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性化是一个世界历史过程，在安东尼·吉登斯的理论视野里，现代性的根本性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化。他指出，“全球化可以界定为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本身就具有全球化的性质，因为现代性的动力源也是推进全球化的机制。换言之，具有普适性特征的时空重组、抽离化机制和现代性的自反性实际上都表述了扩张主义，即在与传统上的固有实践相遇时现代社会生活所呈现出的那种鲜明特征。全球化概念的一种较妥帖的理解是对时空延伸的基本方面的表达。全球化使在场与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在现代时期，时空分离的水平显著地高于先前的任何时期。当地的与远方的社会形式和事件之间的关系相应地变得“延伸”了。所谓全球化实质上即指这样一种延伸的过程，不同社会背景或地区之间的联系方式在整个地球表面都趋于网络化。即便是地方性的信息，也成为社会联系跨时空横向扩展和全球化的一部分。因此，应该依据时空延伸与地方性情境、地方性活动的变迁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的角度来把握现代性的全球性扩展。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所导致的社会活动的全球化，就是真正的世界性联系的发展过程，这些联系包含在全球民族—国家体系之中或国际分工之中。这意味着没有人能够“逃避”由现代性所导致的转型。现代制度的一切方面，包括在小范围内起作用的方面，也会影响到生活在高度“发达”地区之外的那些较为传统情境下的人们。而在那些发达地区，人们日常生活的本质里已经将地方和全球之间的关联结合于一系列更加深刻的演变之中。

应当指出的是，吉登斯这里所谓现代性的全球化是在一种普遍主义的预设前提下进行的理论逻辑推衍，并没有充分分析地域性因素和文化背景上的差异性，正是这些差异性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特殊作用，已使得全球化进程具体表现为多重现代性的身姿。

而当时间进入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出现了丹尼尔·贝尔所称“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在一种视野中，西方社会进入了后现代社会。一般而言，“后工业社会”这一概念更多地涉及社会结构层面的意涵，而“后现代社会”这一概念则更多地涉及文化模式层面的意涵。

与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来临相伴随的是社会价值观的后现代转向，换言之，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是后现代价值观兴起的社会基础，而后现代价值观的兴起则是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的文化表征。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曾经出现过两次重大的文化转向。第一次是从传统价值观向现代价值观的转向，其基础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农业社会的价值观阻止社会流动并且强调传统、继承的地位和公共的义务，这些观念受到绝对的宗教规范所支持。进入工业社会，由于社会文化的日益世俗化，农业社会的价值观让位给了激励经济成就、个体主义和创新精神的现代价值观。今天，促进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某些势能，在发达工业社会已经达到极限，于是，社会变迁出现了一种新的方向，即后现代转向。从现代价值观向后现代价值观的转折，是至今人类出现的第二次重大文化转向。

如果说后现代价值观的兴起是一种较大范围的文化变迁的话，那么，其中有一个具有特色或代表性的方面，英格尔哈特称之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盛行，抑或价值观的后物质主义转向。

那么，这种价值观的后物质主义转向是通过什么社会机制实现的呢？

英格尔哈特认为，任何稳定的经济系统、政治系统都有一个和谐的和支持性的文化系统。这种文化系统使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合法化。从广义上说，一种文化是由一个社会广泛共享的态度、价值观和知识构成的一种系统，并且从一代人向另一代人传递。比较核心的和早期习得的文化对于变迁具有抗拒性，既因为它要求用大量努力来改变一个成年人认知结构中的核心要素，还因为要人们放弃最核心的信念将会产生不确定性和焦虑。在面对社会经济状况持续变迁时，即便是文化的核心部分也会被改变，但这种变化不是通过已经社会化的成年人的转变来达成的，更可能是通过代际之间的人口更替来实现的。

基于大规模长时段调查的结果，英格尔哈特及其同事得出的结论是，20世纪最后1/4时间里，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中发生了后现代化这一变迁。根据他们的分析，导致这种变迁的宏观层面上的经济社会动因，首先是经济奇迹。其次是经济奇迹再与现代福利国家的安全网相结合，于是，产生出前所未有的高度经济安全性或保障性。这种态势进而导致了文化和心理上的反应。

英格尔哈特等人在1994年指出，过去20年里，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呈现增长之势，而其增长比例与人口更替模式所预测的比例几乎是完全相同的。根据他们的研究结果，导致价值观后现代转向的宏观层面上的文化和社会动因主要有：第一，在时代精神层面上，理性、科技威信的逐渐衰落。第二，在社会结构层面上，科层权威效能的日益减弱。第三，在社会文化层面上，短缺价值观的消退与安全价值观的生长。

英格尔哈特认为，在整个发达工业社会中，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向仅仅是从现代价值观向后现代价值观广泛转向的一个方面。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价值观变迁的主要趋势仍然是从传统价值观转向现代价值观。因此，后现代价值观转向还不是所有社会的共同特征。

20世纪最后1/4时间里，西方社会价值观发生的转向，从与社会结构变迁相联系的角度看，可以称为后现代转向，与此相应的变迁是从现代社会到后现代社会；如果从与人的需要层次变迁相联系的角度看，可以称为后物质主义转向，与此相应的变迁是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到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后现代价值观的一个重要部分，更具体地表现为个体层面而不是社会层面的主观状态的变迁。

根据英格尔哈特的观点，可以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主要内容概括如下：①强调自我表现。②重视环境保护。③珍视个人自由。④性观念的更新。⑤重新关注意义。⑥倡导宽容品质。⑦注重民主和参与。可以说，后现代价值观已经引发社会的各种变迁，包括政治、工作、宗教、家庭和性行为的基本规范都发生了变化。

在英格尔哈特看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主要内容涉及生活质量、自我实现和公民自由等问题，但是，后物质主义理论并不认为价值观变迁是一种国家现象，而认为后物质主义是产生于大众社会层面的个人现象。这一点也体现出英格尔哈特所做价值观调查的一种重要方法论特征。

英格尔哈特于1970年开始测量文化变迁时就提出过一个假设：在西欧社会中，战后出生的一代人与前一代人之间在价值观的优先性上存在差异，其原因在于，战后一代人一直是在较安全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当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萧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几代人把经济安全和人身安全放在价值观的最高位置上的时候，较年轻一代中的大多数人则把自我表现和生活质量置于价值观的优先地位上。

英格尔哈特在两个假设的指导下具体地进行了研究。一是，稀缺性假设（A scarcity hypothesis）。人们的优先价值观实质上是对于经济社会环境的反映，一般总是把最重要的主观价值观赋予在相对稀缺的事物上面。二是，社会化假设（A socialization hypothesis）。经济社会环境与优先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并非直接相互对应。两者之间较大的时间堕距（time lag）虽然呈现出个人的基本价值观，但所反映的则是其青少年时期的状况。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一种反映，价值观的变迁是通过个体层面的状况呈现的，而个体层面上价值观形成的一种重要机制就是人的社会化过程。个体的价值观形成和人格结构的定型是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尤其是在青少年时期的社会化过程中完成的，因此，可以说明两个现象：一是，社会成员某种价值观的形成或变化不是在短时间内实现的；二是，两代人之间的价值观会呈现差异性，原因在于他们在各自的价值观和性格形成时期经历了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或者说，受到了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塑造。

20世纪50～60年代是西方经济社会高速增长的时期，加之福利国家的出现，这种物质上的富足状况导致了经济上的安全性，从而使1970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进入成年期之后，在人生、社会和政治的观念体系上形成了与前一代人明显的反差。不同于前一代人更关心经济增长、工作稳定和社会保障等直接与物质利益相关的问题，新一代人则更加关心环境保护、自我表现、社会参与和言论自由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问题。

英格尔哈特及其同事的调查结果表明，在年老一代人中，绝大多数是物质主义者，这些人对于经济和人身的安全性赋予了最高的价值优先权。但是，在年轻一代人中，物质主义者的比例下降了，而后物质主义者的比例上升了。在“二战”后出生的一代人中，后物质主义者的比例超过了物质主义者。

一般看来，年龄上的差异只是简单地反映了生命周期的效应，它意味着，当年轻一代人开始变老的时候，他们可能像年老一代人一样也成为物质主义者。而实际情况则是，当年轻一代人变老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变得更加物质化。这一情况表明，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变迁或者说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差异的确已经发生了。

从一定意义上说，西方社会价值观的后现代转向，是在当年轻一代成长起来并在社会生活中逐渐替代年老一代的过程呈现出来的，换言之，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从人身安全和经济安全程度较高的青年一代身上首先表现出来的社会价值观。

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是多个层面上社会变迁的一种反映，尽管社会结构的变迁是社会价值观变迁的宏观动力机制，但是，社会价值观变迁还有其微观动力机制，英格尔哈特的探索及其学术贡献就在于，不仅指出了社会价值观变迁具有多个层面的社会动力机制，而且还着力探讨了社会价值观变迁的微观动力机制，换言之，也就是放在一种经济高度发达和社会福利完善的安全状况下，通过个体需要的满足所引起的人的需要层次变化，来解释社会层面上价值观的整体性变迁。

英格尔哈特提出的两个假设及其相互补充的原理是极其重要的。稀缺性假设说明，人们价值观的优先性被赋予了那些稀缺或短缺的事物，但是，还必须用边际效用递减原理来补充说明，即当人们某种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就会追求更高层次需要的满足。如果用马斯洛的人类需要层次理论来解释就表现为，在低层的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就会追求高级的需要（爱—社交—归属需要、自尊需要、认知需要、审美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

在一个社会中，当一定数量的社会成员表现出这种需要层次上优先性变化的时候，就会使社会层面上的价值观呈现出一种趋势性的变迁。如果说，人们的低层需要被赋予优先性时所表现出的价值观取向呈现物质主义特征的话，那么，当人们的高级需要被赋予优先性时所表现出的价值观取向便具有后物质主义特征。更具有独特意蕴的是，英格尔哈特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西方社会中，这种社会价值观的后物质主义转向，是通过特定时代背景下年轻一代取代年老一代的代际更替过程呈现出来的，换言之，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首先是在经济高增长、社会高福利条件下的年轻一代身上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及其取向。

因此，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作为因果链上的一个环节，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必然导致社会文化的变迁，但是，社会文化变迁是如何发生的？作为链条上的另一个环节，尤其显示了英格尔哈特的探索颇具新意及其洞见独创性的是，他指出，社会文化的变迁是通过个体需要层次的变化所引起的价值优先性的变化，当这种变化从一代人身上表现出来时，便最终导致了社会层面上价值观的变迁。

在十年前的一篇小文中，笔者对当时我国青年研究曾作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更确切地说，处在一种从“感发式”研究向“学科化”研究转变的时期。

在这种转型时期，由于“问题意识”和“建构素质”的短缺，极容易出现两种偏颇现象：一是，看到学科的地方看不到青年。青年研究在不断吸收各种学科的知识成分的过程中，很容易面临这样一种问题，即自身被各种学科所瓦解。因此，在一项研究中似乎难以找到自身关于青年的本质规定性。二是，看到青年的地方看不到学科。青年研究学科化努力的进程已经持续多年，但仍不乏一些“论文”更多的是罗列生活当中鲜活的青年现象，而难以从一种学科视野和方法来进行分析和作出判断。

在《后现代化理论视野下的青年价值观研究》这本书中，我们看到，社会科学学科理论与青年主体这两者之间正在逐渐地实现有机结合，其中呈现的一些重要动态尤其值得关注。

一是，一些比较前沿的社会科学学科理论、范畴、概念正在成为探讨和分析中国青年的重要视角和工具。

如果说青年研究发展的总趋势表现为，根据变化中的社会世界和青年世界不断扩充和丰富自身的基本概念、重要原理、学科体系的话，那么，这种进程意味着：一方面，要运用已有的学科知识对处于特定时空坐标中的青年进行研究；另一方面，要根据处于特定时空坐标中的青年特性来建构新的学科知识。

中国青年研究学者应该在及时了解、掌握、借鉴国外同行所提供的新知识的同时，根据本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和青年主体特性提出、发展、完善有关的学科理论。中国当前所处的社会转型时期以及中国青年发展所呈现的巨大变化，为中国青年研究学者建构、丰富、检验各个层面的学科理论尤其是经验性的学科理论，提供了极好机遇和丰富场域。

二是，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凸显，青年研究取得进展的另一个重要领域同时也是动力，在于研究方法上的突破。

在量化研究方法方面，社会统计技术在过去20多年取得了长足进步，并正在进一步趋于完善。它对于人与社会的变迁所特有的描述分析和动态跟踪的特长，使社会科学许多学科日益具有较强的专业化程度并且可以用经验数据来加以证实或证伪。而定性研究方法晚近以来更多地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界的一个关注重点。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受到有关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促进；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量化研究方法局限性的超越。青年研究学者在自己的研究当中逐渐在尝试运用各种质性研究方法。而研究方法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无疑将成为中国青年研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显著趋势。

三是，学术规范正在逐渐地从一种外在强制力量变成一种内在遵循准则。

学术规范不仅是学术共同体的游戏规则，还是学术活动作为一种社会行动的导向准则。甚至可以说，学术规范在低度的眼光中只是一种底线，在高度的视野里则是一种境界。

与发展较成熟的社会科学学科相比，青年研究学术规范的形成，其意义显得更为重大。青年研究学术规范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表现在：第一，建立青年研究学术演进的导向机制；第二，建立青年研究学术水准的评价机制；第三，建立青年研究知识生产的认定机制；第四，建立青年研究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

我们所置身其中的这个时代，社会变迁进程变得更加复杂，社会科学学科理论和方法知识日益增长，这将使青年和青年研究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在这样的时空中，充满用新的学科知识来探索青年的激情，充满使青年研究在社会科学之林中挺立起来的冲动，都是难能可贵的。而这种激情、这种冲动需要这样一份给养：在功利涌动的大潮中坚守一份执著学术求索的宁静。

沈杰

2012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