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诗经》所反映的自然美意识

一 统治力量的神秘象征

人类文明初期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及由此而产生的自然崇拜，在《诗经》中屡有反映。不过《诗经》所表现的自然崇拜与周人的宗教观念紧密相关，有别于蛮荒时期的单纯。

周人敬“天”。所谓“天”是非具象的、神秘的主宰力量，日月山川风云等均是“天”的象征，各种不可测知的自然现象如雷雨、地震、洪水、干旱等，都被视为“天实为之”，是冥冥之中“天意”的表现。这个“天”“明明在上，照临下土”（《小雅·小明》），关注着“下土”发生的一切：战争、饥馑、丰歉、寿夭，连国运兴衰、王朝更替，也是“天意”，周族之所以代殷商而兴、周天子之所以即位，是因为“有命自天”（《大雅·大明》）,“受天之佑”（《大雅·下武》）。因此周人无不对“天”敬之畏之，以期天命不废，周祚永存。不可忽略的是，周人不仅敬“天”，而且“祀祖配天”，把对“天”的崇拜与祖先崇拜结合起来。他们推崇后稷、文王为本民族的保护神，具有与“天”同祀的地位[2]。这实际上强调了周天子的“神性”。显而易见，在周人的观念中，周天子的至尊地位不仅受命于天，而且是上天至高权威的现实投影。

在这种宗教观念的支配下，周人对“天”的神秘象征物——山川的自然崇拜往往与天子权威相联系。因此，在《诗经》中有些祭祀乐歌，其内容一方面是祭祀山川之神，酬谢上天之佑，“以介景福”；另一方面则颂扬天子奄有天下的权威。比如《周颂》中的《时迈》，据孔颖达说“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诸侯。至于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为柴望之礼”，周公“述其事而为此歌焉”。诗中写道：

怀柔百神，及河乔岳。

更多的笔墨是颂扬“允王维后”“允王保之”，祭祀山川的现实政治目的是很明显的。《周颂·般》描绘周天子登山而祭的情景：

於皇时周，陟其高山。堕山乔岳，允犹翕河。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

百川汇河的景象引发了周天子奄有天下、百官来朝的喜悦之情，祭祀山川之神的用心在于昭示天子的权威。

在另一些篇章中，周人更把山川当作王权的直接象征。在《小雅·天保》中，诗人祈求上天降福于有德天子，祝福王权稳固，社会安定：

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又说：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

深固不移的高山崇丘，滔滔不竭的大川长河，循道不衰的日月，经岁不凋的松柏，都被视为王权稳固、江山不堕的象征，后世一直有“天保九如”的说法。一旦山崩河涸，雨水失调，便是天子失德、王权危殆的象征。例如《大雅·云汉》是周宣王祭神求雨的乐歌，面对着“旱既大甚，涤涤山川”的景象，周天子深恐上天降罪，“兢兢业业，如霆如雷”。《小雅·十月之交》写周幽王无德，国祚衰微，上天一再示儆，先后发生日食和地震等亡国之兆。诗中写道：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这是地震造成的自然山谷变迁情景的实录，诗人把这剧烈的山川巨变作为王权将亡、国将倾覆的象征。

总而言之，周人独特的宗教观念使《诗经》中所反映的源自人类文明初期的自然崇拜染了一层宗法政治色彩。这种具有宗法政治色彩的自然观在汉儒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

二 源于生产活动的功利观点

《诗经》中反映的自然观念还与周代的社会结构紧密相关。在《诗经》的时代，我国中原地区已形成了以种植经济为基本方式的农业社会结构。周民族向来以农为本，其远祖后稷即是传说中的农神，周人的历代首领如公刘、古公亶父、文王等都极其重视农耕，在宗庙祭祀之乐《周颂》中就有《臣工》《噫嘻》《丰年》《载芟》等祭歌专用于春夏祈谷、秋冬报赛，祭祀繁多，足见农事在周人社会生活中的神圣地位。从这些祭歌中可以看到西周初年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已具相当规模：

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

——《周颂·噫嘻》

劳动场面非常浩大，

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秭。

——《周颂·载芟》

劳动果实堆积如山。这种以农耕为业的社会结构延续了数千年，极大地影响了中原地区人民的文化心理、审美心态及中原文化发展趋势，同时也规范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以农为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形态中，周人关注着与农业生产相关的一切自然事物及自然现象，长期的生产实践使他们积累了大量对于自然事物的感受与经验。据晋人陆机统计，《诗经》中写到的草木有八十多种，鸟兽有三十多种，虫鱼有三十种。诸如：

陟彼高冈，析其柞薪。

——《小雅·车奉》

遵彼汝坟，伐其条枚。

——《周南·汝坟》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

——《周南·卷耳》

这些诗句都是周人劳动生活的直接描述。而人们最初的审美对象便是这些与人类的生产活动有直接关系的动植物。例如《周南·葛覃》写道：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为绤，服之无。

诗人之所以赞美葛的茂盛，是因为可以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料，织布缝衣。又如《召南·驺虞》写道：

彼茁者葭，壹发五豝。于嗟乎驺虞！

诗人之所以歌咏芦荻的茂密，是因为茂密的芦荻丛中隐藏着许多猎物，“中必迭双也”（朱熹《诗集传》）。再如《小雅·信南山》中写到对雨雪的赞美：

上天同云，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优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谷。

这是因为天降瑞雪，正好有利于五谷生长。此外，人们咏《苤苜》，因为据说它是治病的药物，咏《采蘩》是因为它“于以用之，公侯之事”，是祭祀品。显然，在上述诗歌中所表现的对于自然事物的审美意识都是与物质功能的考虑相联系的。这并不奇怪，因为在人类审美意识的发展史上，美的观念是伴随着实用的观念而来的，人类最早的审美经验与物质需要的满足是一致的。这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从历史上说，以有意识的功利观点来看待事物，往往是先于审美的观点来看待事物的。”[3]

三 “以写我忧”：初萌的审美意识

在《诗经》中从物质功用角度来写自然景物的作品不多，大量的是这样一些描写：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周南·关雎》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周南·桃夭》

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关一人，伤如之何。

——《陈风·泽陂》

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

——《郑风·山有扶苏》

在上述这些诗歌中，人们对于自然景物已不囿于物质功用的考虑，他们有意识地把对于自然景物质朴的认识与自己的精神生活、感情活动联系起来。

也就是说，在《诗经》的时代，一方面人们对山川自然怀着敬畏崇拜之心，另一方面人与自然之间又始终存在着一种亲密和谐的关系。人们不仅把大自然当作物质生产的对象，同时也开始有意识地把它视为精神生产的对象。山林河流不仅为人们提供各种物产，满足人们的物质功用需要；也为人们提供宣泄情绪、体验悲欢的场所及契机。相恋的青年男女在桑间濮上、水边社前幽会：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廓风·桑中》

或在春水荡漾的河边嬉戏：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蕳兮。……洧之外，洵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

——《郑风·溱洧》

在这种时刻，富于生机的自然风物暗暗拨动着人们心灵深处对生命的本能渴求。在另一些时候，山川自然又触动着人们心底的哀伤悲愁。远行的征人登山喟叹，自伤劳苦：

渐渐之石，维其高矣。山川悠远，维其劳矣。武人东征，不遑朝矣。

——《小雅·渐渐之石》

濒于绝境的人见蓬勃丛生的野草而百感交集：

隰有苌楚，猗傩其枝。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

——《桧风·隰有苌楚》

类似的诗歌还有《郑风·褰裳》《小雅·鸿雁》等。虽然在这些诗歌中，自然景物不过是抒情言志的一个媒介、一种辅助手段，并不是独立的审美对象；但是，见景触情，心灵与外物在刹那间撞击沟通，其中所表现的自然美意识远比《葛覃》《驺虞》要高级多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诗经》的个别篇什中已涉及有意识的审美活动。《邶风·泉水》第四章写道：

我思肥泉，兹之永叹。思须与漕，我心悠悠。驾言出游，以写我忧。

这是远嫁他国的卫女怀念故乡的咏叹。《卫风·竹竿》第四章写道：

淇水滺滺，桧楫松舟。驾言出游，以写我忧。

诗歌写怀念昔日情侣的男子登舟泛水以消愁。这两首诗都直言“驾言出游，以写我忧”。看来，在《诗经》的时代人们从实际体验中感受到自然山水具有怡情遣怀悦心的审美功能，已粗具“娱情”的审美动机。

综上所述，《诗经》所反映的自然意识大致呈现出原始的宗教观念到物质功用的观念、再到精神功用的观念这样一个过程。从《诗经》中直接写到山水的诗篇看，人们对待山水的态度也有一个从《周颂·般》的敬畏崇拜到《郑风·溱洧》的亲切嬉戏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