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就一般情况而言，域外文论首先要经过翻译才能进入中国，其结果就是汉译域外文论，经此转换，不仅明显改变了言说方式，还暗中丢失或添加了话语内涵[16]，在进一步被阐释、被运用的传播过程中又发生种种改变，最终成为中国现代汉语文论的有机甚至根本组成部分。今日看来，“域外文论的本土化（中国化）”这一命题，至少可以从既有区别又相联系的两个层面进行理解：一是事实层面，指域外文论在中国传播时受到中国语言、文学、文论、社会文化以及时代精神等多重因素之影响与洗礼的过程、机制及结果；二是理想层面，期望将域外文论改造成适合本土文学及文化的新话语（所谓“去除西方化”“确立中国性”），以资建设中国风格的文学理论新体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西方文论中国化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从发生学、本质论的角度来讲，主要是一个反思性的议题。它既是对中国近百年来学习西方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所存在问题的反思批判，同时也是对一种理想的学习西方模式的追求、倡议。”[17]仅就“20世纪域外文论本土化研究”这一课题而言，它只能侧重从事实层面展开，也就是对这一本土化的过程、机制及结果进行描述、阐释与评价。

所谓“过程”是对域外文论本土化的历时性梳理；所谓“机制”是对本土化之内在逻辑理路（也就是域外文论在本土化进程中与中国文论——现代阶段主要是中国古代文论，当代阶段还包括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之繁复关系）的描述与分析；所谓“结果”，大体就是冲突中有融合，融合中有新变，新变中有局限，局限又成为新一轮“冲突—融合—新变”的生长点。过程、机制与结果可谓是一体三面之关系。

从“过程”来看，以西方文论为主体的域外文论传入中国并被吸收、转化的历程，并非与其自身发展的历史相对应，除了整体性有所滞后以外，还表现为集中在“五四”—抗战之前（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初期（五六十年代）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的二十来年（八九十年代）这样三个时期，以众声喧哗、多元共进的方式潮涌而入。由于时间的错位、空间的转换，这些文论思潮与流派之间的传承关系、话语方式、理论内涵、阐释能力与效果等，与其域外之本来面貌相比较，已经发生巨大改变，对这些“变异”的探讨自然是域外文论本土化（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论在经由域外尤其是西方文论话语的阐释（所谓“以西释中”）之后也发生种种改变，呈现出新的形态，此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也就是“域外化”（亦称“他国化”，就中国文论而言主要体现为“西方化”）的过程，相对于域外文论“中国化”而言，可以称之为域外文论“化中国”[18]。不过，我们也应看到，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型大多停留在阐释与理解层面，真正进入批评实践的成功转换并不多见，正是这种不成功，才导引出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有关“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大规模讨论[19]。古代文论话语缺席现代中国的文学研究与批评实践，无疑加快了西方文论在中国的泛滥步伐，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症”。但也正是这种大规模、全方位向域外尤其是向西方的学习与模仿，促进了中国现代文论的急速演进，使其与古代文论相比产生了可谓是本质性的改变。这也印证了罗素在《中西文化之比较》（1922）中说过的那段名言：“在往昔，不同文化的接触曾是人类进步的路标。希腊曾经向埃及学习，罗马曾经向希腊学习，阿拉伯人曾经向罗马帝国学习，中世纪的欧洲曾经向阿拉伯人学习，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曾向拜占庭学习。在那些情形之下，常常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20]要是在今日，罗素很可能还会加上一句：“近代以来的中国曾向西方并仍然在向西方学习。”

这里所谓的域外文论“中国化”与“化中国”，在现代中国文论发展史上几乎同时展开，可以说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也就是促成20世纪中国文论与域外文论“冲突—融合—创新”的两大机制。中国现代文论正是在域外文论“中国化”和“化中国”双重机制的作用下产生与发展，逐步形成自己有别于中国古代文论也不同于域外文论的新传统。

从“结果”这一环节来看，域外文论中国化是促成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之形成的根本原因。没有域外文论的冲击、影响与大规模流行，古代“诗文评”传统也不会迅速瓦解和衰竭，现代文论也不会从话语主体、话语方式、话语文本乃至于话语理路等各个层面发生全方位的急剧转变[21]。按照美国学者E.希尔斯的说法，“如果一种信仰或惯例‘流行’了起来，然而仅存活了很短的时间，那么，它也不能成为传统，虽然在其核心部分包括了作为传统本质的延传范型，即从倡导者到接受者这样的过程。它至少要持续三代人——无论长短——才能成为传统”[22]。照此标准，自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04）、《人间词话》（1908—1909）以及鲁迅的《摩罗诗力说》（1907）等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文论著作发表以来，距今已有110余年，不管是从自然属性还是从文化属性而言，至少也有五到六代人的历史。自新文化运动之后，学者或思想家以其登上学术及思想舞台的时间为标准，被普遍认可的就有“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北伐一代）、抗战一代、解放一代、“文化大革命”一代、“四五”一代，此后更有按照出生时段命名的60后、70后乃至80后等说法。从延传的代际持续性上看，中国现代文论在20世纪上半叶乃至于五六十年代创制的“信仰或惯例”已经完全满足形成新传统的条件[23]，此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各种观念，尚处于彼此辩驳、相互竞争的阶段，假以时日也会逐渐沉淀与凝结，成为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的有机部分。就实际情况而言，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现代文论至少在“人性—人道论”“生命—生态论”、“革命—反映论”“语言—形式论”“唯美—颓废论”“民族—民粹论”等几个维度上创生出既与古代密切相关又受域外巨大影响的新的文论话语。当然，与其他固有传统一样，它们也亟待批判与阐释，只有经过充分的反思与扬弃，才能在中国现代文论新体系的构建中得到继承与弘扬，对此，本书结语部分将展开论述。

本书侧重于对域外文论“本土化”也即“中国化”之机制问题进行探讨。至于域外文论“化中国”的机制，表面看来，似乎属于古代文论之现代转型（主要表现为“现代化”“西方化”）的研究范围，但由于两者都事关域外文论与中国文论之交流与互动，事关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剥离开来分别给予描述与阐释。十多年之前，王一川讲过一段话可以加深我们对此种道理的理解，他说：“所谓西方文论中国化或中国文论的西化，不能被机械地解释成西方文论如何入主中国文论或中国文论如何走向西方文论，而应当被准确地理解为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转向，即拥有数千年传统的中国文论如何在新的全球化语境中参酌西方文论而实现自身的现代性转变。现代性转向是中国文论的一次前所未有而又意义深远的破裂式转向，意味着向来习惯于近缘杂交的中国文论此时不得不同以往的连续式传统实行断裂或决裂，开始了与西方文论的远缘的和多元的杂交进程。”[24]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国现代文论的根本面貌，无论从话语方式还是话语观念上看，都主要是域外文论“中国化”的结果。这自然意味着，我们的论述在兼顾“化中国”机制的同时，还得将重点放在“中国化”也即“本土化”机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