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北平左联

北平左联，全称为“北平左翼作家联盟”，是在上海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影响和推动下，于1931年2月成立的。成立大会上，拟订了盟章，讨论了具体的工作计划，得到一致通过。大会还组建了执行委员会，推举潘漠华、冯毅之、刘尊棋、杨刚等人为常委。北平左联并非“左联”的分支机构，在组织系统上不直接隶属于“左联”，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外围文化团体，它直接受中共北方局的领导，在组织上是独立的。但也不是意图别树一帜，独立于“左联”以外。无论斗争纲领、工作项目、活动方式，基本上都是向“左联”学习、看齐，步调也大致相同。所以，尽管名义上北平左联并未表明是中国“左联”的分支机构，组织上也并无隶属关系，但实际上北平左联是“左联”的一个重要分部，在必要的关键时刻，相互保持着一定的联系。1936年4月，得知“左联”解散，中共北方局做出决定，北平左联已经完成历史任务，也同样自动解散。

当时鲁迅身处上海，没有参与北平左联的实际活动，但是由于鲁迅在文坛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巨大影响，由于北平左联与“左联”不可分割的联系，也由于一些人事机缘，鲁迅与北平左联存在着多方面的联系。

首先是北平左联成立会议介绍了鲁迅在上海“左联”成立大会上所做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报告，介绍者是刚刚当选为北平左联候补执行委员的陈沂。陈沂(1912—2002)，原名余立平，贵州遵义人，1929年参加革命，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前曾任八路军晋南军政干部学校校务部主任、冀鲁豫日报社长总编、八路军115师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东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首任部长。“左联”在上海成立时，陈沂年仅18岁，他是作为进步文学青年列席成立大会的，聆听了鲁迅当时在中华艺术大学的所做的演讲。1930年冬天他考入北平中国大学，从上海来到北平，在中共北平社联的负责同志介绍下，参加了北平左联成立会议。会上应同志们的要求，他根据自己记忆所及，向与会者介绍了鲁迅演讲的主要内容。按照他的说法，虽然自己讲得不好，不完全，也不准确，但是鲁迅报告的主要精神传达给了大家，“也给会议带来了一种兴奋”。[22]北平左联成立离鲁迅的演讲已经近一年，这时候在秘密开会、紧张商议各种议题之中，还要特别请人来介绍鲁迅的演讲，是有特别意义的。要知道，当时的北平为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所统治，北平左联无论是成立，还是日后的工作，都是在地下秘密进行的，左翼文学处于星星之火的草创时期，这时最需要精神和道义上的支持。而鲁迅作为当时所公认的文坛盟主，他能够参加“左联”，无疑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和导向作用。这也正是时隔近一年鲁迅演讲还能够给北平左联成立会议“带来了一种兴奋”的原因之所在。

可以说，从上海到北平，左翼文艺运动都是以鲁迅为精神旗帜的。而鲁迅对左翼文艺运动也发表了许多意见，北平左联将其当作指导意见来认真对待和贯彻执行。北平左联的机关刊物《文学杂志》就是按照鲁迅的意见创办的。当时鲁迅根据北平的实际情况做出这样的提议：“上海受国民党的摧残迫害最大，所有左翼的文艺刊物都被查封了，北平的情况还好些，可以出个刊物。”[23]北平左联很快就行动起来，经过紧张的筹备《文学杂志》于1933年春创刊。鲁迅对此一直非常关心，当得知《文学杂志》在北平西北书局印刷的经费有困难时，即用其弟周建人的“周乔锋”之名，汇去二十元予以赞助。《文学杂志》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紧跟着多种小型的文艺刊物也纷纷创办出版。除此以外，北平左联还利用鲁迅来北平探亲机会积极听取他的意见，将其作为指导方针贯彻到文艺运动之中。1932年11月，鲁迅由上海来北平探亲，又是陈沂，代表共产党“北方左翼文化总同盟”(以下简称“文总”)党团组织，就大半年来北方左翼文化运动开展情况，向鲁迅先生作了三个多小时的汇报。鲁迅一边抽烟，一边静静地听着，自始至终一点都没有打断，听完汇报才最后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主要有三点：一、不要迷信名人，名人未必写出好文章，要从自己的队伍中培养自己的作家；二、继续扩大工农通讯运动，让工农登上文坛；三、特别要同泥腿子结合，深入到泥腿子中去，陈独秀是看不起泥腿子和不要泥腿子的。对鲁迅的上述意见陈沂向河北省委做了汇报，并向“文总”所属各联党团负责人，特别是《文学杂志》《文艺月报》两个杂志的负责人作了传达。[24]《文学杂志》等刊物主要撰稿者为北平作家，这是贯彻鲁迅先生“要从自己的队伍中培养自己的作家”意见的结果。

鲁迅1932年11月在北平进行的演讲，可以说是对北方左翼文化运动切实有力的支持。鲁迅这次来北平是为了探望母亲的病，纯粹是个人行动，外界知道得不多，但是他到北平后，在北大、辅仁、女子文理学院接连讲了三次话，逐渐传开，报纸上也加以披露。于是北平左联方面也开始行动，邀请鲁迅进行演讲。先是左联成员王志之、张松如、谷万川等以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的名义邀请鲁迅发表了题为《再论“第三种人”》的演讲，后来是北平左联负责人陈沂奉了河北省委、北平市委的命令，请鲁迅到中国大学发表演讲，时间是在1932年11月28日下午，这也是北平五讲中的最后一讲。演讲仅二十分钟，广大青年学生在鲁迅的号召下，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冲向了国民党的市党部，逼迫着国民党市党部的头头释放了被捕的共产党人。鲁迅这次来北平探亲，时值北方左翼运动开展的关键时期，在白色恐怖统治的严酷环境下，鲁迅无所畏惧地走进青年学生当中，谈文学与革命，谈革命文学，批判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号召青年人关注社会、认真做事，这些对刚刚起步的北方左翼文艺运动无疑是强有力的支持。

作为一名作家、文艺战士，鲁迅对北方左翼文艺运动最实在的支持是为北平左联刊物带头写稿。除此之外他还利用自己的人脉为这些刊物约稿。当时的北平左联与上海的“左联”相比，缺少有名气有实力的作家，其成员大多是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作者，甚至是一些没有发表过作品的文学爱好者。《文学杂志》等刊物虽然在鲁迅的倡议下出版了，但是如果缺少名作家的支持，草创之初势必难以产生影响。所以，鲁迅一方面建议北平左联不要迷信名人，要在自己队伍中培养作家，另一方面还是积极为他们撰稿和约稿。鲁迅曾经给《文学季刊》写过稿子，名为《看图识字》，发表于该杂志第三期。《文学杂志》创刊之初，鲁迅就汇来杂文《听说梦》，发表在杂志的创刊号上。后来的《文史》月刊也属于北平左联的刊物，鲁迅写下《儒术》一文发表在该杂志的第二期。茅盾的稿子也由他转来。鲁迅不仅以实际创作支持北平左联刊物的运行，还热心扶持北平左联青年作家的文学创作。《文学杂志》主编王志之的短篇小说集《落花集》就是由鲁迅校订的，他的两篇文章《幽默年大事记》《刷浆糊与拍马屁》也是由鲁迅推荐在上海发表的。[25]对以上刊物的创办和编辑，鲁迅也都提出过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关于《文学杂志》，他在给主编王志之的信中说：“我希望在平的刊物，应以在平的作者为骨干，这才能够发展而且有特色，门类不完全一点倒不要紧。”[26]《文学杂志》编辑还接受鲁迅的建议，邀请郑振铎、朱自清、范文澜等著名学者参加一些讨论活动，对杂志的创办有很大帮助。《文史》月刊创刊，为了支撑门户，约请了几位比较知名的作家撰稿，内容略显芜杂，鲁迅读到后提出意见：“里面的作者，杂乱得很，但大约也只能如此。”[27]意见是十分中肯的。鲁迅为该刊写了《儒术》，由“儒术”谈到“儒效”，对该刊的编辑理念产生了一定影响，主编吴承仕在第三期上集中编排了两篇谈论“儒效”的文章，进一步探讨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对当时的社会风气很有警示作用。

综上所述，20世纪30年代鲁迅虽然身处上海，很大精力投入到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中，但同时也从精神到经济，从刊物编辑到文学创作，给予了北方左翼文艺运动密切关注和多方面的切实支持。特别是利用1932年11月赴平探亲之际，对北平左翼文艺运动进行了实际声援和指导。这一切都充分说明当时的鲁迅是心向左翼的，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充当了“旗手”的角色。

（收录谭桂林主编《鲁迅与“左联”：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会2010年年会论文集》，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