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国家治理模式的触顶与迷失

世上值得称道的国家，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由幸福的小国，另一类是荣耀强盛的大国，最难得的则是兼具了二者的优点——恰如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所言——“既像一个小国那样自由和幸福，又像一个大国那样光荣和强大”^[4]。历史舞台上，列国你争我抢、你追我赶、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于国家治理层面始终没有厘清和解决一道谜题，即作为发展方向和追求目标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模式究竟为何？

整体而言，人类历史正在沿着两条宏脉对接未来：一条是以美国为马首的“华盛顿共识”及西方自由民主政制，这被不少国家视为范本和目标，甚至被认为是“历史在此终结”；另一条则是以中国为引领的“北京共识”及中国模式，它“打破了民主世界对经济发展的垄断”，非洲的卢旺达、中东的迪拜以及众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在认真对待这一模式。^[5]随着“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以及“中国崩溃论”的崩溃，国家治理模式进入触顶与迷失状态，结成治理悖论，大致呈现出一个正反合的过程：

正：“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反：“中国崩溃论”的崩溃

合：治理结悖

1.1.1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凭借西方国家在冷战中不战而胜之势提出，西方自由民主政体将成为一切国家政府的唯一及最后的形式，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终结论”^[6]。与此相一致，“华盛顿共识”给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药方就是面向西方发达国家“西天取经”，通过“双震荡疗法”实现“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这个药方在日本、韩国、东德等地看似有效。但是，在其他大多数地方，甚至在一些美国可以直接主导和控制的国家（比如阿富汗、伊拉克等）却一败涂地。自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民主衰退”浪潮此起彼伏^[7]，并日益显现出若干形式的病状^[8]，甚至领头羊美国自己都已经走向衰败。现实再次雄辩地证明，人类的未来永远不是一个书定的样本，西方自由民主政体并不是实现现代化和国富民强的万能模板，更不可能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最终归宿。福山教授这一谶言之论除了展示西方国家狂妄、轻率的心理以及清除异己、独占世界的企图以外，并没有留下多少智识上的价值。

当今世界，西方国家的“历史终结论”业已破产，而中国正在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转折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亚洲一些国家在“世界警察”处心积虑的分化与“再平衡”之下，不断将分歧推向冲突边缘；老欧洲坚守其曾经赖以辉煌的价值和体系，并企图脱离正统的主权原则，但越发显得窘迫和没落；美国则徘徊于一系列矛盾的原则中，既迷恋于攫取“执法者”、“平衡者”和“收割者”的种种好处，又不愿意担负相应的责任、付出必要的代价。^[9]环顾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缓慢甚至个别国家出现倒退下行趋势，金融危机潜伏，恐怖主义依旧存在，武装冲突此起彼伏，年轻人失业，中产阶级失望焦虑，气氛低迷，整个世界面临失序与迷茫困境。

1.1.2 “中国崩溃论”的崩溃

在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中，西方国家关于中国模式必将崩溃的论调从来没有中断过，特别是在1989年（东欧剧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特殊的时间节点越发甚嚣尘上。但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一带一路”领军人，重新步入世界舞台中心，“中国崩溃论”已经不攻自破，取而代之的是“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梦”以及“中国震撼”。

郑永年教授在《中国模式》一书的序言中将中国模式概括为以下几点：经济模式的混合性；政治模式的开放性；改革模式的阶段性；政策模式的独特性；模式完善的渐进性。他进一步把中国模式的特征总结为：开放性是中国政党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形成了一套非常有效的权力交接制度；通过制度性的权力集中来克服既得利益者的阻力。^[10]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中国模式“一部分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部分是儒家思想”，“呈现出极强的竞争力……在某些方面，中国做起事情来比民主国家更有效率。因此，实际上只剩下中国这样一支有活力的现代化力量”。^[11]我国张维迎教授在《中国震撼》一书中，将中国模式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实践理性；第二，强势政府；第三，稳定优先；第四，民生为大；第五，渐进改革；第六，顺序差异；第七，混合经济；第八，对外开放。

总体来看，中国模式无疑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并且仍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探索、不断完善。但正如笔者在《论国家治理商数》一文中所指出的，若从治商角度观察，我们在已逝的三十多年里以人类历史上最快的发展速度充分证明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但我们同样没有达到“至善”，接下来的任务是把有效性的时间和空间因素导入中国模式，使这种有效性在时间上更持久、在空间上更广泛、距离“至善”更近！^[12]

1.1.3 治理结悖

治理对人类来说至关重要，不仅影响国家兴衰，而且决定个人命运。^[13]幸运的是，人类对治理的模式是可以自我选择甚至自我设计的，因此越是迷失之时，越要关注问题的本质和症结所在。对于国家治理而言，无论在思想和观念上如何阐发，我们无法否认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从具体的个体（而非整体）和实然层面（而非应然层面）来看，人生而不自由，所以向往自由；人生而不平等，所以渴求平等。改变不自由和不平等的宿命，不仅是作为个体的人的自我实现，而且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的涅槃重生，所以也是我们追求良好治理的原因。

事实上，尽管现代政治制度从形式上废除了人奴役人的制度，并致力于自由、平等、公正、民主、法治等价值的实现，但人们还只是非常有限地拥有自己的生活，从根本上说还没有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人类欲通过良好的治理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却终不可得的悖论，本书称之为治理悖论。详言之，在现代治理中，人类试图通过以人民主权、民主政治、权力控制等为核心的现代政治模式做自己命运的主人，但西方国家几百年来的实践验证的是，于理念、制度乃至法律上都是权力所有者的人民事实上并未掌控权力反而于其下受其治，于理念、制度乃至法律上都是平等关系的人们事实上形成的却是人与人的纵向压制关系，于理念、制度乃至法律上都是“人民公仆”的人事实上主宰着“主人”的命运，于理念、制度乃至法律上都是自由人的人类事实上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条横亘于“知”与“行”之间的巨大鸿沟，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无力挣扎，这种目标与结果之间的实际反差，就是治理悖论。治理悖论“锁住”了人类社会的未来，也是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