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一 国家态度内涵：爱国主义&国家主义

国家态度（national attitude）是由Fairbrother（2003）提出的。用于指代一种能够包括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在内的所有与国家有关的认同、感情依附以及责任行为（Fairbrother, 2003）。也可以说，国家态度是一个包含了爱国主义、国家主义在内指代所有与国家相关感情和态度行为的综合概念。其中包含了两个重要的构成成分——爱国主义成分、国家主义成分。

1．爱国主义成分

很多研究者都给出了爱国主义的定义。列宁曾深刻地指出，“爱国主义（patriotism）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后改译为，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绝而形成的一种极为深厚的感情）（钱可威，2007）。也即，将爱国主义看成一种最深厚的感情。这不难看出，在他的意识中，爱国主义这种情感的强烈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的所有情感。中外学者对爱国主义的界定也都无一例外地提到了情感依附（emotional attachment）（Raijman, 2008）。

但也有观点指出，爱国主义并不仅仅包含对国家的情感，还有其他成分。例如，房宁等指出，爱国主义思想意识的核心是对国家、民族的政治认同和情感皈依（房宁、王炳权、马利军，2002）。也即，爱国主义概念所包含的似乎并不只有情感依附这一部分，还有对于国家、民族、政治等认知层面的成分。有的研究者还进一步将爱国主义定义为，将关心和维护祖国利益、推动祖国进步作为最高职责的思想观点和行动准则（房宁、王炳权、马利军，2002），即将其看成因对国家的爱而生成的行动准则。爱国似乎是一个包含了情感、认识及其衍生的行动准则的综合体。正如Nathanson教授所总结的：爱国主义必须具备四个条件，（1）对自己国家特殊的爱。（2）对作为某一国家的个人身份证明的认同感。（3）对国家福祉的特别关注。（4）为促进国家的利益愿意作出牺牲（Nathanson, S. Patriotism, Morality, Peace, 1993）。爱国主义的内涵包括爱、认同以及由此产生的关注和责任感，可能还包括行为实践本身（陈锡敏，2006）。

尽管我们澄清了爱国主义可能包含的内容，但事实上，爱国主义的研究总是会混淆着很多术语、定义以及很多结果性质的变量，比如，国家主义、国家忠诚、对国家象征物的爱，各种具体的对国家优越性的信赖等（Huddy & Khatib, 2006）。这些变量通常并不在一个维度上。为了澄清这些混淆，我们有必要对国家主义进行定义并对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差异予以澄清。

2．国家主义成分

研究者（Coenders, Scheepers, 1999）曾经证明，国家主义（nationalism）可以区分为两个维度——沙文主义（chauvinism）和爱国主义（patriotism）。沙文主义是指，认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是独一无二的、更优越的（Coenders, Scheepers, 1999）。这样的一种眼光朝下的对比，是和一种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盲目的、非批判性的感情联系在一起的。而爱国主义的意思是，对本国国民和国家的爱和自豪（the love for and pride in one' s people and country），是一种基于批判性理解的情感（Coenders, Scheepers, 2003）。但也有研究并不把国家主义当成爱国主义的上位概念，相反将国家主义看成是爱国主义的一种子类型。例如，Adorno等（1950）将优越性感觉和对一个国家的盲目情感联系合并起来，将其命名为“虚假爱国主义”（pseudo-patriotism），认为这是一种“盲目的个人同某个国家文化价值的联系，非批判性地与优势组保持观点的一致，并拒绝其他国家或民族，将他们当成组外人”的爱国，是与“真正的爱国主义”相对立的（Schatz, R., Staub, E., Lavine, 1999）。也即，将爱国主义分为两个部分：一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一种是虚假的爱国主义。

由上述对两个概念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两个概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为了澄清概念，研究者（Schatz, Lavine, 1999）避开上位与否的争论，列举了国家主义、盲目爱国主义（blind patriotism）、建设性爱国主义（constructive patriotism）三分法。其中，国家主义是指，一种国家优越性的感觉以及对国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支持。盲目爱国主义是指，一种坚持的、死板的对国家的感情联系。表现为并不会去质疑所有积极的评价，绝对忠诚的拥护，不能容忍批评。建设性爱国主义，也是一种对国家的感情联系，表现为会给国家提出能够带来积极改变的支持、质疑、批评（Staub, 1997）。后来的研究者认为，国家主义总是带有比较色彩的，而无论盲目还是建设的爱国主义是不需要比较的（Coenders, 2003）。我们认为区分二者的关键特征是是否有比较。带有内隐的比较特色的表述均为国家主义，而没有比较特色的一般性的爱国主义即为一般爱国主义，而带有具体内容评价式的爱国主义则是建设性的爱国主义。由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爱国主义成分可能涉及认同、情感、责任感行为准则或者由此形成的整个的行为实践。我们界定的爱国主义包括一般自豪感和责任感部分，并不涉及不同国家之间比较的部分。国家主义成分则是那些涉及国家之间比较的部分。国家态度是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成分的整合。

二 全球态度及其与国家态度关系研究

1．全球态度

全球态度，指的是对地球上的其他国家、国家的人民以及文化所拥有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是指一种具有全球眼光的意识，即全球意识。所谓全球意识，又称世界意识或者国际意识，它是以全球的视野观察、认识、理解世界，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的过去、现状和未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关于人类共同命运、本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个人对人类、民族、国家的权利和义务的意识。从静态来讲，全球意识是一种认识活动。从动态来讲，全球意识又是一种思维方式、思维过程（熊东萍、苏华，2005）。亦即，能否以人类为利益思考的起点，关注重点放在人类的共同命运上。具体的可以包括：人类整体，人类生存，人类国际和平以及人类共同发展这四个领域（张健，2004）。我们认为，从这个角度讨论的对全球的态度更多的是一种以内容为基础的考虑，可能涉及一些关系到人类生存相关问题，比如，文化的融合、战争与和平等问题。还会涉及与人的进一步发展相关的问题，环境的保护和在灾难面前的互助等。全球意识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带有强烈的后现代的成分，是一种能够自觉超越狭隘阶级、民族、国家界限的意识。它是后现代思潮的产物。后现代全球意识强调，面对当今的严峻形势，应该从全人类和全球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在充分尊重差异的同时，努力形成人类共同的认识、价值和实践（王治河，1998）。

在对上述研究整合的基础上，我们将从三个维度界定全球态度——对文化的接纳、无冲突时态度，以及对人类的同情、在高冲突时态度。其中对文化的接纳要测量的核心内容是是否接纳西方的饮食或宗教文化（例如，饮食和节日）。无冲突时对人类的同情则将重点放在是否接纳“人类是公平的，也是无罪”这一观点。同情并愿意帮助非本国的受苦之人。在高利益冲突时态度的抉择则更多的是在面对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冲突时会做出选祖国还是他国的决定。无论三个维度中的哪一种其核心要素均是是否有对全球的接纳。

2．国家态度与全球态度的关系研究

接纳是同仇外（Xenophobia）以及反其他国家（antiforeign）相反的概念，更大程度的排斥就意味着更少的接纳。这是同一个事物的两面。目前对于接纳的研究很多是从仇外、排外的角度探讨的。

究竟是何种因素导致了仇恨以及反他国的态度和情感的形成？有的研究者认为，经济地位是导致反他国态度形成的关键原因。例如，Castles和Kosack（1985）的研究认为，无论是对他国人的偏见、歧视均源自于社会和经济兴趣，并认为只有社会和经济条件的改善才能去除偏见、对立、歧视等（Stephen, Kosack, 1985）。Legge Jr（1996）认为，存在仇外、对立和反国家特质的人群之间都存在着政治或者经济的竞争关系。“权利”的得失将直接影响人们对竞争对象的仇恨的强弱。而与上述“权利论”相反的是“抽象认同论”（symbolic theory）。他们认为，人群间对立仇恨并非源自权利竞争，而是个体头脑中对于国家、民族等的抽象的理解，亦即国家认同。国家认同的程度越高，对他国的仇恨或反他国的力度就会越高，相应的对他国的接纳程度自然也越低。有研究者进行了对比分析后认为，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与实际的经济地位相比，国家认同对反他国的影响更大，其影响力基本达到了前者的数倍（Legge Jr, 1996）。

实证研究表明，在认同标准上，持有公民认同标准者，标准越高，仇外越低，相反，持有民族认同标准者，标准越高，仇外越高。在自豪情感上，则有政治自豪感越高，仇外越低，文化自豪感越高，仇外越高的趋势（Hjerm, 1998）。最近的一项研究也验证了上述两类自豪情感和仇外的关系，同时，又进一步证实了这种关系不仅在移民仇恨上存在，在对他国或者国际组织的影响上也同样存在（吴鲁平、刘涵慧、王静，2010）。

事实上，不仅是不同类型国家的认同以及在认同基础上产生的自豪感对全球态度有不同影响，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也会成为影响全球态度的重要原因。已有的研究也探讨过爱国情感及国家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对外国、国际社会及移民的接纳等的影响。例如，Blank和Schmidt（2003）对东德和西德的国家态度及其对他国或者少数民族的接纳的影响的研究表明，无论在东德还是西德均有国家主义导致更少的对他国他族的容忍，而爱国主义则带来更多的容忍（Blank, T. Schmidt, 2003）。Raijman等（2008）进一步分析，国家主义较强者总是更倾向于感受来自移民的威胁，从而影响其对合法公民资格的看法（Raijman, R. Davidov, E. Schmidt, P. Hochman, 2008）。不难看出，这些对于全球态度的研究重点都在对移民的态度上。尽管这些研究并非使用同一批数据，对国家主义、爱国主义以及排斥的操作定义也并不完全一致，但都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在对外国人或者外族人态度影响上的差异。

由上述研究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已有的关于国家态度和对全球态度之间的关系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1）接纳他国和仇恨他国的研究包含的内容较复杂，具体关系模糊。接纳既包含了对外国文化等的接纳，也包括了对国际组织等的接纳，或者包括对他国对本国经济渗透的接纳等，维度众多，有必要予以澄清。（2）具体自豪感的研究较丰富，但一般自豪感研究却经常为研究者所回避。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其本身所具有的概括性和非批判性倾向，也许会给全球态度带来负面影响，因此研究者更倾向于回避该成分的作用。我们将其提出，并检验其是否会对全球态度有负面影响。（3）爱国主义实质上是一种责任。但责任的成分却总是被忽视，事实上，责任感是国家态度中的一个重要成分，是在认同并信奉国家规范的基础上产生了较高的规范学习水平，它对于全球态度的预测作用是不难预期的。因此，我们也打算将此成分考虑在内。因此，本研究拟通过探索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办法，获得关于国家态度和对全球态度的结构，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索拥有高的国家意识可能会对全球态度的哪些维度带来正面或负向的影响。

相对以往研究，本研究尝试做四点改进：（1）结构化全球态度。以标准的探索和验证分析划分出全球态度的结构。（2）将对非移民的态度引入全球态度的分析中，以弥补以往研究重视移民分析不重非移民的其他国家分析的缺点。（3）完善国家态度的维度。将责任感维度纳入国家态度中。（4）建立国家态度的各个子维度同全球态度各个子维度之间的对应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在一个整体范畴内发现二者之间的具体因果关系。

本研究确定的调查对象是城市中学生，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国家态度和全球态度的关系。为了凸显全球化的影响，我们选取了北京和郑州2个中心城市，根据全球化程度的四个指标——国际旅游人数、外商直接投资、上网人数、信息流动性与开放性（美国《外交政策》评论《如何衡量全球化》），在中学生中开展了问卷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