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案例设计

本书以全球气候治理为例展开了单案例分析。全球气候治理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石油输出国等集团存在不同的气候认知。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与《巴黎协定》三个制度性文件先后确立了自愿减排、“自上而下”强制减排以及“自下而上”自主贡献减排三种机制。根据相关指标，自愿减排与自主贡献减排是典型的弱制度，京都机制则是强制度。同时，气候治理进程呈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后，各国积极开展减排行动。“京都时期”的责任界定更加明确，但是治理反而进入了低潮。《京都议定书》在发达国家抵制下迟迟难以生效，生效后不久又迅速被抛弃，各方也并未按照规定行动。随着“后京都时期”的弱制度回归，治理反而迎来了高潮。以基础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与长期扮演消极角色的美国等伞形国家，日益积极地参与治理，出现了竞争履约的态势。总体上，气候治理制度呈现为由弱到强再弱化的演变过程，而治理则出现了由强到弱再到强的变化。

（一）选择案例的几点考虑

弱制度广泛存在于当前的地区合作与全球治理当中，因此有充足的经验材料为开展多种形式的分析提供保障。那么，为什么要坚持开展单案例研究呢?为什么在众多案例中要选择全球气候治理这一议题呢?

1.为什么选择单案例分析?

大量的弱制度现象为开展多案例研究提供了便利，但是可以如此并不意味着应该如此或必须如此。案例选择服从于研究需要，单案例研究与多案例研究各有优势和局限。单案例研究有助于对过程和因果机制展开更精细的梳理，从而准确解开因果链条的各个环节，缺点是证明力度较弱。多案例研究有助于通过比较来确证因果机制的存在，证明力度更强，但对过程的解释力度不如前者。一些学者认为，制度有效性需要通过比较分析来确定，因此多案例研究比单案例更有优势。[110]本书旨在阐述弱制度的生成机制与作用机制，而不是单纯地证明存在弱制度导致强治理的现象。因此，单案例分析更加契合这一需要。相反，多案例分析除了重复说明外，并无太大益处。同时，多案例比较往往面临着更复杂的变量控制问题。尤其是在跨议题研究中，关于多个议题中的多个案例的分析难度通常更高，理论逻辑的严谨性却不会因此显著提升。

2.为什么选择全球气候治理?

选择全球气候治理议题主要出于三方面考虑。首先，气候治理在当今世界政治中具有重要意义。全球气候治理标志着一个新政治时代的来临，相关结论可以被视为对当前政治时代相关特征的揭示。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应对气候变化可能成为创造一个更加合作的世界的跳板。[111]同时，气候治理是当前全球治理最核心的议题，直接影响到北极治理、海洋治理等其他议题的进展，也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其次，避免争议与增强经验论证的可靠性。《京都议定书》在制度设计上比《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巴黎协定》更强是学术界的共识，选择该案例既能够规避可能出现的关于弱制度的异议，也可以增强研究结论的一般性意义。同时，通过分析为何其他两项制度会表现出比《京都议定书》更强的有效性，可以为“弱制度—强治理”的理论解释提供最直接的经验支持。最后，研究方法上的考虑。比较研究并非只存在于多案例研究，在同一议题（或案例）内展开比较研究具有更大优势。它有助于对因果机制的细致分析，也便于最大限度地控制干扰变量，如成员与议题属性等。关于制度的比较研究存在两种具体路径：不同类型制度在同一议题中的表现差异，同一制度类型在不同议题中的表现差异。它们服务于不同论证目标，前者回答的是制度类型对制度有效性的影响，后者回答的是其他要素对制度有效性的影响，如问题结构等。[112]气候治理在多种制度主导下经历了多个阶段，因此为在单案例内比较不同制度提供了可能，这种优势是其他议题都不具备的。

（二）章节安排

本书包括导论和结论在内共分为八个章节。导论和第一章主要阐述了研究背景以及各主要概念。第二、第三章为理论分析部分，分别提出了关于弱制度建构和作用机制的解释。第四、第五、第六章为经验分析部分，对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作了系统分析。最后结论部分确认了相关论点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第一章探讨了当前的国际环境以及什么是弱制度与强治理。这一章提出了界定制度强度与治理强度的主要指标，为评估全球治理各议题的进展提供了路标。同时，这里还重点阐述了弱制度设计产生以及导致强治理结果的外在环境。与权力转移相伴的多元文明兴起以及全球治理模式“去中心化”对既有的强制度构成了挑战，寻求契合当前国际环境的制度类型成为紧迫性议题。正是在这种权力均衡的异质性环境中，弱制度表现出了相对更强的有效性。

第二章阐释了弱制度的设计过程，其本质上是一种观念平衡的产物。通过区分同质性与异质性、单一理性利己与复合理性以及单一认同与有限认同，提出了异质性、复合理性利己与有限认同三个假定作为理论建构的根基。在权力均衡的异质性环境中，背景知识差异导致行为体对互动议题产生了不同的认知，各方基于理性和利己考虑都希望依据自身偏好构建国际制度，由此产生了激烈的倡议竞争。在议题压力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各方出现了一种需要尽快完成制度建构并展开行动的紧迫性认知，并尝试通过模糊条款内涵、引入冲突性原则以及避免惩罚性强制等方式兼顾不同行为体的偏好，弱制度由此确立。

第三章阐释了弱制度是如何导致强治理的。弱制度基于相关设计获得了明显的灵活性、适应性和包容性，并由此具备了提供广泛利益调适空间等六种能力，这些属性和能力构成了合作出现的基础。弱制度通过三项机制促进了合作的出现：首先，通过承认多元适当性为各方提供了一个模糊的适当性区间，并将判定行为适当性的权利重新赋予了行为体。其次，通过相互施压机制推动行为体承担起一定的责任，这种责任取决于行为体对自身偏好与国际预期之间的平衡。最后，为行为体履约提供了额外性激励，如额外声誉等。在弱制度主导下，议题治理呈现出动态强化的趋势。通过降低合作的“门槛”确保了治理的快速启动，各方能够尽快采取行动应对紧迫性问题。随着议题压力的增长以及声誉竞争的出现，行为体预期会累积性提升，治理呈现出加速态势。

第四、第五、第六章通过三个步骤分析了全球气候进程。第四章对气候治理议题本身、治理制度和治理进展等作出阐述，包括对气候议题的兴起和相关属性的分析，依据相关制度文件对治理制度的分析，依据相关指标对治理总体进展的界定。第五章对“京都时期”气候治理制度强化过程中出现的治理困境作出分析，明确制度强化如何导致了存在多元偏好的各方产生了对制度本身的抵制。第六章对“后京都时期”制度重新弱化之后出现的治理进展进行分析，明确弱制度如何通过兼顾各方偏好调动了他们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在上述论证过程中，为确保论证完整性还对各制度的设计过程作了简要阐述。

第七章基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分析得出结论，并对当前全球治理中的“制度困境”与未来的制度变革展开反思。强制度与弱制度并不存在哪个更好，在特定情境下都是最优设计。在权力均衡的异质性环境中，弱制度具有更高的相对有效性，凭借相关设计获得了一系列独特属性和优势，并遵循了一种不同于强制度的“制度—合作”逻辑。当前的“制度困境”可以被重新界定为，构建单一、综合性制度的偏好与该类制度在多元文明背景下难以产生和运行之间的矛盾。最后，中国作为未来制度变革进程中的关键行为体，弱制度为中国将自身偏好纳入国际制度同时有效规避既有强国的抵制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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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obert O.Keohane,“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Presidential Addres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2000',”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5,No.1,2001,pp.1-13.

[5]G.Kristin Rosendal,“Impacts of Overlapping International Regimes:The Case of Biodiversity,”Global Governance,Vol.7,No.1,2001,pp.9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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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2,1992,pp.391-425.

[11][美]莉莎·马丁、贝思·西蒙斯：《国际制度的理论与经验研究》，载[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139页。

[12][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页；[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新一版）》，王义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

[13][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61页。

[14]此次论战的相关文章参见[美]大卫·A.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5]John J.Mearsheimer,“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3,1994/1995,pp.5-49; Robert O.Keohane and Lisa L.Martin,“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ist Theor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No.1,1995,pp.39-51.

[16][美]莉莎·马丁、贝思·西蒙斯：《国际制度的理论与经验研究》，载[美]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页。

[17]朱杰进、傅菊辉：《全球正义与国际制度设计：以国际刑事法院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2期。

[18][美]约翰·鲁杰：《对作为制度的多边主义的剖析》，载[美]约翰·鲁杰《多边主义》，苏长和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页。

[19]Barbara Koremenos et al.,“The Rational Design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5,No.4,2001,pp.761-799; Alexander Wendt,“Driving with the Rearview Mirror:On the Rational Science of Institutional Desig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5,No.4,2001,pp.1019-1049.

[20][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页；[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新一版）》，王义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

[21][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61页；Joseph S.Nye,“Deterrence and Dissuasion in Cyberspac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41,No.3,2016/2017,pp.4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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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有效性（effectiveness），成员国运用内含于原则、规范、规则和程序中的路径成功缓和冲突的能力，说服成员利用组织而非单边或双边方案解决争端的能力。内聚性（coherence），各要素（原则规范等）相互补充和支持。Ernst B.Haas,“Regime Decay:Conflict Management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1945-1981,”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7,No.2,1983,pp.189-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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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朱杰进：《国际制度设计中的规范与理性》,《国际观察》2008年第4期；朱杰进、傅菊辉：《全球正义与国际制度设计：以国际刑事法院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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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Barbara Koremenos et al.,“The Rational Design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5,No.4,2001,pp.761-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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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James D.Morrow,“The Institutional Features of the Prisoners of War Treati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5,No.4,2001,pp.97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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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Peter M.Haas,“UN Conferences and Constructivist Governance of the Environment,”Global Governance,Vol.8,No.1,2002,pp.73-91.

[57][美]詹姆斯·罗西瑙主编：《没有政府的治理》，张胜军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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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Robert O.Keohane,“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Presidential Addres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2000',”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5,No.1,2001,p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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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G.Kristin Rosendal,“Impacts of Overlapping International Regimes:The Case of Biodiversity,”Global Governance,Vol.7,No.1,2001,pp.9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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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Amandine Orsini et al.,“Regime Complexes:A Buzz,a Boom,or a Boost for Global Governance?”Global Governance,Vol.19,2013,pp.27-39.

[73]Matias E.Margulis,“The Regime Complex for Food Security:Implications for the Global Hunger Challenge,”Global Governance,Vol.19,2013,pp.53-67; Michael J.Struett et al.,“Navigating the Maritime Piracy Regime Complex,”Global Governance,Vol.19,2013,pp.93-104.

[74]Robert O.Keohane and David G.Victor,“The Regime Complex for Climate Change,”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9,No.1,2011,pp.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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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李慧明：《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碎片化时代的国际领导及中国的战略选择》,《当代亚太》2015年第4期。

[77]Kal Raustiala and David G.Victor,“The Regime Complex for Plant Genetic Resourc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8,No.2,2004,pp.277-309.

[78]何志鹏：《作为软法的〈世界人权宣言〉的规范理性》,《现代法学》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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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陈海明：《国际软法论纲》,《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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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Jorgen Wettestad,“Designing Effective Environmental Regimes:The Conditional Keys,”Global Governance,Vol.7,2001,pp.317-341.

[89]Robert O.Keohane,“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Presidential Addres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2000',”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5,No.1,2001,pp.1-13.

[90]Simon Caney,“Cosmopolitan Justice and Institutional Design:An Egalitarian Liberal Concep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Vol.32,No.4,2006,pp.735-737.

[91]Amandine Orsini et al.,“Regime Complexes:A Buzz,a Boom,or a Boost for Global Governance?”Global Governance,Vol.19,2013,pp.27-39.

[92]Robert O.Keohane and David G.Victor,“The Regime Complex for Climate Change,”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9,No.1,2011,pp.7-23.

[93]Lisbeth Zimmermann,“More for Less:The Interactive Translation of Global Norms in Postconflict Guatemala,”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61,No.4,2017,pp.774-785.

[94]Amandine Orsini et al.,“Regime Complexes:A Buzz,a Boom,or a Boost for Global Governance?”Global Governance,Vol.19,2013,pp.27-39.

[95]还原法就是通过研究部分来理解整体。从行为体内部出发解释行为体的行为，指定的原因可能会发挥作用，但其他原因也许会干扰甚至压倒他们。由于内部因素无法穷尽，因此不可能得出确定性因果论断。[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26页。

[96]何志鹏、尚杰：《国际软法的效力、局限及完善》,《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97]Thomas A.Mensah,“Soft Law:A Fresh Look at an Old Mechanism,”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Law,Vol.38,No.1/2,2008,p.54.

[98]Daniel C.Matisoff,“Ar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Enforceable?Implications for Institutional Design,”Int Environ Agreements,Vol.10,2010,pp.165-186.

[99][加]诺林·里普斯曼、杰弗里·托利弗、斯蒂芬·洛贝尔：《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刘丰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8—27页。

[100][英]安德鲁·赫里尔：《全球秩序与全球治理》，林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页。

[101]Duncan Snidal,“The Politics of Scope:Endogenous Actors,Heterogeneity and Institutions,”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Vol.6,No.4,2014,pp.449-472.

[102]Jeffrey T.Checkel,“Why Comply?Social Learning and European Identity Chang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5,No.3,2001,pp.553-588.

[103]Thomas Risse,“Let's Argue:Communicative Action in 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4,No.1,2000,pp.1-39.

[104]Judith Kelley,“International Actors on the Domestic Scene:Membership Conditionality and Socialization by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8,No.3,2004,pp.425-457.

[105]James D.Morrow,“The Institutional Features of the Prisoners of War Treati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5,No.4,2001,pp.971-991.

[106][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页。

[107][美]斯蒂芬·范埃弗拉：《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陈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1—62页。

[108]Derek Beach and Rasmus Brun Pedersen,Process-Tracing Methods:Foundations and Guidelines,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13,pp.2-3.

[109][美]迈克尔·巴尼特、玛莎·芬妮莫尔：《为世界定规则：全球政治中的国际组织》，薄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6页。

[110]Arild Underdal and Oran R.Young eds.,Regime Consequences: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and Research Strategies,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4,p.43.

[111]Anthony Giddens,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London:Polity Press,2009,p.128.

[112]Ronald B.Mitchell,“Problem Structure,Institutional Design,and the Relativ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Vol.6,No.3,2006,pp.7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