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古典名著焕发现代光彩

莫砺锋

在2023年6月2日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我以《普及古典名著，弘扬传统文化》为题作了发言，主要内容有以下三点：第一，观念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中最核心的深层结构，它能为我们实现民族复兴提供积极的思想资源；第二，观念文化的载体是世代相传的中文典籍，只有对历代经典进行研究、阐释和弘扬，才能深刻领会其中所蕴含的思想精华；第三，经典著作流传至今的主要价值是供大众阅读、学习，从而获得精神滋养。学术界的重要任务是精选价值最高的经典优先介绍给社会大众，并对它们进行准确可靠的注释及生动灵活的解说，从而让古典名著脱离学术象牙塔的束缚走进千家万户。其后我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这方面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他还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8]我认为，“第二个结合”不仅是党史上的理论创新，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理论创新。“五四”以来，中华传统文化曾受到很多误解甚至批判，我们曾误以为那是植根于农耕文明的文化形态，是属于过去的，是保守、落后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其实中华传统文化一向具有创新性的基本特征，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许多相同或相近的精神内核，不但彼此契合，而且互相成就，这就成功地解决了长久困惑我们的理论难题，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也让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从而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使命。我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后有两点主要心得：首先，既然“第二个结合”的一方是以思想形态呈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那么作为另一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应该不是指物质文化，而是观念文化。其次，“第一个结合”已经被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全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第二个结合”则指出了全党全国人民继续奋斗的方向。“第一个结合”之所以取得辉煌成就，根本原因在于它团结了千百万中国人民共同参加一项伟大的事业，它为中国人民指明了奋勇前进的正确方向，从而激发出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万众一心所爆发出来的精神力量是战无不胜的。这就启示我们，“第二个结合”也应该是千百万中国人民共同参加的伟大事业。所以，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既为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界注入了新的动力，也为我们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既有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也有精神文化，或称观念文化。观念文化既是整个中华文化体系的核心价值，也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世代长存的基因密码。动植物的生命奥秘在于一代一代地复制基因，文化的生命就在于某些基本精神的代代相传。一种观念也好，一种习俗也好，一定要维系相当长的历史时段，才称得上是文化，那些稍纵即逝的观念或习俗是称不上文化的。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五大突出特性中，第一点就是连续性。孔子和朱熹是为文化传承做出巨大贡献的古代学者，他们用毕生的精力增强了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上的祖师，朱熹甚至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9]，但孔子自己的志向却是传承前代文化。他声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10]，以韦编三绝的精神从事古代典籍的整理研究，所谓“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11]，对《诗经》进行整理，使之条理清晰、便于诵读。朱熹也是如此，他对儒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注解简明、讲解清晰的《四书章句集注》。在文学方面，朱熹尽管博学多才，在古文与诗歌写作上完全有能力自成一家，但他把古代典籍的整理与研究看成自己的天职，耗尽心血编撰《楚辞集注》与《诗集传》，直到临终前的三天还在“修《楚辞》一段”。《楚辞集注》与《诗集传》成为后人读骚、读《诗》的重要注本，这是朱熹对经典传承的伟大贡献。

中国古代文学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无疑属于观念文化，而且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类观念文化。中国古代文学不但在艺术上登峰造极，而且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社会价值。它不但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为耀眼的精华部分，也是最为鲜活生动、元气淋漓的核心内容，而且广泛、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其他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文学直观地反映着中华民族的民族品格，生动地表述着中华民族的社会理想和人生态度，忠实地记录着中华民族的喜怒哀乐。古代文学的审美价值和认识功能历久弥新，它是沟通现代人与传统文化的最便捷的桥梁，也是其他文化背景的人们了解中华文化的最佳窗口。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无不身兼优美的文学作品与深刻的人生指南的双重身份，在陶冶情操、培育人格等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在建设现代中华文明的伟大事业中，中国古代文学无疑应该而且能够发挥重大的作用。但是由于古代文学的典籍浩如烟海，多数作品又比较高雅、深奥，它在当代社会的普及和传播都存在一些困难。而我们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又往往把活动局限在大学或研究机构里，其研究成果仅见于学术刊物或学术专著，与一般的民众基本绝缘。其实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古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品流传至今的意义并不是专供学者研究，它更应该是供大众阅读欣赏，从而获得精神滋养。严肃深奥的学术论著只会在学术圈内产生影响，生动灵活的注释与讲解却能将古典名篇引入千家万户。从深入研究到准确阐释，再到广泛弘扬，这是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义不容辞的庄严责任。由于受到现行学术评价体系的影响，许多学者虽然是在研究古代文学，心中却时时想着如何“创新”。不管是发表论文，还是申请项目，要是缺少“创新点”，就会无疾而终。久而久之，追求“创新”似乎成为学术界的价值导向。学术研究当然不能陈陈相因，但是对于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来说，更应强调的是保持对传统的敬畏和传承。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我们尤其应该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在普及古典名著、弘扬传统文化上做出应有的贡献。

普及古典名著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整个学术界的共同努力。我认为，应在三个层面上展开工作：一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精神与教化功能进行深入的学理探讨，全方位地准确理解古代文学的真正价值和核心精神，以证明它在建设现代中华文明过程中应该发挥的作用。二是对历代文学经典进行全面细致的整理，以及准确深刻地阐释和解说，以便于现代读者阅读和理解。三是将学术研究成果融入各类学校的教学活动，提高当代学生阅读中华文学经典的能力和自觉性，并通过普及读物、公众讲座等方式向全社会进行普及。

我们南京大学的“两古”学科，即中国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这两个学科的全体同人，近年来在普及工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主要内容如下：第一，我们集体承担了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与现代中国社会研究”，其最终成果是题为《千年凤凰浴火重生》的一部学术著作。由于我是该项目的首席专家，故由我领衔署名，全书的主要内容是从学理上论证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在古代社会文明形成过程中曾经起过巨大的作用；论证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对于加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具有非凡的影响；论证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曾经对周边国家产生过巨大、深远的影响，曾是古代中国强大“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论证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既善于汲取多民族文化的优点又坚持自身传统；论证中华传统文化具有自我更新的强大生命力，中国古代文学艺术能在形式上发展演变以适应新的时代。该书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研究，并从中归纳总结出可供现代中华文明建设运用的精神资源。第二，我们承担了大型断代文学总集的整理、编纂工作，《全唐五代诗》《全清词》这两部卷帙浩繁的巨著即将完成。此外，我们还推出一批关于文学经典的选注、讲解、鉴赏等方面的读物，如程千帆的《古诗今选》《读宋诗随笔》《唐诗课》《程千帆古诗讲录》，周勋初的《文心雕龙解析》《唐人轶事汇编》《宋人轶事汇编》，卞孝萱的《刘禹锡集》《十朝诗乘》，莫砺锋的《杜甫诗选》《宋诗鉴赏》《莫砺锋讲唐诗课》《莫砺锋讲宋诗课》《莫砺锋讲杜甫诗》，程章灿的《唐诗入门》《南北朝诗选》，武秀成的《嵇康诗文选译》，严杰的《白居易集》，苗怀明的《风起红楼》等。第三，我们针对中学生编写了《国学文选》，由我与徐兴无主编，南大“两古”学科的二十多位同人参加撰写，全书从历代有关传统观念文化的原典中精选192篇古文，按内容分成12个单元，每个单元都有导言，每篇文章都有注释与评析，以供中学生与一般的国学爱好者阅读。我们还规划了一些面向社会大众的古代文学系列讲座。许结曾为上海电视台做“文化中国”系列讲座，内容包括“大文豪司马相如”8集、“中国古代五大爱情故事”5集，均已播出。张伯伟曾为香港城市大学做“中国文化讲座系列”，内容包括“域外汉籍研究序说”“从周边文献拟测唐代的诗学畅销书”“从朝鲜、日本文献看18世纪的东亚汉文学世界”等，都得到听众的高度肯定。我本人曾为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做“诗歌唐朝”系列讲座，播出后结集为《莫砺锋说唐诗》；又为《百家讲坛》栏目做“白居易”系列讲座，播出后结集为《莫砺锋评说白居易》。2023年5月，我在眉山三苏祠所做的“风雨人生中的人格典范”，以及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所做的“杜甫与传统文化”两场讲座，线下线上的听众人数均多达200万。我们认为，这些面向大众的古代文学讲座，对于宣传古典名著、引导公众阅读名著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总之，我们曾经自发地做过一些普及经典名著的工作，现在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做好普及工作有了更加明确的自觉性和强烈的积极性。我们决心为普及古典名著、弘扬传统文化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