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总目》词籍类斠议

张仲谋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词学界一直在探索尝试编撰词籍的专科目录。1934年，龙榆生在《词学季刊》第1卷第4号发表《研究词学之商榷》，把词学的目录之学作为有待开拓的新的研究领域，并呼吁词学界联手编纂一部《词籍目录提要》，为将来从事词学工作大开方便法门。1940年，唐圭璋在《金陵学报》第10卷第1、2期上发表《宋词版本考》，共辑录宋代词人有传世版本的词集197家，版本1714种，另附录有词集而久佚者106家。另据谢灼华《中国文学目录学》，约在30年代，陶湘曾编撰《词籍总目提要》十卷，李维曾编撰《诗余总目提要》十二卷。1962年，饶宗颐在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词籍考》，后于1992年在中华书局修订再版，易名为《词集考》，计考述唐宋金元词集369种。1985年，吴熊和在其《唐宋词通论》中提出“今后词学研究”应予开展的八个方面的工作，其中之一即为“历述词籍目录版本，作《唐宋词籍总目提要》”。1990年，王洪主编《唐宋词百科大辞典》在学苑出版社出版，其中“典籍”部分为杨成凯编撰，共著录唐宋词别集338家，不同版本707种，总集中全编8种、选本167种，合集75种，合计957种。1996年，马兴荣、吴熊和、曹济平主编《中国词学大辞典》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计著录词总集275种，别集905种，词话96种，词韵11种，词谱11种，合计著录各类词籍1298种。1997年，吴熊和、严迪昌、林玫仪合编《清词别集知见目录汇编》由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印行，计著录清词别集2382家，不同别集或不同版本6276种。2004年，王兆鹏《词学史料学》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计著录词谱54种，词韵18种，词集丛编65种，词选132种，清代以前词别集700种，词话95种（另待访词话52种），合计著录历代词籍1064种。其他如王绍曾先生主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王兆鹏《两宋所传宋词别集版本考》，蒋哲伦、杨万里《唐宋词书录》，邓子勉《宋金元词籍文献研究》，等等，也都为词籍版本目录考索作出了贡献。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2012年出版的《中国古籍总目·集部·词类》才备受关注。因为《中国古籍总目·前言》称“《中国古籍总目》是现存中国汉文古籍的总目录”，所以不妨把《中国古籍总目·集部·词类》视为最新问世的“词籍总目”（以下即简称“词籍总目”）。按照集成汇总、后出转精的一般规律来说，这个“词籍总目”也应该是收录词籍最多最全的。然而近期细读其书，并就词集、词话、词谱、词韵各类书目与此前各书加以比对，则感到不无遗憾。因为这个久受瞩望而终于问世的词籍总目，在词籍收录、著录及文字校核等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这里根据个人阅读札记谈谈看法，不妥之处请编者与词学同道批评指正。

举要来说，该书目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 词籍失收

因为《中国古籍总目·集部》的编者为国家图书馆古籍部的专家，熟于文献，故“词籍总目”增补了一些词籍的稿钞本。如清杨洁撰《蝶仙词》二卷（国家图书馆藏清光绪间钞本）、清李大观撰《以耕堂词钞》一卷（南京图书馆藏清钞本）、清金居敬撰《百美新词》（国家图书馆藏稿本）等，即为《清词别集知见目录汇编》中所未见。又如“词谱之属”中彭凤高撰《词削》八卷（四川图书馆藏稿本），“词韵之属”中礼思鹏撰《南北词等韵音切合参》（上海图书馆藏稿本），等等，也都是过去少见提及的。

从收录词籍总量来看，“词籍总目”计收录“丛编之属”93种，“别集之属”1966种，“总集之属”216种，“词谱之属”42种，“词韵之属”12种，“词话之属”75种，合计2404种。因为《中国古籍总目》是按版本著录，不同版本即视为另一种词籍。如柳永《乐章集》有5种版本，《稼轩词》有9种版本，姜白石词有12种版本。故其所收词籍2404种，除去不同版本因素，实际所收词籍数量甚少，既没有超出《中国词学大辞典》，也没有超出王兆鹏《词学史料学》的收录范围。对于一部卷帙浩繁的目录书来说，收录不全是可以理解的，但就“词籍总目”而言，这种缺失似乎不是局部的偶然的漏列，而是多方面的大面积的疏漏。根据个人掌握的资料数据，现存词籍的总量约有5000种，也就是“词籍总目”所收词籍数的两倍以上，这就使得《中国古籍总目·集部·词类》之所收与“现存词籍总目”的说法相去甚远了。

以“别集之属”来说。“词籍总目”计收别集1966种。其中唐宋金元词别集计收196家，352种。宋词别集计为154家（去除误收明张肯《梦庵词》一家），286种。而根据此前的研究著录情况来看，唐圭璋先生《宋词版本考》考述宋人有传世版本的词集195家，有辑本的78家；饶宗颐先生《词集考》，考述唐宋金元词别集293种；王洪主编《唐宋词百科大辞典》中杨成凯撰“典籍”部分，计著录唐宋词别集338家，不同版本707种；王兆鹏、刘尊明主编《宋词大辞典》，著录宋词别集325种；王兆鹏《词学史料学》著录唐五代词别集25家，宋代338家，金元88家，合为451家。如果逼近考察，这些数字可能会略有出入，不同版本的认定去取更有较大弹性，但无论如何，“词籍总目”著录唐宋金元词别集196家，其中宋词别集154家，均与词集传存的实际情况有较大差距。

以笔者较为熟悉的明词别集来说，漏收情况更为突出。《中国词学大辞典》著录明词别集119家，王兆鹏《词学史料学》著录270余家。拙著《明词史》（2015年修订版）附录《明词别集叙录》不收《明词汇刊》辑本，计著录明词别集83种。而“词籍总目”计收明词别集33家，39种。即使去除1911年之后的赵尊岳《明词汇刊》辑本因素，明词别集亦远不止此数。试举其目如刘（镏）昺《春雨轩词》、韩奕《韩山人词》、马洪《花影集》、顾恂《啖蔗余甘词》、吴宽《匏庵词》、方凤《改亭诗余》、陈铎《草堂余意》、顾应祥《崇雅堂乐府》、杨仪《七桧山人词》、朱让栩《长春竞辰余稿》、葛一龙《艳雪篇》、俞彦《近体乐府》、茅维《十赉堂集》、郑以伟《灵山藏诗余》、施绍莘《秋水庵花影集》、徐尔铉《核庵诗余》、曹元方《淳村词》等，均为明代实有之词集，在这里均未见著录。

另外，在“集70546820”编码下，著录王屋《草贤堂词笺》十卷、《蘗弦斋词笺》一卷，钱继章《雪堂词笺》一卷，吴熙（亮中）《非水居词笺》三卷，凡四种。首先来说，在一个编码下罗列多种词集，对于目录书来说，是不妥的。因为不是一书中附录其他小集，而是几种词集由同一家刊行，故应该分别编码。其次，在崇祯八年至九年由吴熙同时刊行的还有曹堪《未有居词笺》五卷，而这个曹堪就是在清初词坛上声名籍甚的大词人曹尔堪。这五种词集均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室，而编者取其四而略其一，或许是因为意识到曹堪即曹尔堪，而曹尔堪入清后成进士而为侍读学士，故不宜视为明人。其实吴熙后来改名吴亮中，与曹尔堪为顺治九年（1652）同榜进士，亦不宜看作明人。词集刊于崇祯八年，当然是明词别集；而著者入清后中进士为官，当视为清人，这是需要分开说的。也就是说，把吴熙、曹尔堪标为清人，而著录其词集版本为明崇祯八年吴熙刻本，这样分别表述是没毛病的。但笔者专门向后翻到曹尔堪的《南溪词》，发现此处只著录了《南溪词》的两种版本，并没有提到他入清之前的《未有居词笺》五卷，于是曹尔堪的这部收词309首的少作词集，就被人为地抹杀了。

再来看数量最著的清词别集的情况。“词籍总目”计收清词别集为1165家，1574种。而吴熊和、严迪昌、林玫仪三位先生合编的《清词别集知见目录汇编》所收清词别集为2382家，6275种。两相比照，多寡悬殊。因为清词别集数量至伙，收全了当占历代词籍的十之八，按“词籍总目”所收亦占三之二，所以对于词籍书目编者来说，《清词别集知见目录汇编》应是最为基本的参考书。而且《清词别集知见目录汇编》在每种词集后都注明了藏书单位，除海外及少数私家收藏之外，国内图书馆藏书查核极为方便。然而从“词籍总目”来看，这部书似乎并没有进入编者的视野。若是看到了而有所筛选，我们也看不出取舍的标准。虽然《中国古籍总目·集部》之《前言》声称该书“吸收了古代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但从清词别集书目来看，编者对于近二三十年的词学研究成果，并没有充分吸收利用。

以“词话之属”而言，单是唐圭璋先生增订后的《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一书所收已达85种，《中国词学大辞典》收录词话96种；王兆鹏《词学史料学》叙录词话95种（另待访词话52种）；谭新红《清词话考述》述及书目356种，其中仅经眼者（即《词话丛编》所收清词话69种，《词话丛编》未收清词话经眼者132种）已达201种。相比之下，“词籍总目”之“词话之属”收录词话仅及75种，去除所收李良年《词坛纪事》等伪书4种，《词学筌蹄》《第十一段锦词话》误收书2种，以及不同版本项15种，则实际收录词话仅为54种。而且这不仅是挂漏问题，其缺失的原因让人很难理解。如《词话丛编》所收录的胡仔《苕溪渔隐词话》、俞彦《爰园词话》、邹祗谟《远志斋词衷》、李渔《窥词管见》、查礼《铜鼓书堂词话》、焦循《雕菰楼词话》、沈祥龙《论词随笔》、邓廷桢《双砚斋词话》等著名词话，均不见收载，这是很难解释的。即使不去检核近年来次第出版的《词话丛编续编》《词话丛编补编》《词话丛编二编》，难道词学界普遍使用的唐圭璋先生《词话丛编》也不拿来采用吗？如果说所用“词话”概念不同，另有标准，亦应有所说明。

另如“词谱之属”收录42种，去除因不同版本而重出者12种，实际收录30种；“词韵之属”收录12种，重出者2种，实际收录10种。相比此前出版的王兆鹏《词学史料学》、江合友《明清词谱史》，皆有缺漏。这也表明“词籍总目”的编撰者对于此前的研究成果，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

二 词籍误收

误收书表现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误收非词籍之书。

其一是误以曲入词。如“别集之属”所收明雪蓑子撰《风入松八十一阕》（集70546821），实际是曲集而非词集。按《风入松》，既为词调名，亦为散曲曲牌，然作为词调，常见者为吴文英“听风听雨过清明”之76字体，而作为散曲曲牌，虽然句格相同，但词为双调，曲为单调。雪蓑子《风入松》皆为单调，其为散曲无疑。此书旧时不易见，今有宁荫棠编注《雪蓑子手稿校注》（济南出版社1997年版），可以参看。

又如所收毛奇龄撰《拟连厢词》一卷（集70547037），实际是一种戏曲形态的作品。毛奇龄《西河词话》卷二谈到词曲转变时，曾经提到这种过渡性的艺术形式。他说：“嗣后金作清乐，仿辽时大乐之制，有所谓连厢词者，则带唱带演。以司唱一人，琵琶一人，笙一人，笛一人，列坐唱词。而复以男名末泥，女名旦儿者，并杂色人等入勾栏扮演，随唱词作举止。如参了菩萨，则末泥祗揖。只将花笑捻，则旦儿捻花类。北人至今谓之连厢，曰打连厢，唱连厢，又曰连厢搬演。”此处著录的毛奇龄《拟连厢词》一卷，即毛氏仿作二种，一曰《不卖嫁》，二曰《不放偷》，均收录在《西河合集》中。杜桂萍女史著《清初杂剧研究》，以之归入杂剧，或未必妥当。但其有人物，有情节，有表演，有伴奏，显然应属于戏曲。

其二是误以诗入词。如清初万斯同撰《新乐府词》二卷（集70546984），实际是诗集而非词集。万斯同是著名史学家，以诗古文见长，从不写词，故《全清词》（顺康卷）及补编不见其只字。这里著录的《新乐府词》二卷，又称《石园新乐府》或《明乐府》，是取明朝事为题入诗，计60余首，有以诗补史之意，而与词无关。

又如清顾曾烜撰《华原风土词一百首》（集70548057），实际是诗中自成一体的竹枝词之类。华原是陕西耀州之古称，今为铜川市耀州区，顾曾烜曾于光绪年间任耀州知州，故有此作。如其中常被征引的“曼衍鱼龙百戏场，分棚啸侣各行觞。春人来去纷如织，箫鼓千村赛药王。”其竹枝词意味是显而易见的。今已收入《中华竹枝词全编》。

其三是误以著者诗文别集入词。如潘照撰《从心录》一卷（集70547718）。潘照字鸾坡，号桃源渔者，江苏吴江人。所著诗文杂著合称《杂脍羹》（即《钓渭间杂脍》），有嘉庆十九年（1814）小百尺楼刻本，今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影印本，《杂脍羹》见于《丛刊》第十三册。书中各卷依次为《海喇行》《涑水抄》《从心录》《西泠旧事百咏》。《从心录》一卷，亦属“杂脍”，其先后次第为《鸾坡居士红楼梦词》凡32首、《温柔乡词十八章》、《曲儿头诗三十首》、《又曲儿头诗十首》、《闲情偶赋》、《京都杂咏》、《耆英下会图记》、《赠枕泉上人》（柏梁体百有八韵），最后是单折戏曲《千秋岁庆寿》。一卷小集里几乎淹有众体，有诗有文有赋有曲，唯独没有词。在《杂脍羹》所收四种小集中，《海喇行》中有《海喇词七阕》，《涑水抄》中亦有词6首，唯独《从心录》中无词。潘照为众多红学家所熟知，当然是因为《鸾坡居士红楼梦词》以及《温柔乡词十八章》，然而《红楼梦词》是七律，《温柔乡词》是七绝，整个一卷《从心录》，实际连一首词也没有。但就因为《红楼梦词》与《温柔乡词》的名目，《清词别集知见目录汇编》亦误以《从心录》为词集。

其四是误以通俗文学形式弹词入词话。如“词话之属”所收清顾彩撰《第十一段锦词话》一卷（集70548732）。编者或缺乏词学积累，见“词话”二字，便径自收入，而稍有词学经验的人是不敢如此轻下判断的。实际此所谓“词话”是指元明时期流行的一种有说有唱的曲艺形式，如《大唐秦王词话》《金瓶梅词话》之类，不是诗话、词话之义。此书有道光时刻《昭代丛书》本，卷首有顾彩之友张潮《题辞》云：“昔杨升庵作《廿一史弹词》，自盘古以迄金元，分为十段，名曰《十段锦》。虽使不识字人妇人女子，当无有不解者，盖所谓通俗之文也。吾友顾子天石续作《第十一段锦》，专叙有明一代之事，直欲与升庵相颉颃，有非俗笔之所及。”张潮《题辞》既交代了著述缘起和书名由来，同时也明确了此书之所谓“词话”的俗文学性质。撇开词学素养不谈，于著录之书的文本及题跋均不加理会，便轻下判断，亦有悖文献目录之学的要义。

第二种情况是误收伪书。

如“词谱之属”所收明程明善《啸余谱》（集70548629），这实际是一部剽掠汇编之书，或者说是一部词曲音乐文献的丛刻，其中《北曲谱》取自朱权《太和正音谱》，《南曲谱》取自沈璟《南九宫十三调曲谱》，《诗余谱》则取自徐师曾《文体明辨》之《词体明辨》。《文体明辨》成书于隆庆四年（1570），其中“诗余”一体含词谱与例词长达9卷，共收录词调332调，据不同体式分为424体，按“歌行题”“令字题”等分为25类。这实际可以看作一部相对独立的词谱著作。当万历四十七年《啸余谱》刊行时，《文体明辨》成书已有近半个世纪了。“词籍总目”著录程明善《啸余谱》而不提徐师曾《词体明辨》，固然是没看到相关研究而不知真相，但客观上构成了对知识产权的漠视和对剽掠行为的纵容。

又如“词话之属”所收录的清李良年撰《词坛纪事》三卷（集70548703）、李良年撰《词家辨证》一卷（集70548704）、彭孙遹撰《词统源流》一卷（集70548705）、彭孙遹撰《词藻》四卷（集70548706），这四种书始见于《学海类编》，后又收入《丛书集成初编》，其实都是伪书，是好事者从徐釚《词苑丛谈》中裁出而另行编次的，与清初之彭孙遹和李良年没有一点关系。唐圭璋先生校注《词苑丛谈》时已经发现并指出，其后《中国词学大辞典》、王兆鹏《词学史料学》、谭新红《清词话考述》等均曾指出这四种书的伪书性质。孙克强、张东艳并撰《〈词统源流〉等四部词话伪书考》一文，通过考辨，进一步证实了唐圭璋先生的判断。而“词籍总目”对这些词学研究成果未能吸收，仍旧以讹传讹，这就不应该了。

三 分类之误

其一为别集误入总集。如“总集之属”所收“明汪廷讷辑”《坐隐先生精订草堂余意》（集70548486），文献属性与作者皆误。其著者既不是别号“坐隐先生”的汪廷讷，该书也不是受《草堂诗余》影响之词选，而是词曲大家陈铎逐首追和《草堂诗余》的个人词别集。其中147首词作，分别题属追和之唐宋词原作者的名字凡49人，只有同一词调追和2首者，后一首才题“陈大声”之名。因为满眼皆唐宋词名家，自晚明以来，如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等，不察陈铎与汪廷讷合谋之恶作剧，皆为其所误，以一人之别集误作通代之词选。拙著《明词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有考辨。

其二为总集误入别集。如“别集之属”所收《支机集三卷》（集70546817），著录作“明蒋阶撰，明周积贤、明沈忆年辑”，这里对《支机集》的性质、作者均有误判。实际这是蒋平阶（著录阙一“平”字）与其两个弟子周积贤、沈忆年三家词的合集，人各一卷，按类应作为合集归入“总集之属”。又如“别集之属”著录的邹祗谟《远志斋词衷》（集70546919），实际是词话而非邹氏词别集。又《兰皋诗余近选》二卷（集70547233），是顾璟芳等六家词的合集，亦应入“总集之属”。

其三为总集误入词谱。如“词谱之属”所收的孔传铎辑《红萼轩词牌》（集70548639），此书因有“词牌”二字，每被望文生义地误作词谱著作。实际在清代顺康时期尚无现代的“词牌”概念，此处的“词牌”非词调、曲牌之牌，而是指纸牌、酒牌之牌，当时又称“叶子”。《红萼轩词牌》又称《词坛雅政》，这个“雅政”即指“觞政”。这是后世扑克牌的滥觞，晚明以来颇为流行。如万历年间流行的《酣酣斋酒牌》，是48张；稍后陈洪绶绘刻《水浒叶子》，是40张；清代任熊绘制的《列仙酒牌》，也是48张。孔传铎辑《红萼轩词牌》则多达120张，每张上刻有一首词，周边有花边纹饰，黄裳先生《来燕榭书跋》有此书影，看上去很像现在的扑克牌样式。著录者称此为巾箱本，当然也不能算错，实际其形制小巧玲珑，目的是便于席间单张把玩。孔传铎所作《诗余牌引》云：“别制词牌，取其便于觞政。”说得很明白，可知《红萼轩词牌》显然是酒牌而非词谱。如果作为词籍来看或可归入总集选本之属，认作词谱就差得太远了。

其四为词谱误入词话。如“词话之属”下所收明周瑛《词学筌蹄》八卷（集70548692），此非词话，而是词谱，并且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词谱，据周瑛自序当成书于弘治七年（1494），比嘉靖十五年（1536）初刻的张綖《诗余图谱》早了42年。其中有图谱、有例词，同一词调不重出，其词谱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周瑛《自序》略谓：“《草堂》旧所编，以事为主，诸调散入事下；此编以调为主，诸事并入调下。且逐调为之谱。圜者平声，方者侧声，使学者按谱填词，自道其意中事，则此其筌蹄也。”按：筌蹄，语出《庄子·外物篇》，“筌”为捕鱼器具；“蹄”为捕兔器具，后以“筌蹄”比喻达到目的之手段或工具。即此书名，已可见其教导初学者按谱填词的功能，与一般的总集判然有别。“词籍总目”把该书误作词话，或是因循他书，或是据书名臆测，但未经目验是肯定的。

四 著录之误

著录之误可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词籍作者的张冠李戴。

如“词话之属”著录张炎《词源》和《乐府指迷》，亦因版本选择不当而致缠夹不清。本来是张炎撰《词源》二卷，沈义父撰《乐府指迷》一卷，自晚明时题陈继儒辑《宝颜堂秘籍》将张炎《词源》下卷抽出，与陆辅之《词旨》合成一帙，并题《乐府指迷》之名流布，遂造成《乐府指迷》在此后公私书目上著录的混乱。实际晚明人编集的那些花样翻新的“小种之书”，在版本、文字方面徒增讹误，在文献著录时当慎取或不取。《中国古籍总目》在著录张炎《词源》二卷之后，又据《广百川学海》等著录《玉田先生乐府指迷》一卷（集70548686）等，客观上就使本来已有定论的说法又滋淆乱了。

又如王世贞有《词评》一卷，杨慎有《词品》六卷，《中国古籍总目》“词话之属”却有一条《王弇州辞品六卷拾遗一卷》（集70548695），作者项则仍是“明杨慎撰”。其实无论是明刻本还是清刻《函海》本，书名《词品》前均不见“王弇州”三字。这里把王世贞（弇州）与杨慎《词品》纽结到一起，想来也是因袭旧误造成的。

又“总集之属”著录清初词选《古今词汇》，同一部词选且为同一个版本（均为清康熙十八年刻本），编者竟然出现了三种说法。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本即邓之诚题记本说是卓回辑，国家图书馆藏本一说是严沆辑，一说为王士禛辑。事实是《古今词汇》卷首有严沆所作序，而王士禛不过是列名参订者之一。盖图书馆初始著录轻下判断，“词籍总目”的编者复因袭旧说，遂造成同书同版而著录编者歧异的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词人词籍年代著录有误。

如“丛编之属”中孔传铎辑《名家词钞六十种六十卷》（集70546405），其中所收60家词人皆为顺康时人，然独有《楚江词》著者杨春星标为“明杨春星撰”；再查后面“别集之属”，亦作“明杨春星撰”，且置之明人队中，看来不是偶然误书。查杨春星其人，虽然生卒年不详，但其为清康熙九年（1670）进士，官至吏部郎中，当然是清人。又如“别集之属”中《文江酬唱》一卷（集70546830），以著者李元鼎为明人。实际李元鼎降清后累官至兵部右侍郎，在贰臣队中声名藉甚，当然不能算作明人。又如厉鹗撰《樊榭山房词》二卷（集70547203），著录作“清初刻本”，亦不准确。厉鹗生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其《樊榭山房词》刻于乾隆年间，说“清刻本”庶几即可，说“清初刻本”则不妥。

又如“总集之属”著录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曹亮武等辑《荆溪词初集》（集70548533），版刻年代作“明末刻本”，显误。曹亮武生于明崇祯十年（1637），甲申易代时只有8岁；而《荆溪词初集》卷首有曹亮武康熙十七年（1678）冬所作序，蒋景祁序称“曹子南耕选刻《荆溪词》，始自戊午，予尝共事焉”。一般版本著录称其为康熙十七年刻本，实际可能还要稍晚一些。但无论如何，著录作“明末刻本”就未免太离谱了。

五 重复著录

如“别集之属”宋代部分有《梦庵词》一卷（集70546517），误以明初张肯为宋人。版本著录作“强村丛书十六种本，宋明十六家词本”，实际这两种丛书皆以张肯为明人，知原书不误，乃编者自误。而后面复有《梦庵词》一卷（集70546799），则以张肯为明人。

重复著录更多的是同一种词籍而误作他书。如“别集之属”前收郑熙绩撰《蕊栖词》（集70547002），版本著录作“百名家词钞本”（康熙刻）、“百名家词钞初集本”（康熙刻）。后面隔二页复有邓熙绩撰《蕊栖词》（集70547115），版本著录作“清金阊绿荫堂刻本”。按清代词集名《蕊栖词》者只有郑熙绩一家，所以后者之邓熙绩显然为郑熙绩之误（郑与邓繁体字形相近）。又其版本著录似为二种，其实则一。聂先、曾王孙所辑《百名家词钞》，就是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前后由苏州著名书坊金阊绿荫堂刻行的。此二者一著录丛刻之名，一著录书坊名，仿佛是两个不同的版本，其实是一回事。又前者著录作“百名家词钞本”（康熙刻）、“百名家词钞初集本”（康熙刻），亦为重复之举。《百名家词钞》版刻情况较为复杂，但常见的百卷本一般分为两个部分，即初集六十家，甲集四十家。郑熙绩《蕊栖词》即见于初集。但无论是初集还是甲集，都属于《百名家词钞》，所以这里以“百名家词钞本”与“百名家词钞初集本”并列如二书是不妥当的。

又如“别集之属”中先收钱聚赢《雨花庵诗余》一卷（集70547523），后面复有钱斐仲《雨花庵诗余》一卷（集70547895），其实皆为女词人钱斐仲所撰的同一种词集。钱斐仲，名聚瀛（是瀛洲之瀛，不是输赢之赢），以字行。

《冰蚕词》的作者著录更具个性。《总目》著录了两种《冰蚕词》（集70547911、集70547912），而且皆出于《同声集》本，但作者项一为“清于胡撰”，一作“清承龄撰”。按《同声集》为词集丛编，张曜孙编，其中收录道光、咸丰年间词九种九卷（或把庄士彦《梅笙词》后附录一卷算上称九种十卷）。事实上《冰蚕词》只有一种，为满族词人承龄撰。《总目》编者之所以杜撰出一个词人“于胡”来，应是把承龄姓名割截的结果。承龄是满族镶黄旗人，姓“伊胡鲁”氏，或作“于胡鲁”。《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粟香室丛书》，即作“冰蚕词一卷，清于胡鲁承龄撰”。《清词别集知见目录汇编》亦是如此。盖相关图书馆编目者没见过这么长的姓名，所以就想当然地一分为二，成为于胡和承龄两个词人，至于为何对那个“鲁”字弃之不顾，就不得而知了。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因为版本认定有误而致重复著录。如“词谱之属”中程明善《啸余谱》（集70548628），版本著录以北大、台图所藏为“明万历四十七年刻本”，以国图等所藏为“明万历间流云馆刻本”，其实是同一个版本。今《续修四库全书》第1736册收有明刻《啸余谱》之影印本，卷首有程明善手书《啸余谱序》，末署“万历己未仲夏之吉古歙程明善书于流云馆”。万历己未即万历四十七年（1619），可知各图书馆所藏明刻《啸余谱》均为万历四十七年己未程明善流云馆自刻本，特各家著录有别而已。

又如“别集之属”中清王鉴撰《问红轩词》（问红轩苹香絮景词）一卷（集70547737），版本著录作“清道光十六年刻本，上海；清道光十七年刻本，国图；清道光十八年刻本，北师大”。过去刻书还是很费钱的，同一种词集，每年一个版次，连续三年，无论王鉴多么有钱，这种可能性都不大。所以笔者更相信这是同一个版本，而刊刻年代的差异实际是由三家藏书单位判断不同所致。查王鉴《问红轩词》，序跋题辞甚多。张祥河《问红轩词序》作于“道光戊戌（十八年）冬十一月望日”，戴延衸《问红轩词题辞》作于“（道光十六年）丙申小雪后一日”，王鉴《问红轩词跋》作于“道光十七年除夕前二日”。可知三家藏书单位著录皆不无依据。当然，“词籍总目”著录时应有所裁断，三说相较，作道光十八年刻本较为稳妥，笼统地说，道光年间刻本当然也无问题，但这里照抄各家说法，实际上是一种重复著录，当然是不妥当的。

类似情况还有李堂撰《梅边笛谱》二卷（集70547673），版本著录一作嘉庆十四年冬，一作嘉庆十六年冬。查该集卷首诸序，吴锡麒序作于嘉庆十五年庚午仲春，严元照序作于嘉庆十六年辛未季夏，郭麐序作于嘉庆十四年己巳四月，故藏书单位著录有前后参差。

六 文字讹误

如“别集之属”，宋李石撰《方舟诗余不分卷》（集70546556），“卷”误作“类”；张镃撰《玉照堂词钞》（集70546626），“堂”误作“常”；元吴澄《吴文正公词》（集70546754），“正”误作“澄”；明代雪蓑子撰《风入松八十一阕》（集70546821），“蓑”误作“蓘”；清代《织烟楼词钞偶存》一卷（集70546838）著者汪秉健，“汪”误作“江”；王昶辑《琴画楼词钞》所含各种别集，著录时“画”皆误作“书”（前面“丛编之属”不误）；曹贞吉《珂雪词》（集70546972），“珂”误作“柯”；朱彝尊《曝书亭词手稿原目》一卷（集70547028），“稿”误作“搞”；华胥《画余谱》（集70547057），“画”误作“书”；孙致弥《梅沜词》（集70547101），“沜”误作“片”；《蕊栖词》（集70547115）著者郑熙绩，“郑”误作“邓”；沈皞日《柘西精舍诗余》（集70547119），“西”误作“石”；《清涛词》（集70547215）著者孔传鋕，“鋕”误作“志”；《兰皋诗余近选》（集70547233）作者之一顾璟芳，“璟”误作“景”；《菉庵诗余》（集70547275）著者吴斐，衍一字作吴斐文；朱泽生撰《鸥边渔唱》（集70547291），脱一“鸥”字；杨芳灿撰《移筝词》（集70547296），“词”误作“语”；周皑撰《香草题词》（集70547318），“香”误作“芳”；沈纕撰《浣纱词》（集70547326），“纱”误作“钞”；屈秉筠《韫玉楼词》（集70547400），“楼”（廔）误作“庆”；《楚畹阁诗余》（集70547663）作者季兰韵，“季”误作“委”；《笛家词》四卷（集70547676）著者胡金胜，“胡”误作“湖”；华长卿《黛香馆词钞》（集70547886），“黛”误作“腾”（盖稿本用“黛”之异体作“黱”，编者遂误作腾）；关锳《梦影楼词》（集70547997），书名误作《景廔词》，“景”与“影”通，“廔”为“楼”之异体，实际脱一“梦”字；浙江图书馆藏岑应麟《蠡龟遗稿不分卷》（集70548134），“龟”字当为“龛”字之误，证据是光绪元年会稽岑氏刻本即作《龙龛遗词》，陶睿宣、陶方琦序亦作《龙龛遗词序》，且冯干校辑《清词序跋汇编》收录有陶方琦《龙龛遗稿识语》，即见于此稿本；储慧《哦月楼诗余》（集70548271），“储”误作“隼”；谢学崇《小苏潭词》（集70548356），“潭”误作“谭”；潘飞声《花语词》一卷（集70548377），“语”误作“词”。又“总集之属”中《古香岑草堂诗余四集》（集70548438），第四种当为《草堂诗余新集》，“新”误作“续”，遂与第二种重复。《兰皋明词汇选》（集70548490）编者胡胤瑗，“瑗”误作“瑷”；缪荃孙校辑《国朝常州词录三十一卷》（集70548608），著录时将云自在龛的“龛”误作“盦”。

目录之学，求全不易，此非知之难，行之唯难。以上所述，仅是作为一个词学研究者，就《中国古籍总目》所收词籍书目的一孔之见，其中或有苛责之处。比如说，《中国古籍总目》作为一部“图书馆目录学”之书，是按照图书馆所藏词籍进行著录，《中国古籍总目》所覆盖图书馆之外的词籍，自然不在《总目》的视野之中。又其中一些著者、年代、版本之讹误，亦与词籍藏地原初编目之误判有关。尤其是一些所谓的“伪书”，如《学海类编》及《丛书集成初编》所收李良年《词坛纪事》、彭孙遹《词统源流》之类，在词学界看来是清代好事者杜撰之伪书，而在图书馆学界来说，则有照书著录之分，无辨别真伪之责，这也是应予理解和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