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模型及分析结果

一 各国在接纳度上的差距

我们首先计算了25个国家青年的对外接纳度（见表2-2）。从表2-2的数据可以看出，各个国家青年公民对移民的接纳度的平均数从2.46到3.38。接纳移民程度较低的前5个国家依次是匈牙利、捷克、俄罗斯、英国、挪威，接纳移民程度较高的前5个国家依次是乌拉圭、委内瑞拉、瑞典、法国、加拿大。对外国人和国际组织的接纳度的平均数从2.38到3.35。对外接纳度较低的前5个国家依次是乌拉圭、匈牙利、俄罗斯、菲律宾、葡萄牙，对外国人和国际组织开放接纳程度较高的前5个国家依次是瑞士、挪威、荷兰、瑞典、日本。

二 国家特征对接纳度水平的影响

以国家整体青年被试平均分所做的分析可以看出，一个国家青年对外国、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单位的接纳程度变异的70%，均可被我们所选择的人均收入、GDP增长率以及透明指数这三个指标所解释。尤其是人均收入，人均收入越高国家的青年似乎有着更高的对外接纳度。该结论部分证实了假设1，即相对经济政治状况越好的国家可能会有更高的接纳度，不过此处的接纳度的增大主要集中在对外国人而非对在本国生活的移民。

我们认为，一方面，这可能是因为，参与分析的25个国家中，人均收入相对较高的国家多半是当今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它们拥有更多跨国公司，拥有更强大的文化输出力量，在国际组织中占有主导地位。也就是说，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相比，它们正是这些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更大受益者。它们正在用自己的文化同化他国文化，正在用跨国公司赚取更高的利润，正在用国际组织的力量为本国谋得利益。因此，即使它们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其他国家在其领土上成立的跨国公司，但整体上，作为受益者它们没有理由拒绝给其带来利益的外国人和跨国公司及国际组织等。另一方面，对富有的国家而言，它们在同外国人的生意往来中，多半是盈利者，所以它们希望与国外有经济往来。对于既得利益，这些国家的青年人自然更愿意接受。相比之下，富裕国家对移民并没有太多的喜爱，也许也恰恰是移民所带来的优势不如外国更多的缘故吧。

此外，透明指数对接纳移民的积极正向预测力，则可能与已有研究（Kunovich, 2009）所讨论的民主氛围可以更多引发更现代化的公民标准有关，更多的公民标准不可避免地将成为国家的青年公民们更开放接纳的促发力量。

三 对外接纳度的差异分解

1．对外来移民的接纳

使用HLM的一个优势是它可以将接纳度的整体差异分解到不同层级里，并给出一个定量的指标表示不同层级所导致的接纳性的差异占总差异的份额。

我们使用HLM的零模型（null model）来分解对移民接纳的差异，具体模型如下。

第一层：对移民的接纳=β0

第二层：β0=γ00+μ0

总模型为：对移民的接纳=γ00+μ0+r

其中，β0为第一层截距，r为随机效应，γ00为第一层解决在第二层的固定效应，μ0为第二层随机效应。这个模型中不加入任何变量，因此可以检验总方差的分布。

从表2-4可以看出，对移民的接纳的平均数为0.022（标准分数）。在方差成分中我们看到，国家内方差为0.9009，国家间则为0.1025, X2为656.822，在24个自由度下P值接近于0，证明国家因素对青年移民的接纳度的差异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更进一步，根据HLM给出的方差成分在两个层级的分布，可以算出，国家间的效应比例为10.22%，国家内的效应比例为89.78%。换言之，因为国家的不同造成了接纳的差异，而这部分差异占青年公民对移民接纳度差异的10.22%。

2．对外国人和国际组织的接纳

与上文相似，我们使用HLM的零模型（null model）来分解对外国人和国际组织等的接纳的变异，具体模型如下。

第一层：对外国人和国际组织的接纳=β0

第二层：β0=γ00+μ0

总模型为：对外国人和国际组织的接纳=γ00+μ0+r

其中，β0为第一层截距，r为随机效应，γ00为第一层解决在第二层的固定效应，μ0为第二层随机效应。这个模型中不加入任何变量，同样也可以检验总方差的分布。

从表2-5可以看出，对外国人和国际组织的接纳平均数为0.077（标准分数）。在方差成分中我们看到，国家内方差为0.8381，国家间则为0.1616, X2为1171.087，在24个自由度下 P 值接近于0，证明国家间的对外接纳度差异十分显著。更进一步，根据HLM给出的方差成分在两个层级的分布，可以算出，国家间的效应比例为16.16 %，国家内的效应比例为83.84 %。换言之，因为国家的特征不同造成了青年在接纳方面的差异，而因其造成的差异占对外接纳度总体差异的16.16 %。

四 国家特征的影响机制

以上分析了国家特征因素对接纳度的直接影响。下面我们将重点探讨国家特征影响接纳度的间接路径，即它调整个人层面变量——国家认同度与接纳度的关系。无论对接纳外来移民的影响还是对接纳外国人及国际组织的影响均可从该路径上考虑。

我们分别对接纳移民和接纳外国人及国际组织建立在两个层次都加入了自变量的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其中表2-6为未加入国家层面变量，仅有第一层个体层面变量时的结果，表2-7为加入国家层面变量后的结果。表2-7则展示了第二层变量能够解释的第一层斜率和截距的国家间变异的程度。

1．第一层模型分析

•对移民接纳的一层模型分析

接纳移民=β0+β1×族群标准+β2×公民标准+β3×政治自豪感+β4×文化自豪感+r

•对外国人及国际组织接纳的一层模型分析

接纳外国人及国际组织=β0+β1×族群标准+β2×公民标准+β3×政治自豪感+β4×文化自豪感+r

从表2-6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族群标准负向预测对外来移民和外来国家的接纳。这说明，对族群标准的认同程度越高，人们对外来移民的接纳相对越低。拥有所谓族群标准的核心在于认同血缘、历史、信仰等与生俱来的因素，这些是判断是否是本国公民的关键。这意味着，人们会拒绝接纳那些获得国籍，成为合法移民的非本国血缘的其他国家公民。这一结论证实并拓展了已有研究（Legge Jr, 1996; Kunovich, 2009）的结论，即族群标准越强的青年不仅越可能持拒绝移民或者让移民文化等消失的态度，而且还会对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外国影视等来自外国或国际组织持反对态度。我们认为，这可能源自族群认同标准较严格者的一种偏见，该偏见可能源自其对自身族群和血缘等的崇拜，为了保护有着同样血缘者在社会资源或经济利益占有上的优势，心理上出现的对外抗拒。这种抗拒既指向了本土中的外来移民，也指向了跨国公司和外国的文化影视等。与之相反，公民标准则显得更加灵活，持有较高的公民标准并不会阻碍对外界的接纳。建立这种适应性、开放性较强的国家认同也是很多研究者所提倡的。

第二，国家政治自豪感正向预测对移民的接纳。即政治自豪感越高的青年对移民的接纳程度也会越高。对一个国家的某个方面形成自豪感条件是该国家在某方面表现较好。一般说来，当表现较好的情况下，人们的自信心会得到增强，担心其他事物对其造成伤害的倾向性会小。因而，对政治经济领域的自豪就带来了更多的对外来移民的接纳。不过，这种由自信带来的开放心态也需要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即所接纳的对象不能对国家有伤害。先进的政治制度和强大的经济实力等均不是一个容易受影响、容易走下坡路的领域，相反，一旦良好的政治体制形成了，无论外来还是外国都很难将其带坏。因此，更容易将这些外来人等同化在自己的政治体制下。然而，文化、科技等领域却相对脆弱，国外势力的渗透也许并不会改变一个国家政治体制，却很可能使优秀传统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消失殆尽。

此外，对各变量回归系数的变异情况（即表2-5之“方差成分与显著性检验”部分）分析表明，在对移民的影响上，族群标准、公民标准、政治自豪感以及截距变异均是显著的，即表明这些斜率在各个国家之间是不同的；而在对国家的影响上，族群标准、公民标准、政治自豪感、文化自豪感以及解决的变异也均是显著的，也说明这些变量与接纳外国的关系在各个国家之间是不同的。亦即需要加入第二层变量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2．第二层模型分析

•对移民接纳的第二层模型分析

β0=γ00+γ01×透明指数+μ0

β1=γ10+γ11×人均收入+γ12×GDP发展速度+μ1

β2=γ20+γ21×人均收入+γ22×GDP发展速度+μ2

β3=γ30+γ31×透明指数+μ3

β4=μ4

•对外国人及国际组织接纳的第二层模型分析

β0=γ00+γ01×人均收入+μ0

β1=γ10+γ11×人均收入+γ12×GDP发展速度+μ1

β2=γ20+γ21×人均收入+γ22×GDP发展速度+μ2

β3=γ30+γ31×透明指数+μ3

β4=μ4

对表2-7的分析，结果表明：

首先，人均收入将会加强青年所持有的族群标准对接纳移民及外国人、国际组织程度的负向预测度。

根据对不包含第二层预测变量模型的分析可知，持族群标准者对外来移民及外国人、国际组织的排斥作用是非常显著的：越重视血统、出生等传统族群标准的人越反对外来移民，反对外国人、国际组织。且抑制作用的强度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加入国家这个二层变量后的预测模型表明，人均收入对该排斥外族作用有显著的加强作用，且人均收入对这种变异的解释率达到了66.58%（见表2-8），亦即能够解释国与国间族群标准与接纳关系变异度的2/3，越富裕的国家，族群标准对排斥外来的正向预测作用越明显。该结论证实我们的假设3。也证实了研究者（Kunovich, 2004）的关于经济条件对社会结构变量与民族排斥度的调节作用符合“群体威胁减弱论”的论断。所不同的是，本研究中的预测变量变成了主观心理变量——对族群标准的认可，同时结果变量也相对有所拓展，既包括了对外来移民的排斥，又包括了对外国人、外国组织的排斥。

本研究中以人均收入作为经济条件的指标，以族群标准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指标。人均收入低即意味着本国人面临高威胁，人均高收入则意味着本国人群体面临低威胁状况。依据群体威胁减弱论的逻辑，人均收入越低，亦即威胁越大时，对族群标准看法不同群体的排斥度差异就会越接近于零（绝对值越小）；相反，人均收入越高，则由族群标准带来的排斥度的差异越大（绝对值越大）。

在富裕的国家，民族主义倾向每增加一个单位，对外来的排斥比穷的国家多排斥移民0.176个单位，多排斥外国人及国际组织0.058个单位。也可以认为，民族主义在富裕国家滋生造成的国际间的矛盾的可能性会更大。之所以会存在这个趋势，我们认为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贫穷的国家中，由于整体经济实力不强，所有国民都处在不利情境中，而移民，作为外来移民，外国公司等其处境可能相对会更差。提供给国人的相对优势还是清晰的，促发民族主义者抗拒外来的诱因相对较低。而富裕国家的经济利好，相对而言，移民可能生活得与本族居民同等优越，外族人也会享有很高的福利和各种保障条件，所以，更容易促发民族主义者的反抗神经。一经煽动，则反抗移民的力度就会大增。另一方面，贫穷和富裕的国家中的原住民对移民的看法是不同的。贫穷的国家可能更多地将移民多当成一种荣幸，移民的到来更像是帮助自己的国家建设。所以，即使民族主义倾向严重，也会因这种好感而减弱对他们的抵制。而相对富裕的国家可能会更多地将移民看成分享者、抢掠者。尽管这种差异没有直接引发贫富国家对移民的接纳程度，但在此处却成为了调节民族主义倾向与接纳关系的重要变量。

其次，GDP增长速度可以减轻公民标准对移民及外国人、国际组织接纳度的负向预测度。根据对不包含第二层预测变量模型的分析可知，持公民标准者对外来移民及外国人、国际组织仅有排斥趋势，但却并不显著。但这一趋势在各国之间却有显著差异，在公民标准对外来移民的预测中，预测强度在各国间存在的差异显著，VR =0.0103, X2=57.681, P ＜0.001；在公民标准对外国人和国际组织的预测中，预测强度在各国间也存在显著差异，VR=0.0031, X2=34.083, P＜0.05。加入国家这个二层变量后的预测模型表明，GDP的发展速度抵消了公民标准对接纳移民及接纳外国人、国际组织的负向预测作用。而且，GDP的发展速度可以解释公民标准与接纳移民间关系的36.5%。尽管整体上负作用不显著，但发展速度慢的国家，公民标准对接纳的负作用是比较大的。在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国家，国家界限的主观标准对接纳度的消极的影响被削弱了。

不难看出，人均收入和国家GDP增长速度这两个国家层面的变量对于族群认同标准和公民标准对对外接纳度的预测力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交叉作用。族群标准的预测力受到人均收入的调节，没有受到国家GDP发展速度的调节，而公民标准的预测力受到GDP发展速度的调节。

为了澄清这个交叉作用，有必要分析族群标准和公民标准对对外接纳影响的核心作用方式以及与人均收入和发展速度本身所带来的威胁度。

民族主义标准者之所以排斥外来移民和外国人，原因在于他们认为移民或者外国人会抢夺国家的资源，比本国人地位更高，赚钱更多。如果国家本身很穷，那么移民和外国人相对可以抢夺的东西少一些，同时，此时的外来者比本国人的处境也相对差一些，在相对优势下，民族主义标准者的仇外排外程度也就可以稍稍得到减轻。也可以说，穷困的环境反而是一个相对无威胁的环境，负的影响力被淡化了。

但是，在发展速度快的国家，资源消耗大，机会多，外来移民可能会抢占资源，抢占地位，尽管也带来了经济的发展，自己也得到了一些实惠。然而，对于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人来说，发展速度实在不能算得上一个无威胁的环境，更多的是中性环境。因此，发展速度快并不会减弱民族主义者对接纳度负的预测力。

而公民标准取向者相对具有更理性的思维方式，国家界限是相对比较开放的，只要国籍和政治等方面认同即可被认为不是危险。与相对的优势相比较，他们关注得更长远，更重视发展预期。因此，也许在发展势头比较好时，公民主义者对那些外来影响发展的事物并不排斥。但是当发展势头不好的时候，公民主义者也会将矛头指向一切可能的因素，外来移民和外国来人也就会成为替罪羔羊。因此，在发展速度慢的国家里，公民标准更可能会成为负向预测对外接纳度的因素。

总之，从这两层四个变量的交互过程不难总结，真正起作用的可能是“群体的相对威胁”。

相对的威胁越小，斜率越趋近于零，也许这种相对性也恰好取决于公民们在相对环境中的主观感受（Semyonov, Raijman, & Tov et al., 2004）。例如，人均收入低的环境，对于民族主义者来说，就是个相对小威胁的环境，而对于公民主义者来说，只是个中性环境。发展速度慢，对于民族主义者来说是中性环境，可是对于公民主义者来说就是一个大威胁环境。

最后，政治透明指数越高的国家，政治自豪感对接纳度促进的效力会更大。该结论与已有研究（Dowley & Sliver, 2000）是一致的。此外，人均收入越高的国家对他国的接纳度越高。而且，仅人均收入一个变量就能解释各国间回归方程截距变异的63.29%。相对富裕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接纳外国和国际组织的程度就增加0.301个单位。这与国家层面上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这意味着，人均收入越高的国家相对更愿意接受他国的影视、文化、跨国公司及国际组织，并对国际组织等怀有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