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现代化理论视野下的青年价值观研究
- 刘涵慧 王静 吴鲁平等
- 5532字
- 2025-02-22 11:20:45
第二节 国家认同与对外接纳度的关系分析
对外接纳度是指个体对移入本国的外国移民、外国人及国际组织的接纳程度。在以往的研究中,研究者多是从对外接纳度的反面,即仇外族(Xenophobia)以及反对其他国家(anti -foreign)的角度分析该变量的。很显然,更大程度的对外族的仇恨或者对其他国家的反对即意味着更低程度的接纳。下文对仇恨外族或反对其他国家等的研究亦即对接纳度的研究。
已有研究者之所以看重对外接纳度(或仇外族和反对其他国家)的相关研究,在于这些态度可能直接影响国家间以及国家内不同民族间的关系,且一旦仇恨模式形成,在短期内很难改变。而且,也有研究者对此进行了追踪,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这段时间里,反抗他国(anti-foreign)的程度在很多国家有逐渐增强的趋势(Semyonov & Raijman, 2006)。
一 概念及测量
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是两个概念:国家认同及对外接纳度。因此,笔者首先对这两个概念给予界定,同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理清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测量两个变量的题目,即为两个变量界定其操作定义。
国家认同是什么?很多研究者都对这个概念给出自己的定义。有的依据结果定义,即认同关键在于其是否意识到自己是哪国人(张汝伦,2001),是否可以达到视国为家程度,认同的最高境界即成为团结国家的巨大粘合力(Smith & Kim, 2006)。有的则从认同内容的角度分析,提出所谓国家认同即对国家的国家主权、历史文化、理想道德等方面的认同,国家认同亦即认同国家。
正是在这些认识的启示下,研究者或用理性标准(Jones & Smith, 2001, 105)或用感性自豪感(Evans & Kelley, 2001)或用二者的综合(Hjerm, 1998)指代国家认同的相关内容。前者被称为国家认同标准,后者被称为国家自豪感。很多研究者也都在一定程度上追随了该认识,将认同标准和国家自豪感看做了国家认同的核心成分,并在实际的测量中(例如,ISSP, 1995)验证了两个部分的合理性。
与相对统一的国家认同测量相比,对外接纳度的测量却有着很多的不同说法。例如,有的研究者(Hjerm, 1998)用“仇外态度”(Xenophobic attitudes)一词指代对外尤其是对外来移民的排斥,使用了“移民增加了犯罪率”, “移民在总体上是有助于本国发展的”, “移民们抢走了本国人的工作”, “移民使国家容易接受新文化和观念”等指标测量仇外态度(Hjerm, 1998)。还有研究者(Legge Jr, 1996)用“反外国情感”(anti foreign sentiment)来指代这种排斥度,使用了“外国人带来了失业加重”,“外国人滥用社会系统福利”, “政治家过分关心外国人”三个指标测量反外国情感(Legge Jr, 1996)。还有的研究者(Kunovich, 2009)利用一些更加直观的变量——公民在涉外政策上的倾向推测其排外程度,比如,移民政策(移民的数量是否该增加,为移民所花的钱以及是否应当保持移民文化),国籍政策(何种公民才有权拥有国籍等问题)。
很显然,上述各类测量对外接纳度的方式尽管并不一致,但也都从不同角度测量了公民对于外国人尤其是来到本国的移民的排斥度。不过,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些题目所表达的内容似乎并不在同一个维度上。有的测量的是针对移民的一些内心的认识,而有的测量的是一种外显的对政策的看法(Scheepers, Gijsberts & Coenders, 2002; Raijman, 2008)。
我们认为,无论是外在的对政策的表述,还是内在的内心感知,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公民对外的接纳程度。事实上,在很多研究者的实际操作中,没有将这二者分开,同时,内在感知和外在指标几乎可以相互解释(Scheepers, Gijsberts & Coenders, 2002)
故此,我们的研究并不刻意区分这两类指标,而是直接选择了最能反映其接纳心态的内部指标作为评价接纳或排斥的依据。
二 不同国家公民的对外接纳度分析
不同国家的公民的对外接纳程度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呢?尽管在经验上我们认为各国公民间会存在差异,但是究竟是否如此,以及差异如何等均未得到更多研究的证实。同时,我们也没有更多的关于各个国家公民尤其是青年群体对外接纳程度的测量。
只有一些研究者,以个别典型国家为例,对其进行过简单分析。例如,有研究(Hjerm, 1998)选取了在国家历史及移民政策上有巨大差异的英国、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国,经过对各国公民接纳度平均数的对比后发现,对外排斥度由强至弱依次为英国、德国、瑞士、澳大利亚。还有研究(Scheepers, Gijsberts & Coenders, 2002)也发现了,比利时、德国、奥地利、丹麦等国的对外排斥程度更高,而西班牙、爱尔兰以及芬兰的排斥度较低。
这些国家的公民的对外排斥度为何会有程度的差别呢?国家本身的哪一种或几种特征造成了这种差异呢?也许与本国的历史传统和对外移民政策有关,也许与国内的成员成分(非欧成员所占比例)有关,也许与国家经济发展状况(例如,失业率)有关,显然,尚未有研究用相对严谨的设计系统地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探索。
然而,我们可以从间接的角度作出一些推论。也许一些重要的国家变量,例如,军国主义、全球化、内部文化变异未必会影响民众心态及态度行为,但一些看来比较重要的国家特征,例如,民主程度则有可能是影响心态的社会因素(Kunovich, 2009)。
三 对外接纳度研究中的个人因素分析
尽管已有的研究暗示了国家层面的特征对于公民对外接纳度的重要影响力,但是,已有的研究(Scheepers, Gijsberts & Coenders, 2002)也表明,在有关对外接纳度差异的分析中,国家层面的特征仅仅能够解释变异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的变异需在个人层次上获得解释。因此,我们将对个人水平的变量进行分析。
1.社会结构变量
究竟拥有哪些特征的人更容易有开放接纳的态度呢?研究表明,个人拥有的一些社会结构变量能够比较有效地解释其持有的开放态度。所谓社会结构变量是指那些与社会阶层相关的变量,例如,职业、收入、受教育水平、生活地等。手工业者、失业者、收入水平低者、受教育水平低者总是表现出更少的接纳。也就是说,越是处在社会边缘化的民众其对外排斥度越强。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部分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也表现得比较排外。
尽管这些个人社会结构变量在预测对外接纳度上是有显著意义的,但是,即便将这些变量全部引入(加之性别、宗教信仰等一些人口学变量),其能够解释的比率也较低。
鉴于此,研究者开始相信,事实上,能够决定对外接纳度的不仅仅是以社会结构变量为代表的一些客观背景变量。也就是说,地位、权利等外在的客观的因素不过是次要的,主要的影响将来自主观层面,比如,国家情感(Legge Jr, 1996),国家认同,主观途径的影响力可能会达到客观权利等影响的数倍之多。
2.国家认同
人们的仇恨对立并非源自外在的客观的权利争夺,而是头脑中的主观认识和归属。这一规律用在国家间,就转换成为本国公民对外国公民的排斥并非更多源自自身利益受到损害,而更多地源自其对祖国的认同与归属感。认同度越高者,排外性越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推论,如果该结论被更多证实,那也就意味着,无论是分析接纳差异的来源,还是做对接纳度的调整均可以从国家认同这个因素着手了。
根据上文所述,尽管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国家认同的操作定义存在差异,但基本上都是从两个角度入手的——国家认同标准和国家自豪感。
国家认同标准。国家认同标准是由族群(ethnic)标准和公民(civic)标准两个部分构成的。所谓的族群标准是,认为成为国人的标准是拥有相同的祖先、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很显然,此类标准带有一定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成分。而公民标准则是,认为成为国人的标准是,尊重国家法律、有共同的语言、拥有国家的国籍等。相对而言,此标准具有更浓厚的现代民主气息。已有的研究(Hjerm, 1998; Kunovich, 2009),尽管所用的方法不同,所用的被试不同(前者使用的仅有4国数据,后者所用31个国家数据),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暗示了,族群标准的持有能够正向预测排斥,而公民标准则没有这样的预测力。
国家自豪感。国家自豪感是由政治经济等领域自豪感和文化历史等领域自豪感两个部分组成的。有研究(Blank & Schmidt, 2003)认为,对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满意或自豪程度将能够成功地降低人们对外来竞争和威胁的认识,提高他们对外来事物的接纳。究其原因,对现代的民主的事物的偏爱的背后恰恰是人道主义的民主原则,而这条原则原本就是支持文化与社会的多样化的。自然,也就很难同排斥建立关系了。当然,也有研究(Herjm, 1998)的结论提示我们,应当对此保持清醒。即便是这种带有民主和现代气息的自豪感,在有些国家里,也不能非常有效地帮助公民打开心胸,接纳外来。例如,德国和英国。
四 国家及个人层面变量的交互作用
正如国家自豪感相关研究所暗示的那样,尽管国家和个人水平的变量均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公民接纳度的差异,但是这两个水平之间可能还存在着一些更为复杂的交互作用。也即,相同的个人水平变量,在不同的国家,可能带来的对外排斥力度有所不同。正如:
Hjerm(1998)的研究中的政治自豪这一典型的个人水平变量,在瑞典或者澳大利亚,若国家通过各种教育或改进现有政策等手段使公民的自豪满意度得到提升,其对外国人的态度也就随着发生改善。但是,在德国,即使人们对国家的认同程度再高,似乎其对外的开放接纳程度也不能得到有效的提升。由此可见,在不同的国家,若要促进国人的开放接纳度,需要有针对性地改变个人的条件。除上述研究外,还有研究者以区分国家的方法对国家认同相关的主观变量(例如,爱国主义情感、国家主义情感)对心理接纳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同样证实了不同国家间主观认同变量预测力具有显著差异(Raijman, 2008)。
尽管这些研究证实了这种交互作用力的存在,却很难解释为何会出现该交互作用,自然也就难以解决在拥有不同特征的国家中该如何提高公民的接纳开放程度的问题。
鉴于此,Quillian(1995)便开始了将双层变量同时引入研究的尝试,选取了两个重要的国家层次的变量——移民的数量、国家的经济状况,以及多个个人层面的变量,例如,经济地位、邻居中是否有移民、受教育水平及年龄等。结果表明,在个人层面上,经济地位、邻居中有异族对偏见均有正向预测作用;同时,这种预测力会受到国家层面变量的调节,在移民数量多、国家经济状况较差的国家,这种正向的预测力将会更大。研究者用“群体威胁理论”解释这一结果。他们认为,国家中移民的数量越多,国家的经济状况越差,说明国家这个群体面对的威胁性越大,而在威胁越大的环境中,个人层面特征对偏见的影响力更强,无论这个影响力的方向是正的还是负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很多研究并没能证明这一理论的正确性,甚至还有研究(例如,Scheepers, Gijsberts & Coenders, 2002)基本上否定了“群体威胁论”。他们使用的个人层面变量如是否是手工劳动者,是否生活在大城市等;国家层面的变量,例如,非欧人口所占比例、政治避难者的比例、失业率、失业率的变化等。结果表明,除了仅有“是否是手工劳动者”这一个变量对排斥的正预测力被“非欧人口所占比例”这个国家层面的变量加强外,其余交互作用均不显著。当然,对于“群体威胁论”,即使是其支持者如Quillian(1995)也得到过无法解释的例子,例如,受教育水平对于偏见的负影响力,以及年龄对于偏见的正影响力,均被“更多威胁”这类国家层面的变量减弱了(Quillian, 1995)。
在此种情况下,研究者(Kunovich, 2004)提出了一种与之相反的理论设想——“群体威胁弱化论”,即国家这个大环境的威胁的增加会令第一层的个人变量与排斥之间的作用更趋近于零,同样这一趋势也在正作用力和负作用力上都适用。同时,他们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这一结论。例如,若以国家的经济水平为第二层次的变量,就有经济情形越差,即群体的威胁越大,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等与排斥间的负向关系将被弱化。
五 问题提出与研究假设
鉴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尽管已有研究对国家和个人两个层面及其交互作用可能的影响力进行了分析,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1)个人层面的变量选择有忽视主观之嫌。很明显,以往的研究尽管已经暗示了国家认同会对个人态度等造成影响,但介入了国家特征这个二层变量之后却忽视了国家认同这个重要的主观变量。事实上,国家认同对国人接纳等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力是客观变量的数倍。(2)结果变量的选择,有重接纳移民、忽视接纳外国等的趋势。也许是受到了时代特征的影响,20世纪末的许多研究者倾向于探索何种因素可以解释对移民的对抗。当然,这也恰恰能反映出研究者希望探讨适合其本国国情的结论。这些结论的启示意义对于一些非移民大国显然是不够的。(3)国家层面的变量选择有重现状、轻趋势之嫌。当然,已有的研究本来就不多,很难将国家方方面面的特征考虑进来。事实上,有些趋势变量,例如,经济发展速度也会是反映国家发展侧面的重要变量,也能提高该系列研究结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启示意义。
在对上述三个部分改进的基础上,我们选择了最能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青年群体为对象。并提出以下三个问题:(1)国家层面上,哪些国家特征(现有经济水平、经济发展状况、国家政治透明指数)会影响对外接纳度,如何影响?(2)在个人层面上,国家认同(认同标准、国家自豪感)对接纳度(接纳移民、接纳外国等)的预测力如何?(3)国家层面上的变量如何调节个人层面上的国家认同与对外接纳度之间的关系?
根据已有的理论和研究,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第一,国家层面上。经济和政治民主程度越好的国家对外接纳度越高。第二,个人层面上。越重视族群标准,则对外接纳度越低。越重视公民标准,则对外接纳度越高。政治经济领域的满意自豪感程度越深,则对外接纳度越高。文化领域的满意度越高,则对外接纳度越低。第三,国家层面对个人层面作用的调节。低经济水平(指标:人均收入越低、GDP增长速度越慢)将会减弱国家认同度对接纳度的预测力。更优秀的政治环境(指标:透明指数)会加强国家认同与接纳度的关系(依据:威胁减弱论)。
本文将首先使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方式对各个国家的接纳度进行系统分析。再从国家水平上,以多元回归的方法探讨各个国家特征变量对青年公民对外接纳度的影响。接着,我们将引入个体层面的主观变量——国家认同,在与第二层变量实现数据库对接之后,运用多层线性回归的方法探讨国家特征与国家认同的交互对接纳度的作用。最后,我们将对此结论进行整体分析,并以此为依据对我国青年国家认同的培养及接纳度的把握提供一些理解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