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相关政策建议

上述研究表明，培育产业动态比较优势是转变发展方式、摆脱分工锁定，实现价值链提升的必然要求。培育产业动态比较优势不等于培养动态比较优势产业，还包括体现动态比较优势要素升级的环节。它涉及人力资本、技术能力、营销能力、产业组织和制度保障等方面。同时，产业政策是一个综合性的政策，而不是单纯的贸易政策。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战略也不应该简单地在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之间进行选择，而应针对不同部门类型的不同发展阶段，制定不同的政策。在产业政策制定过程中，还应注意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的方向性、动态比较优势培育方式等问题。

（一）适应竞争重心变化和成本上升的要求，着力培育人力资本和技术能力等后天优势

随着我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未来竞争重点必将由以成本价格和生产率为中心向以质量、服务、品牌和响应速度为中心的转变，由以低价格竞争为主向追求更高价值转变。政策重心也应该与此相适应，应清理各地方招商引资政策，改变竞相降低要素价格的政策优惠，着力培育技术能力、人力资本、营销能力和品牌化能力、网络化能力等后天优势。

一是把促进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落到实处。这是培育和提升动态比较优势的重要依托。重点发挥企业和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的积极性，推进产学研合作体系建设。打破行业、地区、所有制及军用民用的界限，发挥全社会的技术优势，实现科技与经济、科研与生产的紧密结合。同时，积极引导自主开发企业充分利用国际人才和技术资源。鼓励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提高资源效率的机会，通过与国际技术机构开展技术合作、到发达国家设立研发机构和实验室等方式，引进、消化、吸收更高档次的技术和开发更前沿技术，开展面向国际市场的适应性开发、海外市场认证，构建全球研发体系。

二是注重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方向性，着力支持功能升级。着眼于功能升级对改善我国市场势力和贸易条件的积极作用，把新产品研发、价值链提升等方面的技术创新作为科技投入支持的重点。

三是高度重视共用技术研究和公共平台的建设。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和国家科学基金对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研究开发活动的支持力度，针对重点产业领域，整合国内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科技资源，成立专门机构和组建专门队伍，重建产业共性技术创新平台，积极开展共用技术研究，提高产业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水平，为企业自主研发产品提供基础服务。

四是强化对人力资本培育的针对性。人力资本是培育新的动态优势的重中之重。应创新教育及培训机制，鼓励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建立高级技术人才培养基地，促进科研机构与高等院校联合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以实现教育资源共享。着眼于关键环节，增强对研发、设计、营销、供应链管理、金融服务、咨询等专业人才培育，引进国外成熟的培训体系和教育资源。积极支持企业从国外引进高层次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特别是各专业紧缺人才。加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下岗职工、转业职工的职业培训，尤其是强化对失地农民的培训支持。同时，要大力改善合法经营的职业企业家、领军型企业家形成的环境。

（二）营造有利于人力资本、知识产权等软性要素积累和形成非价格竞争的体制机制与政策环境

在过去我国建立起了适应以要素投入驱动和成本价格竞争的体制机制，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经济增长。但这一体制机制对未来追求以品牌、质量和服务竞争形成明显制约。创新体制机制，应从改变考核机制，强化对知识产权、人力资本的保护等方面着手。

一是通过改变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考核机制，健全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改善企业外部环境等多种措施，鼓励和促进企业之间的竞争由成本价格竞争向质量、差异化、品牌和响应速度等非价格竞争转变。

二是强化对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从战略的高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建立有利于人力资本、知识产权等软性要素积累和形成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这是提升比较优势的基本要求。企业应强化申请专利、保护创新成果的意识，国家应加大对海外知识产权注册的支持力度。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促进技术成果流通。健全科技成果等无形资产的评估体系和融资方式。

三是建立健全征信体系，强化全社会的信用意识。加大对失信企业的惩罚力度，提高失信成本。加强服务，对信誉良好的名牌产品实行出口免验和便捷通关。

（三）增加产业政策的多样性，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进行分类指导

在全球化过程中，国别之间的分工已由产业之间和行业之间的分工，向行业内、产品内分工演变，培育产业动态比较优势，并不是简单的产业调整或扶持，还应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角度，培育体现动态比较优势要素的价值链环节。

一是针对既有比较优势部门，如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价格竞争已十分惨烈，而部分企业的创新能力也在逐步提高，应重点支持这类行业提高研发设计水平，培育品牌，促进由成本价格竞争向以产品多样化和设计、服务、品牌等差别化竞争和功能提升为主的转变，缓解贸易条件的进一步恶化。同时，应把建立海外营销网络，作为提升该类行业国际竞争地位的重要方面，在融资、通关等方面进行政策支持。

二是对于具有动态比较优势的产业，它们正在或即将成为我国出口的重点行业，应在促进提高生产率、降低出口的交易成本，支持开拓海外市场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其中，通信设备、电子、电器机械等行业已经成为出口的主导，政策重心是支持研发设计和关键设备、关键部件的国内生产，提高国际分工层级；普通机械、专业机械，钢铁、化纤等行业国际竞争能力有进一步提高的潜力，前者主要是强化研发、设计和关键部件等环节，后者应在提高环境标准、强化节能减排的前提下，支持其提高产品档次和“走出去”。

三是对于一直是比较劣势而地位重要的行业，如医药制造、高端装备以及关键部件、关键设备、关键材料等，则应以适度的市场保护和投入支持为重点，并着力提高开发设计水平，强化供应链管理，着力提升分工层级，支持高新技术行业和关键环节的战略性进入和提高国际竞争能力，以打破海外垄断，形成有利于我国国民福利的市场结构，改善贸易条件。对石油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应通过强化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档次和质量，强化节能减排，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四）加强品牌建设，建立培育自主品牌支持体系

一是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加强自主品牌建设。鼓励企业依靠科技进步和加强质量管理，争创名牌，走名牌兴企的道路。帮助企业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标准化体系和计量检测体系。支持企业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二是完善法规，加强政策引导和扶持，开展“国家品牌工程”。完善中国名牌产品评价机制。鼓励各地政府加强组织领导，制订名牌发展和培育规划。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社会中介组织在实施名牌战略中的作用，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

三是努力营造有利于自主品牌成长发展的环境。加大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和保护自主知识产权的力度，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强舆论宣传，增强全社会品牌意识，努力营造有利于品牌成长的环境。通过政府采购、贴息和信贷支持等方式，支持自主品牌企业的成长壮大。在合资合作以及对国内企业和品牌的并购过程中，防止外资企业的恶意收购。

四是建立和强化海外融资支持体系，支持企业联合在海外主销市场建立物流中心、分销中心等营销网络。

（五）提高产业转换能力，降低产业转换成本

我国正进入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时期，产业政策应着力降低结构转换成本，重点针对资产的专用性、劳动技能培育的时间要求和专业性，以及市场渠道建立的长期性等形成了产业结构转换的高成本。一方面，提高环境准入标准和技术准入标准，加速淘汰落后能力。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政府和企业达成共识的产能过剩行业，政府可以在促进重组、债务减免、再就业培训、淘汰设备补贴等方面加以支持。

（六）着力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提高我国企业市场势力

从提高国民福利的角度，既要解决制造行业过度竞争和集中度不够的问题，也要解决一些服务行业的垄断性问题，实施“内外有别”的方针，促进有效竞争。对外，要尽量打破跨国公司的垄断，实施战略性进入及提高产业集中度，努力形成与跨国公司相抗衡的能力；对内，要促进形成经济规模和适度竞争。

一是要推进服务行业的改革攻坚，加快银行、保险、铁路、民航、邮政、电信等领域的改革开放步伐，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都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并放宽股权比例限制。

二是通过集中化、集团化，提高我国市场势力。对于钢铁、石化、汽车、船舶等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行业，推进跨地区兼并重组，促进规模化、提高产业集中度，培育我国自己的跨国公司和“航空母舰”。对于新能源、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重点推进大中小企业在研发、生产、市场和人才培养上建立战略联盟，形成合力。培育和壮大一批具有总体设计、成套能力和系统服务功能的大型企业集团。

三是营造集群创新环境，打造面向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服务平台，引导、培育围绕集群主导产品的专业化市场，促成一大批专业分工明确、特色突出、技术能力和配套能力强的中小企业发展壮大。

四是强化行业协会的协调能力和企业自律，规范市场行为，阻止恶性竞争。促进各种中介组织的发展，在协调市场行为、组织反倾销、反补贴以及应诉等行动中，充分发挥中介组织的特殊作用。

五是严格对外资并购的审核，要防止跨国公司对我国制造业排头兵企业和服务业关键领域的控制。行业排头兵企业是决定一个国家市场势力，保持与跨国公司进行竞争，形成比较有利的市场结构的重要力量。因此，在提高利用外资质量的同时，应从产业安全的角度，防止跨国公司对我国排头兵企业和服务业关键领域的控制。

（七）注重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和区域政策之间的协调

一是外贸政策重心要切实从以推进出口增长为主向以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为主的转变。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多产品在国际市场尤其是在一些国家的市场上占有很高比重，继续通过价格竞争的方式提高市场份额，很容易导致贸易摩擦，也与我国转变发展方式不相符。在出口结构调整、企业转型过程中，出口速度减缓、部分企业效益下降成为必然，应尽量减少为了缓解上述矛盾而出台与转变发展方式相反的出口退税、延缓要素价格正常化等政策。

二是针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比较优势，实施差异化竞争战略。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应顺应贸易条件改善的方向扩大出口规模，为我国正在形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自主品牌产品提供市场，同时，扩大那些中间要素密集型行业进入这些国家，开拓市场。探索通过国家层面的合作，建立海外经贸合作区，推进我国比较优势衰退的产业进行转移。对发达国家出口应着力改变产品结构，增加出口种类，培育自主品牌，改变单纯依靠价格竞争的状况。

三是顺应产品生命周期规律和利用区域发展差异，促进产业转移，延长产业生命周期。我国区域差异很大，随着发达地区的比较优势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其原有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类型虽然在本地区失去了竞争力，但为欠发达地区提供了产业转移的基础。一方面，应该出台政策防止简单的落后生产能力的转移，另一方面，应该鼓励发达地区外移企业采用先进或适宜的技术，与欠发达地区实际情况有机结合，提高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延长产品生命周期。但物流成本高、产业基础薄弱、配套能力差是制约中西部地区承接转移的重要障碍。为此，政府应加大对公路建设的投入，降低公路收费标准，减少收费站点，调整不合理的收费期限。同时，要培育中西部地区产业配套能力，强化承接产业转移的基础。

四是注重培育方式，减少贸易摩擦。为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培育新的优势产业，各级政府以补贴或其他手段进行支持，但也给未来企业面对国际竞争带来了隐患。再加上企业以价格竞争为主的战略，使得我国不但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而且也正在成为反补贴重灾区。培育我国动态比较优势，应研究与WTO规则相适应的政策支持方式。重点通过支持专业教育培训、研发、平台建设、共性技术研发支持、网络建设、专利申请补助等功能性政策。对产业化的支持由直接支持向间接支持转变，比如加大研究与开发的支持力度，以及对专利和其他软技术购买的补贴，支持产学研合作，组建开发联合体或技术联盟，大力发展风险投资和孵化器等。对那些具有可诉性和不可诉性双重特点的补贴，如对环保设备、技术进步政策，应该强化其中的不可诉内容；对非绿灯补贴范围的补贴形式，将“明文政策”补贴改为一事一议的事实上的补贴。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生产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成为必然。但在继续推进人民币升值之前，应先理顺国内的各种要素价格，让各种要素价格体现其应有的价值。否则在人民币升值到位以后，再提高要素价格，将严重威胁我国产业竞争力。要清理完善招商引资政策，完善要素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加快理顺要素市场价格，让土地、能源、环境等反映正常成本，尤其应使工人工资和福利保持在具有扩大再生产能力的水平。