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研究设计

1．研究对象的界定

理解农民工这一概念必须诉诸特定的历史语境和中国社会生活的经验事实。“农民工”是中国特有的词汇，国外有的叫“移民工”，还有的称“劳工”（刘芳，2007:49～53）。中国与西方社会一样，在一定历史阶段都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劳动力，也就是我们称呼的“农民工”大规模地离开自己的原居住地进入城市的现象。国外类似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于移民或迁徙人群，研究的范围主要包括传染性疾病的感染、寿命期望周期、新生婴儿死亡率、精神性心理疾病的形成以及卫生服务、生存环境、医疗制度等方面，也包括关于移民的社会偏见和社会歧视、移民与劳动力市场、移民与社会隔离的研究。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来看，现代化进程也是城市化进程，这一进程伴随着大量的人口转移，大量农民流向城市。在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劳动力转移虽然各有特点，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劳动力转移速度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是一致的。在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方向一般都是直接转向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就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而言，农村人口大规模涌向城市带来了一些普遍性问题，比如身份认可、贫困、犯罪、非法用工等。对于这些问题，一些国家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户籍管理制度、推进农民兼业化经营等方面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农民工，从字义上解释，就是具有农民身份的工人，这个群体是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衍生物，也是中国社会转型期最具中国特色的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一个社会群体。现代化过程最基本最主要的人口变动矢量就是农民进城变成工人，农民工则是这一变动的中间形态或过渡形态。他们进到城里从事非农的工作却还未改变农民的身份，未被城市所认同接纳。他们处在产业的边缘、城乡的边缘、体制的边缘，是矛盾的复合体，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伴随着中国社会结构分化及城市化进程，在城乡之间游走的农民工队伍日益庞大。据估计，我国每年大约有1.3亿～1.6亿农民工游走于城乡之间，这个庞大群体早已成为学界、社会和政府关注的焦点问题。我国社会结构与国外社会结构相比有着独特的地方，我国社会由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两个独立的社会系统组成，而农民工作为游离于城乡的一个群体，正日益边缘化。大量农民工长期不被城市吸纳整合乃至受到歧视忽略，会积累很多的矛盾，处理不好可能造成重大不稳定因素。

事实上，近年来学者们对农民工概念、内涵的研究学说可以说是层出不穷，观点不一。虽然全社会都熟悉农民工这一指称，但是，人们对其所指还是没有明确的、统一的界定。李培林对“流动民工”这个概念作了如下界定：一是在地域上从农村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向较发达地区的流动；二是在职业上从农业向工商服务等非农产业的流动；三是在阶层上从低收入的农业劳动者阶层向比其高的职业收入阶层流动。王春光认为，应该从以下四个层面去认识和界定农民工：第一个层面是职业：农民工从事的是非农职业，或者以非农为主要职业，主要收入来自非农活动。第二个层面是制度身份：尽管他们是非农从业者，但是他们在户籍上还是农业户口，属于农民身份，与非农户者有着明显的身份差别。第三个层面是劳动关系，农民工不是雇用者，而是被雇用者。第四个层面是地域，即他们来自农村，是农村人口。总之，农民工指被雇用去从事非农活动、属于农业户口的农村人口。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指出，“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是指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主要从事非农生产、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狭义的农民工，一般指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广义的农民工，既包括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人员，也包括在本县域内第二、三产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

从字面上来看，“农民工”可以被分解为两个部分，一是农民，二是工人。农民意味着户口在农村，原来是靠务农来维持生计的，土地是“命根子”（费孝通，1998:16），来到城市中的目的是为了务工挣钱，再回到乡土社会中去。现在，“农民工”通常简称为“民工”，是一种比较客观与中性的说法。在解放后一段时间内，“农民工”往往被称为“盲目流动人口”，简称为“盲流”，后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盲流”才被正名为“农民工”。目前，关于农民工的定义还是没能形成统一的意见，有的从农民工的城乡空间的流动性来定义，认为他们就是离开农村，去城市中就业和生活，最后还是会回到农村，他们就业和生活处于不稳定或缺乏长期稳定预期的流动状态，通常在城镇或非农领域处于难以生活或失业状态下（有时通过国家强制）又会流回农村或农业领域（何爱国，2009）。还有人从户籍的角度来界定，认为“农民工”是具有农村户籍、到城市务工的农民。《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认为，农民工是指户籍仍在农村，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有的在农闲季节外出务工、亦工亦农，流动性强，有的长期在城市就业，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孙立平认为，“农民工”就是“农民”这种社会身份（户口）与“工”这种职业（活动场所）的独特结合。“农民工”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城市人”。为城市与社区服务，但不被接纳为市民，无法享受与市民同样的权利，形成一个有“边缘人”属性的独特的社会阶层（孙立平，2004）。也有学者认为农民工伴随现代化、城市化进程而不断涌现，其产生是历史的必然。他们是具有农村户籍，从农村流入城市，从事非农工作，具有较强流动性的城市“新工人”。参考前文的定义，根据笔者自己的思索，本书将农民工定义为从农村流动到城市，从事非农职业，但户籍还是农民户口，以受雇和自雇为劳动形式的劳动者。

2．研究方法

本研究拟采取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社会政策这一层面探究国家调整农民工社会政策对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发展和主体性地位提升的社会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构建有效的支持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政策体系。

（1）调查地点和样本选取。

本研究已经开展了为期一年的前期研究，并发表了相关的学术论文。通过以问卷调查法为主，深入访谈法、观察法、文献法为辅的方式收集研究资料。本书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调整农民工政策的社会影响评估研究”课题组组织的《国家调整农民工政策的社会影响情况调查》，以及中南大学社会学系组织的《农民工外出对农村社会影响情况调查》。城市的抽取考虑到两种标准，一是空间上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类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二是从城市性质和规模上分为直辖市、省会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本研究依据的实证资料来源于2008/2009年对广东省广州、东莞、中山3个地级市以及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区、天心区、雨花区、岳麓区5个区的公民的调查资料。城市问卷调查共发出13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244份，有效回收率95.7%。在农村的调查样本中，本研究依据的实证资料来源于2009/2010年对湖南省桂阳县莲塘片、太和片、和平片、飞仙片、县城片居委和郊区的农民或县城居民的调查资料。抽样采取多阶段随机抽样法，在桂阳县随机抽取5个片或者街道，每个片随机抽取两个居委会或村组，每个街道或村组随机抽取100位农民工填写调查问卷。本次共发放问卷1300份，有效回收1231份，有效回收率94.7%。就研究所选取的湖南地区来说，由于湖南地处华中，是南来北往、东去西来的交汇点，因此也是人口流动的重要省，长期以来，湖南都是农民工的重要输出地，据估计，2007年全省农村外出务工人数达到1096万，每6个湖南人就有一个农民工。近年来，随着省内城市经济的发展，很多农民选择了就地打工，按照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哪里都一样，给工钱就行”。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各地外出农民工纷纷返乡，出现了农民工“返乡潮”。据统计，2009年，湖南省外出劳务者中，到外省的达766.45万人，比上年减少9.15万人，下降1.2%；在省内出县、出乡的人数为369.58万人，比上年减少10.61万人，下降2.8%；在本地劳务的人数为330.01万人，比上年增加4.91万人，增长1.5%。作为湖南省省会和全国特大型城市之一的长沙，无疑是外来人口流动的主要场所，是农民工的聚集地之一，据相关报道，长沙市2007年的农民工数量约有78万人。

在当前国家调整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大背景下，长沙市有关农民工的社会政策近几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暂住证的取消，到居住证的实施；从将农民工全部纳入医疗保险，到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养老保险办法的探索和试行等，一系列的政策变化体现了长沙市为逐步改善农民工生存环境所做的尝试和努力。由于农民工群体分布的特殊性、分散性，以及调查人力、物力、财力有限，在城市样本的选取中，没有采取成本高、费时久的随机抽样调查，而是选择配额抽样、判断抽样、偶遇抽样及滚雪球抽样的调查方式。其中配额抽样，又称定额抽样，是根据那些有可能影响研究变量的各种因素来对总体分层，并找出具有各种不同特征的元素在总体中所占的比例，然后根据这种划分以及各类成员的比例去选择调查对象的方法。在调查对象的选取上，综合考虑了性别、年龄、职业等因素，选择不同层次的进城务工人员进行调查，充分考虑了调查对象的异质性。此次调查过程中，对街边小餐馆的消费者、拾荒者等流动性大的群体采取判断抽样方式。在问卷调查的同时穿插了非结构式访谈，以期最大限度地对农民工的社会心理进行把握。在正式调查之前，我们选择了20名农民工和农民进行试调查，并对其中的5人进行深入访谈，力图发现调查问卷初稿、访谈提纲及访问技术方面的问题，进一步修改问卷和访谈提纲。

（2）资料收集方法。

a．文献法。

文献法，即文献回顾，也称为文献考察或文献评论，指的是对到目前为止的、与某一研究问题相关的各种文献进行系统查阅和分析，以了解该领域研究状况的过程。或者说，就是一个系统地识别、寻找、考察和总结那些与我们的研究有关的文献的过程。在研究过程中，本研究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以了解国外移民社会政策和国内农民工社会政策的相关研究状况，为研究设计和分析论述提供有力的理论和经验依据。

b．问卷法。

本研究以自填式问卷法为主，对能充分理解问卷意图的农民工实行直接发放、直接填答、直接回收的方式；对那些不能完全读懂问卷意思（文化水平低或是眼睛模糊），甚至看不懂字（文盲）的农民工，则采用一对一的问题解释方式，每一道题都读一遍，再听不懂的则换一种形象的方式来解释给他们听，直到他们领会真正意图为止，以达到合格完成问卷的目的。

c．访谈法。

通过结构式访谈深入了解调查对象对不同类型的社会政策的认知看法及其应对的行为方式，进而分析其在社会政策背景下所采取的即时行为逻辑和长期生存策略。结构式访谈“要求在访谈过程、访谈内容、访谈方式等方面都尽可能统一，做到标准化。这样是为了避免访谈中各种个人因素，特别是个人主观因素影响访谈过程，从而增加访谈过程的客观性和资料的可信度”，“但结构式访谈因为缺乏弹性，缺乏灵活性，无法了解更加具体、更加详细的资料，也无法对所访谈的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风笑天，2005:263）。对于那些涉及本研究目的的重要谈话内容，调查人会向被调查人作出一定的访谈引导，即引导其就该问题继续全面、详细地讲下去，这里也运用了深度访谈的相关方法。“并不依据事先设计好的问卷和固定的程序，而是只有一个访谈的主题或范围，由访谈员与被访者围绕这个主题或范围进行比较自由的交谈”，“它的主要作用在于通过深入细致的访谈，获得丰富生动的定性资料，并通过研究者主观的、洞察性的分析，从中归纳和概括出某种结论”。实地调查过程中，对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单位的农民工都选择个案进行深度访谈，了解他们的健康状况、疾病原因、病后情况、医保情况、医疗期望以及他们对健康卫生、医疗救助、医疗保障、疾病、居住环境满意度、工作条件满意度、职业病、工伤的认识度等知识的认识和了解程度。

本研究采用了个案访谈的定性研究方法。个案访谈的定性研究方法是建立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个案研究是以一个个体或一个组织如家庭、社区、学校或部落等为对象，对某项特定行为或问题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个案研究偏重于探讨当前的事件或问题，尤其强调对于事件的真相、问题形成的原因等方面作深刻而且周详的探讨。按照罗伯特 ·E· 斯特克（R.E.Stake）的区分，个案研究可以分为三个类别：一是内在个案研究，即研究者希望更加了解个案本身的研究；二是工具性的个案研究，独特个案的研究结果可以提供给研究者供其了解特定议题或使理论更精炼；三是集体的个案研究，较不关心特定个案，研究者可能同时研究许多个案，以探讨现象或一般情形，这并不是研究整体，而是将工具性的个案研究扩展到许多个案上。但是，许多研究在类别上都是混合的。个案研究可以帮助研究者深入到研究对象内部去体察活的历史、活的生活和活的事件，并通过这些历史、生活和事件去考察街区人民的日常生活世界是如何与宏观的社会历史变迁融会贯通的。本书中，笔者运用的个案着重关注的是在社会政策调整过程中，不同的参与者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各种策略性的行为，也正是在这些行为之中，蕴涵着他们各自的行动逻辑。

d．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由爱德华兹（Edwards）、乔纳森·波特（Jonathan Potter）、哈勒（Harre）、玛格丽特·韦斯雷尔（Margaret Wetherell）所发展的话语心理学力图揭示，在谈话中，参与者关于事件（记忆、描述、表达）的谈话版本是如何被建构出来，以发挥交流互动的作用的。虽然其出发点也是会话分析，但分析重点是谈话的内容、谈话主题及其社会组织，而不是谈话的语言学组织。该方法把心理现象（如记忆、认知）当作社会和话语现象来分析。其分析的重点是在报告、媒体和话语体系中各种版本的事件的建构过程。特别是要分析人们如何利用“解释库”来进行这种建构。话语分析不仅被用来对日常会话进行分析，而且也用来分析其他类型的材料，如访谈、媒体报告。

（3）资料处理技术。

经过对问卷的审核与编码之后，问卷信息被输入模板，利用SPSS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在频数（率）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相关分析以进一步了解不同类型农民工社会政策与基本变量的相关性，并寻求影响农民工在不同类型社会政策背景下行为方式的影响因素及互动因素。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内容分析技术”简化深入访谈获得的定性资料。

3．样本描述

本次问卷调查共分两次发放问卷，即城市社会调查和农村社会调查。

城市问卷调查共发出13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244份，有效回收率95.7%（见表1—1）。在调查过程中，由于被调查者的戒备心理、文化程度、理解能力等原因，问卷中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误差，但这种误差在实际统计中可以被忽略，所以数据具有相当强的代表性和可信度。

（1）性别。

本次所调查的农民工中，男性有748名，占总人数的60.1%；女性有496名，占总人数的39.9%。

（2）年龄。

在本次调查的农民工中，样本的平均年龄是30.39岁，年龄结构以18～27岁居多，人数为640名，占总人数的51.5%；其次是28～37岁，人数为380人，占总人数的30.5%；再次为38～47岁，人数为176人，占总人数的14.1%；最后为48岁以上，人数为40名，占总人数的3.2%。

（3）婚姻状况。

在本次调查的农民工中，已婚的农民工有632人，占总人数的50.8%；未婚农民工有588人，占总人数的47.3%；离异或丧偶的有24人，占总人数的1.9%。

（4）受教育程度。

在本次调查的农民工中，其受教育程度以初中居多，有408人，占总人数的32.8%；其次为高中，人数为272人，占总人数的21.9%；再次为大专及以上，人数为260人，占总人数的20.9%；最后为中专、小学及以下，人数分别为184人、120人，占总人数的14.8%和9.6%。而需要说明的是，此次的被调查对象中，有一些专业技术人员和办公/管理人员，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均在大专及以上，由于他们来自农村，且目前户口仍在农村，他们认为自己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农民工。

（5）职业。

在此次所调查的农民工中，普通工人有696名，占总人数的55.9%，他们主要包括无编制临时工、普通工厂工人、商业和服务业劳动者等；其次为专业技术人员，总人数为244名，占总人数的19.6%；再次为办公与管理人员，人数为124名，占总人数的10%。另外，我们对个体户和私企老板也进行了调查，人数为84名，占总人数的6.8%；待业人员32名，占总人数的2.6%；其他未详细职业归类的有64名，占总人数的5.1%。

（6）外出务工时间。

在本次所调查的农民工中，外出务工时间最长的为32年，最短的为半年。外出务工时间在10年及以上的人数为396人，占总人数的31.8%；外出务工时间在7～9年的人数为172人，占总人数的13.8%；外出务工时间在4～6年的人数为236人，占总人数的19.0%；外出务工时间在1～3年的人数为404人，占总人数的32.5%；外出务工时间在1年及以下的人数为36人，占总人数的2.9%。

农村问卷调查共发出13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231份，有效回收率94.7%（见表1—2）。

（1）性别。

本次所调查的农民中，男性占总人数的61.2%，女性占总人数的38.8%。

（2）年龄。

在本次调查的农民中，年龄结构以31～50岁居多，占总人数的54.3%；其次是51～70岁，占总人数的23.2%；再次为18～30岁，占总人数的17.5%；最后为71岁以上，人数为占总人数的4.3%，18岁以下的只占0.7%。

（3）婚姻状况。

在本次调查的农民工中，已婚和再婚农民工占总人数的88.3%；未婚农民占总人数的8.3%；离异或丧偶的占总数的3.4%。

（4）受教育程度。

在本次调查的农民中，受教育程度以初中居多，占总人数的37.4%；中专或高中占总人数的28.2%；初小及以下占总人数的19.8%；高小占总人数的10.2%；大专及以上占总人数的4.4%。

（5）经济水平。

在此次调查的农民中，经济水平中等的占总人数的59.5%；其次为中下水平，占总人数的18.1%；再次是下等，占总人数的10.7%；而属于上等的只占总人数的1.1%。

（6）年纯收入。

在本次调查的农民年纯收入中，10000元以下的占总人数的43.3%;10001～30000元的占总人数的36.4%;30001～60000元的占总人数的9.7%;60001～90000元及以上的占总人数的2.6%。

从农村的调查样本可以看出：1231位被访者主要为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中青年男性，男性占到了2/3，年龄主要集中在31～50岁（54.3%），88.3%的人已婚或再婚，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占到总人数的67.4%，他们的年纯收入大多处于30000元及以下（79.7%），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经济水平与同村人相比处于中等或中下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