获得真知。《诗·周南·关雎序》已经看到史以明道之理：“国史明乎得失，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史道贵真，真知即真理，灼见即明于真理之见解。史以明道所明的大智慧就是知物之明、知人之明，尤其是自知之明。[5]
“道”为何物？道即道理，事理。《庄子·天下》：“是故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冷汰于物，以为道理。”《孟子·尽心》：“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当代老翻译家许渊冲把“道”译为“真理”。他译老子《道德经》中的“道可道，非常道”为“Truth can be know，but it may not be well-known Truth”。他认为：“道即真理，这是西方文明应向中华文明学习的道理。”最正确的道理就是真理。从历史的观点看，真实的史实，是求得真知灼见的基础，“实事”方能“求是”。“史以明道”的“道”，是实事求是的历史科学真理。史圣司马迁用他书写《史记》的实践，把“史明道”的“道”具化概括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王充在《论衡》中讲“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所谓“陆沉”，即无水而沉，也讲的是这个“史道”。不但要力求纵通古今、横贯中外，还要宏观上看人类和自然，微观上察更多的微末细节。史道不仅博大，而且精深，精到深处，是追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之间内外联系，从而得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真理。追求史道，不曲阿奉迎，如韩愈所说的“不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正直不阿，持中则正，贵真求是，明而后智，这是历史使人学而明智的自觉之理。
追寻“史以明道”就是探求历史自觉之道。历史自觉是人类文明自觉的根本自觉，这种自觉是思索人类从何方来、到何处去以及明白群体、个体在文明交往中处于何种定位的问题。为研究此问题，我在《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3卷第9集中，专门有《历史明智》一编，共计30则。在那里，我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史与自然史相联系大历史科学观和全世界历史理论两方面开始，讨论到司马迁的天人古今的中华文明通史论断。在这一编中所说的“历史明智”自然有西方哲学家培根的思想，但从历史哲学方面我把着力史实、史论、史观、史趣视为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的统一整体，而且强调史论和史观的引领和创新作用。
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我在那里讨论了“古今历史四句谚”问题。据说，马克思女儿燕妮曾请教德国历史学家维克特：如何把古今历史编成一本简明的小册子，供人们提高历史智慧？维克特的回答是简练而意味深长的：“不必。只用下列四句谚语即可以概括古今历史：①当上帝要灭亡某人时，往往使他有炙人的权势；②时间是筛子，最终将淘汰一切陈渣；③蜜蜂盗花，结果使花开得更旺；④夜暗透了，便会望见清楚星光。”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唐代诗人孟浩然《与诸子登岘首》中的名句，道出了人类古今历史交往中变化不已的辩证发展。对照维克特所讲四句谚语，同样令人产生许多遐思。第一句有人说应当是“上帝要使某人死亡，必先使其疯狂。”唐代诗人崔颢《霍将军篇》也有“莫言炙手可热，须臾火尽灰亦灭。”那位“炙手可热者”不是别人，正是身居高位而心不思危者自己。他忘记不慎言行、放任自己贪欲、无视历史教训而使自己灭亡。那是声言历史经验值得注意，却我行我素，利令智昏的愚昧人物。第二句，时间是历史的筛子，它始终如大浪淘沙，大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也淘尽反复泛起的陈渣。第三句，蜂与花互动互用，犹如人与人、人与物交往，亦如不同文明互鉴，推动着历史发展。第四句，“夜暗透了，便会望见清楚星光”，更使人想起孙中山说的话：“否极泰来，物极必反。亚洲衰弱，走到了这个极端，便发生一个转机，那个转机就是亚洲复兴的起点。”我在《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一书中，引用了他这个观点。在孙中山看来，近代亚洲落后是文明交往中的不平等条约所致，在孙中山看来，应当完全废除这些条约，从而树立起“要做亚洲主人翁”的独立自主意识。这也是一种历史自觉。
燕妮的要求是合理的，一部简明的世界史是非常需要的。英国史学家阿克顿在《历史研究讲演录》中说过：“只要历史的写作是严谨的，具有简洁性和洞见，就可以得到每一位有善意的人的首肯，并使他们接受。”然而，燕妮不必请教维克特。在历史科学研究方面，她的父亲马克思及其挚友恩格斯比维克特洞察历史更高深远见。他们把历史作为宏观科学的认识是一贯的，当然这中间经过了逐步的深化过程。从他们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自述“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开始，到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演》中，把马克思科学研究的“全部成就”概括为“历史科学”，都说明了这一点。虽然第一段话后来被删掉了，那是因为他们的思路在同一著作中重点转移到“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问题上了，但对历史科学的宏观性观点并未改变。这是因为历史向世界史转变，对历史科学更具有现实的重大意义。世界史是一个宏观的视野，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用这种将“现在”视为历史结果，来追溯、审视、定位地区史、国别史的演变，是更现实、更具体的历史观念。人类在这一时期文明交往普遍化了，人类形成了彼此密切联系、互相依存与互相矛盾的整体。对于人类文明交往中各个相互影响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大，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说：“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史。”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重视“历史科学”，固然与他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都要从历史中获得自觉，更重要的是和他们关注全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思想密切相关的。他们所关注的是“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他们所设想未来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作为哲学上的“自由”概念，意味着人们对自己的生产和交往、生活和发展，可以自觉控制与支配。历史交往自觉性代替了自发性，必然性提升到自由，最终走向全人类的解放，这是共产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也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的“历史科学”的科学性质所在。“历史完全变为世界历史”这一根本性的转变，是人类文明交往过程中各民族国家融合加深和全球化历史发展的结果。
把“文明”和“交往”联系起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的世界历史视野中越来越重要了。他们从人类学家摩尔根以及许多人的历史研究成果中得到了启发。例如，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的摘要》中，摘引了摩尔根的“美国人的文明以及同美国人的交往，冲击了印第安人的制度，从而使他们的民族文化生活正处于逐步崩溃之中”。这个摘引与他以前在论述英国与印度文明交往中，对“半野蛮半文明”印度公社的破坏论述思路一致。他还在世界历史研究中，总结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被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这是从历史科学研究中一个高度的、从规律层面的概括，而维克特显然只接触某些特点，并未由边缘进入核心。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致力于世界文明史，尤其是东方文明史的研究笔记，开阔了“世界历史”意识的转变。这个文明交往转变的进程，应该说有三个阶段：①农业时代的半孤立、大分散、联系不密切的“民族”或“邦国”意识；②工业时代的经贸、政治、军事交往频繁的西方“民族国家”的历史意识；③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交往的“世界历史”意识。这个发展是人类史，也是自然史“大历史”即宏观历史科学的重大转变。虽然，它仅仅是一个开始，却从人类社会进步前途角度进行思考东西方发展，提供了全球文明交往历史命运走向的前景。
五
我无从得知燕妮是否就编简明世界史问题请教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但我的确查阅到了马克思给他另一个女儿劳拉关于历史哲学的信件。那是1882年4月13—14日星期四马克思在阿尔及利亚养病时写的。鉴于西欧社会存在着对阿拉伯文明的某些偏见，马克思在信中首先讲了一个阿拉伯的“明哲小寓言”，然后从历史的高度来认识阿拉伯文明和看待阿拉伯民族。
马克思给女儿劳拉讲的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个船夫准备好在激流的河水中驾驶小船，上面坐着一个想渡到对岸去的哲学家。于是发生了下面的对话：
哲学家：“船夫，你懂得历史吗？”
船夫：“不懂！”
哲学家：“那你就失去了一半的生命！”
哲学家又问：“你研究过数学吗？”
船夫：“没有！”
哲学家：“那你就失去了一半以上的生命！”
哲学家刚刚说完这句话，风就将小船吹翻了，哲学家和船夫都落入水中，于是船夫喊道：“你会游泳吗？”
哲学家：“不会！”
船夫：“那你就失去了你的全部生命！”
这个故事是一则寓言，其嘲讽哲学家的无自知之明的程度，不亚于希腊文明中女仆嘲笑哲学家泰勒斯思考天空宇宙而忘记足下，以致落入水井的故事。两相比较，这自然有助于劳拉对阿拉伯文明史的理解，进而消除对阿拉伯民族的误解。于是，马克思接着在信中告诉劳拉：
这个寓言会使你对阿拉伯人产生某些好感。
我们要把自己放在稍高一点的历史观点上。和我们同时代的游牧的阿拉伯人（应当说，在许多地方他们都衰落了，但是他们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使他们也传承下许多优良品质）记得，以前他们中间产生过一些伟大的哲学家和学者等等，也知道欧洲人也因此嘲笑他们现在的愚昧无知。[6]
马克思在这里首先要劳拉从历史科学观点的高度，去看待阿拉伯民族的现在和过去：第一，如实承认同时代游牧的阿拉伯人“在许多地方他们都衰落了”。用“衰落”说明现状，这是表面现象，于是马克思笔锋一转写道：“但是他们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使他们传承下许多优良品质。”这一点很重要，这是阿拉伯文明衰落之后复兴时期的力量所在。一个伟大的文明，在生存的道路上，总有盛衰荣辱经历，但一个有希望和有生命力的民族，不仅有生成、兴起、繁荣、衰落时期，而且在衰落之后，还有复兴时期。阿拉伯民族应该是这样的民族。这除了他们传承下来的许多优良品质，而且还有马克思谈到的一个“记得”（即历史记忆的光荣传统）和一个“知道”（即欧洲人对他们落后的嘲弄欺侮）。这一“记”一“知”，斗争交往传承下来的优秀文明基因，推动着他们创造新的文明。正如马克思在给劳拉信中最后所说的，这是一则“很能说明问题的短小、明智的哲学家与船夫对话的阿拉伯寓言”。
谈到阿拉伯历史，不能不提到马克思对“近代埃及之父”穆罕默德·阿里的评价。穆罕默德·阿里1769年生于马其顿，早年失去双亲，30岁被征入伍并被派往埃及。由于军功卓著，不久升为指挥官，后在1805年5月开罗起义胜利后为埃及执政者，从此开始了该家族对埃及的长期统治（1805—1952）。我在2002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研究生教学用书《阿拉伯国家史》中有如下表述：“他利用同西方接触的机遇，在同西方文明交往中，燃起了智力的火花，在伊斯兰世界的一块古老土地——埃及，开了改革之先河。因此，马克思高度评价了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活动。他曾称穆罕默德·阿里为奥斯曼帝国中唯一能用真正头脑代替‘讲究的头巾’的人”，并说穆罕默德·阿里统治下的埃及是“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唯一有生命力部分”。马克思在这里用了两个“唯一”，而且都为了强调它用了黑体字，可见他对这位改革家在阿拉伯文明史上的崇高定位。
人类文明交往史最能体现实事求是的历史科学精神。自然史、人类史是宏观历史科学的大视野，从近代以来它发展世界历史的文明交往新阶段，进入了全世界、全球化的人类同呼吸、共命运时代。史道之高深处谓之人文精神，即人之耳目清、视觉达、大脑善思考谓之史以明道。一个人没有人文精神直不起腰，一个民族没有人文精神站不起来，历史深处有此文明交往之理在焉。崇真实、求真理，记住历史，回归历史，才能获得文明自觉。记得有位哲学史家说过，胡塞尔哲学很玄奥，但追求的大道是：“回到事物本身。”正是这个简朴道理，使他的学生海德格尔受用一生。“回到事物本身”，就是回到事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的本身。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历史著作中说，人们在创造历史，而这“并不是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三个客观条件是创造历史的前提，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尤其是“从过去继承下来”这一文化传承性历史条件，对于提高历史自觉性至关重要。读史使人明智，关键就在明辨力、判断力，从人类文明交往的复杂过程中作清醒而明智的抉择。语云：“利令智昏”，干扰明智的是各种利益，尤其是权力。参加事变中的人，利害差异比智慧差异更大。误读历史的人，常常也喊历史经验值得注意而最终免不了成为重蹈历史覆辙者，不在少数。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他们在历史重大关头，或迷于权势，或热衷于功利，往往爱憎迎拒，就不那么明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清醒剂，作为“从‘又’持‘中’”的历史学者，理应超越此种利害藩篱，秉持深思公正的理性态度，力求使自己有更高历史的文明自觉，进而自觉觉人，引导人们明智，实现历史使大众明智的职责和使命。
时值暮春首夏之交，松榆斋槐林初现绿色。走笔至此，想起了三国时曹丕《槐赋》有“天清和而温润，气恬淡以安治”名句。这就是史道贵真自觉则明之理。此刻，我虽蛰居北京松榆南路，老如松榆古槐，却神志清静明朗。南朝刘宋顾恺之《定命论》提出：“怀虚以涵育，凝明以洞照。”他解释说：“惟虚也，故无往而不通；惟明也故无来而不烛。”这很符合文明交往自觉精神。人要获得自觉，少不了回归历史观念，少不了哲学思维，也少不了生老病死过程中的医学知识。人生其实就是学习这三门学问的一生。让我们用宋代华镇在《用韵赠陈县丞》的下述诗句以结束“史道贵真，自觉则明”这个“史以明道”的《卷首语》：
明明真理与时分，曾把清心仔细论。
[1] 《孟子·离娄》有“其文则史”的名言，即把记载的文字叫作历史。汉文字的发明者仓颉被《史记》称为黄帝的史官。王充在《论衡·量知》中则称修饰文字的人“能雕琢文字，谓之‘史匠’”。许多大史学家都是大文学家、大文学家也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就是一例。史家整理文字记忆，如杜甫《八哀诗·故司徒李公光弼》所言：“直笔在史臣，将来洗箱箧。”史家整理文字遗存，文字记载着历史记忆。
[2] 在西北大学学习时，老师之间都不直呼其名，系主任林冠一在介绍老师时，称：陈登原老师，字伯因；冉昭德老师，字晋叔；陈直老师，字进宜，等等。我们也常用“伯因先生”来尊称陈登原老师。
[3] 关于“持中”的思考，“适度”“极端”与人性关系，参看我的《信仰中道》（《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2卷，第646—647页。
[4] 《自题小诗》为六行五言体，用以序书稿《掌文日书》。该书稿以手掌大的短文、每日书写一篇，坚持一年，共365篇，故名《掌文日书》。此书稿是《松榆斋随笔——文明交往散论》（西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的继续，是我写作方式通俗化的又一次尝试。
[5] 自知之明是知道自己智能的限度。对史而论，晋代潘安认为：“古往今来，邈矣悠哉！”（《西征赋》）唐代陈子昂较为悲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诗人白居易更为疑惑：“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放言（其一）》]“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恭谦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放言（三）》]然而，追求新知，以求明白，此为追知历史真实的兴趣所在，也是治史之道。
[6]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1882年4月13—1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97—3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