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的中国话语研究：从“失语症”到变异学

我的学术论文写作是从复旦大学开始的，1979年我在《复旦大学学生学术论文集》上发表了《略论孔子的美学思想》。四十余年过去，现在再看，这只是一篇稚嫩的习作，但它的发表对我鼓舞极大。之后我来到四川大学跟随杨明照先生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硕士期间又发表了《亚里士多德的“Katharsis”与孔子的“发和说”——中西美学理论研究札记》。这篇文章涉及的“Katharsis”与“发和说”的相似，其实在1979年的文章中已经略有提及。硕士、博士期间我的文章大多关于中西诗学的比较，我在这方面的一些思考和研究，最后集中体现为博士学位论文《中西比较诗学》。这部论文1988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是我学术生涯的第一个里程碑。

如果就这样叙述自己的成果，读者朋友们可能只会得到一份论文和著作的清单，但我想说的是，比较诗学的学术起点决定了我今后着力的方向，回顾这个起点，也是为大家理解这本书提供一个前置性的理解语境。

我在比较诗学的研究中发现，中西文论的共同规律固然重要，但各自独具的理论价值也不可忽视。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这种“异质性”往往被遮蔽。我很早就反思过“言必称希腊”的现象，可以说我对这一现象始终怀有警惕。

我把这一现象作为问题进行认真的探讨，是在1995年。我正式提出了中国文论“失语症”的观点，认为现当代的中国文学理论长期借用西方的话语，我们没有中国话语，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话语是我们独特的表达、沟通、解读的文化规则和学术规则，如果没有中国话语的支撑，没有其术语、概念和言说体系，中国的文学就始终面临被西方话语肢解的危险。

由此，我又提出重建中国话语，关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以及中国文论的中国化问题，认为话语重建需要接续传统的文化血脉，也需要融汇西方的理论精华。这一提倡带动了学界的实践，“问题的发现”开始走向“问题的解决”。

同样在1995年，我系统梳理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特征与方法论体系。其中“对话研究”是我从已有的学术实践中所概括出的方法论之一，我认为对话不必强求双方采用同一话语，异质性的话语之间仍可以就相同的问题达成对话。

也正是在对比较文学以及中国学派的研究中，我开始思考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相关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异质性的可比性问题。同源性和类同性无疑是比较之所以成为可能的坚实基础，但仅仅看到“同”也会极大限制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使之产生危机。于是我开始强调“异”的可比性，并于2005年在《比较文学学》中正式提出了比较文学变异学，之后也不断进行补充。变异学的基础就建立在异质性的可比性之上，这也为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确立了学理合法性。

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也是我集中思考的问题。可以说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天生就是跨文明的，只是以前的比较文学理论不曾将跨文明纳入视野。由于缺乏自己的理论话语，中国学者只能依靠西方理论，从而导致了求同比附等诸多问题。事实证明，中国学者的问题只有在建构起中国的理论话语之后才能够解决，而变异学就是比较文学理论的中国话语。

回首这40余年，从反思“失语症”，到提出变异学理论，我始终围绕着中国话语这一主题。目前，中国话语已经在国际比较文学研究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得到了国际学界的肯定。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话语能够很好地兼容异质性与世界性，也有足够的信心，期待中国话语在更多的人文学科中建构起来。

选编这样一本收录只言片语的书，似乎是向当今碎片化的阅读方式妥协。不过振叶寻根、观澜索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文论著作，也有相当大的比例是语段的集合，先秦的《老子》《论语》等更是格言、语录式的片段。中国古人重视捕捉兔起鹘落般的感悟，三言两语却能以少总多，如沙中之金闪闪生辉，这本身也是中国话语的特征之一。

在以有涯之生随逐无涯之智的路途中，我常常产生和刘勰一样的感叹：“文果载心，余心有寄。”这本书多少承载了一份寄托，也足以是一种记录，如果书中的段落可以同样带给大家一些感悟和启发，它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曹顺庆

202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