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导论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革命性影响，也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产生巨大改变，“互联网+”概念提出后，就迅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2015年7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2018年7月，教育部批复同意宁夏组织开展“互联网+教育”示范试点建设。教育界纷纷展开了“互联网+”的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者也陆续尝试用“互联网+”的各种形式融合创新。2018年1月，全国首家“数字马院”示范基地在北京科技大学揭牌。2019年，《马克思主义大辞典》融媒体资源库入选中宣部“2019年度数字出版精品遴选推荐计划”，是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起点，集专业度、体系化、服务性为一体的数字出版项目。2021年，《马克思漫漫说》以中宣部、教育部“马工程”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为依据，结合国内重点高校、重点马院“原理”课授课内容与经验，会同相关专家学者共同创作的新型思政课程表现形式，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原理，以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行！“互联网+”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途径、教育方式、实践路径，也取得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创新马克思主义教育内容、丰富马克思主义教学形式、拓展马克思主义育人载体、提升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实效性的实际效果。“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必须加强其创新性研究。正确认识“互联网+”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思维方式革新、教育主体优化、教育平台建设、教育手段更新、教育内容丰富、教学方法创新等，切实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回应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结合“互联网+”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特点及规律，针对当前教育现状提出问题，建立具有针对性及可操作性的对策体系，有助于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活力和生命力，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理论支持。具体来说，此研究的理论意义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利于充实和完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从产生之初就有着强大的生命力，17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实践的变迁中，不断开辟着科学理论发展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统一，其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地充实、发展和完善，用与时俱进的理论指导社会实践，解决实际问题。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我们积累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实践经验。当今社会，人们越来越能感受到互联网信息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重大影响，以互联网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网络社会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伴随着信息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媒体技术不断更新，运用越来越广泛，各种技术之间交叉融合趋势明显，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提供新的平台和载体，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向着多样化方向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内容、原则、方法、手段等方面，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增加新的时代内容，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我们要注重发挥传统教育方式的优势，也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科学技术来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时效性，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将互联网技术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结合在一起，发挥大数据便利快捷的优势，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内容与方式，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第二，有利于丰富与完善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

报纸、期刊、书籍、广播、影视等传统媒体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载体，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和教育作用，极大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普及，信息传播无论是在方式上，还是在内容和效果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相比而言，传统媒体主要是通过文字、图片、声音、图像等进行传播，传播形式比较单一，现代信息传播方式优势明显。在现代信息传播方式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相结合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也得到丰富与发展。

首先，在信息传播方式上，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主要是单向式的，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受众选择的空间较小，一般只是被动地接受信息；新兴传媒中的接受者和传播者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两者之间是交互式的，可以相互传播信息，从而相互影响。教育的主客体实现角色上的平等互换，教育者不再是教育资源的唯一占有者或垄断者，而是成为信息的传播者之一，双方的关系更加平等。其次，在信息传播内容选择上，新媒体之下，受众可以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在内容选择上相对比较自由。特别是随着QQ、微博、微信、抖音、快手、哔哩哔哩等自媒体平台的大规模兴起，伴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人们不仅关注国家大事，也关心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本地信息，信息选择自由流畅。最后，在信息传播效果上，新媒体由于传播方式多元、内容丰富等优势，其传播效果也是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教育者能够通过新技术将资源快速地分享给受众，使得信息的传播打破时空的界限，新媒体技术的运用对教育受众的学习方式产生极大影响，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实效性。

第三，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互联网技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是不能离开中国的具体情况去谈论马克思主义，否则马克思主义就是空洞的、抽象的马克思主义。“互联网+”时代，网络技术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平台，受众使用手机、计算机等电子设备，通过抖音、快手、哔哩哔哩等各种网络平台进行自主学习，教育主客体之间实现相互交流沟通、角色转换和互动反馈。每个人都可以进行“教”的活动，也能够开展“学”的实践，这样就打破教育过程中空间和时间的界限。网络上的学习者可以随时随地了解世界上任一地区和民众的现实状况，这就为理解中国实际国情提供更加广阔的视野和更多丰富的信息，也为教育和研究工作者提供更多准确、及时的信息，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技术条件。

互联网技术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需要解决的问题，每个时代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都不相同，这就注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要内容会随着时代的转换而发生变化，从而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历史趋势。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契合当时的中国国情、历史背景和社会需要，是那个时代的最优选择。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怎么样建设和发展好社会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用最新的理论成果解决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妥善解决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面临的各种问题，要主动运用当前的新科技、新手段，特别是互联网技术，比如微信、微博、微视频、微课堂等新媒体平台，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此外，互联网技术实现了信息交流的双向互动，相较于传统媒体，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客体之间交流变得更加平等，也更易于教育受众之间相互学习和交流。互联网技术突破时空的局限性，只要受众有网络，不论在何时何地，他们都可以进行学习，技术的进步使得更多人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而且实现优势教育资源，包括师资、教案、讲义、课程等全部教学系统完全共享，互联网技术为理论掌握群众提供技术条件。

（二）实践意义

全面分析“互联网+”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准确概括出“互联网+”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规律及发展趋势，提出一些带有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对策建议，对于在新形势下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第一，有利于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效率。

“互联网+”打破了时空的限制，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效率和范围。在传统教育模式下，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相对固定的空间，局限在课堂、图书馆、自习室等场所。正因为如此，教育只能满足一部分受众的学习需求，教学的规模难以扩大，教育机构的培养能力受到时空限制。在“互联网+”条件下，网络的开放性、连通性和共享性改变了相对传统的教育空间，克服了地理上的分离，只要受众具备网络联通条件，能够登录网络学习平台，就可以随时随地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网络传播信息具有互动性、高速性等优势，拥有巨大的信息库，还能够不断地更新最新教育资源，实现教育的扩容。借助互联网平台，无论是受众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只要有网络的存在，就都可以联通与共享教学信息。慕课模式就是例证之一，只要受众有电子终端和慕课的账号，就可以登录课程平台，查询课程信息，参与学习，其中相当一部分课程免费。慕课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知识的垄断，实现了知识的“共富”。“互联网+”改变传统的理论传播方式，开辟了新的学习渠道，扩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范围，教育者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学习平台，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普及，提高知识传播的效率。

第二，有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途径。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经历由传统媒体模式到运用现代传播技术的转变。在传统媒体模式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主要是依靠报纸、期刊、著作、广播、影视等，教育则是通过学校教学、培训和会议交流等方式进行。通过这些宣传和教育方式，受众往往会获得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理论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但是，这些方式通常是单向式的传播，受众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而且往往成本很高，在教育过程中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实际学习效果也比较难以评估，“互联网+”教育正好能够弥补上述缺陷。

“互联网+”条件下，教育者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当下时政热点，改变传统模式下单纯的理论知识灌输，做到活学活用、即学即用、学用贯通。例如，教师可以通过微博、微信、网站和移动设备等载体或终端，结合网络技术，增强理论课堂的互动性和实效性，做到在宣传和教育中随时随地更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关注点，也能够使持有相同观点的受众相互进行交流学习。实现将具有共同理想的人会集到一起，通过互联网技术为学习者提供新的参与渠道，加深学习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同度。“互联网+”的技术特性满足当今社会学习者的多样化学习需求，以及受众自由表达自己观点、展示自我的需要。教育者利用互联网的传播方式，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三百六十度全天候”的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者能够随时随地进行教学，为学习者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帮助。网络传播具有的超时空性和全球性，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得更远更广，通过互联网技术，教育者可以将最新的理论成果传给受众，人们也可以第一时间获得世界各地发生的即时信息。

“互联网+”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具有鲜明的去中心化特点，教育者和学习者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在互联网时代，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都可以就自己身边的热点事件或者是自己所感兴趣的事件发表观点和意见，都可以就自己所学到的理论知识进行消化吸收，进而在互联网平台发布自己的见解，与其他受众进行平等交流。比如，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或研究的人员可以就自己所学理论知识，通过自己的公众号进行展示，或是发布教学视频，或是撰写理论文章。当然，不一定是教师或学者，不同职业或领域的其他人也都可以这样做。“互联网+”条件下显现的去中心化，加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过程中的平等化和大众化。越来越多的人运用互联网进行教学或者学习，信息的发布者和接受者群体也在日益壮大，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传播面，拓宽传播途径。每位网民都可以是理论的传播者，理论教育已经由原来的单个节点扩散传播，变为无数个节点扩散传播，这种速度是几何量级的增加，最大限度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传播效率，扩大了影响范围。

第三，有利于改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客体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客体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体系中的根本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所有关系中最基础、最重要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教育的主客体关系是否能够维系，并不断加强，是事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成功与否的重要保障。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主客体关系往往呈现出单向和分离的现象。首先，在传授知识方面，主客体是单向传递关系。教育者往往过度强调教育主体的权威性，忽视了教育对象的能动性，通常表现为“你说我听”的单向式说教和灌输过程，教育内容是否真正实现了“入脑”“入心”，并没有可供参考的衡量结果，特别是在学习过程中，如果受众遇到什么问题，一般也难以得到及时解答。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过程中，教育主客体之间在信息的掌握上是不对等的，出现信息不对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者往往是知识的传授者，掌握着信息资源的主动权，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教育客体则处于被动的接受地位，处于弱势地位。此外，主客体还存在相互分离的现象。教育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传播的是预定内容，有时会难以了解教育客体目前的水平如何，缺乏对对象的实际调研。相互分离主要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我们对教育对象的信息掌握不足，信息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孤岛化的现象，部门之间的交流沟通没有建立，相互壁垒并没有真正地打破。互联网的独特优势对于改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客体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互联网时代，一定范围内，受众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可以成为传播者，他们可以对信息进行个性化的处理，然后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可以说，互联网时代消解了以往信息接收者和传播者之间的界限，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接受者，对自己获取的任何信息进行二次创作、加工和传播。这种新型教育模式打破传统的“点对面”“自上而下”和单向式的固化形态，人们不再是纯粹地去接受信息或者传播信息，仅仅只是处于某一个环节，而是可以两者兼具，出现在多个环节之中，实现教育和学习两者之间真正的思想交流、教与学的过程平等。

互联网颠覆了理论教育的传统模式，打破教育主客体之间的隔阂状态，为两者实现平等交流创造了条件。互联网技术可以实现教育者和学习者之间的有效互动交流，微信、微博、QQ等微媒体的普遍使用，已经实现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和学习者之间的一对一的交流和沟通。比如，教育的主客体通过在朋友圈发布消息、评论、点赞等行为进行双方互动，开展交流对话，增加双方信任感，在互动中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信度”和“效度”。同时，网络世界中的教育者和学习者双方身份被虚拟化，个人成为符号或代称，没有身份差别，现实世界中个人之间存在的不平等关系不复存在，教育主客体双方之间建立起一种相对平等的沟通模式。这种状况下，学习者能够减轻学习中的紧张和畏惧情绪，更加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提出困惑或是问题。教育者也不必“板起面孔”，能够改变日常严肃的状态，倾听学习者的心声，促进两者心灵上的交流契合，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双方的无障碍沟通。

第四，有利于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实效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目标就是要使受众逐步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自觉运用理论指导自己的社会实践，也就是完成“理论—实践—理论—实践”的循环，活学活用理论，最终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实效性。在传统媒体之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形式比较单一，通常都是“你讲我听”的方式，这种被动的“灌输”方法，在进入信息社会之后，显得与时代不相适应，特别是教育主客体双方缺乏互动，教育过程受到空间和时间因素影响比较大，教学案例多滞后于社会发展现状。毫无疑问，传统理论教育过程中，理论知识传授的过程通常比较死板，内容比较严谨，往往缺乏趣味性、互动性、时效性。一味地脱离实际，长期以说教方式进行理论传授，容易引起受众反感，最终的教育效果并不好，理论教育有沦为形式、走过场的危险。

互联网具有信息传播的及时性、信息内容的丰富性、信息传播的数字性以及全面、快速、多元等比较突出的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传播中存在的缺陷，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实效性。信息时代，社会热点一件接着一件，每天都有“新”闻，网民对于“热搜”的关注，特别是有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方面的政策与事件关注度在日益提升。网民往往会通过网络来发表自己对某件事情或者是政策的见解和观点。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热点事件的关注，消除他们的疑问，回答他们的关切，仅仅依靠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解答是往往不够的。广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者和学习者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分析和解释社会热点事件，让理论走进生活，从而使更多的人去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让马克思主义主动走进人们的生活，融入人们的生活，去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从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学习效果。

互联网技术改变了传统媒体“灌输”式的传播模式，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实效性。教育者利用多样化的互联网工具和教学方式进行理论传播，让理论教育更加便利、普及、实用。教育者通过认真选择教学材料，以文字、图片、声音及影像等形式来表现教学内容，利用轻松活泼的语言，激发受众的想象力和求知欲，提升受众学习的兴趣，打破以往存在的僵化、刻板的教育者形象。相应地，教育受众利用互联网实现即时互动，教学相长，如在哔哩哔哩上开启弹幕、在微博中进行信息交流等。相对平等的“互联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模式为学习者提供了更加宽松、自由、愉悦的学习环境，使学习者自由地选择并参与到学习的过程之中，理论教育的主客体在思想的交流中碰撞，激发出激烈的火花，双方通过教学，相互促进，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实现提升教育实效性的目标。

二 研究现状

随着国务院出台《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互联网+”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创新研究既是“互联网+”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本身创新发展的内在需要。关于“互联网+”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内研究综述

1.关于“互联网+”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机遇

（1）“互联网+”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国内学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充分挖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互联网+”相结合，取得了丰厚成果。骆晨认为当今“互联网+”的繁荣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而是理论开拓的重要动力。[1]“互联网+”弥补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价值在流通过程中的适应性问题，拓宽了此理论的应用向度。王芳认为当代中国正致力于推行的“互联网+”行动，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出发，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在人类分工内涵与形式上的转变。[2]“互联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理论，为其增添了新的内涵。李慎明认为“互联网+”这一生产工具的大发展，不但不可能消弭反而会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加剧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3]“互联网+”引发生产关系的变革无疑是在曲折中发展的，为洞悉资本主义新变化提供新视角。李福岩、李拓认为“互联网+”的时代精神与马克思哲学的旨趣相一致，“互联网+”时代与马克思哲学都指向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联合体，[4]丰富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联合、普遍性交往的类思想。

（2）“互联网+”扩大了受众范围。“互联网+”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新方式、新载体，带来了传播便利，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红色文化及思政教育的传播产生积极影响。张唯锦认为打开互联网，是开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路径的必由之路。[5]“互联网+”对于当今社会的网络受众而言具有重要作用，影响其价值观念的形成。刘玉春认为“互联网+”技术可帮助红色文化教育实现个性化定制，增加红色文化资源的逼真性。[6]在“互联网+”视域下守护作为文化瑰宝和精神遗产的红色文化十分重要。伏永祥认为随着互联网在信息传播中占据主导地位，“互联网+”已经成为新时代思政教育的重要载体。[7]发扬“互联网+”的优势，培养好时代青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工作。

（3）“互联网+”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水平。“互联网+教育治理”提升教育管理水平，“互联网+课堂教学”的混合式教学增强教学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张杰夫认为教育正冲破学校围墙，形成一个覆盖全球的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的教育体系，教育形态又一次被媒介革命改写。[8]信息技术应用对于教育范式、教育内容、教育主体、教育治理体系和能力产生革命性影响。陈丽等认为“互联网+”为教育带来了新的行业形态，其改变教育领域的力度、速度和颠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9]“互联网+”教育要求教育工作者用互联网理念与模式进行一系列改革与创新，建立相关体制机制，更好满足人的发展需求。赵冬冬、曾杰认为“三个课堂”既是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的产物，又是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重要路向。[10]立足“三个课堂”，汇集教学改革，改进教学短板，推进教育发展。

2.关于“互联网+”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挑战

（1）从多元社会思潮角度，提出“互联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影响。骆郁廷、李恩认为，西方国家利用网络空间进行价值渗透，对我国社会主流意识造成影响。西方思潮企图用资本主义“个人至上”的核心价值否定和取代社会主义“人民至上”的核心价值，[11]试图动摇思想基石，消解思想基础，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成阻碍。王洪斌、刘天认为“互联网+”时代大学生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受到不良社会思潮的影响。[12]不良思潮借助“互联网+”平台对重大社会现象及大学生关注的社会问题进行讨论，造成对大学生思想的影响。刘建军等认为，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西方意识形态在网上的渗透对大学生产生直接而强烈的冲击，互联网上不良信息对大学生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难度增大。[13]

（2）从互联网的“泛娱乐化”角度，提出“互联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张恂、吕立志认为当代大学生自缚于“被定制”的“娱乐茧房”、追捧“万事皆可娱乐”的解构主义叙事以及习惯以“视觉实证”代替理性思考，在平台资本推动的这股“泛娱乐化”浪潮中逐渐滑向“愚乐”边缘。[14]刘迅、杨晓轩认为“泛娱乐化”会消解主流价值话语、销蚀主导价值格局以及消泯主体价值追求，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冲击和挑战。[15]耿锐认为有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也出现了一定的泛娱乐化现象，在日常教学实践中过于依赖多形式融合的授课体验，过多形式上的融合和变换，仅仅是为了提升课程的吸引力，而没有提升课程的有效性。[16]

（3）从互联网的“泛道德化”角度，提出“互联网+”对道德建设的影响。朱其锋、戴庆倩指出人们的评判前提是抽象化的价值预设，评判标准是“道德万能”倾向，往往容易得出负面、否定性的评判结果，网络泛道德化批判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批判观的背离。[17]王易、陈雨萌认为具有“虚拟性”“聚合性”与“即时性”的网络空间会导致网络道德的“虚无”“极化”与“不设防”，给道德建设带来挑战，这也正是网络空间道德建设长期以来的重点难点所在。[18]

（4）从互联网的媒介平台角度，提出“互联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内容的挑战。康菲认为“互联网+”下的课程思政面临对师生信息鉴别能力的挑战和对教师线上教学水平的挑战。[19]如果教师无法遴选出最适合的素材，则无法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20]温玲子、许新国以高职院校为切入点，指出育人平台吸引力不强，学习资源比较匮乏，学习载体不够新颖，无法有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未能达到良好育人效果。[21]

（5）从互联网思维的角度，提出“互联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式、方法的挑战。如欧阳康提出网络环境下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探索灌输与认同的交汇点，保证在灌输与认同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22]陈联俊提出网络环境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话语体系要实现转换。优化意识形态网络教育环境、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影响、掌握意识形态网络传播机理，促进网络空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良性循环。[23]郝涵提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方式要用互联网思维改进，努力把“互联网+”融入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创造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新时代。[24]

3.关于“互联网+”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改进措施

（1）转变思维方式。付安玲提出，大数据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在路径选择上进行整体性、多样性、动态性、开放性及复杂性思维变革。王惠提出，“互联网+”的思路，“互联网+”意味着运用“减法”的改革思路和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极力避免互联网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及其目标实现产生的负面效果。[25]刘滢指出在“互联网+”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应该做到精准化，[26]可以破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困局，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权，对不同受众进行适时适地适需的推送，进而不断提升传播的针对性。

（2）转换话语体系。王永和、杨红星提出，积极汲取网络语言的“话语优势”，利用网络语言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27]使青年人了解网络语言的环境，运用网络语言进行有效沟通以及理性看待和使用网络语言。吕峰认为，网络空间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生成在于，多元话语的网络自由言说。话语与权力的同构性是其可能性，话语主体间的对话理解是其过程性，同异质话语的自觉博弈是其策略性。[28]李敬煊、范伟认为需要以大数据为基础，整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内容，从人民群众生活中的语言、材料、内容来重新编码、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一个生活话语主导的传播体系。[29]

（3）建设网络平台。建好网络平台，加强网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高凯、杨恩泽提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抓住区块链价值赋能，构建“学习账本”新型模式，增强大学生自律学习能力，以分布式学习提升大学生参与度，同时通过新型信任机制的建立促进师生良性互动，顺应“区块链+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质量。[30]许多高校运用“互联网+平台”创新大学生学习实践方式，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31]在网络学习、智慧管理和教育技术方面优化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关于教育方式的网络化，开展慕课、翻转课堂等教学改革。沈震的“中成智慧课堂”，冯务中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慕课教学、北京理工大学的“五微一体”以及SPOC都是具体的实践探索。关于“互联网+”新型教育体系，王鑫等提出“互联网+”O2O模式，深化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吸引高校学生积极参与、增强教育的时代感和有效性。[32]王璐、韩璞庚认为灌输式教育必须坚守传统理论教育的阵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动占领网络阵地，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思想交锋中彰显时代价值，用信息网络手段不断丰富思想教育形式，营造体验式育人课堂。[33]

（二）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在于：①“互联网+”教育；②互联网思维；③慕课的开发；④大数据方法。例如，《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大数据时代》《数字化生存》，阐述了互联网引发的教育变革。这些为我们从事本研究拓宽了视野、开阔了思路、提供了借鉴。

总之，国内外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良好基础。首先，国家高度重视“互联网+”教育。国家已经将“互联网+”行动上升为国家战略，颁布《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深刻把握“互联网+”时代大融合、大变革趋势。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要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34]。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中，正式将“互联网+教育”作为一个名词，提出支持“互联网+教育”教学新模式，发展“互联网+教育”服务新业态。“互联网+教育”已成为教育现代化实现和提升的重要指标。

其次，“互联网+”教育呈现出良好态势。微课、慕课、翻转课堂、手机课堂等日益火爆，如清华大学冯务中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慕课、中国人民大学公众微信号“别笑，我是思修课”、北京工业大学的沈震利用手机开创出一种新型的思政课教学模式——全员互动式智慧教学模式等都是对“互联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就。

最后，国内外对于“互联网+”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面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存在着“四多四少”现象：①关于“+互联网”研究得多，关于“互联网+”研究得少；②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得多，关于网络环境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得少；③零散研究得多，把“互联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作为系统研究得少；④“板结泛化”式研究得多，个性化和创新性研究得少。基于此，“互联网+”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创新研究，拟以既有成果为起点，对“互联网+”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内部各要素进行系统化分析，创建既有针对性又有可操作性的“互联网+”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创新体系。

三 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一）研究思路

通过对“互联网+”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涵及特点研究，创设教育环境，培养“互联网+”思维，构建起一套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互联网+”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创新体系，为拓宽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实效性，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时代化、大众化、信息化提供实际操作方式。

研究设计遵循从事实出发的原则，在充分了解“互联网+”特点基础上，深入剖析“互联网+”条件下马克思理论教育的意义、目标、内涵、特征，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对现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现状分析，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查找不足，提出问题并寻求解决对策。

（二）创新之处

总结“互联网+”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经验，探索“互联网+”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规律，提出推动“互联网+”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创新的对策方案，形成立体全时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机制和传播机制，构建“互联网+”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创新体系。

（1）研究视角新。将“互联网+”条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结合在一起，实现跨领域融合，以“互联网+”的思维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创新体系，使研究更具有时代性。课题研究涉及“互联网+”的思维与技术，也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基本原理，领域跨度较大，研究视角新颖。

（2）研究观点新。提出了开发“互联网+”教育优质环境，构建“立体全时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机制”、创建“互联网+”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创新体系等新观点。

创新“互联网+”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优质教育环境。运用“互联网+”技术（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搭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传播平台，开发“互联网+”平台环境、传播环境、开发环境、制度环境，融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特性，建立“互联网+”供应链与价值链的两端有效对接，提升教育有效性。

创新“互联网+”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传播思维。将“互联网+”思维（用户思维、简约思维、生态思维、迭代思维、极致思维、平台思维、跨界思维、大数据思维、创新思维、连接思维、重塑思维、流量思维）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过程中，开发一支兼具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互联网+”思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队伍，建立环环相扣数据教育链，形成立体化全时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机制和传播机制。

创新“互联网+”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内容与形式。实现由“+互联网”到“互联网+”的转变，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互联网+”深度融合，体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互联网+”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同时也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形式。

创新“互联网+”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体系。构建以立体化教材体系、人才体系、教学体系建设为核心，以学科体系、综合评价体系、条件保障体系建设为支柱，以“互联网+”条件下学术话语体系为依托的系统规划、整体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体系。

四 研究方法

（一）文献研究法

广泛查阅国内外与“互联网+”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相关的各种文件材料、新闻报道、调查报告、统计资料和学术论著等，并通过文献比对整理，对“互联网+”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现状作一个理论上的归因梳理。运用文献研究法，不是从概念到概念、从抽象的逻辑推理来研究问题，形成理论观点，也不是主观臆断，从想象出发分析问题，而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和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二）比较研究法

研究的重点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外部环境之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创新机制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上，在事物发展的动态中比较分析“互联网+”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创新问题。在运用比较的方法时，特别注意各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而不是割裂地、片面地来看问题。通过虚拟与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体、教育客体、教育环境、教育内容、教育形式进行比较，探索“互联网+”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新途径。

（三）调查研究法

毛泽东曾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把调查研究方法看成想问题办事情的重要方法。为了把“互联网+”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这一课题做深、做实、做好，课题组深入实际、深入基层，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采用发放调查问卷、实地考察和查阅相关资料等手段，通过个别访谈、集体座谈等途径，向“互联网+”教育专家、教育管理人员、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学生进行访谈，撰写调研报告，为本书研究提供了更准确、更丰富的第一手材料。

（四）多学科交叉的方法

研究“互联网+”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创新问题，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门学科之内是不行的，必须采取多学科交叉的方法。要对“互联网+”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就必须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其他学科研究方法。本书在研究过程中，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学、教育学、信息学等多学科的原理和方法对“互联网+”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进行全方位、动态发展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